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苏武牧羊》的小人书，苏武被扣匈奴，李陵去劝降。那李陵谄肩胁笑，一副小人嘴脸，令人生厌。
稍长大一些，翻看《古文观止》，很喜欢那篇《李陵答苏武书》。“……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道尽李陵心中的凄凉、孤独和痛苦，非常感染人。后来知道，这篇文章被指为“伪书”。苏轼就很看不起这篇文章，说它语言浅薄，是南朝齐梁时期小玩儿闹写的（“齐梁间小儿所拟”）。但是我依然喜欢。
后来读史，读《史记》和《汉书》的《李陵传》，才明白，“齐梁间小儿”为什么大费周章地搞那么一篇“伪书”出来，他们是以此表达对李陵的深切同情。
李陵，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在一次和匈奴的战斗中，战败被俘。司马迁就因为为他辩护受到惨绝人寰的宫刑。司马迁在他那篇椎心泣血的《报任安书》中把整件事说的很明白。司马迁为李陵吃了天大的亏，但他在《报任安书》里还是对李陵不吝溢美之词。说李陵“有国士之风”，“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简直就是道德楷模；他用极富激情的笔触描写那次战斗，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
《汉书》对那次战斗，尤其对李陵如何从英雄一步一步走向末路的前因后果做了详尽的描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貮师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到天山攻击匈奴右贤王，并派李陵运送辎重。李陵奋然请命，要求单独率兵到兰干山以南牵制、分散匈奴兵力，以防匈奴集中兵力专对貮师将军。武帝一直是很欣赏李陵的，认为他有爷爷李广的风范，说：我这次派兵很多，没有马匹给你。李陵慨然说：不用骑马，我就带五千步兵以少击众，深入匈奴。武帝很欣赏李陵的豪气，欣然答应。
按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李陵此举，极端缺乏谋略，纯粹就是“匹夫之勇”。你领着步兵到人家匈奴的地盘遛弯儿，人家可全是骑兵，一旦遭遇，肯定成人家锅里的手抓羊肉。然而，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汉代，是一个质朴雄健、充满激情的时代；是人们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所以，作为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司马迁，不但没批评李陵的轻率、冒险，反而盛赞李陵的这种英雄主义：“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
武帝同意李陵帅步军深入匈奴地，又诏令驻守居延塞的路博德率兵做李陵的策应。这个路博德曾因军功封过侯，做过“伏波将军”，后因打败仗被撸光。是个老油条。他根本看不起李陵这个毛孩子，更耻于为他做后援。可这老家伙不直接说自己不乐意去，而是向武帝进言，说现在正值秋天，匈奴草高马肥，不是与匈奴开战的时机，愿留李陵到春天，到时候他和李陵各率五千人马合击浚稽山（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中段），一定会大败匈奴。此时的武帝年老昏聩，刚愎暴虐、猜疑心极重。他以为是李陵吹了牛又反悔，挑唆路博德向他进言。大怒，严厉斥责李陵，问他跟路博德说了什么。然后他完全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命令路博德出兵西河郡（治所在今内蒙鄂尔多斯市东胜县境内）拦击匈奴。命李陵出居延塞（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北上到浚稽山，观望有没有匈奴军队，如果没有就撤回休整。这道命令注定了李陵的命运。
没有了后援策应的李陵部队跋涉千余里到达浚稽山，正准备返回，遇到匈奴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李陵沉着应战，以大车为营，等匈奴骑兵冲过来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匈奴赶忙回撤，李陵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忙调来附近的兵，共八万余骑围攻李陵。
李陵一边战斗一边向南撤退，士兵受伤的很多，李陵命身上有三处伤的人坐车，有两处伤的赶车，有一处伤的继续战斗；他们走到大沼泽的芦苇中，单于在上风点火，李陵也点火烧出一条路走出去；在树林里，李陵步兵和骑兵周旋战斗，杀敌数千，并用连发弩射单于，单于吓得赶快跑掉。这时单于认为他遇到了汉军的精锐，附近肯定有伏兵，打算撤军。在这时候，李陵军中有一个小军官受上级的侮辱，一气之下投奔匈奴。他对单于说李陵根本没有后援，而且箭也快用完了。单于大喜，出动所有人马将李陵团团围住。李陵这边弓矢已经用尽，五千人还剩三千，他们没有了弓箭，就砍车轴当武器，绝地反击，但始终无法冲出包围，士兵们死伤近半，没死的也精疲力竭。夜晚，李陵让每个士兵带点干粮、冰块，让他们分散跑，希望能有跑回去的人把情况报告给天子。李陵骑马带领十余骑冲出，匈奴几千人追击，最后李陵叹一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李陵陷没的地方离居延塞只剩下百余里。有四百多士兵跑了回去。
