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教育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摘要: 20世纪初期, 中国社会处于教育转型的关键时刻, 这时期清政府进行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废科举、改学制以及新的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和教育结构的整体规划等, 这些措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近代教育制度终于开始在中国确立并推广开来。 关键词: 科举制; 学制; 教育行政体制; 妇女教育; 留学教育 教育的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近代化是在对传统教育的影响和西方教育认识的双重过滤和选择中艰难推进的。清末新政期间以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近代学制的颁布为主要标志的清末教育改革标志着封建教育体系的全面崩溃，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本文试图从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近代教育、颁布学制、确立近代学校制度、设立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几个方面探讨清末教育改革的历程和历史意义。
(一) 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近代教育
进入20世纪后, 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 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十分迫切, 全国废科举的呼声因而日益高涨。不要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强烈要求, 就连许多封疆大吏也深知科举积弊太深, 纷纷要求废除科举制。严复曾指出:“虽然学堂立矣, 办之数年, 又未见其效也! 则哗然谓科举犹在, 以
［1］此为梗”张之洞提到“故救时必自变法始, 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2]袁世凯也上奏清廷, “科举不停, 民间相率观望, 欲推广学堂, 必先停科举”。[3]科举制度的废除势在必行。1901年, 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各
省科举考试要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和“策论”, 废除八股文章和武科考试。随后，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 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 为学堂取士之额”。[4]1903年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 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5],到1905年, 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又联名奏请立停科举, 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 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6]而建立、大兴学校则是“广学育才, 化民成俗”, 内定围势, 外服强邻, 转危为安”[7]的关键, 指出“故欲补救时艰, 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 必自先停科举始”。[8]1905年8月, 清廷颁布《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著即自丙午科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9]至此，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完全被废止。此举标志着封建旧教育制度的崩溃, 它扫除了我国教育走向近代化最严重的障碍, 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 颁布学制、确立近代学校制度
在废科举的同时, 清政府作出厘正学制的决定。1902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是为“壬寅学制”, 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1903年7月, 清政府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 重新拟订学堂章程, 于1904年1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 即“癸卯学制”, 对学校体系、课程设置、管理通则等作了具体规定。“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校教育体系, 它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
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影响甚大, 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为辛亥革命后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制订打下了基础, “癸卯学制”作为中国第一个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 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陆续兴起的零散的新式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它的施行, 改变了中国长期实行的封建性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学校形式, 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 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 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是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以下另起一段）
科举制度的废除, 新学制的诞生, 促进了兴办学堂事业的大发展。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壬寅、癸卯学制公布后, 兴办学堂便成为清政府的既定国策。全国各地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 积极创建各级各类学校, 诸如小学堂、中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实业学堂、政法学堂等, 出现了未曾有过的新景象, 新式学堂得到迅速发展。到1905年, 除去教会学堂, 全国已有各级各类学堂8277所, 学生达25万余人, 一个具有官、公、私立和大中小学、师范、专门学校相互配套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初具规模, 而且发展势头强劲。
(三) 设立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在讲求普及化和专门化的近代教育建设中. 必须有专门的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以便承担起各地教育事业的设计、执行与考核工作，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做到正常而有序地发展。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真正得到全面改制，是在清末
教育改革期间。这就是中央学部和地方提学使司的创立，取代原先吏部和地方提督学政的职能，一种新型的具有近代教育管理功能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出现了。中央设立学部，地方设立学务局和劝学所。1906年颁布了学务官制和视导(学) 制，理顺了各级教育行政之间的关系，标志着教育管理的近代化。
19世纪末短短数年间, 中国经历了维新思潮风起云涌与戊戌变法骤兴倏败的大震荡, 有识之士从其教训中自省反思, 并在中外比较中得到启迪, 往往以兴学育才为民族振兴的重要手段, 为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 视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为变法图强的核心。于是, 创建新的教育行政体制、立学部的议论比较集中地出现于此时, 表明不少人已认识到这是沟通兴学和政体变革的关键一环。改良派的著名代表麦孟华就曾指出:“非民之智于西而愚于中也, 上设学校以开其智也。多立学堂, 别创学部, 专官任事, 重其责成, 如是而民智不开, 殆未有也”。[10]只有“增减得宜, 利举弊革, 立法美善, 中人之法可以贤, 中人之质可以智, 中人之力可以才, 以行新政, 何政不举, 以兴新法, 何法不能”,[11]强调了立学部、设学堂的重要性。张之洞也曾奏请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管理全国的教育, 得到光绪帝的批准。1905年9月, 为从组织上保证新学制的推行, 适应科举废除之后新形势的需要, 政务处奏请特设学部, 作为管理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11日发出上谕:“„„前经降旨停止科举, 极应振兴学务, 广育人才, 现在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 必有总汇之区, 以资董率而专责成, 著即设立学部, 荣庆调补学部尚书, 学部左侍郎著熙英补授, 翰林编修严修, 著以三品京堂候补, 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即古之
