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关键词：青铜文化；汉代；河东地区；铜矿开采；铜器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33-07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它的下界是很明了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1]秦汉铁器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完全遮蔽青铜文化的余晖。“虽然汉代铜器已经失去了类似三代时期所拥有的辉煌地位，但它仍然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2]，需要予以重视①。研究表明，汉代可采铜矿分布于多个地区②，其中一处位于河东郡，也就是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中条山一带。资源优势为河东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那么，在产业链条中，河东地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表现？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汉代河东铜矿开采的历史记录 在反映汉代历史的传世文献中，河东铜矿开采的正面记载极为罕见。不过，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以曲折隐晦的方式道出了开采的盛况。 汉武帝时，齐地方士公孙卿假托齐人申公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这个说法令汉武帝备感神往，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h耳。”[3]此升仙传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黄帝铸鼎所用铜料来自首山。《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县条：“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4]可见，所谓首山实属中条山脉的组成部分，黄帝采首山铜，即是从中条山取得铜矿石。 尽管黄帝升仙的传说贴着上古历史的标签，但这个故事形成的真实年代是需要细究的。黄帝得入仙境的手段是采铜铸鼎，而战国秦汉之际的神仙方术之说，多主张通过入海寻觅三神山的手段求入不死之境，从现有资料来看，并没有铸鼎致仙的提法。而大鼎在秦汉之际似乎也没有多少升仙的功用，据说周朝灭亡时九鼎之一沦落于泗水，秦始皇兼并四海之后，曾派人打捞，此举“在意的就是它象征的权力”[5]。因此，黄帝铸鼎成仙的传说很可能是汉代前期成形的。然而，就故事的生成机制而言，有一个问题颇令人费解：西汉时代，全国范围内的铜矿产地并非仅有河东郡中条山一处，为何齐地方士偏偏将采铜地点定在中条山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上古圣王尧、舜、禹等据说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定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是极为常见的说法。当黄帝这个传说人物被塑造出来时，受惯性思维的影响，人们便将晋西南也视作他的根据地，他在本地采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徐旭生针对尧、舜、禹在晋西南建都的说法，指出：“西汉人尚无此说”，“大约最先是皇甫谧这样说”[6]。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尧、舜，还是鲧、禹，他们的居住范围都在河、济地区”，也就是先秦地理书所说的兖州之地[7]。那么，同样作为层累造成的传说人物，黄帝似乎也不应当被独自安置在晋西南，他在中条山采铜的传说之所以出现，不大可能是因为汉人头脑中存在着黄帝活动于晋西南的观念，其中应当另有缘由。 实际上，在理解黄帝“采首山铜”之说的形成过程时，需要对当时重构国家祭祀体系的特殊历史背景投以更多的关注。就在公孙卿述说黄帝升仙故事的数月之前，在国家祭祀场所，河东汾阴后土祠的旁边，有巫者“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3]。而在公孙卿的黄帝成仙故事中，宝鼎恰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史记・封禅书》记载：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 很显然，正是汾阴起获宝鼎一事，使公孙卿大受启发，他由此找到了以黄帝升仙故事干谒君王的切入点，因为他那个版本的黄帝故事与汾阴得鼎一事具有很强的类比性：一是时间节点对应，即所谓“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意味着汉武帝站在了又一轮历史循环的起点；二是地点密迩，宝鼎发现于河东汾阴，黄帝铸鼎的原料采自河东地区的中条山，处于一郡之中，距离甚近。 从上述分析来看，黄帝采首山铜的说法很可能是受汾阴得鼎这一“盛世”盛事的刺激而出炉。然而，方士编造这个说法，总是要力图使人相信的，否则又如何能够成功地干谒君王，从而邀获功名？一般来说，一个新奇的说法若想得到他人的认可，大致有两种办法：一是故弄玄虚，令听者难以验证，如海中仙山之类；二是循着听者所具备的常识以立说。