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窗口

  徜徉在不同的城市,如果留心,你有可能发现或一隅或闹市中总有与当地建筑不大一样的另类古建筑,或是形制、或是雕刻、或是建筑材料别具匠心。总之,多少异于当地文化的味道,让你感觉出不同,这多半就是会馆了。

  会馆这个词于我们来说其实已不大陌生,都市中林林总总的养生会馆、私家菜会馆乃至一些标榜高端的地产,都很是青睐会馆这两个字眼。那么,会馆到底是什么呢?《汉语大辞典》是这样给出解释的: 旧时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 从释义中我们看到两个意思,一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在京城、省城、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二是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宿。释义很简练,但概括了会馆的内涵。如果用一句话表述会馆,就是外地人在当地的居所。就像哲学所定义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其内容的表象和体现,会馆也是如此。作为外地人在当地的居所,可以是租赁的,也可以是自建的,我们在本文中只说自建的,也就是外地人在当地自己建造的会馆,以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会馆上溯可到秦汉时期,秦一统中国,书同文、车同轨是始皇帝大政,与驿道相伴的驿馆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最早的会馆雏形了。秦汉时期,史称“驿馆”,晋隋时始称“会馆”,明清时会馆已遍及海内外,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象征。会馆的兴起是与经商、科举、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由于会馆多由来此聚会的外乡人组成,与本土文化有着差异,所以与本土文化相较,会馆被视为异域文化,这种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不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域文化,而建立在异地的会馆无疑是地域文化最出色的代表。

  遍布全国的各地的会馆是异地文化在当地的最重要的窗口和平台。在古代交通、讯息远不如今天便捷的时候,一地要了解另外一地的文化、风俗、人情、历史、物产、建筑等等,最方便和直观的就是异地在当地的会馆以及该会馆所居之人的生活、服饰、语言、家具、饮食等等。所以会馆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地的文化荟萃之地,是地域文化的集大成之所在,是地域文化在异地的延伸,是地域文化在异地的窗口。

  那么会馆所呈现的地域文化窗口,除了会馆本身的职能以外,还能让我们看到些什么呢?让我们慢慢道来。

  地域文化凝固的符号――会馆建筑

  建筑是凝固的符号。说到卢浮宫,我们会马上想起法国巴黎,说到古罗马,我们会想起斗兽场,而与之相连的巴洛克风格、罗马风格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这就是建筑在文化的地域特性,也是地域文化最鲜明的承载之一。会馆建筑一般追求家乡的建筑特点和高大华丽的视觉效果,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人们围绕会馆建筑所举办的社会文化活动,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动交流,成为传播地方文化的一扇窗口。

  会馆建筑通常都承袭本土的色彩;样式、装饰、色彩、雕刻、建筑材料等等。不说每一座会馆的古建园林都突出了地方建筑特色,但我们耳熟能详的山陕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在建筑上却是当之无愧的地域文化代表,给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广东徐闻的广府会馆和重庆湖广会馆为例:

  徐闻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上,历史上属雷州府管辖内,传统文化有:雷州方言、雷州音乐、雷剧、雷歌等。这里是闻名全国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当地民俗、民居和方言都具有鲜明的“雷州文化”特色。广府是古时广州府肇庆府的合称,是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两府在外地基本上是合建会馆,故称之为广府会馆。

  徐闻广府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是粤西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现保存最好的会馆。 广府会馆从其平面布局上看,是以木构架为主的建筑体系,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整体结构布局严谨、虚实相间,厅堂轩昂,庭院宽敞幽雅,特别是在建筑装饰上集中体现了广东民间建筑装饰艺术之精华。其内外建筑构件上巧妙地采用了木雕、石雕、砖雕、陶塑、灰塑等岭南传统的建筑工艺!而在这座建筑内部,是技艺相当精湛的銮金梁架、斗拱、驼峰。几乎所有的构件均以色泽深沉、雕工精美的木雕为装饰。这些木雕,是以樟、柚、花梨等名贵木材镂雕屏门、神龛、花檐、花栏、脚门、花窗、檐板、梁架和雀替等。首进头门梁架有八块以“五伦图”“负荆请罪”“王母祝寿”等为题材的柚木雕刻。这些木雕用料庞大优质,雕工精细考究,内容包罗万象,图案繁缛富丽。整个建筑严格遵循广府建筑形式美的原则,把众多大小不同的建筑物巧妙地组合布局在平面方形的建筑空间里,前后左右,严谨对称,虚实相间,极富层次。长廊、青云巷使整个建筑四通八达,庭院园林点缀其中,形成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围墙和垂花门等小建筑,则兼起联系和间隔之作用。其砖雕、石雕、木雕艺术堪称“三绝”,内容丰富、雕工精细、技法不一、题材多样,堪为岭南文化的典范,不愧为会馆建筑之瑰宝。

  广府会馆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它规模宏大的屋脊装饰。表现形势为广府的广州、佛山一带特有陶塑和灰塑(加石灰的泥塑)两种建筑装饰工艺,在会馆内主要建筑物的正脊、垂脊上的形态复杂、色彩富丽的装饰上得以充分展现。灰塑是华丽的清代传统建筑装饰,它是明清时期佛山石湾的金湾、文如壁、宝玉荣等名店制作的。脊饰根据人们仰视角度的需要,采用夸张而求大效果的造型手法,用陶泥塑造,经上釉和高温烧制后,再搬上屋顶安装而成。内容多以传统粤剧戏曲场面为主,两侧配以吉祥图案,构图对称和谐,色彩高贵典雅。广府会馆内的灰塑层次分明,人物神态各异、形象生动,花鸟栩栩如生,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广府会馆对身处雷州文化地域中的徐闻不但留下了岭南文化风格的建筑,而且还影响到当地的建筑,当地的行业工人在建筑行业会馆时就基本沿袭了广府会馆的风格,这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融合吧。广府会馆更可贵的是留下不少墨宝,给徐闻这块红土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早在明代天启年间,广府顺德籍状元黄士俊就撰写了《徐闻县知县应世虞生祠记》。还有现存于广府会馆内的名碑《清广府会馆碑记》,这是清嘉庆十年(1805年)立,碑高1.58米、宽0.80米。碑端横刻篆书“广府会馆碑记”,碑文竖刻楷书20行503字,字体秀丽。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尚书房行走、文渊阁校理、国子监祭酒、教习庶吉士顺德温汝适撰文,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左春坊左善名御史顺德龙廷槐书。碑文记述兴建广府会馆的经过。   重庆湖广会馆位于重庆渝中区东水门正街4号,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扩建。整个古建筑群雕栏画栋,雕刻精美,是中国明清时期南方建筑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

  湖广会馆的围墙样式,是明清时期常见的黄色封火墙,以直线构图而呈阶梯状叠落,又称“码头墙”,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这样的设计,使整个湖广会馆呈“L”形,从山坡上直冲而下,围墙联绵不断,造成异常震撼的视觉冲击。

  重庆湖广会馆不同于北京湖广会馆那种建筑空间宽大,气势宏大的特点,却更多继承了徽式建筑的结构特点。在园林造景上多采用江南式园林的手法。会馆院落之间反复出现高大的封火墙把空间分割成若干小院落,每个小院落间有小门连接,空间上并不断绝。这使每个院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与对应的风景,假山花草、小桥流水、围廊雕画,都是特有的风貌,完整空间内又包含着独特性,这正是江南园林的特点和徽式建筑的结构特点的结合。同时,也可以看见重庆地域建筑特色。整座会馆依山势而建,建筑高差有别,错落有置,梯步蜿蜒,各院落中设有天井凉台。这都是传统徽式建筑结构没有的特点。重庆湖广会馆的建筑特色的确与众不同。其装饰也有很浓郁的徽式风格。木雕出自皖南木雕一系。皖南即古代徽州所在,徽州木雕是闻名全国的精品。行云流水般的刻画线条,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人、鬼、神、花、鸟、兽,无一不精。

