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魏晋士风的重要开启者
韩 国 良
摘 要：魏晋风度以饮酒、清谈、哲思、率性为特征，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孔融身上有了颇为集中的反映。如果我们要为魏晋风度在汉末的某些士大夫身上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反映找一个根据，那孔融正可谓这一风度的滥觞。
关键词：汉末；孔融；魏晋风度；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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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虽以“魏晋”命名，但它的渊源则要上溯到汉末。可是魏晋风度以饮酒、清谈、哲思、率性为特征，这些特征是散见于汉末众多的士大夫身上呢，还是在某些士大夫身上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反映？对这一点，则我们的认识还是并不深入的。孔融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与“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1]（P764）（《后汉书·文苑传》），小自己16
[2]（P53）岁之多的祢衡结为“尔汝之交”（《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文士传》），在政治上与曹操
分庭抗礼。他与祢衡先后都直接或间接为曹操所杀，对他们的矛盾展示的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和孔融结下了如此深的矛盾呢？一个要做霸主，一个要做名士；一个要显霸主威风，一个要摆名士派头：霸主与名士的尖锐对立显然是孔融被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融在诸多方面已经颇具魏晋名士的特征，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孔融身上有了颇为集中的反映。如果我们要为魏晋风度在汉末的某些士大夫身上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反映找一个根据，那孔融实可谓是这一风度的滥觞。
一、饮 酒
魏晋风度和饮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饮酒乃是魏晋风度最显明的特征。魏晋名士大都善饮，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非常丰富。如：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2]（P225）。（《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
张季鹰（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2]（P619）（《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2]（P619）（同上）
王佛大（忱）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2]（P637）（同上）
（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3]（P171）（陶渊明《孟府君传》）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世说新语·任诞篇》引王孝伯（恭）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2]（P637）把酒和魏晋名士的关系揭示的可谓尤为明确。
那么，是谁把酒和名士的身份确定了下来呢？是孔融。《后汉书·孔融传》：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韩国良（1964 -），男，河南新野人，南阳师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哲学研究。
岁余，复拜太中大夫。（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型）。”[1]（P664）
显而易见，酒在孔融的生命中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魏晋名士饮酒带有很大的以酒为乐的性质，孔融说“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把尊中之酒的空与不空与他人生的忧与不忧密切相联系，显然在这方面与魏晋名士已经非常一致了。
在孔融之前只有庄子说过“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4]（P37）（《逍遥游》）的话，庄子之后、孔融之前就再无人像他们这样把饮酒当作人生的一大快乐了。尽管汉乐府民歌中也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5]（P332）（《驱车上东门》）的话，但这只是一种肉体享受，与孔融等人的思想境界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么魏晋名士与酒的关系是不是可以上溯到庄子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不言而喻，酒在庄子的生活中并不占主要内容，把酒和名士的生活密切相联的，孔融还是第一个。我们之所以把孔融而不把庄子作为魏晋士风的滥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孔融较庄子与魏晋士风的联系更为直接罢了。
下面再看一条记载：“时年饥兵兴，（曹）操表制酒禁，（孔）融频书争之。”
汉书·孔融传》）其文曰：
公初当来，邦人咸抃舞踊跃，以望我后（此指曹操）。亦既至止，酒禁施行。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禷”之假借，祭名）帝禋（祭名）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奴仆），东迎其王，非饮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6]（P16）！（孔融《难曹公禁酒书》）
把酒的功德讲得如此之高，这在“竹林七贤”刘伶的《酒德颂》以前实可谓是绝无仅有的。通过这一篇热情洋溢的颂酒“檄文”，我们对孔融对酒的热恋陶醉无疑会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
[1]（P663）（《后
二、清 谈
魏晋风度除以饮酒饮誉后世外，对清谈的偏爱可谓是它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但魏晋清谈与汉末清议有着明显的不同：前着强调玄机，后者强调政治；前者强调娱乐，后者强调爱憎。
先看清议。《后汉书·党锢传》：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P638）。
又云：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1]（P638）。
