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们呆滞的目光里充满着恐惧感，他们围着桌子蹲坐在地上，没有人敢把头抬起来，也没有人敢动一动，只是当那扇大铁门打开时，一个瘦小的男人不由自主地朝那里看了一眼，这显然是犯了错误。一名穿着浅蓝色制服的看守吼叫着朝那个违反狱规者冲去，劈头盖脑一巴掌重重地掀过去，那犯人脸上立即出现了清晰的伤痕，只见鼻子里的血迅速往下淌，很快又恢复了阴森森的平静，犯人们继续工作。 府中监狱位于东京郊区。新到的犯人都必须首先在监狱的实习工厂接受为期一周的适应性训练，因为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们只有适应这种军事训练，才能度过自己的狱中生活。犯人中有一个德国人，名叫科诺贝尔，他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在府中监狱，我不得不为我一生所做的全部蠢事付出代价。”科诺贝尔44岁时被捕，他从前是联邦德国边防机构的一名警长。眼下，他被关押在这所日本规模最大、最著名的监狱里，因为这名卸任的前警官在泰国一个度假村的红灯酒吧里从事毒品交易，1995年5月在东京机场，日本海关警察从他的手提箱里查出4263克重的大麻。这是科诺贝尔生平第一次到日本旅行。那些泰国贩毒分子曾诱逼他将东南亚便宜的毒品贩运日本，那里的委托人会将这些毒品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像许多毒贩一样，科诺贝尔因此来到了府中监狱。 早在拘留期间，科诺贝尔就听到了有关这个地方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国际人权等组织多次公开谴责日本监狱血腥的高压手段。他们认为，日本的监狱常常将犯人当作“动物”来处置。在府中监狱总共有2300名犯人，其中450名是外国人，少数几个人表示要公开向外界披露自己在府中监狱的苦难经历。科诺贝尔因为有出色的表现，在关押了三年半后于去年9月底获提前释放，他现在打算用自己的这段历史来恐吓那些有意仿效他行为的人：“朋友，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日本监狱中会遭受何种的折磨。” 早晨6点3刻响铃后，囚犯们必须十分小心。如果谁在洗刷时想用湿的手指去梳理一下头发，他就必须冒着受惩罚的风险，因为犯人每星期只能享受2次（夏天是3次）从头到脚的全身淋浴。如果犯人们从自己的牢房进入走廊，他们必须首先全部站在牢门旁边的一条白线上，鼻子靠在墙上，然后才排成一列纵队沿着一条永久不变的路线雄赳赳地进入工厂。在厂里，犯人在工作开始前必须把衣服脱光，叉开两腿靠墙站着，接受全身检查。 科诺贝尔来到府中监狱的最初20个月一直在“第16车间”劳动，监狱总共有28个实行强制性劳动的车间，有大约100名日本和外国在押犯。他们从早上8点到傍晚5点用螺丝拧紧家具上的铰链。犯人们觉得忍受单调无聊的工作总比遵守严酷无情的行为规则更强，他们在劳动时不能抬头观望，不能相互交谈，自始至终必须按规定端坐在工作台旁，就像机器人一样按指令动作。第16车间的看守长常以暴虐狂的手段行使权力。有一次，英国籍犯人患了痢疾，按规定，犯人要解手只能在工作开始前或休息时进行。那时，英国人实在憋不住就拉在裤子上。那看守人知道后就对那英国人国加了处罚，最后，那英国人不得不当着众人的面把裤子脱下来，但没有人敢抬起头来，否则，他就是第二个脱裤子的人。科诺贝尔企图替英国伙伴向那个日本暴君乞求宽恕，但结果是科诺贝尔也受到了处罚；在寒冷的冬天，他面对打开的窗户罚站了整整一天。科诺贝尔和他的同伴都将他们劳动的地方称为“恐怖工厂”。有一次，看守让他们绕着一个地方不断跑动，直到他们一个个昏厥倒地为止。有时候，他们莫名其妙地遭到鞭打。1997年3月，一名马来西亚囚犯受到了最恶劣的虐待。他患有脚癣，两只脚肿胀得很厉害。当他违反规定绑着两只脚在做工的列队中出现时，两名看守冲过来不断地来回踩他的脚，直到他举起双手投降为止。紧接着，响起了警报声，车间两头的铁门迅速开启，冲进来许多卫兵。他们手持铁棍，那铁棍尖上有圆形的铁球，两名官员将那马来西亚人推倒在地上，第三人立即冲上来一阵猛力的踩打，旁人听到骨头的断裂声。一阵毒打以后，那些官员将淌着鲜血的囚犯拖了出去。后来，这名马来西亚人在监狱的牢房里消失了好几周，他接下去的遭遇便无人知晓，只是猜测而已。最不幸的情况，就是他可能被关押到那所谓的“看护室”里。犯人们通常把看护室称为“木桶”。