汉武帝得知李陵战败的消息大怒，他把李陵的老母，妻子都扣为人质。司马迁也就是在这时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说他虽然战败投降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看意思他并不是真投降，他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室。况且李陵转斗千里，消灭匈奴万人，他的战功足以名扬天下。武帝认为司马迁话里有话，是在影射貮师将军战功少（貮师将军是武帝大舅子，前不久和匈奴作战被包围差点全军覆没）。司马迁因此惨遭宫刑。
过了许久，汉武帝渐渐冷静下来，他后悔没有给李陵派接应部队。他意识到自己中了路博德的招。不该事先通知他做接应，致使老家伙心生奸诈。他派人慰问了那些跑回来的士兵。
李陵入匈奴一年多后，武帝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接李陵回来。这个任务实际是不可能完成的。公孙敖到匈奴那边遛了一圈，无功而返，他怕武帝降罪。就编了一套鬼话，说听一个匈奴的俘虏说李陵正帮着匈奴备战。武帝一怒之下，杀了李陵的老母亲、妻子、弟弟。
李陵刚降匈奴时的心情极端地煎熬痛苦，后来跟苏武说：每天就好像发疯一样。因为老母妻子都被武帝扣着，他急于找机会建功立业救自己的家人。如今家族被灭，他从此死心踏地在匈奴呆着。
匈奴单于比武帝有人情味的多，他欣赏李陵作战勇猛，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封他为右校王。
后来，汉派使者出使匈奴，李陵质问使者：我率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救兵不至才失败。我哪点对不起汉家，要诛灭我家？使者说：因为听说你教匈奴练兵。李陵说：“那不是我，是李绪！”替别人背黑锅，李陵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派人刺杀了李绪。单于的大老婆（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把李陵藏到北海（贝加尔湖），等大阏氏死了才回来。
现在回过头看，酿成李陵悲剧的原因是众多的：李陵自己立功心切，莽撞轻进固然有一定原因，而路博德老的奸巨猾、公孙敖为自保不惜害人也是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但最注要的还是汉武帝的举措失当。路博德略施小计就让他改变战斗部署，使李陵失去后援；他又轻信谣言族灭李陵全家，绝了李陵最后返回汉朝的希望。他的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残暴嗜杀，是李陵悲剧的根本原因。
另外有一点必须提到，还有一些人为这场悲剧推波助澜。就是那些被司马迁痛斥的家伙，人家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为国家卖命本来已经很不容易，稍微出点差错，那些为了保全自己，保全老婆孩子的小人们就在皇帝面前夸大他的错处以致酿成大罪。每当我读《报任安书》看到这里时，就会心生感慨：这是人类心灵中最阴暗的一种逻辑思维。要保全自己必须证明别人该死。两千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这种逻辑被演绎到极致，所有的个人，所有的派别为了证明自己是最革命的，都极力证明别人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于是“口诛笔伐”“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的大字报满天飞。咳，我们的灵魂进化了两千多年没见什么长进呀。
其实在汉代，人们对李陵的遭遇还是比较宽容和同情的。武帝死后，汉昭帝时的执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就派使者出使匈奴要接李陵回来被李陵拒绝。他说“吾已胡服矣”，还说“丈夫不能再辱”。他不愿意回到使他蒙受灭族这样奇耻大辱的地方，他对汉朝诡谲的政治变换也有着清醒地认识，如果归汉，难保不再受辱。李陵在匈奴待了二十多年，最后病死。
当时，司马迁公开为李陵鸣冤叫屈，说他的表现超过古代名将；《汉书》的作者通过详尽叙述战争的过程表达了对李陵的敬意。
既然南朝时有人冒李陵的名搞了那篇《答苏武书》，也说明那时人们对他的同情。
到了唐代，许多周边的民族和唐王朝交往。西域有一个叫黠戛斯的民族说他们中有一支是李陵的后裔，是当年李陵和他们族中女子所繁衍的。唐王室也认这事，两家攀了同宗，都姓李嘛。这个民族的使臣每次来，都受到比别的民族不同的优待；他们的首领也入了唐皇室的属籍，被视为皇族（黠戛斯是现今柯尔克孜族的前身）。我不懂民族学、人种学，这个说法是不是靠谱我不知道。但是两个民族交往用李陵说事，以增进友谊。说明李陵在当时并没有被贴上“耻辱”的标签。
