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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卷第#期!$$%年%!月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0-*+’12)*-34*-5-)6,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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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井细民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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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邱绍雄
（岳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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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它赞美、肯定合理的人欲，
同时也表现了过度放纵的“欲”与“祸”的联系，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表现了欲对理的回归，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表现了商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商品交易的活跃对社会人伦关系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宋元商贾小说；理与欲；人伦关系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B"CD%$#B$$!#B$"
些理学家提出“尊天理，窒人欲”的口号，志在“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他们视“欲”为洪水猛兽，对“欲”大加挞伐。程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欲则不惑”（《遗书》卷十五）。朱熹则把理与欲完全对立起来，“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什么是天理，朱熹也有明确的界定：“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朱子语类》）。禁欲的目的是为了尊理，是为了维护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各种传统的人伦秩序和道德规范被严格化和绝对化，所以从思想文化上来看，宋元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尊理”的时代，是一个“窒欲”的时代。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宋承唐后，社会生产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工商业已经成为国家一支十分重要的经济力量。北宋至道末年，全国总收入的%E?来自商业税收。宋代农村的生产关系已发生明显变化，由授田制变为庄田制，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被较自由的租佣关系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宋代出现了相当于现代的纸币或汇兑之类的“交子”、“会子”
中国小说发展到宋元时代开始雅俗分流。从语言等表现因素来看，中国小说的雅俗分流实际上就是文言、白话的分流。宋元之前的中国小说基本上只有用典雅的书面语言写成的文言小说，宋元话本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小说由文言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小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白话小说。这种白话小说诞生于市井，其作者多为市井细民及下层文人，听众也多是平民，结束了中国小说主要由贵族士大夫创作也主要为贵族士大夫服务的历史。“为市井细民写心”，带来了宋元话本思想内容的平民化，重在反映市井细民的愿望和情趣。与这种平民化的思想内容相适应，宋元话本采用的是接近普通百姓口语的白话，共同形成了白话小说“俗”的特色。它与以“雅”为特色的文言小说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并且以其“俗”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发展迅速，开始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这标志着中国小说开始走向平民化、世俗化。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说的那样，这“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宋元时代特别是宋代是一个崇儒的时代，出现了程颢、程颐、朱熹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大师。这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邱绍雄（%C#$B），男，岳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商贾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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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通货。宋元时代工商业者对官府的依附性更为薄弱，自由度更大了，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发展，所以的时代，一个张扬“人欲”的时代。
宋元商贾小说诞生在宋元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中，思想内容必然带上宋元时代特征，既反映“理”的强盛，又反映“欲”的躁动，就其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是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
