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领导兴建了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他热切地说：“将来兴建三峡大坝，如果你们同意，就选我当坝长。”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成立，李先念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主持湖北党、政、军全面工作。李先念主政湖北期间，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根据湖北省情，他把兴建水利工程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来抓。１９５０年７月，李先念就明确提出：“今后本省农业问题是水利问题。”此后，他多次指出：做好水利工作，关系全省几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甚至生命问题。他不仅亲自谋划湖北的治水方略，而且亲自挂帅组织指挥。他领导湖北人民加高培厚长江、汉江堤防，有重点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型排灌工程，还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划和决策，领导修建了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水业绩。 长江横贯东西，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的一段称为荆江。此段河道曲折，河床淤塞，两岸平原地势低洼，极其容易溃堤泛滥，是千百年来水患频仍地区，故有“千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为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在兴修荆江大堤和汉江堤防的同时，李先念积极推动和领导了荆江分洪工程建设。１９５２年，中央政府决定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任委员会主任和指挥部总政委。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长江上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中，要求“１９５２年汛期应保证完成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保证完成”４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这着重号是周恩来提议加上的。这与其说是周恩来的严厉，不如说是天时的无情。 略具水利常识的人都知道，两个汛期之间是完成分洪工程的最佳时机。１９５２年汛期前完成分洪工程，即使当年汛期到来时荆江发生大洪水，分洪工程也可以发挥防洪的作用。否则，工程就会半途而废，毁于滔滔洪水。 １９５２年春夏之交，李先念率领几十万民工，要在１００天的时间里建成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场硬仗，不亚于他当年领导的中原突围。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后，李先念深入到工地第一线，号召３０万工程大军战胜一切困难，保证在汛期来临之前胜利完成任务。在李先念的有力领导和指挥下，荆江分洪主体工程胜利完工，比限期提前２５天。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林一山后来曾说：“兴建长江防洪的关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时，虽然中央、中南局都十分重视，但推动这一工程起主要作用的当属李先念同志。建国初期，在国家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只用了７５天时间就奇迹般地完成了这一大型工程，这与先念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６日，在武汉的江面上，“江峡”轮鸣笛起航，溯江而上。周恩来率１００多位来自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的专家开始了长江三峡之行，考察三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李富春一起陪同周恩来实地考察三峡坝址。 ２月２８日，“江峡”轮行至荆江大堤，停靠在江陵县郝穴镇码头。 荆江大堤是荆江防汛的屏障，所以沿岸的百姓把它称作“金堤”、“命堤”。周恩来与陪同人员弃船登岸，改乘汽车，视察从郝穴到沙市长达１０２公里的险要堤段。每到重要险段，李先念都随同周恩来下车，登上堤顶，察看江流险情。 车行至祁家渊，这是荆江大堤最为险要的堤段。周恩来让汽车停下来，又冒着鹅毛大雪走上了堤顶。迎着风雪，站在堤上的周恩来神色凝重，他一边望着低洼处的沙市城，一边听着林一山的汇报。 林一山告诉总理，在汛期，长江洪水水位能高出沙市地面１０余米，荆江大堤万一被冲垮，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时而俯视长江，时而弯下身去察看堤防。他说：“我站在荆江大堤上，感到如履薄冰。” 周恩来对王任重、林一山等人说：“在三峡工程未兴建之前，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不能有任何疏忽和侥幸心理。” 李先念说：“只要能保住荆江大堤，要金子给金子。” ３月１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了三斗坪坝址。技术人员展开一卷图纸，一幅三峡大坝的蓝图出现在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眼前。 周恩来看了一会儿图纸，用手指着对岸一座山头问：“将来大坝的坝顶，有那个山头高吗？” 林一山兴奋地答道：“有，有那个山头高。” “太雄伟了！太雄伟了！”李先念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将来兴建三峡大坝，如果你们同意，就选我当坝长。” 李先念关注三峡工程的论证，曾数次写下重要批示和专门信函，阐述了自己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彰显了他科学严谨的精神和务实民主的作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兴建三峡工程的步伐放慢了。 然而，李先念却没有忘记三峡工程。每当他到湖北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时候，都要听取专家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建议。他说：“党中央历来对这项工作很关心，作过专门决议，领导同志召开过无数会议，有关部门和地区做了大量工作，这为兴建三峡大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对三峡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积极分子，直接和间接了解的情况也不少。在我的脑子里总是要经常考虑一个一个大问题。” １９７９年５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召集２００多位水利水电、地质地震、航运交通等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赴三峡地区，考察讨论三峡坝址问题。考察后，专家们对三峡工程是否很快上马有不同意见，同时提出了工程上马后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１９７９年６月，李先念、王任重等一起主持国务院会议，专门研究了三峡工程建设问题。