到了宋以后，李陵的命运就开始悲惨起来，用一句很有战斗力的话说就叫“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究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唐以后，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当年大唐王朝“世界帝国”的风光不再，我们拥抱世界的双臂也收了回来；社会制度和人们的心理都于趋保守。宋代程朱理学大力论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常就是“天理”，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以巩固封建制度。汉代的统治者比较讲究“孝”，提倡“以孝治天下”。到了宋代，则更突出“忠”。“忠”是统治者提倡的“主旋律”。第二，宋以后，中原王朝越来越弱，成天被人家欺负，动不动就亡国。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那种家国之痛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忠君”“民族大义”，就被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等都是忠君、忠义的楷模。反之，李陵这种投降异族的人就是不可饶恕的“叛徒”。为国捐躯的杨继业，杨老令公被演绎成撞李陵碑而死。这本是小说家言，是狼吃鬼—没影的事。但是就这么一撞，算是最后完成了对李陵叛徒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李陵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一千多年以后自己被当做反面教员，用来激励人们反抗异族压迫的斗志，该作何感想？
不过，即便在南宋，也有人不把李陵当做“叛徒”，反而和他惺惺相惜。他就是辛弃疾。辛弃疾有一篇著名的词《贺新郎》，专写人间离别。下半阙是这样的：
“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常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头一句是说苏武终于要回汉朝，李陵和他的诀别。字里行间浸透李陵英雄末路，身败名裂，故国难归的辛酸。第二句是说荆轲刺秦王，出发前燕太子丹一群人为他饯行，充满壮士慷慨赴死的悲壮。这两个人都是辛弃疾心目中的英雄，在他感慨自己一生壮志难酬，得不到别人理解时，不由得想起这两位古人，不禁发出“谁共我，醉明月？”的呼喊。
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拨开罩在李陵身上那层“道德评价”的迷雾，体味当年李陵的遭遇，我们该有几多的感慨呢？
在那场战斗中，李陵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瞬间陨落。就像朴树在歌中唱的那样： “是这耀眼的瞬间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惊鸿一般短暂，向夏花一样绚烂”。
小时候看《苏武牧羊》的小人书，苏武被扣匈奴，李陵去劝降。那李陵谄肩胁笑，一副小人嘴脸，令人生厌。
稍长大一些，翻看《古文观止》，很喜欢那篇《李陵答苏武书》。“……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道尽李陵心中的凄凉、孤独和痛苦，非常感染人。后来知道，这篇文章被指为“伪书”。苏轼就很看不起这篇文章，说它语言浅薄，是南朝齐梁时期小玩儿闹写的（“齐梁间小儿所拟”）。但是我依然喜欢。
后来读史，读《史记》和《汉书》的《李陵传》，才明白，“齐梁间小儿”为什么大费周章地搞那么一篇“伪书”出来，他们是以此表达对李陵的深切同情。
李陵，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在一次和匈奴的战斗中，战败被俘。司马迁就因为为他辩护受到惨绝人寰的宫刑。司马迁在他那篇椎心泣血的《报任安书》中把整件事说的很明白。司马迁为李陵吃了天大的亏，但他在《报任安书》里还是对李陵不吝溢美之词。说李陵“有国士之风”，“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简直就是道德楷模；他用极富激情的笔触描写那次战斗，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
《汉书》对那次战斗，尤其对李陵如何从英雄一步一步走向末路的前因后果做了详尽的描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貮师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到天山攻击匈奴右贤王，并派李陵运送辎重。李陵奋然请命，要求单独率兵到兰干山以南牵制、分散匈奴兵力，以防匈奴集中兵力专对貮师将军。武帝一直是很欣赏李陵的，认为他有爷爷李广的风范，说：我这次派兵很多，没有马匹给你。李陵慨然说：不用骑马，我就带五千步兵以少击众，深入匈奴。武帝很欣赏李陵的豪气，欣然答应。
按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李陵此举，极端缺乏谋略，纯粹就是“匹夫之勇”。你领着步兵到人家匈奴的地盘遛弯儿，人家可全是骑兵，一旦遭遇，肯定成人家锅里的手抓羊肉。然而，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汉代，是一个质朴雄健、充满激情的时代；是人们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所以，作为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司马迁，不但没批评李陵的轻率、冒险，反而盛赞李陵的这种英雄主义：“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