相通之后，他们知道，在那个礼法森严的社会里，还会有很多障碍横亘在他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考验着他也不吃”，害上了相思病。周胜仙好不容易在母亲的主持下与范二郎定了婚，却又遭到了海外经商归来的父亲的反对。“原来女孩儿在屏风后听得作爷的骂娘，不肯教他嫁范二郎，一口气塞上来，气倒在地。”她没有顺从父亲的意志，不惜以命抗争。在墓中，她被“且说女孩儿自那日归家，点心也不吃，饭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宋元时代又是一个发现“人欲”们的爱情。
首先，宋元商贾小说植根于宋元丰富多彩的商人生活，突破了理学家陈腐的思想观念，肯定合理的人欲。
人是生而有欲的，人的基本物质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大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商人生活的一大特点。从商贾生活出发，宋元商贾小说塑造了一批突破封建伦理规范、大胆追求欲望满足的商人。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范二郎和周胜仙出身于商人家庭，他们追求爱情的大胆和主动，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古老传统里的男女所无法比拟的。两人素不相识，在茶坊偶然相遇，一见钟情。“那女子在茶坊
里，四目相见，俱各有情。这女孩儿心里暗暗地喜欢，自思量道：‘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过，再来那里去讨？’”周胜仙为了不错过这获得爱情的机会，就借和卖水人吵架，巧妙地把自己的身世、住址，还有那份浓浓的爱意传递给自己心爱的情郎。“正思量道：‘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那跟来女子和奶子，都不知许多事。你道好巧！只听得外面水盏响。女孩儿眉头一纵，计上心来，便叫：‘卖水的，倾一盏甜蜜蜜的糖水来。’那人倾一盏糖水在铜盂里，递与那女子。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那范二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范二郎心有灵犀一点通。“对面范二郎道：‘他既过幸与我，如何我不过幸？’随即也叫：‘卖水的，倾一盏甜蜜蜜糖水来。’卖水的便倾一盏糖水在手，递与范二郎。二郎接着盏子，吃一口水，也把盏子望空一丢，大叫起来道：‘好好！你这个人真个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谁？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唤作范大郎，我便唤作范二郎，年登一十九岁，未曾吃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他们相爱相恋就是这么主动，这么直率，这么大胆。两情
盗墓人“拖”回阳世，首先提出的要求是“你救我去见樊楼酒店范二郎”。她被盗墓人囚禁在家，趁邻居夜间失火逃走，获得自由后，她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樊楼找范二郎。最后，她变成了鬼，也要到牢中去和范二郎相会。“奴两遍死去，都只为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寻，与官人了其心愿。”她是一个“情痴”，不顾一切、超越生死去追求心中的爱，偿心中的相思之愿。
《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先嫁给王招宣，“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里把与人”，被凄惨地赶出家门。后又受媒人之骗，转嫁给
的“白须老儿”。为此，她内心充满了不平和痛苦，她不安于命运不公平的安排，她要抗争。她不懈地追求张胜，追求她所理解的爱情和幸福，屡遭拒绝，仍不死心。“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的心，死后犹然相从。”她爱得那么执著，那么理直气壮，表现了对封建之“理”的蔑视。向往和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体现了她力图摆脱任人摆布命运的愿望。她追求的执著和勇敢是唐传奇中崔莺莺等女性做不到的，形象地表现了市井细民做人的愿望。
其次，宋元商贾小说肯定合理的“欲”，但是否定过度放纵的
“欲”。人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不能无所顾忌地采取种种违背人类正义的方式来满足一己之私欲。既要考虑到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又要顾及到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理和欲结合起来才是人性的全部，因此，宋元商贾小说还塑造了一些纵欲无度的商人形象，表现放纵的欲望与飞来横祸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罪欲倾向，只不过，这里的“欲”不是所有的人欲，而是过度放纵之欲。
“饱暖思淫欲”，一些发了财的商人放纵自己的情色欲。
《错认尸》中宋朝的杭州商人乔彦杰就是一个没有把握好自己心中情色欲望的商人。他娶妻高氏，生有一女，“至亲三口儿，止有一仆人，唤作赛儿。这乔
“年过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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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看来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卖了，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门首交赛儿开张酒店，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常管日逐出进钱钞一应事务。”本来一家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平平安安，谁知乔彦杰惑于美色，在外经商时自作主张，娶美妇春香取来了，你可与他别住，不许你放他在家里。’乔俊听拿人东西。’州尹交打。当拖番在地，打了二十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伯明不肯招认。欲道再问，只见谢小桃驼着包袱，来州厅上出首，告道：‘数日前，曹伯明不知那里驼这包袱来家，不知是谁的，妇人特来出首。’伯明道：‘你这烟花泼妇，如此歹心！我和你是夫妻，你和别人做一路屈害我！’”“谢小桃假意哭道：识破奸计，审明了真相：“小桃熬疼不过，告言：‘相公，将包袱出首。你便招了罢！’”幸得州尹为妾，引起家庭不和。“当下，高氏说与丈夫：‘你今已‘我怕你吃打，得，言：‘容易，我自赁房屋一间与他住过。’高氏又说：我再不与你做一处。家中钱本、什物、首饰、衣服，我自与女儿两个受用，不许你来讨。你依得么？’乔俊沉吟了半晌，心里道：‘欲待不依，又难过日子。罢！罢！’乃言：‘都依你。’”好好的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乔彦杰仍然不知收敛，继续放纵自己的色欲。他在东京卖丝时，“与一个上厅行首沈瑞莲来往，倒身在他家使钱”“，留恋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等他风流快活够了，回到家乡时，家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故。春香不守妇道，趁乔彦杰在外留恋不归之机，在家与街痞董小二勾搭成奸，引狼入室。董小二有恃无恐，进而诱奸乔彦杰闺中之女玉秀，引发一场人命官司，乔家三口死于狱中。家破之后，乔彦杰万般无奈，投水自杀。商人乔彦杰为自己放纵的色欲付出了一家人生命的代价，表现了放纵的人欲对家庭秩序的破坏性，人因欲亡，家因欲破。“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贪化恋色人。”
