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亮石建勋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07期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6)03-0075-08
“供给侧”这个词最近在官方语言中出现的频次开始增多，并成为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一个新角度。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8天内国家领导人又分别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三次提到“供给侧改革”。2015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国外“新供给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总结
(一)“新供给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
西方“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可追溯到经济学的产生，它最早是由供给学派鲜明提出。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供给经济学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认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而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完善了供给经济的思想体系。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供给学派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各国的经济政策更关注供给侧的生产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供给学派难以解释这种状况，萨伊的思想遭到了凯恩斯的全面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以造成自由竞争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必须政府进行干预，实行扩大需求政策，才能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虽然扩大需求政策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经济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政策的供给学派再次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理论和思想依据，供给学派再次兴起。
(二)“新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
供给学派最鲜明的理论是主张经济学应从人口变迁、资本累积、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转移等“供给侧”视角分析经济并提出稳定经济波动的政策。西方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他们分为“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的供给学派”，两个学派对各自的政策主张的效果持不同的预期。
“极端的供给学派”常被称为“激进的供给学派”或“纯粹的供给学派”。由于其观点更鲜明、更具有代表性，所以理论界通常认为“极端供给学派”更为正统。代表人物有拉弗、蒙代尔、万尼斯基、罗伯茨以及吉尔德。作为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拉弗提出了供给学派的思想精髓——“拉弗曲线”，并描述了“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拉弗曲线”，使供给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万尼斯基十分赞同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并反对政府制定高税率。蒙代尔是“现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先驱，他主张通过减税和紧缩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胀，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思想，同时他也认为凯恩斯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能够增加实际产出。罗伯茨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供给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并将减税的法案应用于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中。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一书成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他在书中批判了凯恩斯主义因果倒置，认为“为了需求先有供给”，这使他成为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温和供给学派”由于其政策主张相对折衷，容易妥协，包含一些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思想，因此理论界通常认为“温和派”更接近“传统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有费尔德斯坦和埃文斯。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原是主张政府干预观点的凯恩斯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转向自由经济主义，成为供给学派的拥护者。他提出了“费尔德斯坦曲线”，即“财政赤字水平对资本形成和通胀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释。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支持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建议对失业津贴征税，依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发展经济。虽然费尔德斯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不是拉弗那样纯粹的供给主义，其中包含很多折衷因素，掺杂着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思想，但他仍然被认为是供给学派之父。
关于“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的争论，费尔德斯坦(1986)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两派的区别不在于“所倡导的政策是什么，而在于他们对这些政策所提出的预期是什么”。“激进派”的预期过于理想，而温和派则相对保守。他认为“拉弗曲线”过于极端，产生大量误差，并不能应用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去。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相同点是都支持自由市场，赞同减税刺激经济发展；不同点在于激进派对供给政策的预期过于自信，而温和派则相对谨慎和保守地看待供给政策的效果。
(三)“新供给经济”的政策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滞胀，分别采用了一些“新供给经济”政策，代表性的国际实践经验包括：
1.美国经验：减税。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对此凯恩斯理论却无力解决。在这种形势下，以供给学派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1981年，美国政府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减税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核心经济政策。吉尔德认为正是因为“里根经济学”，美国经济才回归繁荣，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2.英国经验：结构化改革。70—80年代的英国同样遇到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问题，零售价格同比一度上升至25%，GDP增速出现负增长。同时英国也面临工会力量庞大、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英国政府强推改革，首先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其次通过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促进国企私有化增效，最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过改革，恶性通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逐渐恢复，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减小。
3.日本教训：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日本面对大规模顺差和升值压力时，仍然实行凯恩斯倡导的扩张性政策，而没有尽早从依赖外部市场的思维中走出来，重视外部因素而轻视内部因素，其政策调整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作出了被动性调整。自此之后，日本的经济政策调整，如紧缩货币政策、引导过剩的流动性走向、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