关押重犯的木桶房大约不到6个平方米大，没有窗户。在一些法官的鼓动下，1994年在东京成立了犯人权利保护中心。当时许多曾经被关押过木桶牢房的人，因为受过虐待而提出了诉讼。其中有一个日本人，名叫明美津。他从前也在第16车间服刑，1994年2月，明美津为了一支圆珠笔与同牢房的犯人发生了斗殴。当时这名68岁的犯人被关在那木桶房长达2天2夜，看守们用一条专用皮带把他的一只手绑在肚子前，另一只手绑在后背上。这条配有皮手套和金属手铐的大皮带把他全身的关节锁得死死的，那关节像“烧红的火钳”一样，钻心地痛。明美津被绑得像火煨成的肉卷一样躺在地上。看守用调羹将食物送入明美津的嘴里，然后，他们一边用脚踩他的身子，一边用力将皮带收紧，直到明美津将咽下去的食物呕出来为止。 明美津曾经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死亡恐惧：“我根本无法透气。为了呼吸空气，我竭尽全力爬到马桶边，用脸对着马桶。”那马桶是平嵌在地面上的。监狱当局还在牢房顶上安装了摄像机来加以监控。在这冬天没有取暖、夏季热气蒸人的牢房里，不断散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臭气，那粪便长期留在马桶里，直到看守们哪一天良心发现，才从外面放水进来冲洗。 第三天，明美津从木桶牢房回到了另一个单人牢房。他在那里必须呆上一个半月，并整天像一尊菩萨坐在划定的位置上，凝视着墙上的一个点。他不停地转动着眼睛，注意门外的动静，因为重新返回木桶牢房的可能性时时威胁着他。几乎所有犯人都被日本监狱的这类惩罚摧毁了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而且即使这种日常的训练也使许多人受到了内心的创伤，尤其是外国人。外国人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常常无法立即明白日本看守大喊大叫的真正含义，而一旦产生误解，外国人就很容易受到额外的惩罚。此外，大多数外国人还要忍受孤独的煎熬。日本犯人一般都是4个人蹲1个牢房，而外国人基本上都是单独关押。在牢里，亲属可以探望，但只有几分钟时间，而邮件递送受到严厉的禁止。 （徐福荣摘自《上海译报》）
犯人们呆滞的目光里充满着恐惧感，他们围着桌子蹲坐在地上，没有人敢把头抬起来，也没有人敢动一动，只是当那扇大铁门打开时，一个瘦小的男人不由自主地朝那里看了一眼，这显然是犯了错误。一名穿着浅蓝色制服的看守吼叫着朝那个违反狱规者冲去，劈头盖脑一巴掌重重地掀过去，那犯人脸上立即出现了清晰的伤痕，只见鼻子里的血迅速往下淌，很快又恢复了阴森森的平静，犯人们继续工作。 府中监狱位于东京郊区。新到的犯人都必须首先在监狱的实习工厂接受为期一周的适应性训练，因为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们只有适应这种军事训练，才能度过自己的狱中生活。犯人中有一个德国人，名叫科诺贝尔，他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在府中监狱，我不得不为我一生所做的全部蠢事付出代价。”科诺贝尔44岁时被捕，他从前是联邦德国边防机构的一名警长。眼下，他被关押在这所日本规模最大、最著名的监狱里，因为这名卸任的前警官在泰国一个度假村的红灯酒吧里从事毒品交易，1995年5月在东京机场，日本海关警察从他的手提箱里查出4263克重的大麻。这是科诺贝尔生平第一次到日本旅行。那些泰国贩毒分子曾诱逼他将东南亚便宜的毒品贩运日本，那里的委托人会将这些毒品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像许多毒贩一样，科诺贝尔因此来到了府中监狱。 早在拘留期间，科诺贝尔就听到了有关这个地方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国际人权等组织多次公开谴责日本监狱血腥的高压手段。他们认为，日本的监狱常常将犯人当作“动物”来处置。在府中监狱总共有2300名犯人，其中450名是外国人，少数几个人表示要公开向外界披露自己在府中监狱的苦难经历。科诺贝尔因为有出色的表现，在关押了三年半后于去年9月底获提前释放，他现在打算用自己的这段历史来恐吓那些有意仿效他行为的人：“朋友，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日本监狱中会遭受何种的折磨。” 早晨6点3刻响铃后，囚犯们必须十分小心。