《刎颈鸳鸯会》中的坐贾朱秉中与行商张二官的妻子蒋淑珍勾搭成奸，被张二官捉个正着，朱秉中百般哀求，“死罪！死罪！情愿将家私并女奉报，哀怜小弟母老妻娇，子幼女弱！”仍得不到张二官的宽恕，死于非命，他也为自己心中那个不安分的欲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曹伯明错勘赃记》中，元朝一个开客店的商人曹伯明贪恋美色，良莠不分，娶“生得千娇百媚”的“上厅行首”谢小桃为妻。谁知谢小桃“自有个孤老，唤做倘都军”。与曹伯明结婚后，已为人妻的谢小桃与倘都军商议，“我和你要做夫妻容易。这曹伯明每日五更出去接客，只是不在家多。你去五更头，等他来时，打死了他，咱两个永远做夫妻，却不是好？”他们合谋利用曹伯明这个商人爱小便宜的弱点，丢包袱于路，故意让曹伯明拾到，然后告到官府，说这包袱是贼赃，然后谢小桃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主动出庭“作证”，想借官府之手，致曹伯明于死地。“州尹问：‘你如何吓诈贼赃，驼回家去，从实招来！’伯明告：‘相公，小人不曾
委的与倘都军来往情密，后被曹伯明娶了妾，因此与倘都军设计，交宋林将赃物放于地下，待伯明驼回家陷害，
要谋妾为妻。只此是实。’”最后“谢小桃罚入官为奴。”“曹伯明回家，父子依旧开客店，过了生世。”商人曹伯明色心太重，因此为美色所惑，糊里糊涂娶回已“自有个孤老”的“烟花泼妇”，差点性命不保。谢小桃身为人妻，不仅不爱、不忠于自己的丈夫，反而放纵自己心中的欲望，与人合伙，利用商人爱小便宜的弱点和自己特殊的身份欲置丈夫于死地，以达到与“情人”结合的目的。
这些好色商人放纵自己的色欲，直接的后果便是损害了本应互敬互爱的夫妻关系，毁灭了自己的本来和睦美满的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也是最重要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国同构，忠孝一体，所以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妻关系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血缘人伦关系的变化与国家社会人伦秩序的变化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如果家不成家，那么接下来的是国将不国。这些商人对传统伦理道德和传统伦理秩序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以经商求利为职业特色的商人不少嗜钱成癖，唯利是图。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一辈子爱财如命的富商张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穷人来店讨钱，主管出于怜悯，趁张富不在门前，偷偷地施舍了两文。张富发现后，心痛不已：“好也，主管！你做甚么把两文撇与他？一日两文，千日便两贯。”他责备完主管，又冲出店来，不仅夺回自己主管施舍的两文，而且把讨钱人在别处讨来的钱都倒在自己店里的钱堆中，还叫手下把讨钱人揍了一顿。神偷宋四公路见不平，晚上“觅了他五万贯锁赃物，都是上等金珠”。为了捉弄吝啬的张员外，神偷们又利用张员外贪财的特点，把从钱大王府上偷来的赃物———暗花盘龙羊脂白玉
‘自从今日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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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远离生活中的“祸”。带派人送到张富的当铺。“张员外是贪财之人，见了“欲”这带有些利息，不问来由，当去三百贯足钱”，被人告到官府。“钱大王府里失了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你岂不晓得？怎肯不审来历，当钱与他？”因此摆脱不了干系。“张富被官府逼勒不过，只得承认了。归家思想，又恼又闷，又不舍得家财，在土库中自缢而死。可惜有名的禁魂张员外，只为‘悭吝’二字，惹出大祸，连性命都丧了。”这些视钱如命的商人放纵自己心中的《茶肆高风》中的茶馆主人不贪财，财上分明，不妄取，不苟得。
“京师樊楼畔，有一小茶肆”，茶馆主人重义轻利，拾金不昧。“茶肆上有一小棚楼”，收放着客人在茶馆的遗失之物，“如伞屐衣服器皿之类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客人在茶馆丢失的金银，几年后仍能物归原主，茶馆主人谢绝失主的金钱欲望，为此常常连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万员外“在襄阳府市心里住，一壁开着乾茶铺，一壁开着茶坊”，雇请了一个名叫陶铁僧的茶博士。一天，万员外发现陶铁僧偷了茶坊里四十五钱，于是便“叫这陶铁僧来问道：‘你在我家里几年？’陶铁僧道：‘从小里随先老底便在员外宅里掉茶盏抹托子，自从老底死后，罪过员外收留，养得大，却也有十四五年。’万员外道：‘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一贯五百，一年十八贯，十五来年，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如今不欲送你去官司，你且闲休！’当下发遣了陶铁僧。”仍不解恨，“又被万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这陶铁僧没经纪，无讨饭吃处。”招致陶铁僧的报复。从万员外这方面来看，他可以不隐忍，可以不宽恕，但似乎也大可不必为钱“忒恁地毒害”。
再次，宋元商贾小说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的商人，表现欲对理的回归。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欲”的出格是不难理解的，重要的是对出格的“欲”应该用“理”来制约它，让它符合“理”的规范。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富商吴山与乔彦杰有相同的“爱好”，经不住女色诱惑，丢下生意和妻子去与暗娼寻欢作乐，差一点性命不保，“乃是色欲过度，耗散元气，为脱阳之症”，医救过来后，吴山幡然悔悟：“要贪花恋色的，将我来做个样。”“人生在世，切莫为昧己勾当，真个明有人非，幽有鬼责，险些儿丢了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富商吴山再也不敢动这些“邪念”了。