‘成均’, 本系大学, 所有该监事务, 著即归并学部”。[12]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自此正式建立。学部下设五司——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 各职其事。为中国有史以来专门的、正式独立的管理教育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始。这一举措, 标志着教育行政与学校开始分离, 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学部成立后, 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教育行政的改革。1906年, 政务处与学部奏请各省设提学使司, 领导地方教育行政事务, 下设劝学所、学区, 这是省区教育行政机关建立之始。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健全的教育行政机关, 管辖全国教育。此外, 学部又于1906年公布《教育会章程》, 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都可以设立教育会, 作为各级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期于辅助教育行政, 图教育之普及”。[13]此后,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日趋完善。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正式确立和日益完善, 对于革除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 使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清末教育改革的历史作用
20世纪初我国的教育改革, 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到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留学教育等都全面铺开, 这样就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塾、书院等学校形式和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 出现了多种类、多样化的学校教育结构, 为中国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教育结构的整体变革的最突出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大兴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开展的程度, 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1904年1月清
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14]第一次把女子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女子师范学堂, 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15]“女子师范学堂由官设立者, 其经营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女子师范生无庸缴纳学费”。[16]正是这一举措使20世纪初的中国兴办女学蔚然成风。1906年2月慈禧太后“面谕学部, 振兴女学”;[17] 6月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10月谢长达等人在苏州创办振兴女学。1907年5月, 学部奏兴女学, 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 对其办学宗旨、课程设置等方面作了规定和要求, 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第一次教育统计表》统计, 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没有女学堂外, 其他各省女学堂总计428所, 女学生15498人。女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学的兴起, 也为妇女人才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同时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二, 重视留学
清廷在改革中重视留学教育, 选官派学生, 鼓励自费留学。外务部在1902年奏议派赴出洋游学办法, 提出:“派出洋之后, 精求专门之学, 夫而后中西可以贯通, 成就可期远大”。[18]张百熙、荣庆等人奏议奖励职官游历游学, 指出游学“尤有实际, 最为成就人才之要端”。[19]到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等。正是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 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在1902—1910年间兴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20]甲午前后, 留日学生仅数十人, 1905
年猛增至8千人, 于1911年总人达2万人以上。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 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这些留学生在回国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 逐渐取代传统的士绅走上历史舞台, 并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革新力量。同时, 留学运动的发展还为中国培养了科学家、文学家、医生、外事人员等各式的人才, 为以后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为立国之本, 国运之盛衰系之, 国步之消长视之”。[21]
尽管清末的“新政”改革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而采取的应急之策, 由于其体制的滞后性与政策改革的先进性的矛盾而归于失败, 但其中的教育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 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近代化过程的积极作用, 新政时废科举、兴学堂、改学制、立学部、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与教育结构的调整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清末教育改革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重复与修补, 而是努力寻找并建构中国教育的新路向、新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清末教育改革对我国当前进行的跨世纪的教育改革亦有很大的借鉴之处。
注释:
[1]马鸿儒. 《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述评》, 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2]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52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
版.
[3]马鸿儒. 《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述评》, 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4]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56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5]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6]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2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7]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3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8]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4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9]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6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0]关晓红. 《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 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1]关晓红. 《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 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2]《光绪朝东华录》(五) 第5445页.
[13]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36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4]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第81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5]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第81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6]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第81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7]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56页,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8]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179,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9]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190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0]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第39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郑观应. 《盛世危言》后编卷二.