如果谁在洗刷时想用湿的手指去梳理一下头发，他就必须冒着受惩罚的风险，因为犯人每星期只能享受2次（夏天是3次）从头到脚的全身淋浴。如果犯人们从自己的牢房进入走廊，他们必须首先全部站在牢门旁边的一条白线上，鼻子靠在墙上，然后才排成一列纵队沿着一条永久不变的路线雄赳赳地进入工厂。在厂里，犯人在工作开始前必须把衣服脱光，叉开两腿靠墙站着，接受全身检查。 科诺贝尔来到府中监狱的最初20个月一直在“第16车间”劳动，监狱总共有28个实行强制性劳动的车间，有大约100名日本和外国在押犯。他们从早上8点到傍晚5点用螺丝拧紧家具上的铰链。犯人们觉得忍受单调无聊的工作总比遵守严酷无情的行为规则更强，他们在劳动时不能抬头观望，不能相互交谈，自始至终必须按规定端坐在工作台旁，就像机器人一样按指令动作。第16车间的看守长常以暴虐狂的手段行使权力。有一次，英国籍犯人患了痢疾，按规定，犯人要解手只能在工作开始前或休息时进行。那时，英国人实在憋不住就拉在裤子上。那看守人知道后就对那英国人国加了处罚，最后，那英国人不得不当着众人的面把裤子脱下来，但没有人敢抬起头来，否则，他就是第二个脱裤子的人。科诺贝尔企图替英国伙伴向那个日本暴君乞求宽恕，但结果是科诺贝尔也受到了处罚；在寒冷的冬天，他面对打开的窗户罚站了整整一天。科诺贝尔和他的同伴都将他们劳动的地方称为“恐怖工厂”。有一次，看守让他们绕着一个地方不断跑动，直到他们一个个昏厥倒地为止。有时候，他们莫名其妙地遭到鞭打。1997年3月，一名马来西亚囚犯受到了最恶劣的虐待。他患有脚癣，两只脚肿胀得很厉害。当他违反规定绑着两只脚在做工的列队中出现时，两名看守冲过来不断地来回踩他的脚，直到他举起双手投降为止。紧接着，响起了警报声，车间两头的铁门迅速开启，冲进来许多卫兵。他们手持铁棍，那铁棍尖上有圆形的铁球，两名官员将那马来西亚人推倒在地上，第三人立即冲上来一阵猛力的踩打，旁人听到骨头的断裂声。一阵毒打以后，那些官员将淌着鲜血的囚犯拖了出去。后来，这名马来西亚人在监狱的牢房里消失了好几周，他接下去的遭遇便无人知晓，只是猜测而已。最不幸的情况，就是他可能被关押到那所谓的“看护室”里。犯人们通常把看护室称为“木桶”。关押重犯的木桶房大约不到6个平方米大，没有窗户。在一些法官的鼓动下，1994年在东京成立了犯人权利保护中心。当时许多曾经被关押过木桶牢房的人，因为受过虐待而提出了诉讼。其中有一个日本人，名叫明美津。他从前也在第16车间服刑，1994年2月，明美津为了一支圆珠笔与同牢房的犯人发生了斗殴。当时这名68岁的犯人被关在那木桶房长达2天2夜，看守们用一条专用皮带把他的一只手绑在肚子前，另一只手绑在后背上。这条配有皮手套和金属手铐的大皮带把他全身的关节锁得死死的，那关节像“烧红的火钳”一样，钻心地痛。明美津被绑得像火煨成的肉卷一样躺在地上。看守用调羹将食物送入明美津的嘴里，然后，他们一边用脚踩他的身子，一边用力将皮带收紧，直到明美津将咽下去的食物呕出来为止。 明美津曾经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死亡恐惧：“我根本无法透气。为了呼吸空气，我竭尽全力爬到马桶边，用脸对着马桶。”那马桶是平嵌在地面上的。监狱当局还在牢房顶上安装了摄像机来加以监控。在这冬天没有取暖、夏季热气蒸人的牢房里，不断散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臭气，那粪便长期留在马桶里，直到看守们哪一天良心发现，才从外面放水进来冲洗。 第三天，明美津从木桶牢房回到了另一个单人牢房。他在那里必须呆上一个半月，并整天像一尊菩萨坐在划定的位置上，凝视着墙上的一个点。他不停地转动着眼睛，注意门外的动静，因为重新返回木桶牢房的可能性时时威胁着他。几乎所有犯人都被日本监狱的这类惩罚摧毁了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而且即使这种日常的训练也使许多人受到了内心的创伤，尤其是外国人。外国人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常常无法立即明白日本看守大喊大叫的真正含义，而一旦产生误解，外国人就很容易受到额外的惩罚。此外，大多数外国人还要忍受孤独的煎熬。日本犯人一般都是4个人蹲1个牢房，而外国人基本上都是单独关押。在牢里，亲属可以探望，但只有几分钟时间，而邮件递送受到严厉的禁止。 （徐福荣摘自《上海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