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期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Ｊａｎ．，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６Ｎｏ．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西方悲剧性结局的理论形态
叶
毓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７４１００１）
摘
要：对西方悲剧理论进行研究，梳理西方悲剧性结局理论形态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并提出西方
悲剧性结局经过演变逐渐确定为三种主要形态，即“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结局，“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双重结局。
关键词：西方悲剧；单一结局；双重结局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３７１－１３５１（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３６－０４
最早提出悲剧结局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第七章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且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件事物可能完整而缺乏长
［１］
节）。单一结局（单线情节）应有两种，即“由逆
转顺”型和“由顺转逆”型。双重结局按照推理应该有四种，亚里士多德只看到双重结局中的一种即“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双重结局却未被发现。
度）。所谓‘完整’，指事物之有头，有身，有尾。”“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而真正具有悲剧性的
（Ｐ２５）
这里的“头”即悲剧的开端，“身”即悲
剧的发展，“尾”即悲剧的结局。悲剧结局是悲剧行动的结束，也是悲剧情节发展的终点。亚里士多德虽然说悲剧是分“头、身、尾”三个部分的，但是，从情节布局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只有两个部分。《诗学》第十八章写道：“每出悲剧分‘结’与‘解’两部分。剧外事件，往往再搭配一些剧内事件，构成‘结’‘解’。所谓，其余的事件构成‘结’，指故事的开头至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之前的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所谓‘解’，指转变的开头至剧尾之间的部分。”（Ｐ６０）亚里士多德认
［１］
一、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单一
结局的强调
亚氏认为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１］（Ｐ３９）亚氏认为单一结局的悲剧是好的情节布局，这种布局的悲剧由一定长度的行动组成，条理清晰，情节集中，能产生强烈的戏剧审美效果。古希腊悲剧多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古希腊人还没有从自然界中完全分离，人与神的关系很密切，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象征着人类还没有认识、没有征服的神秘自然力量以及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命运悲剧由此诞生。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是只有悲惨结局，还有喜剧结局。古希腊单一结局的悲剧存在两种主要的形式：“由顺转逆”型和“由逆转顺”型。“由顺转逆”型的单一结局的悲剧表现了悲剧人物与命运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对立，以悲惨结局收场；而“由逆转顺”型的单一结局的悲剧结局却表现了悲剧人物与命运的和解，矛盾得以化解，以喜剧结局收场。这就是单一结局的悲剧最适合表现命运悲剧的原因。《俄狄浦斯王》就是古希腊悲剧单一结局“由顺转逆”型的典范，也是命运悲剧的代表，该剧紧紧围绕着俄狄浦斯一
为善于，是衡量悲剧优劣的重要标“结”与“解”准。“过去的诗人各自善于运用某一成分，因此批评家要求每个诗人胜过每一个前辈的特长。其实要说一出悲剧和另一出相同不相同，公平的办法莫过于看布局，即看‘结’与‘解’相同。许多诗人善于‘结’，不善于‘解’，其实两者都应擅长。”［１］
（Ｐ６２－６３）
悲剧情节布局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即
“结”和“解”，较重视突转和发现，强调好的悲剧布局，即使不看演出，只是听事件的发展也能因结果而惊心动魄，产生怜悯之情。可见，亚里士多德已认识到情节的布局对悲剧审美效果的决定作用。
亚里士多德在对古希腊悲剧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总结出两种悲剧结局：单一结局和双重结局（陈中梅的《诗学》译本称为单线情节和双线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０－０８
作者简介：叶毓（１９７３－），女，甘肃文县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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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命运展开，结局是不幸的。命运悲剧是古希腊悲剧的主要类型，命运悲剧中悲剧主人公的幸福与命运的阻挠形成尖锐的对立，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早已注定，但悲剧人物在强大的神秘力量面前不断地挣扎、反抗，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但他们的不屈服和无望的挣扎却具有了悲剧性，这也是悲剧最能给人类的精神财富。
