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大概属于最后一拨见过北京城墙的人。早年间，对于城里很多人来说，去西郊的颐和园春游，还是一件大事。一般都是天还没大亮，就要搭乘11路或7路无轨电车（111和107路的前身），去当时的总站西直门，换乘32路郊区车（相当于现在的332路）。而换车地点，就在古城防的一个门洞里。箭楼飞檐的剪影，隐现在幽幽的天光下，今天回忆起来，很有几分汉关秦月般的历史感。 那年头，每天发出的车次很少，一般要排半个多小时的长队，接着又是柔道般的一阵推挤拥搡。32路用的是北京当年最好的客车，捷克产的斯柯达，总体款型到诸多细部，都折射出很强的形式感，包括车顶两侧蓝色的透明天窗。这样的出游，便因此有了某种怪异的异国情调。这些都是题外话。 此后几年，北京人看到九城门楼被一一拆除。彼时中苏争端正紧，民间甚至有个不着调的传闻，说俄国人研制出一种超级轰炸机，能在5分钟内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投掷氢弹后返航。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逆火”式根本没有那么神。当时上上下下不少人都吓坏了，于是全民皆兵，虽不能打仗，但挖防空洞还是足够了。结果，城墙拆下来的巨砖，很多成了构筑掩体的建材。再后来，到了1975年，原来城墙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今天的二环路。 欧美的城墙 对我来说，北京近几十年的变化，肯定不值得高兴。但我并不同意很多关于北京，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古建保护的说法。城墙的拆除，是很多城市进入某一发展阶段后，通常会出现的做法。今天我们在维也纳看到的环城大街，也是1857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颁旨拆除13世纪古城墙后留下的遗址。区别或许在于，其沿途的公共建筑比较漂亮，从维也纳大学到市政厅，从自然博物馆到议会大厦，不像北京二环路那么灰头土脸。 巴黎的几道古城墙，除先贤祠附近的一个角落，如今也都没剩多少痕迹。所以，这个现象，和城市所属的民族性关联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多。而且，不光是城墙如此。今年恰好是纽约拆除宾夕法尼亚火车站50周年。那座车站建于1910年，按照旧大陆的标准，应该算不上什么古建筑。但是，那样一座巴黎美院风格的大厦，比起如今我们在曼哈顿第八大道见到的宾州车站，一座乏味得超乎任何人想象力的现代建筑，当地人的怀旧情绪值得同情。 然而，古建筑保护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后果之一。放在古时候，古今中外胜利者们的对敌政策，一向是“平王城，灭王气”。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古代遗址也更多被视为简易的建材供应点。比如上文提及的卡拉卡拉浴场，其中很多大理石材，都被拆走运到梵蒂冈，用来建筑新的圣彼得教堂。那时候，人们看待历史遗物的态度，远比今天实用得多，绝对没有我们这样浪漫化，这样多愁善感。 多年前，我还是游荡在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诗人。看着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上尘土飞扬，我暗自感叹，很多重要的政策，出自一些内心多么不愉快的人。而且，他们怎么就不明白，那些毁于他们令下的历史陈迹，是很值钱的。但还是要强调：这件事跟国民性牵涉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大。 笔者曾经读到，加里波第进军罗马之后，打算将波河填平，以防止疟疾肆虐。几十年后，未来派诗人马利涅蒂也曾在1910年呼吁，把威尼斯的运河填满，改造成公路。这些都和谋求民众福祉有关。即便是拿破仑三世这种人，居然也有几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政府应该要求资本家出钱出力，推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重大项目。 始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城区改造，据说和这种想法有关。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就是那次改造的结果—一条条林荫大道，从一个个广场放射分布，街边是整齐划一、带芒萨尔式屋顶的建筑物。除马莱区外，那里的中世纪老城区几乎消失殆尽，很多人至今为此痛心疾首。抛开种种得失关系不谈，这样成功的改造工程，肯定是可一而不可再，就像近年喧嚣一时的“毕尔巴鄂效应”（古根海姆博物馆于1997年建成，使陷于经济衰退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市重获生机，因其具有诸多难以复制的先决条件，此案例被视为奇迹。）。 （摘自《财新网》， 有较大删节）