很多神话传说往往兼采两途，虚实杂错。即以黄帝升仙传说而言，所谓黄帝、仙境当然是无人见过、无人到过的，但其神异不经，正是征服不少听众的妙招。另一方面，所谓采首山铜的说法，是极易验证的，汉代关中贵族所用铜器产自河东的不在少数（见下文），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说的可能性会大为增加。反之，如果河东地区没有铜矿的分布，或者河东铜矿的开采利用是零星分散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那么，公孙卿声称黄帝在首山采铜，便成了信口开河，恐怕会使得其说对汉武帝的诱惑力大打折扣。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卿造作“黄帝采首山铜”以铸升仙神鼎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西汉前期中条山铜矿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实际历史背景。 东汉时期，河东铜矿的开采继续进行。《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6著录有河东铜官弩机，其铭文曰：“永元八年（96）河东铜官所造四石石�。”虽然这件文物是制成品，但以常理来说，在河东当地有铜矿的条件下，生产原料似不必从远处输送。陈直依据铭文推断东汉“河东有铜官，河东必然产铜无疑”[8]，其说可从。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在中条山区的洞沟曾发现过古代矿洞，矿洞附近的崖壁上有东汉时期的石刻，其中一行有“光和二年河内”字样[9]，“光和”为汉灵帝时期的年号，崖壁石刻说明，直到东汉晚期，中条山一带仍在从事铜矿开采。 二、汉代河东铜器的行销 两汉时期中条山铜矿的开采，从源头上保障了河东地区铜器铸造业的兴盛。河东所铸铜器的行销，即是其产业兴盛的显著表现。 一件被著录者称为“安邑鼎”的铜器有铭文曰：“安邑共厨宫铜鼎，容一斗重八斤十两，第十二。”[10]安邑是河东郡治，此鼎当为安邑县饮食供应机构所用。另有一件被命名为“杨鼎”的铜器，铭文为：“杨厨铜一斗鼎重十一斤二两地节三年十月造”[10]。所为“杨厨”，与“安邑共厨”相比，少一“共”字。但汉代铜鼎中有一件刻写着“卢氏厨”字样[10]，卢氏属弘农辖县，标识该县的饮食供应机构，亦未着“共”字，因此，“杨厨”应当是指杨县的饮食供应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下辖杨县，则杨鼎使用地亦在河东。考虑到河东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安邑鼎、杨鼎所反映的极有可能是本地铸造而为本地所用的情形。 考古发掘中还曾发现过另一件安邑宫铜鼎，铭文曰：“安邑宫铜鼎一，容三斗，重十七斤八两。四年三月甲子，铜官守丞调、令史德、佐奉常、工乐造。第卅一。”[11]观其铭文格式，当属西汉时器。有学者认为该器物“制作方为中央铜官”[2]，但西汉中央政府水衡都尉下有“辩铜”官号[4]，并无“铜官”一职。倒是丹阳郡内设有“铜官”[4]。由此看来，铭文中的“铜官”也很有可能是某郡所设机构。众所周知，“汉有善铜出丹阳”，于是丹阳乃有铜官。中条山有铜矿，西汉政府在河东设铜官，并不奇怪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产铜之地甚多，但汉朝政府设置的铜官只有丹阳一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673页）如果笔者的推论可从，则西汉河东亦当有铜官。。安邑鼎既在河东使用，其由河东铜官铸造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山西闻喜县西官庄汉墓出土有“铜制的生产工具如斧、铲、口锄等”，“是专为随葬的明器”[12]。而在其他地区，铜质的明器性质的生产工具很少发现。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河东地区得天独厚的铜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此推想属实，则西官庄汉墓的发现就是河东铜器自产自用的又一实证。 除了自用，河东出产的铜器也会受到其他地区的青睐。金石学家著录有“馆陶釜”，铭文作：“河东所造，三斗铜鏖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二。”黄展岳判定此釜为“窦太后赐其爱女馆陶公主”的器物见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铭文中的“鏖”字，原释作“庆”，黄先生认为有误，当以“鏖”为是，鏖乃“温器，引申为以温器煮烂”。笔者以为此说可从。。窦太后是汉景帝之母，因此，馆陶釜应为西汉前期由河东生产的铜器。西汉后期，赫然标明产自河东的铜器更是屡见不鲜。“河东鼎”铭曰“汤官元康元年河东所造铜三斗鼎重廿六斤六两第廿五”[10]，元康是汉宣帝时期的年号。“敬武主家铫”铭曰：“敬武主家铜铫五升二斤九两初元五年五月河东造第四富平家。”[10]。“博邑家鼎”铭曰：“博邑家铜鼎容一斗重十一斤永光五年二月河东平阳造。”[10]初元、永光均为汉元帝时期的年号。所谓“河东所造”、“河东造”、“河东平阳造”，都是西汉河东地区铸造铜器的实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3件铜器的使用地均已超过河东区域。河东鼎属汤官所有，而汤官为少府属官[4]，在京师。馆陶釜所有者为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敬武主家铫的所有者为汉宣帝之女敬武长公主，而博邑家鼎的所有者应当是食封博邑的贵族。