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前后矛盾，他先提出单一结局的悲剧“由顺转逆”型为最佳结局，而在第十四章又认为“由逆转顺”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是最好的布局。看起来是有点前后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这种结局的悲剧之所以为亚里士多德所称赞，就因为这种结局也是单一结局的一种，而且表现了命运与神、英雄们的和解，这在古希腊悲剧中是很多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四章中将善于布局的悲剧分为四种。第一种悲剧布局较次，即人物知道对方是谁而有意杀害对方，这样的布局很少有人采用。例如，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第二种最次，人物知道对方是谁而没有做出来。第三种较好，“或者叫人物做出来，但他做这种可怕的事时不知道对方是谁，事后才发现他和对方有亲属关系”［１］（Ｐ４４），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最好的是第四种“执行者不知对方是谁而企图做一件不可挽救的事，及时‘发现’而撒手。”［１］
（Ｐ４５）
第１种结局即“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这种悲剧结局在古希腊大量存在。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写过十六部以“喜”结尾的悲剧，欧里庇德斯写过二十四部。［２］（Ｐ１０３）由此可见，古希腊悲剧比后世的悲剧外延大得多，这种结局的戏剧在古希腊也是悲剧，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的较明确的界定，即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１］（Ｐ１９）
因此，悲
剧不仅是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悲剧的审美效果是引起怜悯与恐惧，并净化之的戏剧样式。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结局的戏剧，更多的是引起人们的喜悦之情，戏剧人物只是经受了苦难和逆境的考验，最终皆大欢喜，赏罚分明，如愿以偿。这是典型的悲喜剧的结局，而不是悲剧的结局。亚里士多德否定了双重结局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的悲剧具有悲剧性，并举了史诗《奥德赛》为例来说明双重结局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的悲剧像喜剧。《奥德赛》以善的一方奥德修斯终于与家人团聚，恶的一方求婚者和背叛主人的奴隶被杀结局，真可谓善有善报、恶有惩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结局违反了悲剧精神，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而是迎合了无知的观众的喜好，因此不是悲剧性结局。
第２种“善有善报、恶无惩罚型”的结局，不符合悲剧的本质。悲剧中“善”与“恶”的冲突既可以是外在的冲突，比如代表“善”的悲剧人物与代表“恶”的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内在冲突，即代表人性中“善”的品质（如理性、伦理、道德等）罪恶等）
与人性中“恶”的品质（如欲望、野心、之间的冲突。而“善有善报、恶无惩罚”
例如《克瑞丰忒斯》、欧里庇得斯的《伊菲
革涅亚在陶洛人里》、《赫勒》等。《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伊菲革涅亚在准备杀祭的外乡人中及时发现了俄瑞斯忒斯，悲剧突转，最后俩人双双逃离了陶利斯。《克瑞丰忒斯》也一样是母子相认的喜剧结局。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论述悲剧时最爱举的例子就是《俄狄浦斯王》和《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足见他对单一结局的悲剧的偏爱。因此，亚里士多德称赞《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伊翁》为好的结局就不足为怪了。
不符合悲剧冲突的原则，“善”与“恶”之间没有发生关系，因此，不合逻辑。
第３种“善无善报、恶无惩罚型”的结局，看起来像悲剧结局，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悲剧的道德底线，也无法构成悲剧的讽刺，因此，也不常采用。悲剧结局的悲惨并不是判定悲剧的必要条件，悲剧还须表现在必然性的悲剧冲突中体现出悲剧人物的悲剧精神，只有悲剧性结局与悲剧精神相结合才能判定悲剧。“善无善报、恶无惩罚”这种结局违反了“诗的正义”，尽管西方悲剧理论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是，悲剧天生就与道德结缘，甚至我们分不清，我们欣赏悲剧时的快感有多少不是因为道
二、悲剧的双重结局及其发展
根据推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双重结局”应有四种：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善有善报、恶无惩罚型；善无善报、恶无惩罚型。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
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双重结局只有
第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而没有发现真正符合悲剧精神的第三种结局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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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感引起的。拉辛在《费德拉》的前言中说：“任何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都必须自我约束，这是最早的悲剧诗人所具有的主要想法。他们的戏剧是一个课堂，在那里所受的美德教育不会比在哲学家的课堂里少。”［３］（Ｐ２８）因此，这种悲剧结局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成为内容空虚的恐怖片了。悲剧天生是关于真、善、美深刻的探询，在挫折、苦难面前，找寻不到答案的时候，才最能激发人类不懈追求真、善、美的勇气。悲剧的正义似乎不允许恶人始终逍遥法外，即使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也没有给邪恶之人好运，悲剧是不能完全排斥正义与道德的。
