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资本管制消除，中国经济能否避免资金大规模撤离，资产大量蒸发的情况？ 2013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涨至6.0969，人民币即期汇价报收6.0540，当时，各大机构纷纷预测，在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破6”将是意料中事。这样的预测在很多人看来毫无意义。自新的一届中国政府上台后，中国对待汇率自由化的态度逐渐明朗。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长易纲表示，“人民币汇率离自由浮动不远了”，而在这之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众多压力下持续推进，这一试验区被视为中国政府在金融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的突破和创新，更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基石。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在汇率上的问题颇为突出，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进口国与出口国。而在“多出口，少进口”的贸易政策引导下，中国出现了连续的贸易顺差，截止到2013年9月外汇储备已达3.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已超过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总量。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劳动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以及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等内生因素的凸显，人民币在成为世界性货币和通过资本管制坚持现有汇率间反复。对此，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加速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经济难以再平衡，由于过去出口太多，进口太少，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由于成本低廉而粗放生长。所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大关键就是必须解决结构问题。吴敬琏建议，中国政府应向出口企业施加一定的压力，促使其改进技术、提高效率，最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他说：讨论人民币汇率升百分之多少并没有意义，加速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才是关键。 曾经历日本汇率败局的原日本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副秘书长谷口诚则提醒中国应谨慎推进汇率自由化，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资本开放的话，会很危险。《金融时报》记者Izabella Kaminska不久前也撰文提出了一些曾被忽视的问题。他说：由于资本管制，中国无法通过资金自由流动或者汇率自由浮动来使市场达到平衡，市场信号很清楚地表明当前中国的购买力相对过剩，这必然导致物价飞涨。资产价格走高，泡沫越积越多，资金外逃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意味着，中国购买海外地产、黄金和比特币导致市场走高的消息应被小心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管制消除，资金会大规模撤离，导致资产价格大跌，所有定价过高的资产都会大量蒸发。 这样的观点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殊途同归。在斯蒂格里茨看来，人民币浮动汇率将使中国陷入不稳定，并将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尤其是中国还面临着存在许多问题的银行体系。 这样的争论还将继续。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有多个国家作出过汇率自由浮动的决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日本。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一揽子协议，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这就是广场协议。 当时，美国经济情况和中国现今情况极其相似，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在1982年和1983年，美国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1984年贸易逆差已高达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50%，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而日本情形也与中国经济现状颇有相同之处，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持续大幅度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1985年日本出口总额为419,557亿日元，1986年下降到352,898亿日元，1987年进一步下降到333,153亿日元，这种下滑势头直到1988年才有所扭转。与理论的预测相反，日元升值后日本的进口不升反跌，1985年日本进口总额为310,851亿日元，1986年下降到215,509亿日元，1987年略增至217,369亿日元，直到1990年才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 1990年后，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使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出现破灭迹象。而之后，日本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货币政策突然收缩，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这样的历史让人警醒。不过，与日本汇率自由浮动时间几乎相同，1983年年尾，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克（Bob Hawke）和财长基廷作出了澳元汇率自由浮动的决定，开启了澳大利亚经济连续22年增长的序幕。基廷说：“这令国家经济和政治得到转型，将内阁相关权力移交给了市场。两年内汇率实际贬值33%，这对挽救澳洲竞争力很有帮助。”对此，基廷认为，汇率自由浮动的本质在于减少经济冲击。 这也直接导致了现在对于汇率自由浮动的历史经验分歧。不过，这样的争论并不能延缓汇率自由浮动的脚步。易纲曾用三点来论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首先，汇率自由化发展市场，让市场更便利，没过多行政审批限制。他坦承：用行政管制、审批的办法，控制资本流动效果有限，最根本的办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其次，汇率自由化还能增加汇率弹性；第三，在非盯住美元不动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准上保持稳定。 2014年1月初，易纲在《求是》杂志撰文称，将深入研究托宾税等手段抑制“热钱”出入，这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汇率自由浮动的猜想。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评论认为，人民币汇率已被严重高估，应尽快扩大人民币兑美元双向浮动区间，使人民币中间价真正反映市场供需。他指出，汇率的自由浮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前提。观察所有国际化的货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国际上广泛地被人们持有，有很好的流动性。他说：“资本项下的开放一定要与汇率的弹性相协调，自由浮动的汇率是与资本项下开放完全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项下开放的程度如果超出了汇率弹性所能容忍的程度，将是非常危险的。亚洲金融危机前的经济体就是在汇率仍然是刚性的情况下过快开放了资本项目。因此，不提倡再度回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转换思路，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资本项下的更大开放创造条件。”