  湖广会馆封火墙是很具建筑特色的。它对建筑的层数、高差、进退等问题,都能起到很好的过渡作用,使单调的悬山顶人字屋面变得错落有致,曲折流畅。湖广会馆的封火墙除了连续不断的特点外,其造型与地形的结合也很有特色。北方的封火墙是直线的,讲究中规中矩,庄重但缺乏灵气;而南式封火墙能体味出灵动的趣味,湖广会馆的封火墙就是属于南式。

  地域文化的精神支柱――会馆的祭祀敬贤

  祭祀敬贤活动是地域文化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地域文化中精神层面的寄托和心理需求的慰藉,是地域文化中的信仰所在,因此是各地会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内容。古时,人们为了消除灾害、保佑平安、追求幸福,满足美好的愿望和各种各样的心理需求,往往将本土历史上的英雄、圣人作为祭祀和顶礼膜拜的偶像,同时通过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支柱,规范社会伦理道德,作为维系乡土感情的重要纽带。

  历代皇帝为了用神和圣人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的稳定,以此规范和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断地对这些被崇拜和祭祀的圣人进行神化和追封加冕。这样,就使各地会馆供奉的圣人和先贤经久不衰,有些会馆甚至将被祭祀的神灵直接命名为会馆名。比如以天后宫、妈祖庙为名的基本都是闽浙会馆,而关帝庙最有可能是山陕会馆的名称,还有以天师庙、天师观为名的则是江西会馆。这大概是地域文化中最大的不同了。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故而会馆所祭祀的神灵也有很大的不同。通过这些祭祀的神灵先贤,我们能了解各地域文化中关于精神层面和其价值取向。

  祭祀神灵

  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庙、禹王宫,祀大禹王。

  古人把自然灾害归为五类,并得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千百年来,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说。大禹是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一个。

  两湖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时有洪水泛滥,故湖广人多祭祀治水之神大禹,通过祭祀大禹而减轻对洪水灾害的恐惧。

  广东会馆。亦称南华宫,祀南华老祖慧能。

  中国佛教有禅宗、净土宗和密宗三种,六祖慧能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创始者。慧能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卒于唐先天二年(713年),是唐代著名佛教改革家,被尊为禅宗六祖,唐宪宗时赐以大鉴禅师谥号。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县)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生慧能,遂为广东新州人。

  慧能在大乘佛教学说的基础上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儒道之学,承前启后,融古汇今,创宗立派,独立门庭。他否弃坐禅,倡导顿悟,破除传统佛教累世修行、念佛诵经的修行方式,把修行纳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打破了人世间和出世间的界限,提倡实践中的禅宗。成为隋唐佛教八大宗之一。慧能使禅宗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而且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出现了全球经久不衰的“禅宗热”。

  慧能因禅宗的广泛传播与发展而名垂青史,享誉人间。成为人们长期崇拜和祭祀的圣人。因此,广东会馆有时亦称为南华宫,以纪念和祭祀这位生于广东的佛教大宗师。

  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祀晋代著名道家圣人许逊(许真君)。

  公元239年,许逊出生于南昌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因“朝廷屡加礼命,难以推辞”,前往四川就任旌阳县令。在任10年,居官清正,使旌阳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一年瘟疫流行,许逊用秘方救治除病,百姓无不感恩载德。后弃官回归故里,看到南昌一带久受洪水之患,决心为民治水。他治水二十载,为根绝水患,踏遍江西、湖南等地。传说他遇神人传以道术,遂斩蛟除害,又在南井铸铁柱锁水妖。后归隐南昌西山,修炼至130多岁,举家飞升,鸡犬随之。后宋真宗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并将敬拜许真君的道观改“观”为“宫”,赐“玉隆万寿宫”匾额,所以江西会馆也称万寿宫。

  山陕会馆。又称三元庙,祀关羽。

  关羽出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祖籍河东郡解县常平里,即今山西省运城市常平乡常平村。关羽是仁义、忠贞、守信、勇猛、武艺高强的化身。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论是汉族或是入侵中原的元蒙和满人,建朝立国后对关羽都敬奉有加、追封晋爵,以至于“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清道光皇帝对关羽的封号为 “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多达24字。历代官府和民间所建祭祀关羽的庙宇无数,致使关羽名扬海内外。关羽是我国历史上广大民众最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福建会馆。又称妈祖庙、天后宫、天妃宫、娘娘宫、天上宫,祀妈祖。

  妈祖是福建莆田湄州岛望族林氏的后裔,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妈祖也称林默娘,传说妈祖少灵异知祸福,自幼聪颖灵悟,成人后识天文,懂医理,又豪爽仗义、助人为乐,做了很多好事,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敬。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农历九月初九,年仅28岁的林默娘在一次海难中不幸遇难。妈祖遇难后,人们在湄洲岛建庙祭祀。这庙宇就是最早的妈祖祖庙。妈祖去世后屡显应于海上,航海者载其牌位于舟中,遇风险有祷辄应,留下许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故事。历代皇帝对妈祖进行了数十次褒封,其爵位从“夫人”“天妃”“圣妃”直至“天后”,并被人们尊称为“海上女神”、“天上圣母”。至今为止,妈祖仍是中国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人共同供奉的海上保护神。

  其他各地祭祀的神灵基本上没有太多雷同,比如浙江会馆又称列圣宫,祀吴大夫伍员,吴越王钱�。据说从前在祭祀伍员的寺庙里,道教、佛教、孔教合而为一,所以叫“列圣”。

  贵州会馆称黑神庙或忠烈宫,祀黑神。唐代将军南霁云生性忠烈,娴诸武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叛将尹子奇围攻睢阳,霁云将军至临淮借兵不成,遂返回睢阳,拼死守城。城陷,霁云不屈遇害。其子承嗣在黔做官,多善政,黔人建祠立祖,追寻源本。缢封号“贵州黑神总管荣禄大夫”,推尊南将军为贵州黑神。贵州多建有祭祀南霁云的黑神庙,又名忠烈宫,“凡遇水旱、疠疫、兵革之事,有祷必应。”

  敬奉乡贤

  祭祖敬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敦睦乡谊、加强团结、宣传乡土观念的最有效的方法。会馆敬奉乡贤,初是以郡县会馆自选本郡县的先贤供奉,如福建安溪会馆乡贤祠供奉清时乡贤李文贞,福建福州会馆乡贤祠供奉清林则徐,山西太原会馆乡贤祠供奉清闫百诗等。每至朔望之日,同乡均要到本县会馆乡贤祠、敬贤堂向所供乡贤神龛烧香致敬,先由会馆董事预备牲醴致祭,而后同乡拜祭,礼毕后,即于殿前举行团拜会,行三揖礼,以联络乡谊。

  会馆敬贤祭祀活动愈演愈烈,由各郡、县会馆分散自祭发展到集中统祭。统一祭祀乡贤是以省级会馆为单位,同乡每至朔望之日,统一集中到本省会馆内参加同乡会的祭祀活动,省级会馆的敬祖祭贤活动归模宏大,会馆内外所建的乡贤祠、敬贤堂高大宏伟、肃穆庄严,所供奉的乡贤,均是全省同乡公认的本省历史名人,使其成为同乡共同认可的祖先。因此,会馆的敬贤与祭祖的活动被融为一体。