悲剧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命运、邪恶之人的阻挠、环境的逼迫等与悲剧主人公意愿之间的悖谬，由于它们的强大而注定了悲剧主人公的毁灭。悲剧天然具有讽刺意义，作为古希腊悲剧表演的最后一部分从不单独表演的萨提洛斯剧，“ｓａｔｉｒｉｃ”后来引申为讽刺之意。在善与恶的冲突中，善没有善果，恶也不会得逞，这就构成了悲剧的讽刺。悲剧中的单一结局“由顺转逆”型、双重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都透露出悲剧的讽刺，正因如此，悲剧结局必然选择了以上两种结局形态为主要的悲剧性结局模式。
第４种结局即“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的结局应该是符合悲剧精神的结局，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却没有发现。其原因有二：其一，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对古希腊悲剧的总结。因此，古希腊单一结局的命运悲剧比双重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悲剧成就高，亚里士多德自然会推崇单一结局的悲剧。其二，他对悲剧情节的强调也是主要原因，他认为“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１］（Ｐ２１），只要有情节就可以构成悲剧，单一结局的悲剧决定于情节的布局，是情节悲剧。而双重结局的悲剧则更强调人物性格的对立和矛盾，应该是人物性格悲剧。因此，受他的悲剧理论视角限制，他对双重结局的悲剧未能进行深入考察，而轻易地否定了这种结局形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１７世纪双重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悲剧形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世纪人们对悲剧的概念倾向于单一结局“由顺转逆”的悲惨结局。正如乔叟所说“一个悲剧，就是一个故事，古书上说的，讲一个人曾经飞黄腾达，却一旦陷落在悲惨的处境中去，结果不能自拔而终。”［３］（Ｐ６５６－６５７）中世纪进一步强化了悲惨结局，悲剧的概念也由古希腊的仅从戏剧形式界定悲
剧，发展到还从审美特征的角度来定义悲剧。四世纪的狄俄墨得斯提出“（悲剧是）英雄人物（或神）
对处在灾难中的
的不幸的叙述”［４］（Ｐ３），公元
６￣７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认为“国家和国王的
悲惨故事（构成了悲剧）”。［４］（Ｐ３）对于中世纪来说悲剧完全就是一个结局不幸的故事，这种单一的悲惨结局最能产生悲剧的审美效果。
到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发现，大多数意大利文艺批评家一改中世纪对悲剧的定义，而更注重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整理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卡斯忒尔维特洛在《亚里斯多德〈诗学〉疏证》中提出：“我认为悲剧或者悲剧情节的结局可以是顺境或者是逆境，但不是笼统的顺境或者逆境……悲剧的顺境结局仅限于本人或者所爱的人们幸免于死、或者摆脱悲惨的生活、或者保持爵位；另一方面，它的逆境仅限于本人或者所爱的人们死于非命、或者陷入悲惨的生活或者丧失爵位。这两类是悲剧的恰当的结局。”［５］
（Ｐ９）
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
是悲剧性结局。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是古希腊悲剧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的双重结局的悲剧，以及“由逆转顺”的单一结局的悲剧却仍然很难进入悲剧的神圣殿堂。别林斯基也说：“悲剧也实在是一场悲惨演出！如果鲜血和尸体、匕首和毒药，不是它的经常不断的特征，那么，它却总是以心灵的珍贵、希望的破灭以及整个生活的幸福的丧失作为收场的。”［６］（Ｐ７０）可见，西方悲剧的结局倾向于悲剧人物死亡、毁灭或遭受苦难、陷入无法超脱的困境。沙坡兰在评论高乃依的《熙德》时也认为要是这个悲剧的结局是罗狄克以身殉国，施曼娜再殉情而死，就会“更为正确，更为义烈”。［７］（Ｐ１１７）
西方现代命运悲剧也
常采用单一结局来表现，如现代英国剧作家约翰・沁的《骑马下海的人》、奥尼尔的《毛猿》等，但是都是“由顺转逆”型的悲剧性结局。
尽管亚里士多德不赞成双线（双重）结局的悲剧，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艺理论家钦齐奥却认为：“如果一位妙手的诗人在悲剧中巧妙地仿效此种手法，而且把症结布置得在解决时不会引起纷乱的话，那末，悲剧双线结局之可喜就并不下于喜剧了……”［８］（Ｐ４０８）１７世纪英国戏剧家托马斯・赖默已经认识到“仅仅提出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过，是不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是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那里汲取了他的悲剧模式。如果他能看到我国的悲剧，就很可能会改变他的意见”。［９］
（Ｐ１５）
３８
双重结局的悲剧更有利于反映社会生活中善
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冲突，人物性格内在的矛盾冲突。双重结局的悲剧在欧洲发展了起来，尤其是文艺复兴和１７世纪的古典主义悲剧，异常激烈地反映善恶之间的斗争。双重结局的悲剧毕竟比单一结局的悲剧内容更丰富，更有利于表现复杂的剧情和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冲突。
双重结局的悲剧以“善无善报、恶有惩罚”的悲剧成为悲剧的主要模式，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要借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以达到净化的目的。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同归于尽；《奥瑟罗》中奥瑟罗听信伊阿古的谗言掐死妻子苔丝狄蒙娜，后查明真相而悔恨自尽，罪魁祸首伊阿古最终被正法；《麦克白》中麦克白夫妇杀死了贤君企图篡位，俩人却受到良心的谴责，麦克白夫人精神失常发疯而死，麦克白最后也被杀；《李尔王》中考狄利亚战败后死于李尔怀中，李尔死后，两个不孝而狠毒的女儿先后死于非命。