如果资本管制消除，中国经济能否避免资金大规模撤离，资产大量蒸发的情况？ 2013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涨至6.0969，人民币即期汇价报收6.0540，当时，各大机构纷纷预测，在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破6”将是意料中事。这样的预测在很多人看来毫无意义。自新的一届中国政府上台后，中国对待汇率自由化的态度逐渐明朗。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长易纲表示，“人民币汇率离自由浮动不远了”，而在这之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众多压力下持续推进，这一试验区被视为中国政府在金融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的突破和创新，更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基石。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在汇率上的问题颇为突出，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进口国与出口国。而在“多出口，少进口”的贸易政策引导下，中国出现了连续的贸易顺差，截止到2013年9月外汇储备已达3.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已超过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总量。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劳动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以及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等内生因素的凸显，人民币在成为世界性货币和通过资本管制坚持现有汇率间反复。对此，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加速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经济难以再平衡，由于过去出口太多，进口太少，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由于成本低廉而粗放生长。所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大关键就是必须解决结构问题。吴敬琏建议，中国政府应向出口企业施加一定的压力，促使其改进技术、提高效率，最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他说：讨论人民币汇率升百分之多少并没有意义，加速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才是关键。 曾经历日本汇率败局的原日本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副秘书长谷口诚则提醒中国应谨慎推进汇率自由化，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资本开放的话，会很危险。《金融时报》记者Izabella Kaminska不久前也撰文提出了一些曾被忽视的问题。他说：由于资本管制，中国无法通过资金自由流动或者汇率自由浮动来使市场达到平衡，市场信号很清楚地表明当前中国的购买力相对过剩，这必然导致物价飞涨。资产价格走高，泡沫越积越多，资金外逃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意味着，中国购买海外地产、黄金和比特币导致市场走高的消息应被小心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管制消除，资金会大规模撤离，导致资产价格大跌，所有定价过高的资产都会大量蒸发。 这样的观点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殊途同归。在斯蒂格里茨看来，人民币浮动汇率将使中国陷入不稳定，并将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尤其是中国还面临着存在许多问题的银行体系。 这样的争论还将继续。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有多个国家作出过汇率自由浮动的决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日本。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一揽子协议，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这就是广场协议。 当时，美国经济情况和中国现今情况极其相似，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在1982年和1983年，美国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1984年贸易逆差已高达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50%，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而日本情形也与中国经济现状颇有相同之处，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持续大幅度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1985年日本出口总额为419,557亿日元，1986年下降到352,898亿日元，1987年进一步下降到333,153亿日元，这种下滑势头直到1988年才有所扭转。与理论的预测相反，日元升值后日本的进口不升反跌，1985年日本进口总额为310,851亿日元，1986年下降到215,509亿日元，1987年略增至217,369亿日元，直到1990年才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 1990年后，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使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出现破灭迹象。而之后，日本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货币政策突然收缩，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这样的历史让人警醒。不过，与日本汇率自由浮动时间几乎相同，1983年年尾，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克（Bob Hawke）和财长基廷作出了澳元汇率自由浮动的决定，开启了澳大利亚经济连续22年增长的序幕。基廷说：“这令国家经济和政治得到转型，将内阁相关权力移交给了市场。两年内汇率实际贬值33%，这对挽救澳洲竞争力很有帮助。”对此，基廷认为，汇率自由浮动的本质在于减少经济冲击。 这也直接导致了现在对于汇率自由浮动的历史经验分歧。不过，这样的争论并不能延缓汇率自由浮动的脚步。易纲曾用三点来论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首先，汇率自由化发展市场，让市场更便利，没过多行政审批限制。他坦承：用行政管制、审批的办法，控制资本流动效果有限，最根本的办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其次，汇率自由化还能增加汇率弹性；第三，在非盯住美元不动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准上保持稳定。 2014年1月初，易纲在《求是》杂志撰文称，将深入研究托宾税等手段抑制“热钱”出入，这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汇率自由浮动的猜想。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评论认为，人民币汇率已被严重高估，应尽快扩大人民币兑美元双向浮动区间，使人民币中间价真正反映市场供需。他指出，汇率的自由浮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前提。观察所有国际化的货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国际上广泛地被人们持有，有很好的流动性。他说：“资本项下的开放一定要与汇率的弹性相协调，自由浮动的汇率是与资本项下开放完全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项下开放的程度如果超出了汇率弹性所能容忍的程度，将是非常危险的。亚洲金融危机前的经济体就是在汇率仍然是刚性的情况下过快开放了资本项目。因此，不提倡再度回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转换思路，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资本项下的更大开放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