其政治态度之鲜明，情感爱憎之沉挚实可谓是勿庸赘语的。
魏晋清谈就不同了，魏晋清谈重在言语机锋的设置、心灵交会的快乐。如：
裴散骑（遐）娶王太尉（衍）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
郭子玄（象）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许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P183）[2]（《世说新语·文学篇》）
支道林（遁）、许掾（询）诸人共在会稽王（简文）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
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2]（P201）。（同上）
殷中军（浩）、孙安国（盛）、王（濛）、谢（尚）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
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刘惔）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绝不及向（刚才）。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2]（P213）。（同上）
等等，对此展示的就是非常明白的。正因为此，所以日本汉学家冈村繁认为：
“清谈”与当时大部分诗赋具有同样性质，它是在那些有闲贵族的消遣性社交生活之基础上不断滋长形成的一种娱乐性、趣味性的精神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清谈”，就针对现实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角度言，是过于偏向抽象理论的分析，表现出以此取乐的倾向；就关怀自我或人性、于此作深切思索和追求的角度言，则过于注重表面的言谈技巧并逞才炫智。参与者们还将遣词韵律之美以及表情姿态之雅视为进行谈论所必须的条件，从而对此表现出过分强调的倾向。再从这种谈论所进行的场所看，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它是在各类交友圈子所举行的宴会或欢聚活动中进行，并且时有音乐、赋诗、弹棋等游戏活动相伴。另外，谈论本身也常常显示出浓厚的仅限于一争胜负的游戏色彩。 甚至在许多时候还带有：
执拗反复、甚至钻牛角尖般地作理论分析的特点”[7]（P41）。（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第三章《清谈的谱系与意义》）
这一认识无疑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把孔融视为魏晋风度的滥觞，那么他的谈论是否已具备上述特征呢？对此我们可用事实来回答：
（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1]（P661）（《后汉书·孔融传》）
（李）膺惭，乃叹曰：“吾将老死，不见卿富贵也。”（孔）融曰：“公殊未死。”膺曰：“如何？”融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向来公言，未有善也，
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后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8]（P899）。（《太平御览》卷四六三引佚名《后汉书》）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思当然耳。” [1]（P663）（《后汉书·孔融传》）
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日夕谈论[1]（P603）。（《后汉书·荀悦传》）
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群曰：“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
[9]（P142）（《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氏家传》）
（荀）衢子祈，字伯旗。与族父愔俱著名。祈与孔融论“肉刑”，愔与孔融论“圣人优劣”[9]（P144）。（《三国志·荀攸传》注引《荀氏家传》）
由以上所列不难看出，孔融的谈论已经具备如下特点：①娱乐；②逞才；③注重技巧；④钻牛角尖；⑤一争胜负；⑥社交化。和魏晋清谈加以对照，说孔融已开魏晋清谈先河，显然也是并不过分的。
三、哲 思
魏晋风度所以以“风度”著称，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乃在它丰富的哲理性。魏晋士人诸如饮酒、清谈等种种超乎世表的怪异行为，应该说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和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自不必说，即如在哲学上并无何建树的一般士人，其一举一动也往往是有着极为深辩的思想基础的。如：
刘公荣（昶）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
[2]（P611）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世说新语·任
诞》）
庾子嵩（敳）作《意赋》成，从子文康（庾亮）见问曰：“若有意耶，非赋之所尽。若无意耶，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2]（P229）（《世说新语·文学》） 无论干什么事都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这实可谓是魏晋士人的又一大处世特征。正是由于这样的特征，所以才总让我们感到魏晋士人个个都有哲人的深度、智者的自得、先觉者的超迈、得道者的从容。
作为魏晋风度的滥觞，孔融在这方面也同样表现得很典型。《后汉书·孔融传》：
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窥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1]（P664）
又，《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
（建安）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曹操）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谨，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9]（P171）
关于这两则材料的真实性，曾有不少人提出疑义。然日人冈村繁评介说：
路粹的奏文与曹操的布告虽然用心卑鄙，但它们毕竟是须上奉天子、颁示天下的正式文书。如果文中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捏造孔融的罪状，尽管当时的天子已祗不过是曹操的傀儡，尽管曹操当时已经掌管宫中大权，但是要想使眼光锐利、善察事端的天下知识人顺从接受，却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由此还会导致该弹劾文与布告自身失去权威 [7]（P24）。（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第二章《孝道与情欲——论孔融的儒教观》）
