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 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起十会上的强烈反响。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中共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几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贞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 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观点，也被公开信有意删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张不将原信公布于众，而听凭公开信对它断章取义，除了担心它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外。用意还在于隐瞒事实真相，以便对来信作者任意上纲上线，强加罪名。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国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以黄帅名义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态度上前后判若两人，把来信升级到“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歪由王亚卓的原意，蛮横地强加上“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
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调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大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到对王亚卓围剿的行列。 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立刻开始了对王亚卓的政治迫害。2月12日，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有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随即收到兵团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是给黄帅写信的执笔人，与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工作组责令他们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写毕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数十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甚至把他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编出“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的顺口溜。 但正义的呼声是钳制不了的。王亚卓的遭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公开信》发表时，十九团中心学校的部分知青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又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黄帅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该报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王亚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劳动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有的鼓励他们“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全国各地，都有人致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反对、抗议。仅王亚卓所在单位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这些信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手里，但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了解的。 黄帅则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给她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 1974年4月5日，王亚卓在经过二十多次批判会后，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同时在组织上做出处理：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在“四人帮”直接捕手和巨大政治压力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他们做出了在当时看来较轻的处分，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亚卓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悲愤而亡。 “四人帮”制造这起轩然大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谁若对他们的倒行逆旌不满，谁就是“复辟势力”、“反革命”，难免要遭到与SEE卓相同的厄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一片声讨，“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甚嚣尘上。灾难深重的教育部门更加凋敝，恶劣影响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 (二)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张扬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文革”中两度入狱，几陷不测，他的经历在不胜枚举的现代“文字狱”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张扬的舅父周昌龄，曾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他根据这些故事，写成一篇5000字的小说，名日《浪花》。1964年，他把《浪花》重写，改名《香山叶正红》。 1965年，高中毕业的张扬来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三湘四水，他躲在生产队的土屋里，继续改写《香山叶正红》。 1970年初，在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了追捕对象，并第一次锒铛入狱。起因是：浏阳有位知青罗孟寅，很赞佩张扬的文才，两人相互通信，引为知己。罗在给张的信中写道：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牛氓利锐笔刺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我更指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人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这些话的含义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舛谬；而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见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氓》)则指“副统帅”林彪。 张扬年长于罗，阅历较多，对这封锋芒毕露的倩，他没有正面答复。也未予揭发。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罗不要保存信件。罗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实际上罗早受到监视。“一打三反”运动中终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张扬的几封。于是罗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在劫难逃。张扬竭力逃避这次意外的打击，在朋友的掩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里，他重新改写书稿，加以充实。改名为《归来》，以喻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从海外来归，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1970年2月下旬。张扬被公安部门缉获。书
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幸得保全。此后，他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三年大狱，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但始终没向他出示过拘留证或逮捕证。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一直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才获释，重返大围山区。 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书稿。至此，《归来》一书大体成形，脱稿后共20万字。其间，《归来》已不胫而走，首先在当地知青中辗转传抄，接着手抄本从湖南扩散到华北、东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经过许多无名读者的修改润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将书名由《归来》改为《归国》或《第二次握手》。 《归来》(正式出版时更名《第二次握手》)的主要情节：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动乱和小人离间，两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清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赴机场进行说服。丁洁琼决心留在祖国。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这样一部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突出周总理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的普通手抄本小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直接下令立案追查的大案。1974年。湖南有关部门已经在情况汇报中反映了“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但尚未着手调查作者。 1974年10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内参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4日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命令查这本书意在打击陷害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日报》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周钰的批示：“请传新同志(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因参与镇压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于“文革”后畏罪自杀)一阅，似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屙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捕写“爱情”。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中共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水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迫害，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张扬之母连夜携子逃离河南。尔后张扬靠寡母养活成人。“文革”中，张因父亲这段历史，被算成“恶霸地主”出身。入狱后，就被认定是“猖狂进行阶级报复”。 此外，《起诉书》还编造了“烧毁《毛泽东选集》”，“顽同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这时，张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公安局的《起诉书》给他锻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对他严惩，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无疑。 值得庆幸的是，省法院负责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他不能认定《归来》是反动小说，又发现提交的判刑依据不足。于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提出审判意见。一个多月以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被一举逮捕，形势陡变，张扬才摆脱死亡阴影的笼罩。 “文革”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亲手铸成的。归根结底，是极左路线肆虐横行、法制受到空前践踏的产物。然而，极左路线的淫威只能钳制人们的言语，却不能禁钢人们的思想，也正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现代“文字狱”，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 (选自《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 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起十会上的强烈反响。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中共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几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贞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 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观点，也被公开信有意删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张不将原信公布于众，而听凭公开信对它断章取义，除了担心它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外。用意还在于隐瞒事实真相，以便对来信作者任意上纲上线，强加罪名。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国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以黄帅名义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态度上前后判若两人，把来信升级到“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歪由王亚卓的原意，蛮横地强加上“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