笔者大概属于最后一拨见过北京城墙的人。早年间，对于城里很多人来说，去西郊的颐和园春游，还是一件大事。一般都是天还没大亮，就要搭乘11路或7路无轨电车（111和107路的前身），去当时的总站西直门，换乘32路郊区车（相当于现在的332路）。而换车地点，就在古城防的一个门洞里。箭楼飞檐的剪影，隐现在幽幽的天光下，今天回忆起来，很有几分汉关秦月般的历史感。 那年头，每天发出的车次很少，一般要排半个多小时的长队，接着又是柔道般的一阵推挤拥搡。32路用的是北京当年最好的客车，捷克产的斯柯达，总体款型到诸多细部，都折射出很强的形式感，包括车顶两侧蓝色的透明天窗。这样的出游，便因此有了某种怪异的异国情调。这些都是题外话。 此后几年，北京人看到九城门楼被一一拆除。彼时中苏争端正紧，民间甚至有个不着调的传闻，说俄国人研制出一种超级轰炸机，能在5分钟内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投掷氢弹后返航。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逆火”式根本没有那么神。当时上上下下不少人都吓坏了，于是全民皆兵，虽不能打仗，但挖防空洞还是足够了。结果，城墙拆下来的巨砖，很多成了构筑掩体的建材。再后来，到了1975年，原来城墙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今天的二环路。 欧美的城墙 对我来说，北京近几十年的变化，肯定不值得高兴。但我并不同意很多关于北京，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古建保护的说法。城墙的拆除，是很多城市进入某一发展阶段后，通常会出现的做法。今天我们在维也纳看到的环城大街，也是1857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颁旨拆除13世纪古城墙后留下的遗址。区别或许在于，其沿途的公共建筑比较漂亮，从维也纳大学到市政厅，从自然博物馆到议会大厦，不像北京二环路那么灰头土脸。 巴黎的几道古城墙，除先贤祠附近的一个角落，如今也都没剩多少痕迹。所以，这个现象，和城市所属的民族性关联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多。而且，不光是城墙如此。今年恰好是纽约拆除宾夕法尼亚火车站50周年。那座车站建于1910年，按照旧大陆的标准，应该算不上什么古建筑。但是，那样一座巴黎美院风格的大厦，比起如今我们在曼哈顿第八大道见到的宾州车站，一座乏味得超乎任何人想象力的现代建筑，当地人的怀旧情绪值得同情。 然而，古建筑保护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后果之一。放在古时候，古今中外胜利者们的对敌政策，一向是“平王城，灭王气”。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古代遗址也更多被视为简易的建材供应点。比如上文提及的卡拉卡拉浴场，其中很多大理石材，都被拆走运到梵蒂冈，用来建筑新的圣彼得教堂。那时候，人们看待历史遗物的态度，远比今天实用得多，绝对没有我们这样浪漫化，这样多愁善感。 多年前，我还是游荡在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诗人。看着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上尘土飞扬，我暗自感叹，很多重要的政策，出自一些内心多么不愉快的人。而且，他们怎么就不明白，那些毁于他们令下的历史陈迹，是很值钱的。但还是要强调：这件事跟国民性牵涉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大。 笔者曾经读到，加里波第进军罗马之后，打算将波河填平，以防止疟疾肆虐。几十年后，未来派诗人马利涅蒂也曾在1910年呼吁，把威尼斯的运河填满，改造成公路。这些都和谋求民众福祉有关。即便是拿破仑三世这种人，居然也有几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政府应该要求资本家出钱出力，推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重大项目。 始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城区改造，据说和这种想法有关。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就是那次改造的结果—一条条林荫大道，从一个个广场放射分布，街边是整齐划一、带芒萨尔式屋顶的建筑物。除马莱区外，那里的中世纪老城区几乎消失殆尽，很多人至今为此痛心疾首。抛开种种得失关系不谈，这样成功的改造工程，肯定是可一而不可再，就像近年喧嚣一时的“毕尔巴鄂效应”（古根海姆博物馆于1997年建成，使陷于经济衰退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市重获生机，因其具有诸多难以复制的先决条件，此案例被视为奇迹。）。 （摘自《财新网》， 有较大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