勿庸置疑，这一分析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汉魏之交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许多繁文缛节、礼法教条都受到了怀疑。上文所列孔融的“罪行”并不假，差就差在它被曹操等人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
“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为大圣之后，尚且被灭于宋，难道姓刘（劉）的一朝得了天下，天下就要永远归他所有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10]（P408）钱穆《孔子传》：“孔父嘉为孔子之六代祖。宋宣公传其弟为穆公，孔父嘉为大司马。穆公又传其兄宣公之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佐助嗣君。华父督欲弑君，遂先杀孔父嘉。孔父嘉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11]（P2）孔融所谓“吾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云云，盖正是对此而言的。孔子被汉人奉为至圣先师，若论姓氏的高贵，则在当时人眼里恐怕孔姓是谁也无法攀比的。显而易见孔融在这里只是拿孔姓加以类比，说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有德者可以居之” 的道理，其中并无反叛的意思。
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引申发挥，对君主之“忠”完全是以对父母之“孝”为前提的。孔融对君主所以为君主的认识，与他对父母的内在本质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孔融所以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其目的也不是要抛弃父母，因为父母所以为父母，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生育问题，它的更加本质的东西乃在对后嗣的教化训习。这种教化训习主要的并不是在才智方面，它的更加重要的内容是要求父母在德性仁爱方面要堪为子师。“若遭饥谨，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盖正是依此为根据的。如上所言，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引申发挥，对君主之“忠”完全是以对父母之“孝”为基础的。孔融所以对父子的生育关系如此轻淡，而对父母的“肖”与“不肖”却如此强调，在汉末君主大都失德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有着极为深刻而严肃的思想意义的。
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李）膺大悦，引坐谓曰：“卿欲食乎？”（孔）融曰：“须食。”膺曰：“教卿为客之礼。主人问食，但让不须。”融曰：“不然。教君为主之礼。但置于食，不须问客。”[8]（P899）
（《太平御览》四六三引佚名《后汉书》）
（孔）融既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出处见上）
由以上两例更可见出，孔融对那些繁缛的礼仪形式确实是不够尊重的。宾主双方但需以诚相待，君臣之间但需以情相责，彼此之间只要以真诚的情怀相接，什么主客之礼，什么九列朝仪就都显得不再像他人所想象的那样重要了。
又，《世说新语·言语》载：
孔文举（融）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2]（P49）
众所周知，礼法作为形式并没有意义，只有当它被注入了真实的内容时才有价值。孔融二子对于“盗酒”是否“行礼”的争论，应该说与其父对“礼”的精髓的认识实是一脉相承的。孔融尽管并不以一个哲学家著名，但他的思想却是很有深度的。魏晋玄学的主调就是任真尚实，孔融对君臣之礼、父子之礼及宾主之礼的内在本质的强调，应该说与魏晋士人的哲学态度、玄学气派也是遥相呼应的。
四、率 性
由于哲学认识上的任真尚实，因此率性而为、无所拘束、高蹈自信也就成了魏晋士人的又一大思想特征。《世说新语·任诞》载：
贺司空（循）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武昌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翰）本不相识，先在金昌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话，便大相知说（悦）。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洛阳），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2]（P620）。
王子猷（徽之）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2]（P634）
又，《晋书·隐逸传》：
（渊明）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薄，不就。躬
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陶）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12]（P1646）。
再看孔融。《后汉书·孔融传论》用“高志直情”四字[1]（P664）来为孔融作盖棺定论，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请看以下几条记载：
（孔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暗中核查）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宦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1]（P661）。（《后汉书·孔融传》）
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孔）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魏晋士人率性、高蹈的性格，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和，托病归家[1]（P661）。（同上）
（孔融）拜中军侯（六百石）。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六百石）[1]（P661）。（同上）
太祖（曹操）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脂）习（字元升）常责融，欲令改节，融不从[9]（P157）。（《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来游许下（许昌）。„„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 [1]（P764）。（《后汉书·文苑传》）