《汉书・地理志》无称“博邑”者，可能与此地存在对应关系的有九江的博乡侯国与泰山的博县。尽管汉代的县级政区中确有称乡称邑者，前者如山阳郡内作为县级侯国的中乡、栗乡、曲乡，后者如常山郡石邑、河东郡左邑，但在记事的时候，作为县级政区的某乡，其地名中所缀的“乡”字，是不能随意略去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地名混淆。因此，所谓“博邑”，应当是指泰山郡的博县。汉制规定：“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4]，所谓“博邑”，即是博县被朝廷封给某位公主之后的称谓。支持这一推论的另一旁证是汉代所封公主的汤沐邑多有在齐鲁之地者，如阳石公主封在东莱郡，诸邑公主封在琅邪郡，二郡与泰山郡毗邻。可以说，汉王朝存在着让公主食封齐鲁之地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博邑”视为泰山郡博县封给汉家公主之后的称谓，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此一来，博邑家鼎与馆陶釜、敬武主家铫的性质便是一致的，均属汉家公主使用的器物。而汉代公主食封的县邑在当时叫做“汤沐邑”，有学者指出，汉代“皇室女性大多呆在京城之内”，“不到自己的封邑去”[13]，他们只是坐食汤沐邑所贡献的租税而已。由此推断，上述3件公主家器物的使用地与汤官所属的河东鼎一样，亦在京师长安。 在京师贵戚之家以外，远离京城的诸侯王府内也会使用来自河东的铜器。满城二号墓编号2：4106的铜器铭文曰：“中山内府，铜�m一，容三斗，重七斤五两，第�c五，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c。”编号2：4034者铭文曰：“中山内府，铜�m一，容三斗，重七斤十三两，第五十九，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14]另外，1965年河北行唐县曾发现铜�m一件，铭文：“中山内府铜�m一，容二斗，重六斤七两，第八十三，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15]根据铭文记载，这3件铜器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购自河东，说明河东铜器贸易比较活跃。不过，对于山东诸侯来说，河东地区并非他们满足自身铜器需求的首选市场。比较而言，洛阳的铜器市场受到诸侯的关注度似乎要高一些。 满城一号墓编号为1：4326号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14]1：4327号铭文：“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十两，第十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14]1：4328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二斗，重六斤六两，第六，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14]1：4098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三斗，重七斤四两，第二，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14]与二号墓发现的3件铜器相比，这4件铜器购买的年份与二号墓相同，但经办人不同，一为郎中定，一为中郎柳；购买地点也不同，一为河东，一为雒阳。
摘 要：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关键词：青铜文化；汉代；河东地区；铜矿开采；铜器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33-07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它的下界是很明了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1]秦汉铁器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完全遮蔽青铜文化的余晖。“虽然汉代铜器已经失去了类似三代时期所拥有的辉煌地位，但它仍然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2]，需要予以重视①。研究表明，汉代可采铜矿分布于多个地区②，其中一处位于河东郡，也就是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中条山一带。资源优势为河东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那么，在产业链条中，河东地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表现？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汉代河东铜矿开采的历史记录 在反映汉代历史的传世文献中，河东铜矿开采的正面记载极为罕见。不过，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以曲折隐晦的方式道出了开采的盛况。 汉武帝时，齐地方士公孙卿假托齐人申公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这个说法令汉武帝备感神往，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h耳。”