必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片面性被否定了。他们的肉体牺牲了，而所代表的两种伦理力量则依然合理地存在着，冲突过去了，分裂的伦理实体又恢复到和谐的统一，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是“永恒正义”取得了胜利。他说：“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１０］（Ｐ２８７）
黑格尔非常欣赏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把这部悲剧作为他的悲剧冲突理论的典型例子加以分析。安提戈涅作为维护天理的一方，守护着希腊传统的伦理习俗，坚持亲人死后一定得加以安葬，她不顾禁令，坚持收埋了哥哥，而被维护国法的国王克瑞翁判处死刑，不等行刑，就先自尽了，结果克瑞翁痛失自己的独子和爱妻。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双方不仅可以是善与恶的对立，还可以是善与善的冲突。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代表具有片面性的善，他们的对立冲突必然导致不幸的结局。布拉德雷也认为悲剧可以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更根本的是善与善的冲突”。［１１］（Ｐ１８３）
悲剧双方
各据片面真理，最终都趋于毁灭，而这种双重结局又具有了新的意义，它表现了两相对立的善处于一种更复杂的两难境遇，是“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的双重结局的悲剧。
西方悲剧性结局理论形态经过演变逐渐确定为三种主要形态：“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和“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双重结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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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
１７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家高乃依的《熙德》
作为法国古典主义的开山之作，因为违反了“三一律”、悲剧结局不悲惨而遭到法兰西学院严厉的批评，认为》的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熙德题是有缺点的，结局是不完善的……”［７］（Ｐ１２５）其原因是“诗人为符合悲喜剧的规律，要给剧本一个圆满的结局，让施曼娜置一切天伦之道于不顾。这种做法无论对剧作的内行和外行都会引起巨大的反感”。［７］（Ｐ１２１）《熙德》的结局的确违背了悲剧性结局的要求，罗狄克和施曼娜这对相爱的情侣经历了磨难而终成眷属，伏尔泰、莱辛都认为它是悲喜剧。笔者认为它所反映的悲剧性的冲突并未贯彻到底，人物的悲剧精神在结局时被欢喜的团圆所消解，但它显示出双重结局“善与善对立”的悲剧结构，却超出了那个时代。
黑格尔、布拉德雷的悲剧理论突破了以往悲剧研究的窠臼，他们的“悲剧冲突说”带来了悲剧的新发现。黑格尔说：“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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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０．
（Ｐ２８６）
他认为矛盾对立双方所代表的伦理理想
都是合理的，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但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都必须否定对方，因此它们又都是片面的，有罪的。双方的矛盾要解决，就必然要通过冲突把双方的片面性否定掉，使它们重新达到统一。而悲剧中双方代表人物的受苦难遭毁灭就是冲突的
［７］沙坡兰．法兰西学院关于悲喜剧《熙德》对某方所提意
见的感想［Ａ］．古代文艺理论译丛（五）［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８］缪灵珠，译．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下转第４４页）
３９
调了异化功能，却又否认了解放功能。我们只有深入认识到审美功能的这种二重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参考文献：
［１］黑格尔．美学（第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２］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７］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４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８］马尔库塞．审美之维［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９］拉康．拉康选集［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１０］高明．帛书老子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１１］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２］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Ｍ］．辽宁：辽宁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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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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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书馆，１９８０．
［１３］福柯．性经验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４］奥古斯丁．忏悔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
［６］慧能．坛经［Ａ］．河北禅学研究所．禅宗七经［Ｍ］．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１９９７．