  据历史记载:广东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明末抗清的英雄袁崇焕,江西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宋代忠臣谢枋得,四川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明代巾帼英雄秦良玉,河南会馆供奉的乡贤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山西会馆三忠祠供奉的乡贤是张铨、高邦佑、何廷�,福建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清代名臣王可庄,云南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明朝名臣赵�,山东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唐朝名将秦叔宝,安徽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宋代思想家朱熹等。乡贤祠的神龛上供奉着同乡们所崇敬的乡贤共祖,宝座辉煌,烛几焕彩,神灯长明不熄,宴馔之具丰富齐全,将敬贤祭祖的活动推向至尊的地位。

  湖广会馆乡贤祠公祭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每至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两湖乡友齐集湖广会馆乡贤祠举行公祭。祭毕,同赴漪澜堂会饮,观看龙舟竞渡,为团拜盛会之高潮。乡友争相作诗怀古,而后会刊成集,祭祀活动在欢庆中度过。

  同时,许多会馆往往还配祀关帝、财神、观音等。诸神在人们的信仰世界中象征着吉祥、威力和正义,维系着人们的信心、愿望和幸福。

  地域文化的实力显示――会馆的节庆活动

  会馆是凝聚乡谊、行使功能的依托。除平时供奉神�,承接香火外。会馆会定期举行祭神、游街、演戏等大型群体活动,这些大型群体活动无疑是彰显地域文化实力的最佳时间。即与所在地有了大范围的集中交流,又无形中扩展了地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还取得了一定的商业广告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时光回溯,让我们看看清时会馆举办的大佛会和天津、上海等大型口岸城市广府会馆举办的盂兰盆会。

  贵州福泉县是一个不大的地区,今属黔南自治州。清代的福泉湖广同乡会馆(后改称湖南会馆)每年九月初三日举办“大佛会”,会员都要到会馆祭神、聚餐。财力雄厚的会馆活动次数更多,规模更大。据史料记载,福泉江西会馆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八、四月初一、八月初一和十月初一都要集会活动。会员们集中在会馆,焚香祭祀,摆席聚餐、商讨会馆有关事宜。清明节时,会馆要组织会员到墓园为先祖扫墓及聚餐。每年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牛场迎二郎神会,江西会馆要在街中心闹区设棚迎祭,人称“中祭棚”。人们抬着二郎神游街,首先要到中祭棚领祭,然后再依次到东、南、西、北四门祭棚领祭。还有如镇远的福建会馆每年要做大会期三次、小会期多次。农历三月廿三日是天后生日,因此要做最大的一个会。在那天,所有的闽籍人(即福建会馆成员)带领全家男女老少到天后宫内为天后拜寿,并吃喝玩乐三天后才散去。会上有阳戏、辰河戏、花灯戏的表演,有麻将、纸牌等娱乐。确实是名副其实、上下同庆的盛会。

  看过了地瘠民贫的贵州,我们将视线转向当时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天津和开埠不久的上海以及长江中游汉口,看看这几个地方的广府会馆是如何举办节庆的。由于广府商人的财力雄厚,因此耗巨资举办大型娱乐活动,既传播了广府文化,又起到了商业广告宣传效益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张焘《津门杂记》卷(下)记载,粤商在每年盂兰会期间,都会在天津“醵资作会,高搭席棚,长有数百步,悬列灯彩无算,高低不一,照如朗日。又有巧匠扎成粤戏数折,人物如生,挂向坛前,延僧设醮,放焰火,抛施食物,锣鼓喧天,锭帛遍地,历年用款不止千金,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几于联袂成帷,挥汗入雨。至夜晚……游人之兴仍复不减也。”

  上海的广府会馆由香山籍大买办徐润、郑观应等人参与组建,在当时的上海滩无疑是广府商人的代表。此外,上海还有顺德会馆、南海会馆等广府县级单位建立的会馆。但以广肇会馆势力最大,广肇会馆在上海,每逢盂兰盆会,都会搭建专门的水陆道场,各商行建造台阁,展示杂耍、纸扎人物的广府文化,“届期游人毕集,极为热闹。”因游人太多,甚至要请警察维持秩序。《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轶辑录的《凇南梦影录》卷13称:“广肇山庄在新闸之南,粤中人会馆也。每年七八月之间,彼都人士竞集资为盂兰会,香烛锭帛务极奢华,一会之费动至万金,至期不特百粤衣冠座中毕集,即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鬓影钗光撩乱于夕阳影里。门外必雇西捕弹压,否则打架、扛帮随时而有。”   再来看汉口。据《申报》1878年9月17日报导,中秋节之前,“汉之广帮人纠合同乡之各号行店、茶栈、轮船等计四百六十余名,捐赀数百金,补行中元节,会于香山会馆,延僧大飨无祀孤魂,讽诵藏经三昼夜”。香山会馆在汉口中元节时举行的盂兰盆会一直热情不减,据1891年8月28日《申报》报导说:“楚北一省,城乡市镇之民情风俗,祭祖祀孤,莫不于孟秋为大节。……惟汉镇每年诸客帮中此事之最诚虔者,为粤东人首屈一指,其中香山帮为巨擘。今庚仍照向例借香山会馆为道场,讽经礼忏,虔备冥资,铺张华丽。……是举之盛,较楚人为优矣。”汉口广东会馆因规模大而受到媒体关注,光绪十七年10月21日《字林沪报》载:“粤人之旅居汉口者,类皆巨商大贾,坐拥厚资,前以桑梓情殷,酿资于大火路建造广东会馆一所,雕题画栋,金碧辉煌。”这次大概是重修,且重修规模及动作都比较大。报导说该工程逾七八年之久才落成。竣工之日,广东会馆决定于十月初五日,“谢土破台,开门演戏,选定庆喜、荣升两京班。互相演戏”。两戏班领导也十分重视,“竭力经营,往上海添置绣金绸缎,新制行头,并从京沪聘请优伶红菊花、麻子红、赵三、王小、洪福等十数人到汉。开门之日,堂上衣冠齐楚,贺客盈庭;台上则袍笏鲜明,霓裳雅奏,观者则人山人海。”应该说,这则新闻除了显示粤商在商界具有实力外,还凸显了广东会馆建造在汉口的非同寻常。

  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会馆的 “日常生活”

  会馆最主要的特色是地缘关系,会馆成员间的凝聚来自对同一地区的情感和延续,有别于家族的血缘性联系。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凝聚异地同乡的方法,除了会馆建筑或据点的建立,会馆中的陈设布置与活动以及饮食、戏曲也是联络同乡情谊的重要方式。加之各地方言多样且差异性大,长期身处异乡的游子听着南腔北调的陌生语言,不仅表达受到限制,更难免心生孤寂之感。在会馆停留时听着、说着自己熟悉的母语,对人们而言不仅能畅所欲言,也是情感上的一种解放。因此,即便是原本毫不相熟的人们也在相同的语言下拉近距离、把酒言欢。至于饮食习惯,中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本就极不相同,故各地饮食的口味和内容也是大相径庭。我们以天津的潮州会馆和历史记载的北京扬州会馆为例,看看地域文化中饮食、戏曲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是如何作用的。

  天津潮州会馆的整个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左旁便是闽粤会馆。闽粤会馆内建有戏楼,由于兴建时潮商出钱出力,故此戏楼便与潮州会馆共享。戏楼建筑具有南北建筑艺术合璧的特色,在木雕艺术表现形式上,反映出潮州传统木雕的手工艺。舞台中央帷幕上有“天官赐福”的镂空潮州木雕,灯光下熠熠生挥,使观众一望顿生祥瑞吉庆之感,进而增添无限生活情趣。最具特色是舞台顶的回音罩。具有传声、拢声,又能折射声音的效果。回音罩是一个玲珑剔透、金碧辉煌的木制艺术精品,令人称绝。戏楼后台正中设有神龛,它与潮汕地区祖宗祠堂的神龛完全一样,只不过体积稍小而已。潮州会馆每逢年中酬神都在这里祭祀并举行宴会,藉此答谢各地商客。