６月２２日，李先念在会议报告上作了很长的批示： 关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多年来水电部和长办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近，国务院又听了一次汇报，这次汇报仅仅是研究讨论，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开始，决不是决定马上上马。我是趋向干这个工程的。但这个工程很大，涉及面很广，建设技术很复杂，如若动工兴建，还要继续地深入地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提出比较好的建议方案，经财经委员会讨论，提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 这项工程在国外水电史上也是少见的，在建设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项目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有关部门要抓紧认真研究，如防洪、灌溉、航运、养殖、淤沙，一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一万二千吨重的升船机等等。 现在全国有不少人在议论这项建设，外国人也可能参与这个讨论。广泛的讨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但要注意这些议论，多听取不同意见好。 李先念的批示，送给了钱正英、刘澜波、王林、林一山并抄送陈云等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员传阅。李先念的批示意见，大大促进了三峡工程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考察三峡之后，三峡工程又重新热起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央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建设的准备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李先念总是每会必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１９８３年５月，李先念就三峡工程问题找钱正英详谈，听取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此后不久，李先念认真研究了几位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提出的兴建三峡水电工程的建议和意见的材料后，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写了一封信： 中央决定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一件全国人民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要十分谨慎。三峡工程不仅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而且对全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建设，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三十多年来，在长江流域的建设投资总有一二千亿，或者二千多亿。这个地区形势好坏，直接影响到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也可以说从全国来看是举足轻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所以，既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同时，李先念对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主张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二是从目前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同意兴建１５０米的低坝方案；三是要选择可行性方案，解决泥沙问题，保证三峡大坝建成后，有利于长江航运；四是要充分考虑三峡工程建设的投资规模。在信的最后，李先念表示：我的这些意见，你们论证可以不受约束。但希望诸公认真考虑。或者至少要将我的意见存入历史档案，留作资料，以备在三峡工程建设中还有此一说。 １９８６年２月，海内外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非常激烈。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率有关部委负责人和水利水电专家再次考察三峡。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推迟兴建三峡工程，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并决定由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４人组成协调小组，协调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工作。 １９８７年５月，水电部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初选水位方案报告》，主要内容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坝址选在三斗坪，坝顶高度１８５米，最终正常水位１７５米，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实现初期蓄水后，移民工作连续进行，经过５至１０年蓄水位达到１７５米，移民安置区安排在１８０米水位的回水线以上。李先念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了会议的材料，看到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越来越深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十分兴奋。５月９日，他给李鹏、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对三峡工程，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这些年来，很多同志在各种场合讲述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出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好事，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后，特别在开工前随时都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反对的意见，并汲取其合理部分，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同时，要反复论证，对各种疑难问题和不同看法，作出科学有效的解释和回答，对各种复杂问题做出预案，免得工程上马后因准备工作不周，而造成严重损失…… 三峡工程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样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我们还想不到的各种复杂问题，一定会有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可以说，建设这项工程是对我国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查、大促进。许多科技领域，如水文地质、机械设备、工程建设、发电输电、航运、防洪、灌溉等，都会不断创新。