〔责任编辑王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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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布拉德雷．黑格尔的悲剧理论［Ａ］．古代文艺理论译丛（八）
［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９］阿・尼柯尔，著．徐士瑚，译．西欧戏剧理论［Ｍ］．北京：中国戏
剧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０］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Ｍ］．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１．
〔责任编辑王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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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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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期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Ｊａｎ．，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６Ｎｏ．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西方悲剧性结局的理论形态
叶
毓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７４１００１）
摘
要：对西方悲剧理论进行研究，梳理西方悲剧性结局理论形态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并提出西方
悲剧性结局经过演变逐渐确定为三种主要形态，即“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结局，“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双重结局。
关键词：西方悲剧；单一结局；双重结局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３７１－１３５１（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３６－０４
最早提出悲剧结局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第七章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且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件事物可能完整而缺乏长
［１］
节）。单一结局（单线情节）应有两种，即“由逆
转顺”型和“由顺转逆”型。双重结局按照推理应该有四种，亚里士多德只看到双重结局中的一种即“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双重结局却未被发现。
度）。所谓‘完整’，指事物之有头，有身，有尾。”“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而真正具有悲剧性的
（Ｐ２５）
这里的“头”即悲剧的开端，“身”即悲
剧的发展，“尾”即悲剧的结局。悲剧结局是悲剧行动的结束，也是悲剧情节发展的终点。亚里士多德虽然说悲剧是分“头、身、尾”三个部分的，但是，从情节布局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只有两个部分。《诗学》第十八章写道：“每出悲剧分‘结’与‘解’两部分。剧外事件，往往再搭配一些剧内事件，构成‘结’‘解’。所谓，其余的事件构成‘结’，指故事的开头至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之前的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所谓‘解’，指转变的开头至剧尾之间的部分。”（Ｐ６０）亚里士多德认
［１］
一、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单一
结局的强调
亚氏认为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１］（Ｐ３９）亚氏认为单一结局的悲剧是好的情节布局，这种布局的悲剧由一定长度的行动组成，条理清晰，情节集中，能产生强烈的戏剧审美效果。古希腊悲剧多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古希腊人还没有从自然界中完全分离，人与神的关系很密切，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象征着人类还没有认识、没有征服的神秘自然力量以及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命运悲剧由此诞生。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是只有悲惨结局，还有喜剧结局。古希腊单一结局的悲剧存在两种主要的形式：“由顺转逆”型和“由逆转顺”型。“由顺转逆”型的单一结局的悲剧表现了悲剧人物与命运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对立，以悲惨结局收场；而“由逆转顺”型的单一结局的悲剧结局却表现了悲剧人物与命运的和解，矛盾得以化解，以喜剧结局收场。这就是单一结局的悲剧最适合表现命运悲剧的原因。《俄狄浦斯王》就是古希腊悲剧单一结局“由顺转逆”型的典范，也是命运悲剧的代表，该剧紧紧围绕着俄狄浦斯一
为善于，是衡量悲剧优劣的重要标“结”与“解”准。“过去的诗人各自善于运用某一成分，因此批评家要求每个诗人胜过每一个前辈的特长。其实要说一出悲剧和另一出相同不相同，公平的办法莫过于看布局，即看‘结’与‘解’相同。许多诗人善于‘结’，不善于‘解’，其实两者都应擅长。”［１］
（Ｐ６２－６３）
悲剧情节布局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即
“结”和“解”，较重视突转和发现，强调好的悲剧布局，即使不看演出，只是听事件的发展也能因结果而惊心动魄，产生怜悯之情。可见，亚里士多德已认识到情节的布局对悲剧审美效果的决定作用。
亚里士多德在对古希腊悲剧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总结出两种悲剧结局：单一结局和双重结局（陈中梅的《诗学》译本称为单线情节和双线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０－０８