4.德国经验：技术创新。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认为，德国虽然是顺差大国，产值较高，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导致德国出口受到冲击，但德国并未采取扩张性政策，而是使资金更多留在实体经济部门，促使德国的制造业始终保持较高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德国的财政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削减税收、增加补贴激励企业研发、调整产业结构等，引导德国经济很快复苏。
(四)“新供给经济”的实践总结与借鉴
为了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滞胀问题，美国和英国虽然均采用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但两国面临的局势完全不同。美国市场完善，社保负担较轻，但要素价格昂贵，这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减税、反垄断、减少政府管制来调整经济结构。其实质是降低供给要素的成本。英国市场不够完善，社保负担较重，要素供给效率偏低，使英国政府更侧重国企私有化，降低保障，减少政府管制，完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其实质是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从供给角度看，英美两国改革涉及的是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两个方面，前者会影响到供给要素投入的数量，后者则将影响供给要素投入的质量。虽然两者都重要，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的侧重点不同。尽管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英美当时有所不同，但英美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措施推动经济走出衰退。另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在日本和德国经济改革中的教训和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
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德国两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当供给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时，德国及时调整结构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日本继续倡导扩张性政策，导致供给结构改革被推延搁置，这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低迷而德国经济很快复苏的原因。随着日德两国经济结构的改革，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日、德两国都在加强科技创新和鼓励实体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当前日本和德国在很多科技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与两国政府对于企业创新创造的良好制度环境有关。
目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仍不能忽视。一方面国有企业占用大量经济资源，运行效率低，拖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民企较难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高，发展艰难。一方面国内存在大量产能过剩，供需失衡；另一方面部分消费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导致居民大量海外采购和消费。这些都是经济结构的供给侧出现了问题，仅靠需求侧的改革很难奏效。由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是一项重要而且难度非常大的战略任务，而仅靠扩大总需求的经济政策难以完成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因此，中国的结构调整有必要学习借鉴国外实践的经验。
二、中国“新供给”学派理论研究动态
最早主张中国应该进行供给侧管理的学者是张五常。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张五常(2008)就指出：“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但“供给侧”这一理念逐渐被大家接受，是由于中国学者提出的“新供给”理论，“新供给”是对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简称。与美国“供给学派”相比，中国的“新供给”的思路更为开阔，充分借鉴前人理论成果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系统化、建设性的思路主张和政策建议。
2012年11月，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随后，“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成立，吸收了滕泰、张茉楠、陈道富等经济学家，讨论新供给主义。同时，贾康成立了“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并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2013年，“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与“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合并，组建了民间智库组织——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其成员主要有贾康、徐林、李万寿、白重恩、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王庆、滕泰、李宏瑾、徐以升、刘薇等多位学者，旨在推进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2013年1月，贾康等一批新供给学派的学者联合撰文提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该文以梳理和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的学术进展和政策主张的得失为基础，力求把已有的理论经济学认识与原被理解为分支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贡献融会和打通，并针对中国的国情与实践，提出可以洞悉规律和适合中国现代化客观需要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识框架，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
虽然滕泰提出的新供给主义与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都支持“供给侧”改革，但他们的理论框架略有差异，前者是以里根经济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为源的理论及实践创新，后者则更加注重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路线。相同点是两个学派均认为邓小平改革解放了束缚已久的生产力，即解除了供给侧的约束。以洪崎为代表的中国供给学派提出了生产力“新三驾马车”理论，即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4.0，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同时，他们提出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下是有关“新供给”理论的研究述评。
(一)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试图从经济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等多方面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依据。王一鸣(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依托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而不再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贾康(2014)提出可以通过供给管理来矫正理性预期失灵。滕泰(2015)、沈建光(2015)和陈宪(2015)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依托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教育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等进行改革。贾康(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建立在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创新形成系统化、建设性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徐林(2015)在“供给侧”改革中推行交易成本的理论，认为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的成本，包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减轻负担，同时还能提升资金的供给效率。刘鹤(2015)、邵宇(2015)则认为产权保护和金融法律的建设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的基本保障。因此，“供给侧”改革是整合了多种理论而形成的改革路径。