比如选择大机组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中，每一步、每一项都要依靠和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水文地质科学，库区几百里，水深几百米以上，地质结构、地貌形态千差万别，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制定出预防可能发生的跑水、漏水、滑坡、断裂等有效措施。尤其是对石灰岩层，要妥善处理。总之，一定要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要切实可靠，这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有说服力。 由于三峡工程处在我国中部地区，所以工程质量显得特别重要。从勘探、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和每一步都要严格把住质量关，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系到长江流域亿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会成为遗笑万年的丑事，即使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李先念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他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钱正英对李先念严谨认真的作风感受很深。她在回忆李先念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时，这样写道：“我们和他有不同意见时，可以毫无顾虑地和他争论，只要你说得合乎实际，他会放弃他的意见，而采纳你的意见。……对三峡工程也是如此，他本来积极主张上，并要我们研究高坝、中坝、低坝等方案，但当他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后，主张谨慎从事，重新论证，并多次告诫我们广泛听取意见，认真研究所提出的问题。” 李先念魂牵梦绕的是长江的防汛抗洪。在逝世前两个月，他殷切嘱托湖北的官员：一定要把长江三峡这篇文章做好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对于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坝，李先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他不仅协助周恩来多次参加和主持会议审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方案，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在工程建设的关键时刻，先后４次到葛洲坝视察，对有关葛洲坝工程的报告、来函、来信、内参作过１４次批示。 鉴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李先念给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职工写信说：“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是第一个，必须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质量问题务必做到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工程建设者起到了警醒的作用，促进了葛洲坝工程的科学施工。 李先念与周恩来一样，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看成是实现三峡工程的重要步骤，把葛洲坝大坝看成是三峡大坝的实验坝。李先念要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质量要精益求精。他说：“我国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等待我们去建设的水电站有许许多多。有些高难度的水电站摆在我们的面前，‘高峡出平湖’那样的工程，就是其中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建设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善于打硬仗的过得硬的队伍。” １９８１年７月，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继１月４日提前一年大江截流、通航发电后，又经受了一场特大洪水的考验。１０月，李先念专程视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此时的葛洲坝，一号机组已经开始运行发电，二江、三江建筑群雄伟地耸立在宽阔的江面上。６日上午，李先念乘坐“交通一号”轮在三江河库上缓缓行驶。他感慨地说：“这个工程是社会主义工程吧？蒋介石想在南津关搞坝，不过是说说而已，他不能搞，搞不成。我们搞成了。有部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不相信自己，这不对。”俯视着泄水闸前奔腾的江水，李先念情不自禁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他对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说：“二期工程完了以后，只要我不死，还想来一次。” １９８８年４月和１９８９年４月，在葛洲坝二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李先念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先后两次到葛洲坝视察，实践了他的诺言。 １９９１年夏季，全国发生特大水灾，对水利、防汛工作敲响了警钟。三峡工程论证的进度加快了。 １９９２年３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审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 此时的李先念重病在身，已在北京医院住了很长时间。 ３月３０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漆林前往医院探望李先念。 因为病重，李先念没有出席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对会议期间的探视者，医院一般是婉言谢绝，但漆林是个例外。李先念想见他，一是因为漆林的父亲在革命年代是湖北的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他利用打入帮会的特殊身份，对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给予了很大的支援。二是漆林从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一直干到行署副专员，直至１９８８年担任省计委主任，李先念喜欢从农民中、从基层里干起来的干部，他想听关于农民的真实情况。 也许李先念预感到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那一天，他与漆林谈得很多：从回忆他的童年，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姐姐，一直谈到尚未脱贫的农民。讲到伤心处，李先念不禁落泪。医生、护士一次次进来干涉，催促漆林离开病房。李先念发脾气说：“好容易家乡来个人，能说句心里话，你们就是不让说！”他把手一挥：“走走走，不要你们管。” 拉完家常后，李先念谈到了湖北的经济：“你们要想办法把湖北的经济建设搞上去。现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国家不可能把很多建设项目放在内地。湖北要充分利用三峡工程建设这个机遇，把三峡工程的配套工作做好，搞好服务，振兴湖北经济。” 临别时，李先念拉着漆林的手，嘱托道：“请你给湖北省委、省政府捎个信，一定要把长江三峡这篇文章做好！”