（祢）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2]（P53）。（《世说新语·言语》）
将孔融的立身行事作风与魏晋名士加以对照，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联系。显而易见，任情而动、率性高蹈、无所回避，这也同样是孔融的生命特征。《后汉书》本传说：“（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尽管对他率性高蹈、任意而行的迂阔行为有所否定，但在篇末称他“高志直情”、“严气正性”，“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矣”应该说对他这种任情而动、豁达不惧的理想人格还是大为肯定的。
再看以下两则材料：
盛宪，字孝章。初为台郎，尝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融时年十余岁。宪下车执融手载以归舍。与融谈宴，知其不凡，便结为兄弟[8]（P1080）。（《太平御览》四○九引虞预《会稽典録》）
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焉矣
《百一诗》李善注引蔡邕《与袁公书》）
盛宪、蔡邕都是孔融的挚友，这可以从他的《论盛孝章书》“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谭（谈）士依以扬声”[6]（P14）、《后汉书·孔融传》“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见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盛、蔡二人的言行我们也可再次体验孔融的个性。
[13]（P681）[4]（P664），。（《文选》应琚
五、余 论
我们把孔融作为魏晋风度的滥觞，并不意味着魏晋士风由孔融一人肇起。魏晋士风在汉末已颇有体现，这在上文李膺、盛宪、蔡邕身上都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我们所以把孔融视为魏晋风度的兆端，主要是因为魏晋风度在他身上体现的更为集中罢了。
孔融在汉末的名气很大，这在有关文献中表现的很清楚：
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曹操）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
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见上）
时黄巾复来侵暴，（孔）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1]
（P662）。（《后汉书·孔融传》）
及献帝都许（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
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1]（P662）。（同上）
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
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影响显然也是一个颇需注意的原因。
孔融之后，能够给予魏晋士风以重大影响的莫过于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
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
文奋矣[13]（P1252）。（《文选》吴质《答魏太子笺》）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犹勤[13]（P749）。（《文选》刘桢《赠五官
中郎将诗》第二首）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
娱心，哀筝顺耳[13]（P1301）[1]（P664）。（同上） 我们所以把孔融作为魏晋风度的滥觞，除了他对魏晋士风的体现比较集中外，他在当时的巨大。（《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赉，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3]（P1303）。
（《文选》曹丕《与吴质书》）
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
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邴）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9]（P159）。（《三国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太祖遣邯郸淳诣（曹）植。„„（植）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
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
行兵倚伏之势[9]（P272）。（《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陈思王植）任性而行，不自凋励，饮酒不节[9]（P247）。（《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
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13]（P1309）！（《文选》曹植《与吴季重（质）书》）
西晋傅玄说：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纵之论，盈于朝野[12]（P852）。（《晋
书·傅玄传》）
对曹丕兄弟对魏晋士风的影响讲的是颇为明确的。
可是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又受谁的影响呢？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在当时享有盛誉，并
对士人有着极大影响的孔融显然应该是首当其选的。魏文帝曹丕不无羡慕地称赞孔融“体气高妙”[13]（P1565），（《典论·论文》）对此即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孔融在当时的名声非常大，他的年龄又比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大得多，说魏晋风度以他为滥觞，以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为中介，这显然是并不为过的。所以承认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对魏晋士人的影响，这不仅无损于孔融在魏晋士风中的地位，相反还使我们对孔融在魏晋士风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识的更为清