尽管根据不同的经济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但“供给侧”改革在宏观经济领域被学者普遍形容为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我国经济宏观调控重心从需求侧刺激向供给侧结构调整的转移，表明政府转变短期刺激政策偏好，开始下决心通过“供给侧”改革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移，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于创新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很多学者认为，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端、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从鼓励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及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理解“供给侧”改革的一种观点。李稻葵(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提高经济体供给能力和效率的改革，包括降低企业税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促进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生产领域”。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提高要素效率、降低成本及增加投资来促进生产的角度理解的。林毅夫(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结合我国实际状况，形成自己的“供给侧”改革理论。这种观点是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要立足我国国情，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为出发点。吴敬琏(2015)认为应该从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供给侧”改革。贾康(2015)则是从改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角度，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所在。李佐军(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潘建成(2015)则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刘鹤(2015)、巴曙松(2015)、刘世锦(2015)、吴庆(2015)等学者认为应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淘汰过剩产能来把握“供给侧”改革。潘向东(2015)、刘亮(2015)、朱海就(2014)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顽疾是国企垄断行业。以上观点都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将决定“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外延和成因。
学术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厉以宁(2015)将供给侧调整分为三大内容：部门结构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李佐军(2015)认为结构性改革既包含“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的结构性安排，又包含有针对性地解决多个矛盾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潘建成(2015)主张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结构升级，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等方式进行结构改革。李稻葵(2015)侧重于平衡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经济整体上具有发展潜力。姚景源(2015)认为平衡消费结构是核心，使供给满足于需求。当前，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健康消费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升级的态势更加明显，消费对供给端的要求快速提升，经济增长正在由主要依靠消费和出口需求驱动向满足多样性需求驱动转变。陆铭(2015)认为我国应该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人口流动需求的“空间匹配”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使二者达到平衡。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不会一蹴而就。现阶段，结构调整的核心工作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注重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平衡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经济表象体现：需求不足。自2015年年初以来，央行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投资依然萎靡，需求刺激效果不佳，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严重状况依然存在。迟福林(2015)认为是供给侧的滞后造成供给落后于需求升级，且无法满足创造新消费，是“供给侧”改革提出的直接原因。张泰(2015)认为需求侧管理无法解决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等问题。李稻葵(2015)认为中国经济既存在需求不足，又存在产能过剩的矛盾。刘伟民(2015)认为外需减少、内需涌向国外导致某些产能过剩。邵宇(2015)认为我国“投资出口占比较大，消费占比较小”的不合理经济结构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最终，我国经济结构改革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经济实质体现：供需错配。近年来，需求不足的同时需求外溢明显。一方面，海淘、境外代购额逐年上涨；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李稻葵(2015)认为我国生产侧不能提供消费者需要的很多产品。姚景源(2015)认为我国很多产品质量和创新性不足，导致大量消费者涌向国外。邵宇(2015)认为消费结构失衡，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总之，经济供给结构的老化，是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表明了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不能再依赖于需求端的刺激。因为这些刺激政策虽然能够一定程度释放现有产能，但从长期看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压力。
(四)中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
纵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和各国政策的演化过程，经济政策上究竟是以供给侧作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作为重点，关键是根据当时一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做出相应抉择。很多学者认为单纯地放弃需求谈供给或放弃供给谈需求都是片面的。刘亮(2015)曾将需求侧改革比作能够短期显效的“西药”，供给侧改革比作长远的“中药”，中国经济若进入新常态，应“中西医”结合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疏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顽疾。许小年(2015)认为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需求经济学”和“供给经济学”无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两种观点实际是将供给和需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针对具体改革措施，很多学者建议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双管齐下：滕泰(2015)认为目前我国西部投资、民生改善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需求领域也有很大的不足，不能忽视需求侧改革的作用。黄汉权、盛朝迅等(2015)总结借鉴美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战略举措后，提出我国应该综合实施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措施化解产能过剩。前者指出我国还有需求不足的状况，后者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综合运用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二者缺一不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面，苏剑(2015)建议我国应该形成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从过去仅存在需求管理的一维政策体系升级为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刘伟(2015)、苏剑(2015)认为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但仍应坚持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互结合的基本原则。徐策和王元(2015)认为协调配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整体有效性，同时要避免出现政策间效应抵消导致政策力度不足，或效应叠加导致政策力度过度等情况。因此，供给侧与需求侧同等重要，“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侧”管理累积问题的集中性综合矫正。二者的目的都是生产要素潜能的充分释放，在新条件下达到均衡。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取向