李先念领导兴建了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他热切地说：“将来兴建三峡大坝，如果你们同意，就选我当坝长。”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成立，李先念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主持湖北党、政、军全面工作。李先念主政湖北期间，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根据湖北省情，他把兴建水利工程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来抓。１９５０年７月，李先念就明确提出：“今后本省农业问题是水利问题。”此后，他多次指出：做好水利工作，关系全省几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甚至生命问题。他不仅亲自谋划湖北的治水方略，而且亲自挂帅组织指挥。他领导湖北人民加高培厚长江、汉江堤防，有重点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型排灌工程，还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划和决策，领导修建了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水业绩。 长江横贯东西，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的一段称为荆江。此段河道曲折，河床淤塞，两岸平原地势低洼，极其容易溃堤泛滥，是千百年来水患频仍地区，故有“千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为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在兴修荆江大堤和汉江堤防的同时，李先念积极推动和领导了荆江分洪工程建设。１９５２年，中央政府决定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任委员会主任和指挥部总政委。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长江上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中，要求“１９５２年汛期应保证完成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保证完成”４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这着重号是周恩来提议加上的。这与其说是周恩来的严厉，不如说是天时的无情。 略具水利常识的人都知道，两个汛期之间是完成分洪工程的最佳时机。１９５２年汛期前完成分洪工程，即使当年汛期到来时荆江发生大洪水，分洪工程也可以发挥防洪的作用。否则，工程就会半途而废，毁于滔滔洪水。 １９５２年春夏之交，李先念率领几十万民工，要在１００天的时间里建成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场硬仗，不亚于他当年领导的中原突围。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后，李先念深入到工地第一线，号召３０万工程大军战胜一切困难，保证在汛期来临之前胜利完成任务。在李先念的有力领导和指挥下，荆江分洪主体工程胜利完工，比限期提前２５天。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林一山后来曾说：“兴建长江防洪的关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时，虽然中央、中南局都十分重视，但推动这一工程起主要作用的当属李先念同志。建国初期，在国家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只用了７５天时间就奇迹般地完成了这一大型工程，这与先念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６日，在武汉的江面上，“江峡”轮鸣笛起航，溯江而上。周恩来率１００多位来自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的专家开始了长江三峡之行，考察三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李富春一起陪同周恩来实地考察三峡坝址。 ２月２８日，“江峡”轮行至荆江大堤，停靠在江陵县郝穴镇码头。 荆江大堤是荆江防汛的屏障，所以沿岸的百姓把它称作“金堤”、“命堤”。周恩来与陪同人员弃船登岸，改乘汽车，视察从郝穴到沙市长达１０２公里的险要堤段。每到重要险段，李先念都随同周恩来下车，登上堤顶，察看江流险情。 车行至祁家渊，这是荆江大堤最为险要的堤段。周恩来让汽车停下来，又冒着鹅毛大雪走上了堤顶。迎着风雪，站在堤上的周恩来神色凝重，他一边望着低洼处的沙市城，一边听着林一山的汇报。 林一山告诉总理，在汛期，长江洪水水位能高出沙市地面１０余米，荆江大堤万一被冲垮，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时而俯视长江，时而弯下身去察看堤防。他说：“我站在荆江大堤上，感到如履薄冰。” 周恩来对王任重、林一山等人说：“在三峡工程未兴建之前，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不能有任何疏忽和侥幸心理。” 李先念说：“只要能保住荆江大堤，要金子给金子。” ３月１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了三斗坪坝址。技术人员展开一卷图纸，一幅三峡大坝的蓝图出现在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眼前。 周恩来看了一会儿图纸，用手指着对岸一座山头问：“将来大坝的坝顶，有那个山头高吗？” 林一山兴奋地答道：“有，有那个山头高。” “太雄伟了！太雄伟了！”李先念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将来兴建三峡大坝，如果你们同意，就选我当坝长。” 李先念关注三峡工程的论证，曾数次写下重要批示和专门信函，阐述了自己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彰显了他科学严谨的精神和务实民主的作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兴建三峡工程的步伐放慢了。 然而，李先念却没有忘记三峡工程。每当他到湖北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时候，都要听取专家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建议。他说：“党中央历来对这项工作很关心，作过专门决议，领导同志召开过无数会议，有关部门和地区做了大量工作，这为兴建三峡大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对三峡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积极分子，直接和间接了解的情况也不少。在我的脑子里总是要经常考虑一个一个大问题。” １９７９年５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召集２００多位水利水电、地质地震、航运交通等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赴三峡地区，考察讨论三峡坝址问题。考察后，专家们对三峡工程是否很快上马有不同意见，同时提出了工程上马后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１９７９年６月，李先念、王任重等一起主持国务院会议，专门研究了三峡工程建设问题。