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调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大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到对王亚卓围剿的行列。 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立刻开始了对王亚卓的政治迫害。2月12日，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有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随即收到兵团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是给黄帅写信的执笔人，与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工作组责令他们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写毕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数十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甚至把他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编出“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的顺口溜。 但正义的呼声是钳制不了的。王亚卓的遭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公开信》发表时，十九团中心学校的部分知青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又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黄帅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该报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王亚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劳动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有的鼓励他们“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全国各地，都有人致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反对、抗议。仅王亚卓所在单位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这些信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手里，但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了解的。 黄帅则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给她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 1974年4月5日，王亚卓在经过二十多次批判会后，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同时在组织上做出处理：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在“四人帮”直接捕手和巨大政治压力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他们做出了在当时看来较轻的处分，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亚卓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悲愤而亡。 “四人帮”制造这起轩然大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谁若对他们的倒行逆旌不满，谁就是“复辟势力”、“反革命”，难免要遭到与SEE卓相同的厄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一片声讨，“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甚嚣尘上。灾难深重的教育部门更加凋敝，恶劣影响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 (二)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张扬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文革”中两度入狱，几陷不测，他的经历在不胜枚举的现代“文字狱”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张扬的舅父周昌龄，曾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他根据这些故事，写成一篇5000字的小说，名日《浪花》。1964年，他把《浪花》重写，改名《香山叶正红》。 1965年，高中毕业的张扬来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三湘四水，他躲在生产队的土屋里，继续改写《香山叶正红》。 1970年初，在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了追捕对象，并第一次锒铛入狱。起因是：浏阳有位知青罗孟寅，很赞佩张扬的文才，两人相互通信，引为知己。罗在给张的信中写道：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牛氓利锐笔刺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我更指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人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这些话的含义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舛谬；而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见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氓》)则指“副统帅”林彪。 张扬年长于罗，阅历较多，对这封锋芒毕露的倩，他没有正面答复。也未予揭发。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罗不要保存信件。罗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实际上罗早受到监视。“一打三反”运动中终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张扬的几封。于是罗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在劫难逃。张扬竭力逃避这次意外的打击，在朋友的掩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里，他重新改写书稿，加以充实。改名为《归来》，以喻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从海外来归，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1970年2月下旬。张扬被公安部门缉获。书
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幸得保全。此后，他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三年大狱，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但始终没向他出示过拘留证或逮捕证。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一直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才获释，重返大围山区。 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书稿。至此，《归来》一书大体成形，脱稿后共20万字。其间，《归来》已不胫而走，首先在当地知青中辗转传抄，接着手抄本从湖南扩散到华北、东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经过许多无名读者的修改润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将书名由《归来》改为《归国》或《第二次握手》。 《归来》(正式出版时更名《第二次握手》)的主要情节：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动乱和小人离间，两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清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赴机场进行说服。丁洁琼决心留在祖国。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这样一部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突出周总理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的普通手抄本小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直接下令立案追查的大案。1974年。湖南有关部门已经在情况汇报中反映了“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但尚未着手调查作者。 1974年10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内参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4日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命令查这本书意在打击陷害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日报》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周钰的批示：“请传新同志(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因参与镇压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于“文革”后畏罪自杀)一阅，似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屙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捕写“爱情”。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中共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水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迫害，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张扬之母连夜携子逃离河南。尔后张扬靠寡母养活成人。“文革”中，张因父亲这段历史，被算成“恶霸地主”出身。入狱后，就被认定是“猖狂进行阶级报复”。 此外，《起诉书》还编造了“烧毁《毛泽东选集》”，“顽同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这时，张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公安局的《起诉书》给他锻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对他严惩，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无疑。 值得庆幸的是，省法院负责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他不能认定《归来》是反动小说，又发现提交的判刑依据不足。于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提出审判意见。一个多月以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被一举逮捕，形势陡变，张扬才摆脱死亡阴影的笼罩。 “文革”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亲手铸成的。归根结底，是极左路线肆虐横行、法制受到空前践踏的产物。然而，极左路线的淫威只能钳制人们的言语，却不能禁钢人们的思想，也正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现代“文字狱”，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 (选自《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