目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是，不仅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中国经济还要面临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和债务高企的三重风险，而风险的化解亦不可一蹴而就。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战术，习近平给出了明确态度：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那么，实施供给侧改革要从何处入手呢？
(一)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2015年4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通过多项举措，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
(二)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政策在供需两端发力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这需要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主要职责有两方面：一是要大幅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由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十三五”时期，要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必须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中长期来看，供给侧管理的重要政策选择包括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扩大有效供给。但是，要确保这些政策发挥效力，还需要要素市场改革同步推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拓展区域、产业乃至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源泉，而鼓励全社会创新创业，就是从供给端为经济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新增长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加快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营造一个企业家能够有创新、创业激情的激励机制和环境。对中小企业创新减税补贴，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建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报酬激励制度；提高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自己的品牌，加大政府采购向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的支持力度。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在不过度放纵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政府简政放权，构建多层次技术创新融资体系，放松放宽风险资本来源。“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一。
(四)去库存、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土地和资本资源配置
土地、厂房、设备等一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供给侧改革的另一重要任务，这其中，尤以去产能的任务最为艰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有六方面：一是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煤炭等上游产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必须及时有效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对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行业进行减产、淘汰；四是鼓励过剩产能探索国际市场、借助一带一路政策“走出去”；五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产品的升级改造，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六是腾笼换鸟，引进、创造一批新兴产业、先进产能。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套的重要改革举措。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去库存化。
作者介绍：孙亮，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石建勋，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92
作者：孙亮石建勋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07期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6)03-0075-08
“供给侧”这个词最近在官方语言中出现的频次开始增多，并成为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一个新角度。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8天内国家领导人又分别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三次提到“供给侧改革”。2015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国外“新供给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总结
(一)“新供给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
西方“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可追溯到经济学的产生，它最早是由供给学派鲜明提出。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供给经济学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认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而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完善了供给经济的思想体系。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供给学派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各国的经济政策更关注供给侧的生产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供给学派难以解释这种状况，萨伊的思想遭到了凯恩斯的全面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以造成自由竞争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必须政府进行干预，实行扩大需求政策，才能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虽然扩大需求政策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经济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政策的供给学派再次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理论和思想依据，供给学派再次兴起。
(二)“新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
供给学派最鲜明的理论是主张经济学应从人口变迁、资本累积、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转移等“供给侧”视角分析经济并提出稳定经济波动的政策。西方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他们分为“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的供给学派”，两个学派对各自的政策主张的效果持不同的预期。
“极端的供给学派”常被称为“激进的供给学派”或“纯粹的供给学派”。由于其观点更鲜明、更具有代表性，所以理论界通常认为“极端供给学派”更为正统。代表人物有拉弗、蒙代尔、万尼斯基、罗伯茨以及吉尔德。作为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拉弗提出了供给学派的思想精髓——“拉弗曲线”，并描述了“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拉弗曲线”，使供给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万尼斯基十分赞同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并反对政府制定高税率。蒙代尔是“现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先驱，他主张通过减税和紧缩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胀，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思想，同时他也认为凯恩斯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能够增加实际产出。罗伯茨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供给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并将减税的法案应用于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中。