最后，宋元商贾小说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贾生活的渗透，塑造了一些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理欲问题上的理想。
《志诚张主管》中张主管在小夫人的财色“进攻”面前，立场较为坚定。“张胜心坚似铁，只以主母相待，并不及乱”，“亏杀张胜立心至诚，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祸，超然无累。”不贪色，管得住心中的
重金酬谢：“义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将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在钱财面前，这位开茶馆的商人显示出自己的君子品德。
《盐商义嫁》中的盐商项四郎既不贪色，也不贪财，存心忠厚，救人急难。
“项四郎，泰州盐商也。”水中救起一遭劫女子，不肯货之求利：“彼一家人遭难，独留得余生，今我既不留为子妇，宁陪些少结束，嫁一本分人，岂可更教他作娼女婢妾，一生无出头耶？”项四郎把遭劫女子嫁给澧州安乡尉金官人，使她得以找到失散的父母兄弟，一家团圆。“彼商贾乃高见如此，士大夫色重礼轻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免有难，终汝者项君也”，塑造了一个重情义轻财色的商人形象。
《陶四翁》中开染坊的商人陶四翁讲究商业道德。他花四百万钱买下一批紫草染料，谁知是被蒸煮过的坏草、假货，有人说要帮他把这批坏紫草分销到那些不识货的小染坊去，陶四翁不肯把自己的损失再转嫁给别人，把全部四百万钱的紫草一把火烧光。他是一个商人，要经商求利，但求利却不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保持中华传统美德。
宋元商贾小说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之外，
对社会的变化也是十分敏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仁”字，“仁者，二人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意在形成一种理想的人伦秩序。关注人伦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
因此，人伦关系的变化也就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志诚张主管》中，开“胭脂绒线铺”的张员外与他雇佣的主管张胜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这对老板与伙计的关系有这么几个特点：（!）雇佣关系持续时间长，“张胜从先父在员外宅里二十余年，张胜随着先父便趋事员外，如今也有十余年”，一代接一代，长达几十年。"）伙计对老板感恩戴德，张胜说自己“举家衣食，皆
出员外所赐”。（#）在生意上老板对伙计严格管理，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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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对老板负责：“当日晚算了帐目，把文薄呈张员雇佣关系松散，伙计有人身自主权：张员外新娶的小夫人送了很多东西给伙计张胜，张胜之母怕因此惹祸，叫儿子“明日便不要去”。“张员外见他不去，使人来叫”，张胜之母托病应付。“张员外三五遍使人来叫，做娘的只是说未得好。张员外见三回五次叫他不来，猜道必是别有去处”，就不来叫了。持续几十年的伙计人身自由来源于伙计经济上的独立。张胜不去张员外店里当伙计之后，何以为生呢？张母对儿子说：“你如今依先做这道路，习爷的生意，卖些胭脂绒线”“，你爷养得你这等大，则是这件物事身上。”有生意作生活依靠，他们只要会经营，能够积累一定的资金，还可以自己当老板：“张胜自从开店，接了张员外一路买卖。”这种人伦关系的出现不正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吗？
责任编辑：莲姣
与唐代商贾小说相比，宋元商贾小说的演进之迹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商贾生活，在商贾题材进入中国小说上有开创之功，那么宋元商贾小说则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写商人的心，不再是传记式地记录商人的言行，而是深入到商人的心灵，写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与颤动。弥漫于唐代商贾小说中的神仙鬼怪味大大淡化了，肇始于贾小说的主色调。总之，不再把商人当神当怪来写，而是把商人当人来写；不仅写商人经商求利，不仅写商人的衣食住行，而且写商人的喜怒哀乐，写商人躁动的心灵，充分表现了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特色。
外，今日卖几文、买几文，人上欠几文，都佥押了。”（!）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唐代商贾小说是在中国
成为宋元商雇佣关系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雇佣关系松散、唐代商贾小说的人间烟火味则日趋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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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井细民写心”——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引用次数：
邱绍雄
岳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2001，25(6)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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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1条)
1.惠河源 浅析“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学位论文]硕士 200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tdxshkxxb200106006.aspx