武帝同意李陵帅步军深入匈奴地，又诏令驻守居延塞的路博德率兵做李陵的策应。这个路博德曾因军功封过侯，做过“伏波将军”，后因打败仗被撸光。是个老油条。他根本看不起李陵这个毛孩子，更耻于为他做后援。可这老家伙不直接说自己不乐意去，而是向武帝进言，说现在正值秋天，匈奴草高马肥，不是与匈奴开战的时机，愿留李陵到春天，到时候他和李陵各率五千人马合击浚稽山（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中段），一定会大败匈奴。此时的武帝年老昏聩，刚愎暴虐、猜疑心极重。他以为是李陵吹了牛又反悔，挑唆路博德向他进言。大怒，严厉斥责李陵，问他跟路博德说了什么。然后他完全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命令路博德出兵西河郡（治所在今内蒙鄂尔多斯市东胜县境内）拦击匈奴。命李陵出居延塞（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北上到浚稽山，观望有没有匈奴军队，如果没有就撤回休整。这道命令注定了李陵的命运。
没有了后援策应的李陵部队跋涉千余里到达浚稽山，正准备返回，遇到匈奴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李陵沉着应战，以大车为营，等匈奴骑兵冲过来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匈奴赶忙回撤，李陵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忙调来附近的兵，共八万余骑围攻李陵。
李陵一边战斗一边向南撤退，士兵受伤的很多，李陵命身上有三处伤的人坐车，有两处伤的赶车，有一处伤的继续战斗；他们走到大沼泽的芦苇中，单于在上风点火，李陵也点火烧出一条路走出去；在树林里，李陵步兵和骑兵周旋战斗，杀敌数千，并用连发弩射单于，单于吓得赶快跑掉。这时单于认为他遇到了汉军的精锐，附近肯定有伏兵，打算撤军。在这时候，李陵军中有一个小军官受上级的侮辱，一气之下投奔匈奴。他对单于说李陵根本没有后援，而且箭也快用完了。单于大喜，出动所有人马将李陵团团围住。李陵这边弓矢已经用尽，五千人还剩三千，他们没有了弓箭，就砍车轴当武器，绝地反击，但始终无法冲出包围，士兵们死伤近半，没死的也精疲力竭。夜晚，李陵让每个士兵带点干粮、冰块，让他们分散跑，希望能有跑回去的人把情况报告给天子。李陵骑马带领十余骑冲出，匈奴几千人追击，最后李陵叹一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李陵陷没的地方离居延塞只剩下百余里。有四百多士兵跑了回去。
汉武帝得知李陵战败的消息大怒，他把李陵的老母，妻子都扣为人质。司马迁也就是在这时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说他虽然战败投降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看意思他并不是真投降，他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室。况且李陵转斗千里，消灭匈奴万人，他的战功足以名扬天下。武帝认为司马迁话里有话，是在影射貮师将军战功少（貮师将军是武帝大舅子，前不久和匈奴作战被包围差点全军覆没）。司马迁因此惨遭宫刑。
过了许久，汉武帝渐渐冷静下来，他后悔没有给李陵派接应部队。他意识到自己中了路博德的招。不该事先通知他做接应，致使老家伙心生奸诈。他派人慰问了那些跑回来的士兵。
李陵入匈奴一年多后，武帝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接李陵回来。这个任务实际是不可能完成的。公孙敖到匈奴那边遛了一圈，无功而返，他怕武帝降罪。就编了一套鬼话，说听一个匈奴的俘虏说李陵正帮着匈奴备战。武帝一怒之下，杀了李陵的老母亲、妻子、弟弟。
李陵刚降匈奴时的心情极端地煎熬痛苦，后来跟苏武说：每天就好像发疯一样。因为老母妻子都被武帝扣着，他急于找机会建功立业救自己的家人。如今家族被灭，他从此死心踏地在匈奴呆着。
匈奴单于比武帝有人情味的多，他欣赏李陵作战勇猛，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封他为右校王。
后来，汉派使者出使匈奴，李陵质问使者：我率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救兵不至才失败。我哪点对不起汉家，要诛灭我家？使者说：因为听说你教匈奴练兵。李陵说：“那不是我，是李绪！”替别人背黑锅，李陵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派人刺杀了李绪。单于的大老婆（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把李陵藏到北海（贝加尔湖），等大阏氏死了才回来。
现在回过头看，酿成李陵悲剧的原因是众多的：李陵自己立功心切，莽撞轻进固然有一定原因，而路博德老的奸巨猾、公孙敖为自保不惜害人也是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但最注要的还是汉武帝的举措失当。路博德略施小计就让他改变战斗部署，使李陵失去后援；他又轻信谣言族灭李陵全家，绝了李陵最后返回汉朝的希望。他的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残暴嗜杀，是李陵悲剧的根本原因。