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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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魏晋士风的重要开启者
韩 国 良
摘 要：魏晋风度以饮酒、清谈、哲思、率性为特征，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孔融身上有了颇为集中的反映。如果我们要为魏晋风度在汉末的某些士大夫身上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反映找一个根据，那孔融正可谓这一风度的滥觞。
关键词：汉末；孔融；魏晋风度；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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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虽以“魏晋”命名，但它的渊源则要上溯到汉末。可是魏晋风度以饮酒、清谈、哲思、率性为特征，这些特征是散见于汉末众多的士大夫身上呢，还是在某些士大夫身上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反映？对这一点，则我们的认识还是并不深入的。孔融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与“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1]（P764）（《后汉书·文苑传》），小自己16
[2]（P53）岁之多的祢衡结为“尔汝之交”（《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文士传》），在政治上与曹操
分庭抗礼。他与祢衡先后都直接或间接为曹操所杀，对他们的矛盾展示的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和孔融结下了如此深的矛盾呢？一个要做霸主，一个要做名士；一个要显霸主威风，一个要摆名士派头：霸主与名士的尖锐对立显然是孔融被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融在诸多方面已经颇具魏晋名士的特征，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孔融身上有了颇为集中的反映。如果我们要为魏晋风度在汉末的某些士大夫身上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反映找一个根据，那孔融实可谓是这一风度的滥觞。
一、饮 酒
魏晋风度和饮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饮酒乃是魏晋风度最显明的特征。魏晋名士大都善饮，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非常丰富。如：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2]（P225）。（《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
张季鹰（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2]（P619）（《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2]（P619）（同上）
王佛大（忱）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2]（P637）（同上）
（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3]（P171）（陶渊明《孟府君传》）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世说新语·任诞篇》引王孝伯（恭）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2]（P637）把酒和魏晋名士的关系揭示的可谓尤为明确。
那么，是谁把酒和名士的身份确定了下来呢？是孔融。《后汉书·孔融传》：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韩国良（1964 -），男，河南新野人，南阳师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哲学研究。
岁余，复拜太中大夫。（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型）。”[1]（P664）
显而易见，酒在孔融的生命中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魏晋名士饮酒带有很大的以酒为乐的性质，孔融说“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把尊中之酒的空与不空与他人生的忧与不忧密切相联系，显然在这方面与魏晋名士已经非常一致了。
在孔融之前只有庄子说过“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4]（P37）（《逍遥游》）的话，庄子之后、孔融之前就再无人像他们这样把饮酒当作人生的一大快乐了。尽管汉乐府民歌中也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5]（P332）（《驱车上东门》）的话，但这只是一种肉体享受，与孔融等人的思想境界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么魏晋名士与酒的关系是不是可以上溯到庄子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不言而喻，酒在庄子的生活中并不占主要内容，把酒和名士的生活密切相联的，孔融还是第一个。我们之所以把孔融而不把庄子作为魏晋士风的滥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孔融较庄子与魏晋士风的联系更为直接罢了。
下面再看一条记载：“时年饥兵兴，（曹）操表制酒禁，（孔）融频书争之。”
汉书·孔融传》）其文曰：
公初当来，邦人咸抃舞踊跃，以望我后（此指曹操）。亦既至止，酒禁施行。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禷”之假借，祭名）帝禋（祭名）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奴仆），东迎其王，非饮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6]（P16）！（孔融《难曹公禁酒书》）
把酒的功德讲得如此之高，这在“竹林七贤”刘伶的《酒德颂》以前实可谓是绝无仅有的。通过这一篇热情洋溢的颂酒“檄文”，我们对孔融对酒的热恋陶醉无疑会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
[1]（P663）（《后
二、清 谈
魏晋风度除以饮酒饮誉后世外，对清谈的偏爱可谓是它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但魏晋清谈与汉末清议有着明显的不同：前着强调玄机，后者强调政治；前者强调娱乐，后者强调爱憎。
先看清议。《后汉书·党锢传》：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P638）。