  共同的信仰外,会馆中更充满熟悉的家乡语言、家具摆设和饮食习惯。因此,出外仕宦与经商的潮州乡亲都喜欢到会馆中休息聚会,饮功夫茶、吃潮州菜。潮州菜独特的风味口感和潮州功夫茶的香醇浓郁, 这些都是长年在外经商游历者所思念而不可得的。而会馆中为服务同乡,也为拉拢彼此的感情,自然是吃着家乡潮州菜,喝着潮汕功夫茶,特别是酬神祭祀和聚会联谊时,家乡的口味是绝不可少的。除了饮食之外,把酒言欢时的余兴节目自然非潮州戏曲莫属,例如:潮剧和影戏的表演。 此外,会馆内外的摆设或装饰,有时处处可见来自家乡的木雕、石刻、刺绣和剪纸,虽在异乡却令人有归返故园的感觉。

  会馆宴饮也常以潮菜招待各方来宾,潮菜选料考究、做工细腻以及清淡可口的特色常为宾客所称赞。而就是在这种觥筹交错之中,鲜明的饮食地域文化同样丰富和改良了当地饮食文化,这也算是地域文化的某种交流融合吧。

  北京扬州会馆早已湮没在断垣残壁中了,唯有历史记录中还能寻到点依稀不凡。扬州会馆始建于乾隆四年。嘉庆四年(1800年),扬州府举子连夺文、武科前三元(“维我广陵,运会日昌,元甲天下,解领江乡”),遂由阮元、郑鉴元、郑宗彝等乡梓捐资重修,地处宣武门外。会馆内建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厢,会馆影壁上刻有扬州著名学者汪中撰文的《广陵对》,是篇三千言,备述广陵故实,最为精确,当时传颂京师,扬籍旅京官绅士商无不引以为荣,以文佳、刻工亦佳闻名京城,为会馆内珍藏文物。联星堂东有阁,以祀神位,另有院落数处,间种花木果树,宽敞幽雅。第三层院中种竹百余竿,阮元以“宛然禅智西,亭外千竿绿”题院中轩屋,曰 “小竹西”。第四层院中种植了许多海棠、桃、杏等花草树木,并用唐人春风得意诗意题其匾曰“看花馆”。阮元还为会馆撰楹联及《重修扬州会馆碑铭》,联曰“二千里远行江淮,凡甲乙科同在中朝,皆敦乡谊;尺五天近临韦杜,当已未岁重新上馆,更启人文”,铭中有云:“江、淮合域,牛、斗垂躔,灵秀奥区,人文出焉。郁郁人文,济济甲第。魏阙联班,春明并骑。”极力讴歌扬州文风道畅,人才辈出。

  淮扬菜与鲁菜、川菜、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扬州是淮扬菜主要发源地,同时也吸收了淮安、镇江、泰州等周边地区一些菜肴风味,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之美誉。而居于京城的扬州会馆是当时除宫廷外,淮扬菜的正宗之地。淮扬菜扬名于皇家,巨富商贾、达官贵人岂有不跟进之理,于是淮扬菜以扬州会馆为发轫地,渐在京城安家落户,至如今国宴菜品,淮扬菜成为首选。

  据《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记载,清末的扬州会馆当时的登记管理人叫李汝春,为国子监奉祀官。当时在馆内服务的女丁有4人,男丁有16人。这人数众多的男丁里,大多数都是擅长烹饪淮扬菜、擅扬州炒饭的厨子。这在当下也是颇有规模的馆子了。

  在会馆这个地域文化的代表中,几乎遍布全国的山西会馆日常生活对所在地的影响也与其数量相匹配。我们仅以山东梆子这个地方戏曲的演变来看山西会馆的影响。   山东梆子是流行于山东省鲁西南及鲁中地区的汉族地方戏曲剧种。又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又因其高昂激越的特点,又被人称为“舍命梆子腔”。主要流行于山东西南部的菏泽、济宁、泰安等地的大部分县市,以及聊城、临沂等地区的广大城镇乡村。

  山东为历代贸易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山西人来山东经商为时甚早,济宁、菏泽、聊城在明代就已有了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晋商多经营典当、钱庄等行业,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多山西会馆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戏曲和班社流入鲁西、鲁西南就不足为奇了。不但如此,在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出当时山西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卖的情形。诸如《奇错》、《换妻》等。因此,南昆北戈东柳西梆,四大古老剧种之一的“西梆”,早期流入济宁、菏泽、泰安等地后,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顺其自然地演变为山东梆子的这一派系了。

  清末四大徽班进京,也曾在安徽会馆立足并在会馆的戏楼登台献艺,对京剧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天津最早的粤剧即是源于广东会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会馆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之巨。

  天津广东会馆是天津市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装修最精致的清代会馆建筑。现已辟为天津戏剧博物馆。

  300年前,广东商人就与福建、潮州的商人结成商船队到天津经商。他们的商船,船头油成红色,上面画有大眼鸡,被称做“大眼鸡船”。每年春天,当季风刮起的时候,他们便满载货物,浩浩荡荡,沿海北上,经渤海湾,顺海河进入天津。

  日久天长,这些商人逐步形成了建帮(闽帮)、潮帮和广帮三大派系,为了营业、团聚方便,他们集资兴建了“闽粤会馆”。后逐渐散开以地域各建会馆。现在的广东会馆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一月十四日落成的,取名广东会馆。广东会馆建设初期规模宏大,整体用地23亩多,建筑设计上既体现了我国岭南的建筑风格,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特点,是中国罕见的木结构建筑艺术珍品。会馆除门厅外还包括正房、配房、戏楼、跨院和套房组成,其中以戏楼为主体建筑。建设会馆的砖瓦木料大多从广东购买,以保证岭南特色的原汁原味。

  戏楼是该馆的主要建筑,它利用四合院的天井围成闭合空间,南北向用两根21米长的平行枋,东西向用19米长的额枋,形成大跨度空间。戏台台面七十多平方米。最多可容纳六七百人,楼上是包间,楼下是散座,戏台正上方藻井重约10吨,外方内圆,斗拱接榫,螺旋向上,据说这种构造可以把声音传到戏园的各个角落。馆内还收藏千余件戏剧相关的文物,其中包括众多京剧名伶的演出服装和书画作品等。

  戏楼舞台深10米,宽11米,顶部是用细木构件榫接而成的螺旋是藻井,雕花工艺精美,在同类建筑中较为罕见。戏台木雕是最为精华的部分,前台横眉以透雕技法刻成狮子滚绣球图案,两角雕成荷花含苞欲放状的垂花柱,舞台正面镶嵌着巨幅《天官赐福》木雕,天官、童子、猿猴、松柏、云气和四角的蝙蝠,构成活泼、协调的画面。戏楼的门窗也雕有狮、凤、牡丹等传统纹饰。

  古典式戏楼以它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和装饰精美为我国古典剧场中的佼佼者,其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千里驹、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等人均曾在此登台献艺。

  总而言之,会馆作为地域文化的窗口,不论是显示独特的地域文化,还是作为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所在,乃至融合和影响其它地域文化,其作用远远不是笔者在此能铺陈的。就是上述几个小标题的内容也仅仅是略作说明,论及深度与广度差之远矣。