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一书成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他在书中批判了凯恩斯主义因果倒置，认为“为了需求先有供给”，这使他成为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温和供给学派”由于其政策主张相对折衷，容易妥协，包含一些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思想，因此理论界通常认为“温和派”更接近“传统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有费尔德斯坦和埃文斯。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原是主张政府干预观点的凯恩斯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转向自由经济主义，成为供给学派的拥护者。他提出了“费尔德斯坦曲线”，即“财政赤字水平对资本形成和通胀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释。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支持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建议对失业津贴征税，依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发展经济。虽然费尔德斯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不是拉弗那样纯粹的供给主义，其中包含很多折衷因素，掺杂着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思想，但他仍然被认为是供给学派之父。
关于“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的争论，费尔德斯坦(1986)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两派的区别不在于“所倡导的政策是什么，而在于他们对这些政策所提出的预期是什么”。“激进派”的预期过于理想，而温和派则相对保守。他认为“拉弗曲线”过于极端，产生大量误差，并不能应用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去。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相同点是都支持自由市场，赞同减税刺激经济发展；不同点在于激进派对供给政策的预期过于自信，而温和派则相对谨慎和保守地看待供给政策的效果。
(三)“新供给经济”的政策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滞胀，分别采用了一些“新供给经济”政策，代表性的国际实践经验包括：
1.美国经验：减税。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对此凯恩斯理论却无力解决。在这种形势下，以供给学派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1981年，美国政府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减税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核心经济政策。吉尔德认为正是因为“里根经济学”，美国经济才回归繁荣，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2.英国经验：结构化改革。70—80年代的英国同样遇到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问题，零售价格同比一度上升至25%，GDP增速出现负增长。同时英国也面临工会力量庞大、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英国政府强推改革，首先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其次通过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促进国企私有化增效，最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过改革，恶性通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逐渐恢复，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减小。
3.日本教训：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日本面对大规模顺差和升值压力时，仍然实行凯恩斯倡导的扩张性政策，而没有尽早从依赖外部市场的思维中走出来，重视外部因素而轻视内部因素，其政策调整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作出了被动性调整。自此之后，日本的经济政策调整，如紧缩货币政策、引导过剩的流动性走向、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
4.德国经验：技术创新。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认为，德国虽然是顺差大国，产值较高，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导致德国出口受到冲击，但德国并未采取扩张性政策，而是使资金更多留在实体经济部门，促使德国的制造业始终保持较高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德国的财政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削减税收、增加补贴激励企业研发、调整产业结构等，引导德国经济很快复苏。
(四)“新供给经济”的实践总结与借鉴
为了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滞胀问题，美国和英国虽然均采用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但两国面临的局势完全不同。美国市场完善，社保负担较轻，但要素价格昂贵，这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减税、反垄断、减少政府管制来调整经济结构。其实质是降低供给要素的成本。英国市场不够完善，社保负担较重，要素供给效率偏低，使英国政府更侧重国企私有化，降低保障，减少政府管制，完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其实质是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从供给角度看，英美两国改革涉及的是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两个方面，前者会影响到供给要素投入的数量，后者则将影响供给要素投入的质量。虽然两者都重要，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的侧重点不同。尽管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英美当时有所不同，但英美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措施推动经济走出衰退。另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在日本和德国经济改革中的教训和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
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德国两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当供给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时，德国及时调整结构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日本继续倡导扩张性政策，导致供给结构改革被推延搁置，这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低迷而德国经济很快复苏的原因。随着日德两国经济结构的改革，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日、德两国都在加强科技创新和鼓励实体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当前日本和德国在很多科技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与两国政府对于企业创新创造的良好制度环境有关。
目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仍不能忽视。一方面国有企业占用大量经济资源，运行效率低，拖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民企较难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高，发展艰难。一方面国内存在大量产能过剩，供需失衡；另一方面部分消费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导致居民大量海外采购和消费。这些都是经济结构的供给侧出现了问题，仅靠需求侧的改革很难奏效。由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是一项重要而且难度非常大的战略任务，而仅靠扩大总需求的经济政策难以完成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因此，中国的结构调整有必要学习借鉴国外实践的经验。
二、中国“新供给”学派理论研究动态
最早主张中国应该进行供给侧管理的学者是张五常。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张五常(2008)就指出：“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但“供给侧”这一理念逐渐被大家接受，是由于中国学者提出的“新供给”理论，“新供给”是对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简称。与美国“供给学派”相比，中国的“新供给”的思路更为开阔，充分借鉴前人理论成果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系统化、建设性的思路主张和政策建议。