浅析清末教育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摘要: 20世纪初期, 中国社会处于教育转型的关键时刻, 这时期清政府进行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废科举、改学制以及新的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和教育结构的整体规划等, 这些措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近代教育制度终于开始在中国确立并推广开来。 关键词: 科举制; 学制; 教育行政体制; 妇女教育; 留学教育 教育的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近代化是在对传统教育的影响和西方教育认识的双重过滤和选择中艰难推进的。清末新政期间以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近代学制的颁布为主要标志的清末教育改革标志着封建教育体系的全面崩溃，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本文试图从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近代教育、颁布学制、确立近代学校制度、设立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几个方面探讨清末教育改革的历程和历史意义。
(一) 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近代教育
进入20世纪后, 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 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十分迫切, 全国废科举的呼声因而日益高涨。不要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强烈要求, 就连许多封疆大吏也深知科举积弊太深, 纷纷要求废除科举制。严复曾指出:“虽然学堂立矣, 办之数年, 又未见其效也! 则哗然谓科举犹在, 以
［1］此为梗”张之洞提到“故救时必自变法始, 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2]袁世凯也上奏清廷, “科举不停, 民间相率观望, 欲推广学堂, 必先停科举”。[3]科举制度的废除势在必行。1901年, 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各
省科举考试要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和“策论”, 废除八股文章和武科考试。随后，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 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 为学堂取士之额”。[4]1903年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 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5],到1905年, 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又联名奏请立停科举, 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 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6]而建立、大兴学校则是“广学育才, 化民成俗”, 内定围势, 外服强邻, 转危为安”[7]的关键, 指出“故欲补救时艰, 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 必自先停科举始”。[8]1905年8月, 清廷颁布《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著即自丙午科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9]至此，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完全被废止。此举标志着封建旧教育制度的崩溃, 它扫除了我国教育走向近代化最严重的障碍, 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 颁布学制、确立近代学校制度
在废科举的同时, 清政府作出厘正学制的决定。1902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是为“壬寅学制”, 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1903年7月, 清政府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 重新拟订学堂章程, 于1904年1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 即“癸卯学制”, 对学校体系、课程设置、管理通则等作了具体规定。“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校教育体系, 它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
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影响甚大, 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为辛亥革命后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制订打下了基础, “癸卯学制”作为中国第一个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 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陆续兴起的零散的新式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它的施行, 改变了中国长期实行的封建性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学校形式, 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 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 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是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以下另起一段）
科举制度的废除, 新学制的诞生, 促进了兴办学堂事业的大发展。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壬寅、癸卯学制公布后, 兴办学堂便成为清政府的既定国策。全国各地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 积极创建各级各类学校, 诸如小学堂、中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实业学堂、政法学堂等, 出现了未曾有过的新景象, 新式学堂得到迅速发展。到1905年, 除去教会学堂, 全国已有各级各类学堂8277所, 学生达25万余人, 一个具有官、公、私立和大中小学、师范、专门学校相互配套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初具规模, 而且发展势头强劲。
(三) 设立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在讲求普及化和专门化的近代教育建设中. 必须有专门的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以便承担起各地教育事业的设计、执行与考核工作，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做到正常而有序地发展。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真正得到全面改制，是在清末
教育改革期间。这就是中央学部和地方提学使司的创立，取代原先吏部和地方提督学政的职能，一种新型的具有近代教育管理功能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出现了。中央设立学部，地方设立学务局和劝学所。1906年颁布了学务官制和视导(学) 制，理顺了各级教育行政之间的关系，标志着教育管理的近代化。
19世纪末短短数年间, 中国经历了维新思潮风起云涌与戊戌变法骤兴倏败的大震荡, 有识之士从其教训中自省反思, 并在中外比较中得到启迪, 往往以兴学育才为民族振兴的重要手段, 为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 视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为变法图强的核心。于是, 创建新的教育行政体制、立学部的议论比较集中地出现于此时, 表明不少人已认识到这是沟通兴学和政体变革的关键一环。改良派的著名代表麦孟华就曾指出:“非民之智于西而愚于中也, 上设学校以开其智也。多立学堂, 别创学部, 专官任事, 重其责成, 如是而民智不开, 殆未有也”。[10]只有“增减得宜, 利举弊革, 立法美善, 中人之法可以贤, 中人之质可以智, 中人之力可以才, 以行新政, 何政不举, 以兴新法, 何法不能”,[11]强调了立学部、设学堂的重要性。张之洞也曾奏请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管理全国的教育, 得到光绪帝的批准。1905年9月, 为从组织上保证新学制的推行, 适应科举废除之后新形势的需要, 政务处奏请特设学部, 作为管理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11日发出上谕:“„„前经降旨停止科举, 极应振兴学务, 广育人才, 现在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 必有总汇之区, 以资董率而专责成, 著即设立学部, 荣庆调补学部尚书, 学部左侍郎著熙英补授, 翰林编修严修, 著以三品京堂候补, 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即古之