  徜徉在不同的城市,如果留心,你有可能发现或一隅或闹市中总有与当地建筑不大一样的另类古建筑,或是形制、或是雕刻、或是建筑材料别具匠心。总之,多少异于当地文化的味道,让你感觉出不同,这多半就是会馆了。

  会馆这个词于我们来说其实已不大陌生,都市中林林总总的养生会馆、私家菜会馆乃至一些标榜高端的地产,都很是青睐会馆这两个字眼。那么,会馆到底是什么呢?《汉语大辞典》是这样给出解释的: 旧时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 从释义中我们看到两个意思,一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在京城、省城、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二是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宿。释义很简练,但概括了会馆的内涵。如果用一句话表述会馆,就是外地人在当地的居所。就像哲学所定义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其内容的表象和体现,会馆也是如此。作为外地人在当地的居所,可以是租赁的,也可以是自建的,我们在本文中只说自建的,也就是外地人在当地自己建造的会馆,以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会馆上溯可到秦汉时期,秦一统中国,书同文、车同轨是始皇帝大政,与驿道相伴的驿馆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最早的会馆雏形了。秦汉时期,史称“驿馆”,晋隋时始称“会馆”,明清时会馆已遍及海内外,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象征。会馆的兴起是与经商、科举、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由于会馆多由来此聚会的外乡人组成,与本土文化有着差异,所以与本土文化相较,会馆被视为异域文化,这种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不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域文化,而建立在异地的会馆无疑是地域文化最出色的代表。

  遍布全国的各地的会馆是异地文化在当地的最重要的窗口和平台。在古代交通、讯息远不如今天便捷的时候,一地要了解另外一地的文化、风俗、人情、历史、物产、建筑等等,最方便和直观的就是异地在当地的会馆以及该会馆所居之人的生活、服饰、语言、家具、饮食等等。所以会馆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地的文化荟萃之地,是地域文化的集大成之所在,是地域文化在异地的延伸,是地域文化在异地的窗口。

  那么会馆所呈现的地域文化窗口,除了会馆本身的职能以外,还能让我们看到些什么呢?让我们慢慢道来。

  地域文化凝固的符号――会馆建筑

  建筑是凝固的符号。说到卢浮宫,我们会马上想起法国巴黎,说到古罗马,我们会想起斗兽场,而与之相连的巴洛克风格、罗马风格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这就是建筑在文化的地域特性,也是地域文化最鲜明的承载之一。会馆建筑一般追求家乡的建筑特点和高大华丽的视觉效果,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人们围绕会馆建筑所举办的社会文化活动,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动交流,成为传播地方文化的一扇窗口。

  会馆建筑通常都承袭本土的色彩;样式、装饰、色彩、雕刻、建筑材料等等。不说每一座会馆的古建园林都突出了地方建筑特色,但我们耳熟能详的山陕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在建筑上却是当之无愧的地域文化代表,给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广东徐闻的广府会馆和重庆湖广会馆为例:

  徐闻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上,历史上属雷州府管辖内,传统文化有:雷州方言、雷州音乐、雷剧、雷歌等。这里是闻名全国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当地民俗、民居和方言都具有鲜明的“雷州文化”特色。广府是古时广州府肇庆府的合称,是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两府在外地基本上是合建会馆,故称之为广府会馆。

  徐闻广府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是粤西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现保存最好的会馆。 广府会馆从其平面布局上看,是以木构架为主的建筑体系,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整体结构布局严谨、虚实相间,厅堂轩昂,庭院宽敞幽雅,特别是在建筑装饰上集中体现了广东民间建筑装饰艺术之精华。其内外建筑构件上巧妙地采用了木雕、石雕、砖雕、陶塑、灰塑等岭南传统的建筑工艺!而在这座建筑内部,是技艺相当精湛的銮金梁架、斗拱、驼峰。几乎所有的构件均以色泽深沉、雕工精美的木雕为装饰。这些木雕,是以樟、柚、花梨等名贵木材镂雕屏门、神龛、花檐、花栏、脚门、花窗、檐板、梁架和雀替等。首进头门梁架有八块以“五伦图”“负荆请罪”“王母祝寿”等为题材的柚木雕刻。这些木雕用料庞大优质,雕工精细考究,内容包罗万象,图案繁缛富丽。整个建筑严格遵循广府建筑形式美的原则,把众多大小不同的建筑物巧妙地组合布局在平面方形的建筑空间里,前后左右,严谨对称,虚实相间,极富层次。长廊、青云巷使整个建筑四通八达,庭院园林点缀其中,形成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围墙和垂花门等小建筑,则兼起联系和间隔之作用。其砖雕、石雕、木雕艺术堪称“三绝”,内容丰富、雕工精细、技法不一、题材多样,堪为岭南文化的典范,不愧为会馆建筑之瑰宝。

  广府会馆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它规模宏大的屋脊装饰。表现形势为广府的广州、佛山一带特有陶塑和灰塑(加石灰的泥塑)两种建筑装饰工艺,在会馆内主要建筑物的正脊、垂脊上的形态复杂、色彩富丽的装饰上得以充分展现。灰塑是华丽的清代传统建筑装饰,它是明清时期佛山石湾的金湾、文如壁、宝玉荣等名店制作的。脊饰根据人们仰视角度的需要,采用夸张而求大效果的造型手法,用陶泥塑造,经上釉和高温烧制后,再搬上屋顶安装而成。内容多以传统粤剧戏曲场面为主,两侧配以吉祥图案,构图对称和谐,色彩高贵典雅。广府会馆内的灰塑层次分明,人物神态各异、形象生动,花鸟栩栩如生,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广府会馆对身处雷州文化地域中的徐闻不但留下了岭南文化风格的建筑,而且还影响到当地的建筑,当地的行业工人在建筑行业会馆时就基本沿袭了广府会馆的风格,这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融合吧。广府会馆更可贵的是留下不少墨宝,给徐闻这块红土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早在明代天启年间,广府顺德籍状元黄士俊就撰写了《徐闻县知县应世虞生祠记》。还有现存于广府会馆内的名碑《清广府会馆碑记》,这是清嘉庆十年(1805年)立,碑高1.58米、宽0.80米。碑端横刻篆书“广府会馆碑记”,碑文竖刻楷书20行503字,字体秀丽。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尚书房行走、文渊阁校理、国子监祭酒、教习庶吉士顺德温汝适撰文,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左春坊左善名御史顺德龙廷槐书。碑文记述兴建广府会馆的经过。   重庆湖广会馆位于重庆渝中区东水门正街4号,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扩建。整个古建筑群雕栏画栋,雕刻精美,是中国明清时期南方建筑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

  湖广会馆的围墙样式,是明清时期常见的黄色封火墙,以直线构图而呈阶梯状叠落,又称“码头墙”,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这样的设计,使整个湖广会馆呈“L”形,从山坡上直冲而下,围墙联绵不断,造成异常震撼的视觉冲击。

  重庆湖广会馆不同于北京湖广会馆那种建筑空间宽大,气势宏大的特点,却更多继承了徽式建筑的结构特点。在园林造景上多采用江南式园林的手法。会馆院落之间反复出现高大的封火墙把空间分割成若干小院落,每个小院落间有小门连接,空间上并不断绝。这使每个院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与对应的风景,假山花草、小桥流水、围廊雕画,都是特有的风貌,完整空间内又包含着独特性,这正是江南园林的特点和徽式建筑的结构特点的结合。同时,也可以看见重庆地域建筑特色。整座会馆依山势而建,建筑高差有别,错落有置,梯步蜿蜒,各院落中设有天井凉台。这都是传统徽式建筑结构没有的特点。重庆湖广会馆的建筑特色的确与众不同。其装饰也有很浓郁的徽式风格。木雕出自皖南木雕一系。皖南即古代徽州所在,徽州木雕是闻名全国的精品。行云流水般的刻画线条,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人、鬼、神、花、鸟、兽,无一不精。