另外有一点必须提到，还有一些人为这场悲剧推波助澜。就是那些被司马迁痛斥的家伙，人家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为国家卖命本来已经很不容易，稍微出点差错，那些为了保全自己，保全老婆孩子的小人们就在皇帝面前夸大他的错处以致酿成大罪。每当我读《报任安书》看到这里时，就会心生感慨：这是人类心灵中最阴暗的一种逻辑思维。要保全自己必须证明别人该死。两千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这种逻辑被演绎到极致，所有的个人，所有的派别为了证明自己是最革命的，都极力证明别人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于是“口诛笔伐”“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的大字报满天飞。咳，我们的灵魂进化了两千多年没见什么长进呀。
其实在汉代，人们对李陵的遭遇还是比较宽容和同情的。武帝死后，汉昭帝时的执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就派使者出使匈奴要接李陵回来被李陵拒绝。他说“吾已胡服矣”，还说“丈夫不能再辱”。他不愿意回到使他蒙受灭族这样奇耻大辱的地方，他对汉朝诡谲的政治变换也有着清醒地认识，如果归汉，难保不再受辱。李陵在匈奴待了二十多年，最后病死。
当时，司马迁公开为李陵鸣冤叫屈，说他的表现超过古代名将；《汉书》的作者通过详尽叙述战争的过程表达了对李陵的敬意。
既然南朝时有人冒李陵的名搞了那篇《答苏武书》，也说明那时人们对他的同情。
到了唐代，许多周边的民族和唐王朝交往。西域有一个叫黠戛斯的民族说他们中有一支是李陵的后裔，是当年李陵和他们族中女子所繁衍的。唐王室也认这事，两家攀了同宗，都姓李嘛。这个民族的使臣每次来，都受到比别的民族不同的优待；他们的首领也入了唐皇室的属籍，被视为皇族（黠戛斯是现今柯尔克孜族的前身）。我不懂民族学、人种学，这个说法是不是靠谱我不知道。但是两个民族交往用李陵说事，以增进友谊。说明李陵在当时并没有被贴上“耻辱”的标签。
到了宋以后，李陵的命运就开始悲惨起来，用一句很有战斗力的话说就叫“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究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唐以后，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当年大唐王朝“世界帝国”的风光不再，我们拥抱世界的双臂也收了回来；社会制度和人们的心理都于趋保守。宋代程朱理学大力论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常就是“天理”，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以巩固封建制度。汉代的统治者比较讲究“孝”，提倡“以孝治天下”。到了宋代，则更突出“忠”。“忠”是统治者提倡的“主旋律”。第二，宋以后，中原王朝越来越弱，成天被人家欺负，动不动就亡国。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那种家国之痛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忠君”“民族大义”，就被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等都是忠君、忠义的楷模。反之，李陵这种投降异族的人就是不可饶恕的“叛徒”。为国捐躯的杨继业，杨老令公被演绎成撞李陵碑而死。这本是小说家言，是狼吃鬼—没影的事。但是就这么一撞，算是最后完成了对李陵叛徒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李陵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一千多年以后自己被当做反面教员，用来激励人们反抗异族压迫的斗志，该作何感想？
不过，即便在南宋，也有人不把李陵当做“叛徒”，反而和他惺惺相惜。他就是辛弃疾。辛弃疾有一篇著名的词《贺新郎》，专写人间离别。下半阙是这样的：
“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常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头一句是说苏武终于要回汉朝，李陵和他的诀别。字里行间浸透李陵英雄末路，身败名裂，故国难归的辛酸。第二句是说荆轲刺秦王，出发前燕太子丹一群人为他饯行，充满壮士慷慨赴死的悲壮。这两个人都是辛弃疾心目中的英雄，在他感慨自己一生壮志难酬，得不到别人理解时，不由得想起这两位古人，不禁发出“谁共我，醉明月？”的呼喊。
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拨开罩在李陵身上那层“道德评价”的迷雾，体味当年李陵的遭遇，我们该有几多的感慨呢？
在那场战斗中，李陵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瞬间陨落。就像朴树在歌中唱的那样： “是这耀眼的瞬间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惊鸿一般短暂，向夏花一样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