又云：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1]（P638）。
其政治态度之鲜明，情感爱憎之沉挚实可谓是勿庸赘语的。
魏晋清谈就不同了，魏晋清谈重在言语机锋的设置、心灵交会的快乐。如：
裴散骑（遐）娶王太尉（衍）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
郭子玄（象）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许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P183）[2]（《世说新语·文学篇》）
支道林（遁）、许掾（询）诸人共在会稽王（简文）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
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2]（P201）。（同上）
殷中军（浩）、孙安国（盛）、王（濛）、谢（尚）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
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刘惔）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绝不及向（刚才）。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2]（P213）。（同上）
等等，对此展示的就是非常明白的。正因为此，所以日本汉学家冈村繁认为：
“清谈”与当时大部分诗赋具有同样性质，它是在那些有闲贵族的消遣性社交生活之基础上不断滋长形成的一种娱乐性、趣味性的精神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清谈”，就针对现实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角度言，是过于偏向抽象理论的分析，表现出以此取乐的倾向；就关怀自我或人性、于此作深切思索和追求的角度言，则过于注重表面的言谈技巧并逞才炫智。参与者们还将遣词韵律之美以及表情姿态之雅视为进行谈论所必须的条件，从而对此表现出过分强调的倾向。再从这种谈论所进行的场所看，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它是在各类交友圈子所举行的宴会或欢聚活动中进行，并且时有音乐、赋诗、弹棋等游戏活动相伴。另外，谈论本身也常常显示出浓厚的仅限于一争胜负的游戏色彩。 甚至在许多时候还带有：
执拗反复、甚至钻牛角尖般地作理论分析的特点”[7]（P41）。（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第三章《清谈的谱系与意义》）
这一认识无疑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把孔融视为魏晋风度的滥觞，那么他的谈论是否已具备上述特征呢？对此我们可用事实来回答：
（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1]（P661）（《后汉书·孔融传》）
（李）膺惭，乃叹曰：“吾将老死，不见卿富贵也。”（孔）融曰：“公殊未死。”膺曰：“如何？”融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向来公言，未有善也，
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后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8]（P899）。（《太平御览》卷四六三引佚名《后汉书》）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思当然耳。” [1]（P663）（《后汉书·孔融传》）
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日夕谈论[1]（P603）。（《后汉书·荀悦传》）
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群曰：“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
[9]（P142）（《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氏家传》）
（荀）衢子祈，字伯旗。与族父愔俱著名。祈与孔融论“肉刑”，愔与孔融论“圣人优劣”[9]（P144）。（《三国志·荀攸传》注引《荀氏家传》）
由以上所列不难看出，孔融的谈论已经具备如下特点：①娱乐；②逞才；③注重技巧；④钻牛角尖；⑤一争胜负；⑥社交化。和魏晋清谈加以对照，说孔融已开魏晋清谈先河，显然也是并不过分的。
三、哲 思
魏晋风度所以以“风度”著称，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乃在它丰富的哲理性。魏晋士人诸如饮酒、清谈等种种超乎世表的怪异行为，应该说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和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自不必说，即如在哲学上并无何建树的一般士人，其一举一动也往往是有着极为深辩的思想基础的。如：
刘公荣（昶）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
[2]（P611）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世说新语·任
诞》）
庾子嵩（敳）作《意赋》成，从子文康（庾亮）见问曰：“若有意耶，非赋之所尽。若无意耶，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2]（P229）（《世说新语·文学》） 无论干什么事都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这实可谓是魏晋士人的又一大处世特征。正是由于这样的特征，所以才总让我们感到魏晋士人个个都有哲人的深度、智者的自得、先觉者的超迈、得道者的从容。
作为魏晋风度的滥觞，孔融在这方面也同样表现得很典型。《后汉书·孔融传》：
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窥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1]（P664）
又，《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
（建安）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曹操）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谨，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9]（P171）
关于这两则材料的真实性，曾有不少人提出疑义。然日人冈村繁评介说：
路粹的奏文与曹操的布告虽然用心卑鄙，但它们毕竟是须上奉天子、颁示天下的正式文书。如果文中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捏造孔融的罪状，尽管当时的天子已祗不过是曹操的傀儡，尽管曹操当时已经掌管宫中大权，但是要想使眼光锐利、善察事端的天下知识人顺从接受，却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由此还会导致该弹劾文与布告自身失去权威 [7]（P24）。（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第二章《孝道与情欲——论孔融的儒教观》）