2012年11月，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随后，“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成立，吸收了滕泰、张茉楠、陈道富等经济学家，讨论新供给主义。同时，贾康成立了“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并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2013年，“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与“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合并，组建了民间智库组织——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其成员主要有贾康、徐林、李万寿、白重恩、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王庆、滕泰、李宏瑾、徐以升、刘薇等多位学者，旨在推进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2013年1月，贾康等一批新供给学派的学者联合撰文提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该文以梳理和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的学术进展和政策主张的得失为基础，力求把已有的理论经济学认识与原被理解为分支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贡献融会和打通，并针对中国的国情与实践，提出可以洞悉规律和适合中国现代化客观需要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识框架，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
虽然滕泰提出的新供给主义与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都支持“供给侧”改革，但他们的理论框架略有差异，前者是以里根经济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为源的理论及实践创新，后者则更加注重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路线。相同点是两个学派均认为邓小平改革解放了束缚已久的生产力，即解除了供给侧的约束。以洪崎为代表的中国供给学派提出了生产力“新三驾马车”理论，即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4.0，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同时，他们提出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下是有关“新供给”理论的研究述评。
(一)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试图从经济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等多方面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依据。王一鸣(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依托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而不再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贾康(2014)提出可以通过供给管理来矫正理性预期失灵。滕泰(2015)、沈建光(2015)和陈宪(2015)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依托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教育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等进行改革。贾康(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建立在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创新形成系统化、建设性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徐林(2015)在“供给侧”改革中推行交易成本的理论，认为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的成本，包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减轻负担，同时还能提升资金的供给效率。刘鹤(2015)、邵宇(2015)则认为产权保护和金融法律的建设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的基本保障。因此，“供给侧”改革是整合了多种理论而形成的改革路径。尽管根据不同的经济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但“供给侧”改革在宏观经济领域被学者普遍形容为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我国经济宏观调控重心从需求侧刺激向供给侧结构调整的转移，表明政府转变短期刺激政策偏好，开始下决心通过“供给侧”改革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移，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于创新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很多学者认为，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端、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从鼓励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及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理解“供给侧”改革的一种观点。李稻葵(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提高经济体供给能力和效率的改革，包括降低企业税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促进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生产领域”。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提高要素效率、降低成本及增加投资来促进生产的角度理解的。林毅夫(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结合我国实际状况，形成自己的“供给侧”改革理论。这种观点是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要立足我国国情，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为出发点。吴敬琏(2015)认为应该从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供给侧”改革。贾康(2015)则是从改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角度，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所在。李佐军(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潘建成(2015)则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刘鹤(2015)、巴曙松(2015)、刘世锦(2015)、吴庆(2015)等学者认为应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淘汰过剩产能来把握“供给侧”改革。潘向东(2015)、刘亮(2015)、朱海就(2014)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顽疾是国企垄断行业。以上观点都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将决定“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外延和成因。
学术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厉以宁(2015)将供给侧调整分为三大内容：部门结构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李佐军(2015)认为结构性改革既包含“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的结构性安排，又包含有针对性地解决多个矛盾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潘建成(2015)主张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结构升级，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等方式进行结构改革。李稻葵(2015)侧重于平衡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经济整体上具有发展潜力。姚景源(2015)认为平衡消费结构是核心，使供给满足于需求。当前，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健康消费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升级的态势更加明显，消费对供给端的要求快速提升，经济增长正在由主要依靠消费和出口需求驱动向满足多样性需求驱动转变。陆铭(2015)认为我国应该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人口流动需求的“空间匹配”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使二者达到平衡。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不会一蹴而就。现阶段，结构调整的核心工作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注重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平衡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经济表象体现：需求不足。自2015年年初以来，央行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投资依然萎靡，需求刺激效果不佳，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严重状况依然存在。