  湖广会馆封火墙是很具建筑特色的。它对建筑的层数、高差、进退等问题,都能起到很好的过渡作用,使单调的悬山顶人字屋面变得错落有致,曲折流畅。湖广会馆的封火墙除了连续不断的特点外,其造型与地形的结合也很有特色。北方的封火墙是直线的,讲究中规中矩,庄重但缺乏灵气;而南式封火墙能体味出灵动的趣味,湖广会馆的封火墙就是属于南式。

  地域文化的精神支柱――会馆的祭祀敬贤

  祭祀敬贤活动是地域文化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地域文化中精神层面的寄托和心理需求的慰藉,是地域文化中的信仰所在,因此是各地会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内容。古时,人们为了消除灾害、保佑平安、追求幸福,满足美好的愿望和各种各样的心理需求,往往将本土历史上的英雄、圣人作为祭祀和顶礼膜拜的偶像,同时通过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支柱,规范社会伦理道德,作为维系乡土感情的重要纽带。

  历代皇帝为了用神和圣人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的稳定,以此规范和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断地对这些被崇拜和祭祀的圣人进行神化和追封加冕。这样,就使各地会馆供奉的圣人和先贤经久不衰,有些会馆甚至将被祭祀的神灵直接命名为会馆名。比如以天后宫、妈祖庙为名的基本都是闽浙会馆,而关帝庙最有可能是山陕会馆的名称,还有以天师庙、天师观为名的则是江西会馆。这大概是地域文化中最大的不同了。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故而会馆所祭祀的神灵也有很大的不同。通过这些祭祀的神灵先贤,我们能了解各地域文化中关于精神层面和其价值取向。

  祭祀神灵

  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庙、禹王宫,祀大禹王。

  古人把自然灾害归为五类,并得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千百年来,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说。大禹是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一个。

  两湖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时有洪水泛滥,故湖广人多祭祀治水之神大禹,通过祭祀大禹而减轻对洪水灾害的恐惧。

  广东会馆。亦称南华宫,祀南华老祖慧能。

  中国佛教有禅宗、净土宗和密宗三种,六祖慧能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创始者。慧能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卒于唐先天二年(713年),是唐代著名佛教改革家,被尊为禅宗六祖,唐宪宗时赐以大鉴禅师谥号。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县)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生慧能,遂为广东新州人。

  慧能在大乘佛教学说的基础上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儒道之学,承前启后,融古汇今,创宗立派,独立门庭。他否弃坐禅,倡导顿悟,破除传统佛教累世修行、念佛诵经的修行方式,把修行纳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打破了人世间和出世间的界限,提倡实践中的禅宗。成为隋唐佛教八大宗之一。慧能使禅宗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而且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出现了全球经久不衰的“禅宗热”。

  慧能因禅宗的广泛传播与发展而名垂青史,享誉人间。成为人们长期崇拜和祭祀的圣人。因此,广东会馆有时亦称为南华宫,以纪念和祭祀这位生于广东的佛教大宗师。

  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祀晋代著名道家圣人许逊(许真君)。

  公元239年,许逊出生于南昌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因“朝廷屡加礼命,难以推辞”,前往四川就任旌阳县令。在任10年,居官清正,使旌阳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一年瘟疫流行,许逊用秘方救治除病,百姓无不感恩载德。后弃官回归故里,看到南昌一带久受洪水之患,决心为民治水。他治水二十载,为根绝水患,踏遍江西、湖南等地。传说他遇神人传以道术,遂斩蛟除害,又在南井铸铁柱锁水妖。后归隐南昌西山,修炼至130多岁,举家飞升,鸡犬随之。后宋真宗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并将敬拜许真君的道观改“观”为“宫”,赐“玉隆万寿宫”匾额,所以江西会馆也称万寿宫。

  山陕会馆。又称三元庙,祀关羽。

  关羽出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祖籍河东郡解县常平里,即今山西省运城市常平乡常平村。关羽是仁义、忠贞、守信、勇猛、武艺高强的化身。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论是汉族或是入侵中原的元蒙和满人,建朝立国后对关羽都敬奉有加、追封晋爵,以至于“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清道光皇帝对关羽的封号为 “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多达24字。历代官府和民间所建祭祀关羽的庙宇无数,致使关羽名扬海内外。关羽是我国历史上广大民众最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福建会馆。又称妈祖庙、天后宫、天妃宫、娘娘宫、天上宫,祀妈祖。

  妈祖是福建莆田湄州岛望族林氏的后裔,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妈祖也称林默娘,传说妈祖少灵异知祸福,自幼聪颖灵悟,成人后识天文,懂医理,又豪爽仗义、助人为乐,做了很多好事,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敬。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农历九月初九,年仅28岁的林默娘在一次海难中不幸遇难。妈祖遇难后,人们在湄洲岛建庙祭祀。这庙宇就是最早的妈祖祖庙。妈祖去世后屡显应于海上,航海者载其牌位于舟中,遇风险有祷辄应,留下许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故事。历代皇帝对妈祖进行了数十次褒封,其爵位从“夫人”“天妃”“圣妃”直至“天后”,并被人们尊称为“海上女神”、“天上圣母”。至今为止,妈祖仍是中国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人共同供奉的海上保护神。

  其他各地祭祀的神灵基本上没有太多雷同,比如浙江会馆又称列圣宫,祀吴大夫伍员,吴越王钱�。据说从前在祭祀伍员的寺庙里,道教、佛教、孔教合而为一,所以叫“列圣”。

  贵州会馆称黑神庙或忠烈宫,祀黑神。唐代将军南霁云生性忠烈,娴诸武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叛将尹子奇围攻睢阳,霁云将军至临淮借兵不成,遂返回睢阳,拼死守城。城陷,霁云不屈遇害。其子承嗣在黔做官,多善政,黔人建祠立祖,追寻源本。缢封号“贵州黑神总管荣禄大夫”,推尊南将军为贵州黑神。贵州多建有祭祀南霁云的黑神庙,又名忠烈宫,“凡遇水旱、疠疫、兵革之事,有祷必应。”

  敬奉乡贤

  祭祖敬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敦睦乡谊、加强团结、宣传乡土观念的最有效的方法。会馆敬奉乡贤,初是以郡县会馆自选本郡县的先贤供奉,如福建安溪会馆乡贤祠供奉清时乡贤李文贞,福建福州会馆乡贤祠供奉清林则徐,山西太原会馆乡贤祠供奉清闫百诗等。每至朔望之日,同乡均要到本县会馆乡贤祠、敬贤堂向所供乡贤神龛烧香致敬,先由会馆董事预备牲醴致祭,而后同乡拜祭,礼毕后,即于殿前举行团拜会,行三揖礼,以联络乡谊。

  会馆敬贤祭祀活动愈演愈烈,由各郡、县会馆分散自祭发展到集中统祭。统一祭祀乡贤是以省级会馆为单位,同乡每至朔望之日,统一集中到本省会馆内参加同乡会的祭祀活动,省级会馆的敬祖祭贤活动归模宏大,会馆内外所建的乡贤祠、敬贤堂高大宏伟、肃穆庄严,所供奉的乡贤,均是全省同乡公认的本省历史名人,使其成为同乡共同认可的祖先。因此,会馆的敬贤与祭祖的活动被融为一体。