作者简介：叶毓（１９７３－），女，甘肃文县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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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命运展开，结局是不幸的。命运悲剧是古希腊悲剧的主要类型，命运悲剧中悲剧主人公的幸福与命运的阻挠形成尖锐的对立，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早已注定，但悲剧人物在强大的神秘力量面前不断地挣扎、反抗，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但他们的不屈服和无望的挣扎却具有了悲剧性，这也是悲剧最能给人类的精神财富。
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前后矛盾，他先提出单一结局的悲剧“由顺转逆”型为最佳结局，而在第十四章又认为“由逆转顺”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是最好的布局。看起来是有点前后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这种结局的悲剧之所以为亚里士多德所称赞，就因为这种结局也是单一结局的一种，而且表现了命运与神、英雄们的和解，这在古希腊悲剧中是很多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四章中将善于布局的悲剧分为四种。第一种悲剧布局较次，即人物知道对方是谁而有意杀害对方，这样的布局很少有人采用。例如，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第二种最次，人物知道对方是谁而没有做出来。第三种较好，“或者叫人物做出来，但他做这种可怕的事时不知道对方是谁，事后才发现他和对方有亲属关系”［１］（Ｐ４４），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最好的是第四种“执行者不知对方是谁而企图做一件不可挽救的事，及时‘发现’而撒手。”［１］
（Ｐ４５）
第１种结局即“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这种悲剧结局在古希腊大量存在。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写过十六部以“喜”结尾的悲剧，欧里庇德斯写过二十四部。［２］（Ｐ１０３）由此可见，古希腊悲剧比后世的悲剧外延大得多，这种结局的戏剧在古希腊也是悲剧，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的较明确的界定，即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１］（Ｐ１９）
因此，悲
剧不仅是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悲剧的审美效果是引起怜悯与恐惧，并净化之的戏剧样式。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结局的戏剧，更多的是引起人们的喜悦之情，戏剧人物只是经受了苦难和逆境的考验，最终皆大欢喜，赏罚分明，如愿以偿。这是典型的悲喜剧的结局，而不是悲剧的结局。亚里士多德否定了双重结局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的悲剧具有悲剧性，并举了史诗《奥德赛》为例来说明双重结局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的悲剧像喜剧。《奥德赛》以善的一方奥德修斯终于与家人团聚，恶的一方求婚者和背叛主人的奴隶被杀结局，真可谓善有善报、恶有惩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结局违反了悲剧精神，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而是迎合了无知的观众的喜好，因此不是悲剧性结局。
第２种“善有善报、恶无惩罚型”的结局，不符合悲剧的本质。悲剧中“善”与“恶”的冲突既可以是外在的冲突，比如代表“善”的悲剧人物与代表“恶”的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内在冲突，即代表人性中“善”的品质（如理性、伦理、道德等）罪恶等）
与人性中“恶”的品质（如欲望、野心、之间的冲突。而“善有善报、恶无惩罚”
例如《克瑞丰忒斯》、欧里庇得斯的《伊菲
革涅亚在陶洛人里》、《赫勒》等。《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伊菲革涅亚在准备杀祭的外乡人中及时发现了俄瑞斯忒斯，悲剧突转，最后俩人双双逃离了陶利斯。《克瑞丰忒斯》也一样是母子相认的喜剧结局。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论述悲剧时最爱举的例子就是《俄狄浦斯王》和《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足见他对单一结局的悲剧的偏爱。因此，亚里士多德称赞《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伊翁》为好的结局就不足为怪了。
不符合悲剧冲突的原则，“善”与“恶”之间没有发生关系，因此，不合逻辑。
第３种“善无善报、恶无惩罚型”的结局，看起来像悲剧结局，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悲剧的道德底线，也无法构成悲剧的讽刺，因此，也不常采用。悲剧结局的悲惨并不是判定悲剧的必要条件，悲剧还须表现在必然性的悲剧冲突中体现出悲剧人物的悲剧精神，只有悲剧性结局与悲剧精神相结合才能判定悲剧。“善无善报、恶无惩罚”这种结局违反了“诗的正义”，尽管西方悲剧理论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是，悲剧天生就与道德结缘，甚至我们分不清，我们欣赏悲剧时的快感有多少不是因为道
二、悲剧的双重结局及其发展
根据推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双重结局”应有四种：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善有善报、恶无惩罚型；善无善报、恶无惩罚型。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
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双重结局只有