迟福林(2015)认为是供给侧的滞后造成供给落后于需求升级，且无法满足创造新消费，是“供给侧”改革提出的直接原因。张泰(2015)认为需求侧管理无法解决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等问题。李稻葵(2015)认为中国经济既存在需求不足，又存在产能过剩的矛盾。刘伟民(2015)认为外需减少、内需涌向国外导致某些产能过剩。邵宇(2015)认为我国“投资出口占比较大，消费占比较小”的不合理经济结构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最终，我国经济结构改革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经济实质体现：供需错配。近年来，需求不足的同时需求外溢明显。一方面，海淘、境外代购额逐年上涨；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李稻葵(2015)认为我国生产侧不能提供消费者需要的很多产品。姚景源(2015)认为我国很多产品质量和创新性不足，导致大量消费者涌向国外。邵宇(2015)认为消费结构失衡，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总之，经济供给结构的老化，是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表明了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不能再依赖于需求端的刺激。因为这些刺激政策虽然能够一定程度释放现有产能，但从长期看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压力。
(四)中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
纵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和各国政策的演化过程，经济政策上究竟是以供给侧作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作为重点，关键是根据当时一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做出相应抉择。很多学者认为单纯地放弃需求谈供给或放弃供给谈需求都是片面的。刘亮(2015)曾将需求侧改革比作能够短期显效的“西药”，供给侧改革比作长远的“中药”，中国经济若进入新常态，应“中西医”结合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疏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顽疾。许小年(2015)认为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需求经济学”和“供给经济学”无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两种观点实际是将供给和需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针对具体改革措施，很多学者建议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双管齐下：滕泰(2015)认为目前我国西部投资、民生改善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需求领域也有很大的不足，不能忽视需求侧改革的作用。黄汉权、盛朝迅等(2015)总结借鉴美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战略举措后，提出我国应该综合实施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措施化解产能过剩。前者指出我国还有需求不足的状况，后者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综合运用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二者缺一不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面，苏剑(2015)建议我国应该形成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从过去仅存在需求管理的一维政策体系升级为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刘伟(2015)、苏剑(2015)认为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但仍应坚持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互结合的基本原则。徐策和王元(2015)认为协调配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整体有效性，同时要避免出现政策间效应抵消导致政策力度不足，或效应叠加导致政策力度过度等情况。因此，供给侧与需求侧同等重要，“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侧”管理累积问题的集中性综合矫正。二者的目的都是生产要素潜能的充分释放，在新条件下达到均衡。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取向
目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是，不仅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中国经济还要面临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和债务高企的三重风险，而风险的化解亦不可一蹴而就。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战术，习近平给出了明确态度：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那么，实施供给侧改革要从何处入手呢？
(一)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2015年4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通过多项举措，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
(二)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政策在供需两端发力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这需要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主要职责有两方面：一是要大幅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由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十三五”时期，要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必须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中长期来看，供给侧管理的重要政策选择包括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扩大有效供给。但是，要确保这些政策发挥效力，还需要要素市场改革同步推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拓展区域、产业乃至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源泉，而鼓励全社会创新创业，就是从供给端为经济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新增长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加快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营造一个企业家能够有创新、创业激情的激励机制和环境。对中小企业创新减税补贴，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建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报酬激励制度；提高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自己的品牌，加大政府采购向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的支持力度。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在不过度放纵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政府简政放权，构建多层次技术创新融资体系，放松放宽风险资本来源。“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一。
(四)去库存、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土地和资本资源配置
土地、厂房、设备等一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供给侧改革的另一重要任务，这其中，尤以去产能的任务最为艰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有六方面：一是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煤炭等上游产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必须及时有效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对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行业进行减产、淘汰；四是鼓励过剩产能探索国际市场、借助一带一路政策“走出去”；五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产品的升级改造，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六是腾笼换鸟，引进、创造一批新兴产业、先进产能。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套的重要改革举措。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去库存化。
作者介绍：孙亮，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石建勋，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