下载时间：201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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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卷第#期!$$%年%!月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0-*+’12)*-34*-5-)6,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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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井细民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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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邱绍雄
（岳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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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它赞美、肯定合理的人欲，
同时也表现了过度放纵的“欲”与“祸”的联系，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表现了欲对理的回归，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表现了商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商品交易的活跃对社会人伦关系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宋元商贾小说；理与欲；人伦关系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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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理学家提出“尊天理，窒人欲”的口号，志在“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他们视“欲”为洪水猛兽，对“欲”大加挞伐。程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欲则不惑”（《遗书》卷十五）。朱熹则把理与欲完全对立起来，“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什么是天理，朱熹也有明确的界定：“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朱子语类》）。禁欲的目的是为了尊理，是为了维护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各种传统的人伦秩序和道德规范被严格化和绝对化，所以从思想文化上来看，宋元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尊理”的时代，是一个“窒欲”的时代。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宋承唐后，社会生产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工商业已经成为国家一支十分重要的经济力量。北宋至道末年，全国总收入的%E?来自商业税收。宋代农村的生产关系已发生明显变化，由授田制变为庄田制，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被较自由的租佣关系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宋代出现了相当于现代的纸币或汇兑之类的“交子”、“会子”
中国小说发展到宋元时代开始雅俗分流。从语言等表现因素来看，中国小说的雅俗分流实际上就是文言、白话的分流。宋元之前的中国小说基本上只有用典雅的书面语言写成的文言小说，宋元话本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小说由文言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小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白话小说。这种白话小说诞生于市井，其作者多为市井细民及下层文人，听众也多是平民，结束了中国小说主要由贵族士大夫创作也主要为贵族士大夫服务的历史。“为市井细民写心”，带来了宋元话本思想内容的平民化，重在反映市井细民的愿望和情趣。与这种平民化的思想内容相适应，宋元话本采用的是接近普通百姓口语的白话，共同形成了白话小说“俗”的特色。它与以“雅”为特色的文言小说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并且以其“俗”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发展迅速，开始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这标志着中国小说开始走向平民化、世俗化。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说的那样，这“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宋元时代特别是宋代是一个崇儒的时代，出现了程颢、程颐、朱熹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大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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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邱绍雄（%C#$B），男，岳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商贾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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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通货。宋元时代工商业者对官府的依附性更为薄弱，自由度更大了，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发展，所以的时代，一个张扬“人欲”的时代。
宋元商贾小说诞生在宋元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中，思想内容必然带上宋元时代特征，既反映“理”的强盛，又反映“欲”的躁动，就其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是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