勿庸置疑，这一分析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汉魏之交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许多繁文缛节、礼法教条都受到了怀疑。上文所列孔融的“罪行”并不假，差就差在它被曹操等人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
“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为大圣之后，尚且被灭于宋，难道姓刘（劉）的一朝得了天下，天下就要永远归他所有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10]（P408）钱穆《孔子传》：“孔父嘉为孔子之六代祖。宋宣公传其弟为穆公，孔父嘉为大司马。穆公又传其兄宣公之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佐助嗣君。华父督欲弑君，遂先杀孔父嘉。孔父嘉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11]（P2）孔融所谓“吾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云云，盖正是对此而言的。孔子被汉人奉为至圣先师，若论姓氏的高贵，则在当时人眼里恐怕孔姓是谁也无法攀比的。显而易见孔融在这里只是拿孔姓加以类比，说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有德者可以居之” 的道理，其中并无反叛的意思。
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引申发挥，对君主之“忠”完全是以对父母之“孝”为前提的。孔融对君主所以为君主的认识，与他对父母的内在本质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孔融所以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其目的也不是要抛弃父母，因为父母所以为父母，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生育问题，它的更加本质的东西乃在对后嗣的教化训习。这种教化训习主要的并不是在才智方面，它的更加重要的内容是要求父母在德性仁爱方面要堪为子师。“若遭饥谨，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盖正是依此为根据的。如上所言，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引申发挥，对君主之“忠”完全是以对父母之“孝”为基础的。孔融所以对父子的生育关系如此轻淡，而对父母的“肖”与“不肖”却如此强调，在汉末君主大都失德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有着极为深刻而严肃的思想意义的。
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李）膺大悦，引坐谓曰：“卿欲食乎？”（孔）融曰：“须食。”膺曰：“教卿为客之礼。主人问食，但让不须。”融曰：“不然。教君为主之礼。但置于食，不须问客。”[8]（P899）
（《太平御览》四六三引佚名《后汉书》）
（孔）融既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出处见上）
由以上两例更可见出，孔融对那些繁缛的礼仪形式确实是不够尊重的。宾主双方但需以诚相待，君臣之间但需以情相责，彼此之间只要以真诚的情怀相接，什么主客之礼，什么九列朝仪就都显得不再像他人所想象的那样重要了。
又，《世说新语·言语》载：
孔文举（融）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2]（P49）
众所周知，礼法作为形式并没有意义，只有当它被注入了真实的内容时才有价值。孔融二子对于“盗酒”是否“行礼”的争论，应该说与其父对“礼”的精髓的认识实是一脉相承的。孔融尽管并不以一个哲学家著名，但他的思想却是很有深度的。魏晋玄学的主调就是任真尚实，孔融对君臣之礼、父子之礼及宾主之礼的内在本质的强调，应该说与魏晋士人的哲学态度、玄学气派也是遥相呼应的。
四、率 性
由于哲学认识上的任真尚实，因此率性而为、无所拘束、高蹈自信也就成了魏晋士人的又一大思想特征。《世说新语·任诞》载：
贺司空（循）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武昌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翰）本不相识，先在金昌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话，便大相知说（悦）。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洛阳），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2]（P620）。
王子猷（徽之）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2]（P634）
又，《晋书·隐逸传》：
（渊明）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薄，不就。躬
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陶）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12]（P1646）。
再看孔融。《后汉书·孔融传论》用“高志直情”四字[1]（P664）来为孔融作盖棺定论，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请看以下几条记载：
（孔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暗中核查）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宦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1]（P661）。（《后汉书·孔融传》）
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孔）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魏晋士人率性、高蹈的性格，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和，托病归家[1]（P661）。（同上）
（孔融）拜中军侯（六百石）。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六百石）[1]（P661）。（同上）
太祖（曹操）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脂）习（字元升）常责融，欲令改节，融不从[9]（P157）。（《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来游许下（许昌）。„„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 [1]（P764）。（《后汉书·文苑传》）