第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而没有发现真正符合悲剧精神的第三种结局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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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感引起的。拉辛在《费德拉》的前言中说：“任何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都必须自我约束，这是最早的悲剧诗人所具有的主要想法。他们的戏剧是一个课堂，在那里所受的美德教育不会比在哲学家的课堂里少。”［３］（Ｐ２８）因此，这种悲剧结局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成为内容空虚的恐怖片了。悲剧天生是关于真、善、美深刻的探询，在挫折、苦难面前，找寻不到答案的时候，才最能激发人类不懈追求真、善、美的勇气。悲剧的正义似乎不允许恶人始终逍遥法外，即使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也没有给邪恶之人好运，悲剧是不能完全排斥正义与道德的。
悲剧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命运、邪恶之人的阻挠、环境的逼迫等与悲剧主人公意愿之间的悖谬，由于它们的强大而注定了悲剧主人公的毁灭。悲剧天然具有讽刺意义，作为古希腊悲剧表演的最后一部分从不单独表演的萨提洛斯剧，“ｓａｔｉｒｉｃ”后来引申为讽刺之意。在善与恶的冲突中，善没有善果，恶也不会得逞，这就构成了悲剧的讽刺。悲剧中的单一结局“由顺转逆”型、双重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都透露出悲剧的讽刺，正因如此，悲剧结局必然选择了以上两种结局形态为主要的悲剧性结局模式。
第４种结局即“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的结局应该是符合悲剧精神的结局，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却没有发现。其原因有二：其一，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对古希腊悲剧的总结。因此，古希腊单一结局的命运悲剧比双重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悲剧成就高，亚里士多德自然会推崇单一结局的悲剧。其二，他对悲剧情节的强调也是主要原因，他认为“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１］（Ｐ２１），只要有情节就可以构成悲剧，单一结局的悲剧决定于情节的布局，是情节悲剧。而双重结局的悲剧则更强调人物性格的对立和矛盾，应该是人物性格悲剧。因此，受他的悲剧理论视角限制，他对双重结局的悲剧未能进行深入考察，而轻易地否定了这种结局形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１７世纪双重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悲剧形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世纪人们对悲剧的概念倾向于单一结局“由顺转逆”的悲惨结局。正如乔叟所说“一个悲剧，就是一个故事，古书上说的，讲一个人曾经飞黄腾达，却一旦陷落在悲惨的处境中去，结果不能自拔而终。”［３］（Ｐ６５６－６５７）中世纪进一步强化了悲惨结局，悲剧的概念也由古希腊的仅从戏剧形式界定悲
剧，发展到还从审美特征的角度来定义悲剧。四世纪的狄俄墨得斯提出“（悲剧是）英雄人物（或神）
对处在灾难中的
的不幸的叙述”［４］（Ｐ３），公元
６￣７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认为“国家和国王的
悲惨故事（构成了悲剧）”。［４］（Ｐ３）对于中世纪来说悲剧完全就是一个结局不幸的故事，这种单一的悲惨结局最能产生悲剧的审美效果。
到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发现，大多数意大利文艺批评家一改中世纪对悲剧的定义，而更注重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整理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卡斯忒尔维特洛在《亚里斯多德〈诗学〉疏证》中提出：“我认为悲剧或者悲剧情节的结局可以是顺境或者是逆境，但不是笼统的顺境或者逆境……悲剧的顺境结局仅限于本人或者所爱的人们幸免于死、或者摆脱悲惨的生活、或者保持爵位；另一方面，它的逆境仅限于本人或者所爱的人们死于非命、或者陷入悲惨的生活或者丧失爵位。这两类是悲剧的恰当的结局。”［５］
（Ｐ９）
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
是悲剧性结局。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是古希腊悲剧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的双重结局的悲剧，以及“由逆转顺”的单一结局的悲剧却仍然很难进入悲剧的神圣殿堂。别林斯基也说：“悲剧也实在是一场悲惨演出！如果鲜血和尸体、匕首和毒药，不是它的经常不断的特征，那么，它却总是以心灵的珍贵、希望的破灭以及整个生活的幸福的丧失作为收场的。”［６］（Ｐ７０）可见，西方悲剧的结局倾向于悲剧人物死亡、毁灭或遭受苦难、陷入无法超脱的困境。沙坡兰在评论高乃依的《熙德》时也认为要是这个悲剧的结局是罗狄克以身殉国，施曼娜再殉情而死，就会“更为正确，更为义烈”。［７］（Ｐ１１７）
西方现代命运悲剧也
常采用单一结局来表现，如现代英国剧作家约翰・沁的《骑马下海的人》、奥尼尔的《毛猿》等，但是都是“由顺转逆”型的悲剧性结局。
尽管亚里士多德不赞成双线（双重）结局的悲剧，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艺理论家钦齐奥却认为：“如果一位妙手的诗人在悲剧中巧妙地仿效此种手法，而且把症结布置得在解决时不会引起纷乱的话，那末，悲剧双线结局之可喜就并不下于喜剧了……”［８］（Ｐ４０８）１７世纪英国戏剧家托马斯・赖默已经认识到“仅仅提出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过，是不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是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那里汲取了他的悲剧模式。如果他能看到我国的悲剧，就很可能会改变他的意见”。［９］
（Ｐ１５）
３８
双重结局的悲剧更有利于反映社会生活中善