‘成均’, 本系大学, 所有该监事务, 著即归并学部”。[12]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自此正式建立。学部下设五司——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 各职其事。为中国有史以来专门的、正式独立的管理教育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始。这一举措, 标志着教育行政与学校开始分离, 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学部成立后, 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教育行政的改革。1906年, 政务处与学部奏请各省设提学使司, 领导地方教育行政事务, 下设劝学所、学区, 这是省区教育行政机关建立之始。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健全的教育行政机关, 管辖全国教育。此外, 学部又于1906年公布《教育会章程》, 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都可以设立教育会, 作为各级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期于辅助教育行政, 图教育之普及”。[13]此后,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日趋完善。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正式确立和日益完善, 对于革除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 使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清末教育改革的历史作用
20世纪初我国的教育改革, 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到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留学教育等都全面铺开, 这样就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塾、书院等学校形式和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 出现了多种类、多样化的学校教育结构, 为中国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教育结构的整体变革的最突出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大兴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开展的程度, 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1904年1月清
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14]第一次把女子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女子师范学堂, 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15]“女子师范学堂由官设立者, 其经营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女子师范生无庸缴纳学费”。[16]正是这一举措使20世纪初的中国兴办女学蔚然成风。1906年2月慈禧太后“面谕学部, 振兴女学”;[17] 6月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10月谢长达等人在苏州创办振兴女学。1907年5月, 学部奏兴女学, 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 对其办学宗旨、课程设置等方面作了规定和要求, 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第一次教育统计表》统计, 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没有女学堂外, 其他各省女学堂总计428所, 女学生15498人。女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学的兴起, 也为妇女人才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同时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二, 重视留学
清廷在改革中重视留学教育, 选官派学生, 鼓励自费留学。外务部在1902年奏议派赴出洋游学办法, 提出:“派出洋之后, 精求专门之学, 夫而后中西可以贯通, 成就可期远大”。[18]张百熙、荣庆等人奏议奖励职官游历游学, 指出游学“尤有实际, 最为成就人才之要端”。[19]到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等。正是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 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在1902—1910年间兴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20]甲午前后, 留日学生仅数十人, 1905
年猛增至8千人, 于1911年总人达2万人以上。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 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这些留学生在回国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 逐渐取代传统的士绅走上历史舞台, 并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革新力量。同时, 留学运动的发展还为中国培养了科学家、文学家、医生、外事人员等各式的人才, 为以后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为立国之本, 国运之盛衰系之, 国步之消长视之”。[21]
尽管清末的“新政”改革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而采取的应急之策, 由于其体制的滞后性与政策改革的先进性的矛盾而归于失败, 但其中的教育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 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近代化过程的积极作用, 新政时废科举、兴学堂、改学制、立学部、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与教育结构的调整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清末教育改革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重复与修补, 而是努力寻找并建构中国教育的新路向、新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清末教育改革对我国当前进行的跨世纪的教育改革亦有很大的借鉴之处。
注释:
[1]马鸿儒. 《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述评》, 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2]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52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
版.
[3]马鸿儒. 《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述评》, 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4]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56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5]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6]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2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7]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3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8]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4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9]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66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0]关晓红. 《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 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1]关晓红. 《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 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2]《光绪朝东华录》(五) 第5445页.
[13]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36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4]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第81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5]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第81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6]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第811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7]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56页,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8]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179,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9]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第190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0]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第39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郑观应. 《盛世危言》后编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