６月２２日，李先念在会议报告上作了很长的批示： 关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多年来水电部和长办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近，国务院又听了一次汇报，这次汇报仅仅是研究讨论，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开始，决不是决定马上上马。我是趋向干这个工程的。但这个工程很大，涉及面很广，建设技术很复杂，如若动工兴建，还要继续地深入地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提出比较好的建议方案，经财经委员会讨论，提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 这项工程在国外水电史上也是少见的，在建设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项目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有关部门要抓紧认真研究，如防洪、灌溉、航运、养殖、淤沙，一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一万二千吨重的升船机等等。 现在全国有不少人在议论这项建设，外国人也可能参与这个讨论。广泛的讨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但要注意这些议论，多听取不同意见好。 李先念的批示，送给了钱正英、刘澜波、王林、林一山并抄送陈云等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员传阅。李先念的批示意见，大大促进了三峡工程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考察三峡之后，三峡工程又重新热起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央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建设的准备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李先念总是每会必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１９８３年５月，李先念就三峡工程问题找钱正英详谈，听取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此后不久，李先念认真研究了几位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提出的兴建三峡水电工程的建议和意见的材料后，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写了一封信： 中央决定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一件全国人民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要十分谨慎。三峡工程不仅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而且对全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建设，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三十多年来，在长江流域的建设投资总有一二千亿，或者二千多亿。这个地区形势好坏，直接影响到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也可以说从全国来看是举足轻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所以，既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同时，李先念对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主张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二是从目前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同意兴建１５０米的低坝方案；三是要选择可行性方案，解决泥沙问题，保证三峡大坝建成后，有利于长江航运；四是要充分考虑三峡工程建设的投资规模。在信的最后，李先念表示：我的这些意见，你们论证可以不受约束。但希望诸公认真考虑。或者至少要将我的意见存入历史档案，留作资料，以备在三峡工程建设中还有此一说。 １９８６年２月，海内外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非常激烈。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率有关部委负责人和水利水电专家再次考察三峡。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推迟兴建三峡工程，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并决定由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４人组成协调小组，协调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工作。 １９８７年５月，水电部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初选水位方案报告》，主要内容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坝址选在三斗坪，坝顶高度１８５米，最终正常水位１７５米，初期蓄水位１５６米；实现初期蓄水后，移民工作连续进行，经过５至１０年蓄水位达到１７５米，移民安置区安排在１８０米水位的回水线以上。李先念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了会议的材料，看到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越来越深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十分兴奋。５月９日，他给李鹏、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对三峡工程，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这些年来，很多同志在各种场合讲述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出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好事，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后，特别在开工前随时都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反对的意见，并汲取其合理部分，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同时，要反复论证，对各种疑难问题和不同看法，作出科学有效的解释和回答，对各种复杂问题做出预案，免得工程上马后因准备工作不周，而造成严重损失…… 三峡工程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样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我们还想不到的各种复杂问题，一定会有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可以说，建设这项工程是对我国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查、大促进。许多科技领域，如水文地质、机械设备、工程建设、发电输电、航运、防洪、灌溉等，都会不断创新。