相通之后，他们知道，在那个礼法森严的社会里，还会有很多障碍横亘在他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考验着他也不吃”，害上了相思病。周胜仙好不容易在母亲的主持下与范二郎定了婚，却又遭到了海外经商归来的父亲的反对。“原来女孩儿在屏风后听得作爷的骂娘，不肯教他嫁范二郎，一口气塞上来，气倒在地。”她没有顺从父亲的意志，不惜以命抗争。在墓中，她被“且说女孩儿自那日归家，点心也不吃，饭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宋元时代又是一个发现“人欲”们的爱情。
首先，宋元商贾小说植根于宋元丰富多彩的商人生活，突破了理学家陈腐的思想观念，肯定合理的人欲。
人是生而有欲的，人的基本物质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大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商人生活的一大特点。从商贾生活出发，宋元商贾小说塑造了一批突破封建伦理规范、大胆追求欲望满足的商人。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范二郎和周胜仙出身于商人家庭，他们追求爱情的大胆和主动，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古老传统里的男女所无法比拟的。两人素不相识，在茶坊偶然相遇，一见钟情。“那女子在茶坊
里，四目相见，俱各有情。这女孩儿心里暗暗地喜欢，自思量道：‘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过，再来那里去讨？’”周胜仙为了不错过这获得爱情的机会，就借和卖水人吵架，巧妙地把自己的身世、住址，还有那份浓浓的爱意传递给自己心爱的情郎。“正思量道：‘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那跟来女子和奶子，都不知许多事。你道好巧！只听得外面水盏响。女孩儿眉头一纵，计上心来，便叫：‘卖水的，倾一盏甜蜜蜜的糖水来。’那人倾一盏糖水在铜盂里，递与那女子。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那范二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范二郎心有灵犀一点通。“对面范二郎道：‘他既过幸与我，如何我不过幸？’随即也叫：‘卖水的，倾一盏甜蜜蜜糖水来。’卖水的便倾一盏糖水在手，递与范二郎。二郎接着盏子，吃一口水，也把盏子望空一丢，大叫起来道：‘好好！你这个人真个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谁？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唤作范大郎，我便唤作范二郎，年登一十九岁，未曾吃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他们相爱相恋就是这么主动，这么直率，这么大胆。两情
盗墓人“拖”回阳世，首先提出的要求是“你救我去见樊楼酒店范二郎”。她被盗墓人囚禁在家，趁邻居夜间失火逃走，获得自由后，她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樊楼找范二郎。最后，她变成了鬼，也要到牢中去和范二郎相会。“奴两遍死去，都只为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寻，与官人了其心愿。”她是一个“情痴”，不顾一切、超越生死去追求心中的爱，偿心中的相思之愿。
《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先嫁给王招宣，“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里把与人”，被凄惨地赶出家门。后又受媒人之骗，转嫁给
的“白须老儿”。为此，她内心充满了不平和痛苦，她不安于命运不公平的安排，她要抗争。她不懈地追求张胜，追求她所理解的爱情和幸福，屡遭拒绝，仍不死心。“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的心，死后犹然相从。”她爱得那么执著，那么理直气壮，表现了对封建之“理”的蔑视。向往和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体现了她力图摆脱任人摆布命运的愿望。她追求的执著和勇敢是唐传奇中崔莺莺等女性做不到的，形象地表现了市井细民做人的愿望。
其次，宋元商贾小说肯定合理的“欲”，但是否定过度放纵的
“欲”。人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不能无所顾忌地采取种种违背人类正义的方式来满足一己之私欲。既要考虑到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又要顾及到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理和欲结合起来才是人性的全部，因此，宋元商贾小说还塑造了一些纵欲无度的商人形象，表现放纵的欲望与飞来横祸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罪欲倾向，只不过，这里的“欲”不是所有的人欲，而是过度放纵之欲。
“饱暖思淫欲”，一些发了财的商人放纵自己的情色欲。
《错认尸》中宋朝的杭州商人乔彦杰就是一个没有把握好自己心中情色欲望的商人。他娶妻高氏，生有一女，“至亲三口儿，止有一仆人，唤作赛儿。这乔
“年过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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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看来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卖了，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门首交赛儿开张酒店，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常管日逐出进钱钞一应事务。”本来一家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平平安安，谁知乔彦杰惑于美色，在外经商时自作主张，娶美妇春香取来了，你可与他别住，不许你放他在家里。’乔俊听拿人东西。’州尹交打。当拖番在地，打了二十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伯明不肯招认。欲道再问，只见谢小桃驼着包袱，来州厅上出首，告道：‘数日前，曹伯明不知那里驼这包袱来家，不知是谁的，妇人特来出首。’伯明道：‘你这烟花泼妇，如此歹心！我和你是夫妻，你和别人做一路屈害我！’”“谢小桃假意哭道：识破奸计，审明了真相：“小桃熬疼不过，告言：‘相公，将包袱出首。你便招了罢！’”幸得州尹为妾，引起家庭不和。“当下，高氏说与丈夫：‘你今已‘我怕你吃打，得，言：‘容易，我自赁房屋一间与他住过。’高氏又说：我再不与你做一处。家中钱本、什物、首饰、衣服，我自与女儿两个受用，不许你来讨。你依得么？’乔俊沉吟了半晌，心里道：‘欲待不依，又难过日子。罢！罢！’乃言：‘都依你。’”好好的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乔彦杰仍然不知收敛，继续放纵自己的色欲。他在东京卖丝时，“与一个上厅行首沈瑞莲来往，倒身在他家使钱”“，留恋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等他风流快活够了，回到家乡时，家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故。春香不守妇道，趁乔彦杰在外留恋不归之机，在家与街痞董小二勾搭成奸，引狼入室。董小二有恃无恐，进而诱奸乔彦杰闺中之女玉秀，引发一场人命官司，乔家三口死于狱中。家破之后，乔彦杰万般无奈，投水自杀。商人乔彦杰为自己放纵的色欲付出了一家人生命的代价，表现了放纵的人欲对家庭秩序的破坏性，人因欲亡，家因欲破。“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贪化恋色人。”