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冲突，人物性格内在的矛盾冲突。双重结局的悲剧在欧洲发展了起来，尤其是文艺复兴和１７世纪的古典主义悲剧，异常激烈地反映善恶之间的斗争。双重结局的悲剧毕竟比单一结局的悲剧内容更丰富，更有利于表现复杂的剧情和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冲突。
双重结局的悲剧以“善无善报、恶有惩罚”的悲剧成为悲剧的主要模式，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要借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以达到净化的目的。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同归于尽；《奥瑟罗》中奥瑟罗听信伊阿古的谗言掐死妻子苔丝狄蒙娜，后查明真相而悔恨自尽，罪魁祸首伊阿古最终被正法；《麦克白》中麦克白夫妇杀死了贤君企图篡位，俩人却受到良心的谴责，麦克白夫人精神失常发疯而死，麦克白最后也被杀；《李尔王》中考狄利亚战败后死于李尔怀中，李尔死后，两个不孝而狠毒的女儿先后死于非命。
必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片面性被否定了。他们的肉体牺牲了，而所代表的两种伦理力量则依然合理地存在着，冲突过去了，分裂的伦理实体又恢复到和谐的统一，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是“永恒正义”取得了胜利。他说：“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１０］（Ｐ２８７）
黑格尔非常欣赏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把这部悲剧作为他的悲剧冲突理论的典型例子加以分析。安提戈涅作为维护天理的一方，守护着希腊传统的伦理习俗，坚持亲人死后一定得加以安葬，她不顾禁令，坚持收埋了哥哥，而被维护国法的国王克瑞翁判处死刑，不等行刑，就先自尽了，结果克瑞翁痛失自己的独子和爱妻。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双方不仅可以是善与恶的对立，还可以是善与善的冲突。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代表具有片面性的善，他们的对立冲突必然导致不幸的结局。布拉德雷也认为悲剧可以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更根本的是善与善的冲突”。［１１］（Ｐ１８３）
悲剧双方
各据片面真理，最终都趋于毁灭，而这种双重结局又具有了新的意义，它表现了两相对立的善处于一种更复杂的两难境遇，是“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的双重结局的悲剧。
西方悲剧性结局理论形态经过演变逐渐确定为三种主要形态：“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和“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双重结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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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家高乃依的《熙德》
作为法国古典主义的开山之作，因为违反了“三一律”、悲剧结局不悲惨而遭到法兰西学院严厉的批评，认为》的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熙德题是有缺点的，结局是不完善的……”［７］（Ｐ１２５）其原因是“诗人为符合悲喜剧的规律，要给剧本一个圆满的结局，让施曼娜置一切天伦之道于不顾。这种做法无论对剧作的内行和外行都会引起巨大的反感”。［７］（Ｐ１２１）《熙德》的结局的确违背了悲剧性结局的要求，罗狄克和施曼娜这对相爱的情侣经历了磨难而终成眷属，伏尔泰、莱辛都认为它是悲喜剧。笔者认为它所反映的悲剧性的冲突并未贯彻到底，人物的悲剧精神在结局时被欢喜的团圆所消解，但它显示出双重结局“善与善对立”的悲剧结构，却超出了那个时代。
黑格尔、布拉德雷的悲剧理论突破了以往悲剧研究的窠臼，他们的“悲剧冲突说”带来了悲剧的新发现。黑格尔说：“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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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８６）
他认为矛盾对立双方所代表的伦理理想
都是合理的，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但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都必须否定对方，因此它们又都是片面的，有罪的。双方的矛盾要解决，就必然要通过冲突把双方的片面性否定掉，使它们重新达到统一。而悲剧中双方代表人物的受苦难遭毁灭就是冲突的
［７］沙坡兰．法兰西学院关于悲喜剧《熙德》对某方所提意
见的感想［Ａ］．古代文艺理论译丛（五）［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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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４４页）
３９
调了异化功能，却又否认了解放功能。我们只有深入认识到审美功能的这种二重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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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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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布拉德雷．黑格尔的悲剧理论［Ａ］．古代文艺理论译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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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１９８１．
〔责任编辑王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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