  据历史记载:广东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明末抗清的英雄袁崇焕,江西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宋代忠臣谢枋得,四川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明代巾帼英雄秦良玉,河南会馆供奉的乡贤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山西会馆三忠祠供奉的乡贤是张铨、高邦佑、何廷�,福建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清代名臣王可庄,云南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明朝名臣赵�,山东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唐朝名将秦叔宝,安徽会馆乡贤祠供奉的乡贤是宋代思想家朱熹等。乡贤祠的神龛上供奉着同乡们所崇敬的乡贤共祖,宝座辉煌,烛几焕彩,神灯长明不熄,宴馔之具丰富齐全,将敬贤祭祖的活动推向至尊的地位。

  湖广会馆乡贤祠公祭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每至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两湖乡友齐集湖广会馆乡贤祠举行公祭。祭毕,同赴漪澜堂会饮,观看龙舟竞渡,为团拜盛会之高潮。乡友争相作诗怀古,而后会刊成集,祭祀活动在欢庆中度过。

  同时,许多会馆往往还配祀关帝、财神、观音等。诸神在人们的信仰世界中象征着吉祥、威力和正义,维系着人们的信心、愿望和幸福。

  地域文化的实力显示――会馆的节庆活动

  会馆是凝聚乡谊、行使功能的依托。除平时供奉神�,承接香火外。会馆会定期举行祭神、游街、演戏等大型群体活动,这些大型群体活动无疑是彰显地域文化实力的最佳时间。即与所在地有了大范围的集中交流,又无形中扩展了地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还取得了一定的商业广告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时光回溯,让我们看看清时会馆举办的大佛会和天津、上海等大型口岸城市广府会馆举办的盂兰盆会。

  贵州福泉县是一个不大的地区,今属黔南自治州。清代的福泉湖广同乡会馆(后改称湖南会馆)每年九月初三日举办“大佛会”,会员都要到会馆祭神、聚餐。财力雄厚的会馆活动次数更多,规模更大。据史料记载,福泉江西会馆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八、四月初一、八月初一和十月初一都要集会活动。会员们集中在会馆,焚香祭祀,摆席聚餐、商讨会馆有关事宜。清明节时,会馆要组织会员到墓园为先祖扫墓及聚餐。每年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牛场迎二郎神会,江西会馆要在街中心闹区设棚迎祭,人称“中祭棚”。人们抬着二郎神游街,首先要到中祭棚领祭,然后再依次到东、南、西、北四门祭棚领祭。还有如镇远的福建会馆每年要做大会期三次、小会期多次。农历三月廿三日是天后生日,因此要做最大的一个会。在那天,所有的闽籍人(即福建会馆成员)带领全家男女老少到天后宫内为天后拜寿,并吃喝玩乐三天后才散去。会上有阳戏、辰河戏、花灯戏的表演,有麻将、纸牌等娱乐。确实是名副其实、上下同庆的盛会。

  看过了地瘠民贫的贵州,我们将视线转向当时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天津和开埠不久的上海以及长江中游汉口,看看这几个地方的广府会馆是如何举办节庆的。由于广府商人的财力雄厚,因此耗巨资举办大型娱乐活动,既传播了广府文化,又起到了商业广告宣传效益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张焘《津门杂记》卷(下)记载,粤商在每年盂兰会期间,都会在天津“醵资作会,高搭席棚,长有数百步,悬列灯彩无算,高低不一,照如朗日。又有巧匠扎成粤戏数折,人物如生,挂向坛前,延僧设醮,放焰火,抛施食物,锣鼓喧天,锭帛遍地,历年用款不止千金,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几于联袂成帷,挥汗入雨。至夜晚……游人之兴仍复不减也。”

  上海的广府会馆由香山籍大买办徐润、郑观应等人参与组建,在当时的上海滩无疑是广府商人的代表。此外,上海还有顺德会馆、南海会馆等广府县级单位建立的会馆。但以广肇会馆势力最大,广肇会馆在上海,每逢盂兰盆会,都会搭建专门的水陆道场,各商行建造台阁,展示杂耍、纸扎人物的广府文化,“届期游人毕集,极为热闹。”因游人太多,甚至要请警察维持秩序。《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轶辑录的《凇南梦影录》卷13称:“广肇山庄在新闸之南,粤中人会馆也。每年七八月之间,彼都人士竞集资为盂兰会,香烛锭帛务极奢华,一会之费动至万金,至期不特百粤衣冠座中毕集,即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鬓影钗光撩乱于夕阳影里。门外必雇西捕弹压,否则打架、扛帮随时而有。”   再来看汉口。据《申报》1878年9月17日报导,中秋节之前,“汉之广帮人纠合同乡之各号行店、茶栈、轮船等计四百六十余名,捐赀数百金,补行中元节,会于香山会馆,延僧大飨无祀孤魂,讽诵藏经三昼夜”。香山会馆在汉口中元节时举行的盂兰盆会一直热情不减,据1891年8月28日《申报》报导说:“楚北一省,城乡市镇之民情风俗,祭祖祀孤,莫不于孟秋为大节。……惟汉镇每年诸客帮中此事之最诚虔者,为粤东人首屈一指,其中香山帮为巨擘。今庚仍照向例借香山会馆为道场,讽经礼忏,虔备冥资,铺张华丽。……是举之盛,较楚人为优矣。”汉口广东会馆因规模大而受到媒体关注,光绪十七年10月21日《字林沪报》载:“粤人之旅居汉口者,类皆巨商大贾,坐拥厚资,前以桑梓情殷,酿资于大火路建造广东会馆一所,雕题画栋,金碧辉煌。”这次大概是重修,且重修规模及动作都比较大。报导说该工程逾七八年之久才落成。竣工之日,广东会馆决定于十月初五日,“谢土破台,开门演戏,选定庆喜、荣升两京班。互相演戏”。两戏班领导也十分重视,“竭力经营,往上海添置绣金绸缎,新制行头,并从京沪聘请优伶红菊花、麻子红、赵三、王小、洪福等十数人到汉。开门之日,堂上衣冠齐楚,贺客盈庭;台上则袍笏鲜明,霓裳雅奏,观者则人山人海。”应该说,这则新闻除了显示粤商在商界具有实力外,还凸显了广东会馆建造在汉口的非同寻常。

  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会馆的 “日常生活”

  会馆最主要的特色是地缘关系,会馆成员间的凝聚来自对同一地区的情感和延续,有别于家族的血缘性联系。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凝聚异地同乡的方法,除了会馆建筑或据点的建立,会馆中的陈设布置与活动以及饮食、戏曲也是联络同乡情谊的重要方式。加之各地方言多样且差异性大,长期身处异乡的游子听着南腔北调的陌生语言,不仅表达受到限制,更难免心生孤寂之感。在会馆停留时听着、说着自己熟悉的母语,对人们而言不仅能畅所欲言,也是情感上的一种解放。因此,即便是原本毫不相熟的人们也在相同的语言下拉近距离、把酒言欢。至于饮食习惯,中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本就极不相同,故各地饮食的口味和内容也是大相径庭。我们以天津的潮州会馆和历史记载的北京扬州会馆为例,看看地域文化中饮食、戏曲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是如何作用的。

  天津潮州会馆的整个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左旁便是闽粤会馆。闽粤会馆内建有戏楼,由于兴建时潮商出钱出力,故此戏楼便与潮州会馆共享。戏楼建筑具有南北建筑艺术合璧的特色,在木雕艺术表现形式上,反映出潮州传统木雕的手工艺。舞台中央帷幕上有“天官赐福”的镂空潮州木雕,灯光下熠熠生挥,使观众一望顿生祥瑞吉庆之感,进而增添无限生活情趣。最具特色是舞台顶的回音罩。具有传声、拢声,又能折射声音的效果。回音罩是一个玲珑剔透、金碧辉煌的木制艺术精品,令人称绝。戏楼后台正中设有神龛,它与潮汕地区祖宗祠堂的神龛完全一样,只不过体积稍小而已。潮州会馆每逢年中酬神都在这里祭祀并举行宴会,藉此答谢各地商客。