《刎颈鸳鸯会》中的坐贾朱秉中与行商张二官的妻子蒋淑珍勾搭成奸，被张二官捉个正着，朱秉中百般哀求，“死罪！死罪！情愿将家私并女奉报，哀怜小弟母老妻娇，子幼女弱！”仍得不到张二官的宽恕，死于非命，他也为自己心中那个不安分的欲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曹伯明错勘赃记》中，元朝一个开客店的商人曹伯明贪恋美色，良莠不分，娶“生得千娇百媚”的“上厅行首”谢小桃为妻。谁知谢小桃“自有个孤老，唤做倘都军”。与曹伯明结婚后，已为人妻的谢小桃与倘都军商议，“我和你要做夫妻容易。这曹伯明每日五更出去接客，只是不在家多。你去五更头，等他来时，打死了他，咱两个永远做夫妻，却不是好？”他们合谋利用曹伯明这个商人爱小便宜的弱点，丢包袱于路，故意让曹伯明拾到，然后告到官府，说这包袱是贼赃，然后谢小桃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主动出庭“作证”，想借官府之手，致曹伯明于死地。“州尹问：‘你如何吓诈贼赃，驼回家去，从实招来！’伯明告：‘相公，小人不曾
委的与倘都军来往情密，后被曹伯明娶了妾，因此与倘都军设计，交宋林将赃物放于地下，待伯明驼回家陷害，
要谋妾为妻。只此是实。’”最后“谢小桃罚入官为奴。”“曹伯明回家，父子依旧开客店，过了生世。”商人曹伯明色心太重，因此为美色所惑，糊里糊涂娶回已“自有个孤老”的“烟花泼妇”，差点性命不保。谢小桃身为人妻，不仅不爱、不忠于自己的丈夫，反而放纵自己心中的欲望，与人合伙，利用商人爱小便宜的弱点和自己特殊的身份欲置丈夫于死地，以达到与“情人”结合的目的。
这些好色商人放纵自己的色欲，直接的后果便是损害了本应互敬互爱的夫妻关系，毁灭了自己的本来和睦美满的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也是最重要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国同构，忠孝一体，所以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妻关系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血缘人伦关系的变化与国家社会人伦秩序的变化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如果家不成家，那么接下来的是国将不国。这些商人对传统伦理道德和传统伦理秩序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以经商求利为职业特色的商人不少嗜钱成癖，唯利是图。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一辈子爱财如命的富商张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穷人来店讨钱，主管出于怜悯，趁张富不在门前，偷偷地施舍了两文。张富发现后，心痛不已：“好也，主管！你做甚么把两文撇与他？一日两文，千日便两贯。”他责备完主管，又冲出店来，不仅夺回自己主管施舍的两文，而且把讨钱人在别处讨来的钱都倒在自己店里的钱堆中，还叫手下把讨钱人揍了一顿。神偷宋四公路见不平，晚上“觅了他五万贯锁赃物，都是上等金珠”。为了捉弄吝啬的张员外，神偷们又利用张员外贪财的特点，把从钱大王府上偷来的赃物———暗花盘龙羊脂白玉
‘自从今日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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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远离生活中的“祸”。带派人送到张富的当铺。“张员外是贪财之人，见了“欲”这带有些利息，不问来由，当去三百贯足钱”，被人告到官府。“钱大王府里失了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你岂不晓得？怎肯不审来历，当钱与他？”因此摆脱不了干系。“张富被官府逼勒不过，只得承认了。归家思想，又恼又闷，又不舍得家财，在土库中自缢而死。可惜有名的禁魂张员外，只为‘悭吝’二字，惹出大祸，连性命都丧了。”这些视钱如命的商人放纵自己心中的《茶肆高风》中的茶馆主人不贪财，财上分明，不妄取，不苟得。
“京师樊楼畔，有一小茶肆”，茶馆主人重义轻利，拾金不昧。“茶肆上有一小棚楼”，收放着客人在茶馆的遗失之物，“如伞屐衣服器皿之类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客人在茶馆丢失的金银，几年后仍能物归原主，茶馆主人谢绝失主的金钱欲望，为此常常连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万员外“在襄阳府市心里住，一壁开着乾茶铺，一壁开着茶坊”，雇请了一个名叫陶铁僧的茶博士。一天，万员外发现陶铁僧偷了茶坊里四十五钱，于是便“叫这陶铁僧来问道：‘你在我家里几年？’陶铁僧道：‘从小里随先老底便在员外宅里掉茶盏抹托子，自从老底死后，罪过员外收留，养得大，却也有十四五年。’万员外道：‘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一贯五百，一年十八贯，十五来年，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如今不欲送你去官司，你且闲休！’当下发遣了陶铁僧。”仍不解恨，“又被万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这陶铁僧没经纪，无讨饭吃处。”招致陶铁僧的报复。从万员外这方面来看，他可以不隐忍，可以不宽恕，但似乎也大可不必为钱“忒恁地毒害”。
再次，宋元商贾小说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的商人，表现欲对理的回归。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欲”的出格是不难理解的，重要的是对出格的“欲”应该用“理”来制约它，让它符合“理”的规范。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富商吴山与乔彦杰有相同的“爱好”，经不住女色诱惑，丢下生意和妻子去与暗娼寻欢作乐，差一点性命不保，“乃是色欲过度，耗散元气，为脱阳之症”，医救过来后，吴山幡然悔悟：“要贪花恋色的，将我来做个样。”“人生在世，切莫为昧己勾当，真个明有人非，幽有鬼责，险些儿丢了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富商吴山再也不敢动这些“邪念”了。