比如选择大机组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中，每一步、每一项都要依靠和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水文地质科学，库区几百里，水深几百米以上，地质结构、地貌形态千差万别，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制定出预防可能发生的跑水、漏水、滑坡、断裂等有效措施。尤其是对石灰岩层，要妥善处理。总之，一定要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要切实可靠，这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有说服力。 由于三峡工程处在我国中部地区，所以工程质量显得特别重要。从勘探、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和每一步都要严格把住质量关，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系到长江流域亿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会成为遗笑万年的丑事，即使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李先念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他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钱正英对李先念严谨认真的作风感受很深。她在回忆李先念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时，这样写道：“我们和他有不同意见时，可以毫无顾虑地和他争论，只要你说得合乎实际，他会放弃他的意见，而采纳你的意见。……对三峡工程也是如此，他本来积极主张上，并要我们研究高坝、中坝、低坝等方案，但当他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后，主张谨慎从事，重新论证，并多次告诫我们广泛听取意见，认真研究所提出的问题。” 李先念魂牵梦绕的是长江的防汛抗洪。在逝世前两个月，他殷切嘱托湖北的官员：一定要把长江三峡这篇文章做好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对于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坝，李先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他不仅协助周恩来多次参加和主持会议审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方案，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在工程建设的关键时刻，先后４次到葛洲坝视察，对有关葛洲坝工程的报告、来函、来信、内参作过１４次批示。 鉴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李先念给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职工写信说：“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是第一个，必须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质量问题务必做到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工程建设者起到了警醒的作用，促进了葛洲坝工程的科学施工。 李先念与周恩来一样，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看成是实现三峡工程的重要步骤，把葛洲坝大坝看成是三峡大坝的实验坝。李先念要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质量要精益求精。他说：“我国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等待我们去建设的水电站有许许多多。有些高难度的水电站摆在我们的面前，‘高峡出平湖’那样的工程，就是其中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建设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善于打硬仗的过得硬的队伍。” １９８１年７月，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继１月４日提前一年大江截流、通航发电后，又经受了一场特大洪水的考验。１０月，李先念专程视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此时的葛洲坝，一号机组已经开始运行发电，二江、三江建筑群雄伟地耸立在宽阔的江面上。６日上午，李先念乘坐“交通一号”轮在三江河库上缓缓行驶。他感慨地说：“这个工程是社会主义工程吧？蒋介石想在南津关搞坝，不过是说说而已，他不能搞，搞不成。我们搞成了。有部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不相信自己，这不对。”俯视着泄水闸前奔腾的江水，李先念情不自禁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他对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说：“二期工程完了以后，只要我不死，还想来一次。” １９８８年４月和１９８９年４月，在葛洲坝二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李先念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先后两次到葛洲坝视察，实践了他的诺言。 １９９１年夏季，全国发生特大水灾，对水利、防汛工作敲响了警钟。三峡工程论证的进度加快了。 １９９２年３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审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 此时的李先念重病在身，已在北京医院住了很长时间。 ３月３０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漆林前往医院探望李先念。 因为病重，李先念没有出席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对会议期间的探视者，医院一般是婉言谢绝，但漆林是个例外。李先念想见他，一是因为漆林的父亲在革命年代是湖北的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他利用打入帮会的特殊身份，对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给予了很大的支援。二是漆林从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一直干到行署副专员，直至１９８８年担任省计委主任，李先念喜欢从农民中、从基层里干起来的干部，他想听关于农民的真实情况。 也许李先念预感到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那一天，他与漆林谈得很多：从回忆他的童年，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姐姐，一直谈到尚未脱贫的农民。讲到伤心处，李先念不禁落泪。医生、护士一次次进来干涉，催促漆林离开病房。李先念发脾气说：“好容易家乡来个人，能说句心里话，你们就是不让说！”他把手一挥：“走走走，不要你们管。” 拉完家常后，李先念谈到了湖北的经济：“你们要想办法把湖北的经济建设搞上去。现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国家不可能把很多建设项目放在内地。湖北要充分利用三峡工程建设这个机遇，把三峡工程的配套工作做好，搞好服务，振兴湖北经济。” 临别时，李先念拉着漆林的手，嘱托道：“请你给湖北省委、省政府捎个信，一定要把长江三峡这篇文章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