（祢）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2]（P53）。（《世说新语·言语》）
将孔融的立身行事作风与魏晋名士加以对照，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联系。显而易见，任情而动、率性高蹈、无所回避，这也同样是孔融的生命特征。《后汉书》本传说：“（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尽管对他率性高蹈、任意而行的迂阔行为有所否定，但在篇末称他“高志直情”、“严气正性”，“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矣”应该说对他这种任情而动、豁达不惧的理想人格还是大为肯定的。
再看以下两则材料：
盛宪，字孝章。初为台郎，尝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融时年十余岁。宪下车执融手载以归舍。与融谈宴，知其不凡，便结为兄弟[8]（P1080）。（《太平御览》四○九引虞预《会稽典録》）
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焉矣
《百一诗》李善注引蔡邕《与袁公书》）
盛宪、蔡邕都是孔融的挚友，这可以从他的《论盛孝章书》“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谭（谈）士依以扬声”[6]（P14）、《后汉书·孔融传》“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见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盛、蔡二人的言行我们也可再次体验孔融的个性。
[13]（P681）[4]（P664），。（《文选》应琚
五、余 论
我们把孔融作为魏晋风度的滥觞，并不意味着魏晋士风由孔融一人肇起。魏晋士风在汉末已颇有体现，这在上文李膺、盛宪、蔡邕身上都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我们所以把孔融视为魏晋风度的兆端，主要是因为魏晋风度在他身上体现的更为集中罢了。
孔融在汉末的名气很大，这在有关文献中表现的很清楚：
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曹操）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
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见上）
时黄巾复来侵暴，（孔）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1]
（P662）。（《后汉书·孔融传》）
及献帝都许（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
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1]（P662）。（同上）
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
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影响显然也是一个颇需注意的原因。
孔融之后，能够给予魏晋士风以重大影响的莫过于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
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
文奋矣[13]（P1252）。（《文选》吴质《答魏太子笺》）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犹勤[13]（P749）。（《文选》刘桢《赠五官
中郎将诗》第二首）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
娱心，哀筝顺耳[13]（P1301）[1]（P664）。（同上） 我们所以把孔融作为魏晋风度的滥觞，除了他对魏晋士风的体现比较集中外，他在当时的巨大。（《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赉，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3]（P1303）。
（《文选》曹丕《与吴质书》）
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
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邴）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9]（P159）。（《三国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太祖遣邯郸淳诣（曹）植。„„（植）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
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
行兵倚伏之势[9]（P272）。（《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陈思王植）任性而行，不自凋励，饮酒不节[9]（P247）。（《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
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13]（P1309）！（《文选》曹植《与吴季重（质）书》）
西晋傅玄说：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纵之论，盈于朝野[12]（P852）。（《晋
书·傅玄传》）
对曹丕兄弟对魏晋士风的影响讲的是颇为明确的。
可是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又受谁的影响呢？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在当时享有盛誉，并
对士人有着极大影响的孔融显然应该是首当其选的。魏文帝曹丕不无羡慕地称赞孔融“体气高妙”[13]（P1565），（《典论·论文》）对此即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孔融在当时的名声非常大，他的年龄又比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大得多，说魏晋风度以他为滥觞，以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为中介，这显然是并不为过的。所以承认曹丕兄弟及邺下文人对魏晋士人的影响，这不仅无损于孔融在魏晋士风中的地位，相反还使我们对孔融在魏晋士风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识的更为清
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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