最后，宋元商贾小说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贾生活的渗透，塑造了一些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理欲问题上的理想。
《志诚张主管》中张主管在小夫人的财色“进攻”面前，立场较为坚定。“张胜心坚似铁，只以主母相待，并不及乱”，“亏杀张胜立心至诚，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祸，超然无累。”不贪色，管得住心中的
重金酬谢：“义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将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在钱财面前，这位开茶馆的商人显示出自己的君子品德。
《盐商义嫁》中的盐商项四郎既不贪色，也不贪财，存心忠厚，救人急难。
“项四郎，泰州盐商也。”水中救起一遭劫女子，不肯货之求利：“彼一家人遭难，独留得余生，今我既不留为子妇，宁陪些少结束，嫁一本分人，岂可更教他作娼女婢妾，一生无出头耶？”项四郎把遭劫女子嫁给澧州安乡尉金官人，使她得以找到失散的父母兄弟，一家团圆。“彼商贾乃高见如此，士大夫色重礼轻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免有难，终汝者项君也”，塑造了一个重情义轻财色的商人形象。
《陶四翁》中开染坊的商人陶四翁讲究商业道德。他花四百万钱买下一批紫草染料，谁知是被蒸煮过的坏草、假货，有人说要帮他把这批坏紫草分销到那些不识货的小染坊去，陶四翁不肯把自己的损失再转嫁给别人，把全部四百万钱的紫草一把火烧光。他是一个商人，要经商求利，但求利却不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保持中华传统美德。
宋元商贾小说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之外，
对社会的变化也是十分敏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仁”字，“仁者，二人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意在形成一种理想的人伦秩序。关注人伦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
因此，人伦关系的变化也就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志诚张主管》中，开“胭脂绒线铺”的张员外与他雇佣的主管张胜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这对老板与伙计的关系有这么几个特点：（!）雇佣关系持续时间长，“张胜从先父在员外宅里二十余年，张胜随着先父便趋事员外，如今也有十余年”，一代接一代，长达几十年。"）伙计对老板感恩戴德，张胜说自己“举家衣食，皆
出员外所赐”。（#）在生意上老板对伙计严格管理，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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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对老板负责：“当日晚算了帐目，把文薄呈张员雇佣关系松散，伙计有人身自主权：张员外新娶的小夫人送了很多东西给伙计张胜，张胜之母怕因此惹祸，叫儿子“明日便不要去”。“张员外见他不去，使人来叫”，张胜之母托病应付。“张员外三五遍使人来叫，做娘的只是说未得好。张员外见三回五次叫他不来，猜道必是别有去处”，就不来叫了。持续几十年的伙计人身自由来源于伙计经济上的独立。张胜不去张员外店里当伙计之后，何以为生呢？张母对儿子说：“你如今依先做这道路，习爷的生意，卖些胭脂绒线”“，你爷养得你这等大，则是这件物事身上。”有生意作生活依靠，他们只要会经营，能够积累一定的资金，还可以自己当老板：“张胜自从开店，接了张员外一路买卖。”这种人伦关系的出现不正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吗？
责任编辑：莲姣
与唐代商贾小说相比，宋元商贾小说的演进之迹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商贾生活，在商贾题材进入中国小说上有开创之功，那么宋元商贾小说则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写商人的心，不再是传记式地记录商人的言行，而是深入到商人的心灵，写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与颤动。弥漫于唐代商贾小说中的神仙鬼怪味大大淡化了，肇始于贾小说的主色调。总之，不再把商人当神当怪来写，而是把商人当人来写；不仅写商人经商求利，不仅写商人的衣食住行，而且写商人的喜怒哀乐，写商人躁动的心灵，充分表现了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特色。
外，今日卖几文、买几文，人上欠几文，都佥押了。”（!）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唐代商贾小说是在中国
成为宋元商雇佣关系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雇佣关系松散、唐代商贾小说的人间烟火味则日趋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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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井细民写心”——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引用次数：
邱绍雄
岳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2001，25(6)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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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1条)
1.惠河源 浅析“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学位论文]硕士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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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201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