  共同的信仰外,会馆中更充满熟悉的家乡语言、家具摆设和饮食习惯。因此,出外仕宦与经商的潮州乡亲都喜欢到会馆中休息聚会,饮功夫茶、吃潮州菜。潮州菜独特的风味口感和潮州功夫茶的香醇浓郁, 这些都是长年在外经商游历者所思念而不可得的。而会馆中为服务同乡,也为拉拢彼此的感情,自然是吃着家乡潮州菜,喝着潮汕功夫茶,特别是酬神祭祀和聚会联谊时,家乡的口味是绝不可少的。除了饮食之外,把酒言欢时的余兴节目自然非潮州戏曲莫属,例如:潮剧和影戏的表演。 此外,会馆内外的摆设或装饰,有时处处可见来自家乡的木雕、石刻、刺绣和剪纸,虽在异乡却令人有归返故园的感觉。

  会馆宴饮也常以潮菜招待各方来宾,潮菜选料考究、做工细腻以及清淡可口的特色常为宾客所称赞。而就是在这种觥筹交错之中,鲜明的饮食地域文化同样丰富和改良了当地饮食文化,这也算是地域文化的某种交流融合吧。

  北京扬州会馆早已湮没在断垣残壁中了,唯有历史记录中还能寻到点依稀不凡。扬州会馆始建于乾隆四年。嘉庆四年(1800年),扬州府举子连夺文、武科前三元(“维我广陵,运会日昌,元甲天下,解领江乡”),遂由阮元、郑鉴元、郑宗彝等乡梓捐资重修,地处宣武门外。会馆内建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厢,会馆影壁上刻有扬州著名学者汪中撰文的《广陵对》,是篇三千言,备述广陵故实,最为精确,当时传颂京师,扬籍旅京官绅士商无不引以为荣,以文佳、刻工亦佳闻名京城,为会馆内珍藏文物。联星堂东有阁,以祀神位,另有院落数处,间种花木果树,宽敞幽雅。第三层院中种竹百余竿,阮元以“宛然禅智西,亭外千竿绿”题院中轩屋,曰 “小竹西”。第四层院中种植了许多海棠、桃、杏等花草树木,并用唐人春风得意诗意题其匾曰“看花馆”。阮元还为会馆撰楹联及《重修扬州会馆碑铭》,联曰“二千里远行江淮,凡甲乙科同在中朝,皆敦乡谊;尺五天近临韦杜,当已未岁重新上馆,更启人文”,铭中有云:“江、淮合域,牛、斗垂躔,灵秀奥区,人文出焉。郁郁人文,济济甲第。魏阙联班,春明并骑。”极力讴歌扬州文风道畅,人才辈出。

  淮扬菜与鲁菜、川菜、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扬州是淮扬菜主要发源地,同时也吸收了淮安、镇江、泰州等周边地区一些菜肴风味,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之美誉。而居于京城的扬州会馆是当时除宫廷外,淮扬菜的正宗之地。淮扬菜扬名于皇家,巨富商贾、达官贵人岂有不跟进之理,于是淮扬菜以扬州会馆为发轫地,渐在京城安家落户,至如今国宴菜品,淮扬菜成为首选。

  据《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记载,清末的扬州会馆当时的登记管理人叫李汝春,为国子监奉祀官。当时在馆内服务的女丁有4人,男丁有16人。这人数众多的男丁里,大多数都是擅长烹饪淮扬菜、擅扬州炒饭的厨子。这在当下也是颇有规模的馆子了。

  在会馆这个地域文化的代表中,几乎遍布全国的山西会馆日常生活对所在地的影响也与其数量相匹配。我们仅以山东梆子这个地方戏曲的演变来看山西会馆的影响。   山东梆子是流行于山东省鲁西南及鲁中地区的汉族地方戏曲剧种。又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又因其高昂激越的特点,又被人称为“舍命梆子腔”。主要流行于山东西南部的菏泽、济宁、泰安等地的大部分县市,以及聊城、临沂等地区的广大城镇乡村。

  山东为历代贸易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山西人来山东经商为时甚早,济宁、菏泽、聊城在明代就已有了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晋商多经营典当、钱庄等行业,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多山西会馆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戏曲和班社流入鲁西、鲁西南就不足为奇了。不但如此,在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出当时山西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卖的情形。诸如《奇错》、《换妻》等。因此,南昆北戈东柳西梆,四大古老剧种之一的“西梆”,早期流入济宁、菏泽、泰安等地后,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顺其自然地演变为山东梆子的这一派系了。

  清末四大徽班进京,也曾在安徽会馆立足并在会馆的戏楼登台献艺,对京剧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天津最早的粤剧即是源于广东会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会馆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之巨。

  天津广东会馆是天津市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装修最精致的清代会馆建筑。现已辟为天津戏剧博物馆。

  300年前,广东商人就与福建、潮州的商人结成商船队到天津经商。他们的商船,船头油成红色,上面画有大眼鸡,被称做“大眼鸡船”。每年春天,当季风刮起的时候,他们便满载货物,浩浩荡荡,沿海北上,经渤海湾,顺海河进入天津。

  日久天长,这些商人逐步形成了建帮(闽帮)、潮帮和广帮三大派系,为了营业、团聚方便,他们集资兴建了“闽粤会馆”。后逐渐散开以地域各建会馆。现在的广东会馆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一月十四日落成的,取名广东会馆。广东会馆建设初期规模宏大,整体用地23亩多,建筑设计上既体现了我国岭南的建筑风格,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特点,是中国罕见的木结构建筑艺术珍品。会馆除门厅外还包括正房、配房、戏楼、跨院和套房组成,其中以戏楼为主体建筑。建设会馆的砖瓦木料大多从广东购买,以保证岭南特色的原汁原味。

  戏楼是该馆的主要建筑,它利用四合院的天井围成闭合空间,南北向用两根21米长的平行枋,东西向用19米长的额枋,形成大跨度空间。戏台台面七十多平方米。最多可容纳六七百人,楼上是包间,楼下是散座,戏台正上方藻井重约10吨,外方内圆,斗拱接榫,螺旋向上,据说这种构造可以把声音传到戏园的各个角落。馆内还收藏千余件戏剧相关的文物,其中包括众多京剧名伶的演出服装和书画作品等。

  戏楼舞台深10米,宽11米,顶部是用细木构件榫接而成的螺旋是藻井,雕花工艺精美,在同类建筑中较为罕见。戏台木雕是最为精华的部分,前台横眉以透雕技法刻成狮子滚绣球图案,两角雕成荷花含苞欲放状的垂花柱,舞台正面镶嵌着巨幅《天官赐福》木雕,天官、童子、猿猴、松柏、云气和四角的蝙蝠,构成活泼、协调的画面。戏楼的门窗也雕有狮、凤、牡丹等传统纹饰。

  古典式戏楼以它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和装饰精美为我国古典剧场中的佼佼者,其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千里驹、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等人均曾在此登台献艺。

  总而言之,会馆作为地域文化的窗口,不论是显示独特的地域文化,还是作为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所在,乃至融合和影响其它地域文化,其作用远远不是笔者在此能铺陈的。就是上述几个小标题的内容也仅仅是略作说明,论及深度与广度差之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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