[3]此升仙传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黄帝铸鼎所用铜料来自首山。《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县条：“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4]可见，所谓首山实属中条山脉的组成部分，黄帝采首山铜，即是从中条山取得铜矿石。 尽管黄帝升仙的传说贴着上古历史的标签，但这个故事形成的真实年代是需要细究的。黄帝得入仙境的手段是采铜铸鼎，而战国秦汉之际的神仙方术之说，多主张通过入海寻觅三神山的手段求入不死之境，从现有资料来看，并没有铸鼎致仙的提法。而大鼎在秦汉之际似乎也没有多少升仙的功用，据说周朝灭亡时九鼎之一沦落于泗水，秦始皇兼并四海之后，曾派人打捞，此举“在意的就是它象征的权力”[5]。因此，黄帝铸鼎成仙的传说很可能是汉代前期成形的。然而，就故事的生成机制而言，有一个问题颇令人费解：西汉时代，全国范围内的铜矿产地并非仅有河东郡中条山一处，为何齐地方士偏偏将采铜地点定在中条山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上古圣王尧、舜、禹等据说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定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是极为常见的说法。当黄帝这个传说人物被塑造出来时，受惯性思维的影响，人们便将晋西南也视作他的根据地，他在本地采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徐旭生针对尧、舜、禹在晋西南建都的说法，指出：“西汉人尚无此说”，“大约最先是皇甫谧这样说”[6]。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尧、舜，还是鲧、禹，他们的居住范围都在河、济地区”，也就是先秦地理书所说的兖州之地[7]。那么，同样作为层累造成的传说人物，黄帝似乎也不应当被独自安置在晋西南，他在中条山采铜的传说之所以出现，不大可能是因为汉人头脑中存在着黄帝活动于晋西南的观念，其中应当另有缘由。 实际上，在理解黄帝“采首山铜”之说的形成过程时，需要对当时重构国家祭祀体系的特殊历史背景投以更多的关注。就在公孙卿述说黄帝升仙故事的数月之前，在国家祭祀场所，河东汾阴后土祠的旁边，有巫者“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3]。而在公孙卿的黄帝成仙故事中，宝鼎恰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史记・封禅书》记载：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 很显然，正是汾阴起获宝鼎一事，使公孙卿大受启发，他由此找到了以黄帝升仙故事干谒君王的切入点，因为他那个版本的黄帝故事与汾阴得鼎一事具有很强的类比性：一是时间节点对应，即所谓“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意味着汉武帝站在了又一轮历史循环的起点；二是地点密迩，宝鼎发现于河东汾阴，黄帝铸鼎的原料采自河东地区的中条山，处于一郡之中，距离甚近。 从上述分析来看，黄帝采首山铜的说法很可能是受汾阴得鼎这一“盛世”盛事的刺激而出炉。然而，方士编造这个说法，总是要力图使人相信的，否则又如何能够成功地干谒君王，从而邀获功名？一般来说，一个新奇的说法若想得到他人的认可，大致有两种办法：一是故弄玄虚，令听者难以验证，如海中仙山之类；二是循着听者所具备的常识以立说。很多神话传说往往兼采两途，虚实杂错。即以黄帝升仙传说而言，所谓黄帝、仙境当然是无人见过、无人到过的，但其神异不经，正是征服不少听众的妙招。另一方面，所谓采首山铜的说法，是极易验证的，汉代关中贵族所用铜器产自河东的不在少数（见下文），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说的可能性会大为增加。反之，如果河东地区没有铜矿的分布，或者河东铜矿的开采利用是零星分散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那么，公孙卿声称黄帝在首山采铜，便成了信口开河，恐怕会使得其说对汉武帝的诱惑力大打折扣。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卿造作“黄帝采首山铜”以铸升仙神鼎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西汉前期中条山铜矿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实际历史背景。 东汉时期，河东铜矿的开采继续进行。《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6著录有河东铜官弩机，其铭文曰：“永元八年（96）河东铜官所造四石石�。”虽然这件文物是制成品，但以常理来说，在河东当地有铜矿的条件下，生产原料似不必从远处输送。陈直依据铭文推断东汉“河东有铜官，河东必然产铜无疑”[8]，其说可从。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在中条山区的洞沟曾发现过古代矿洞，矿洞附近的崖壁上有东汉时期的石刻，其中一行有“光和二年河内”字样[9]，“光和”为汉灵帝时期的年号，崖壁石刻说明，直到东汉晚期，中条山一带仍在从事铜矿开采。 二、汉代河东铜器的行销 两汉时期中条山铜矿的开采，从源头上保障了河东地区铜器铸造业的兴盛。河东所铸铜器的行销，即是其产业兴盛的显著表现。 一件被著录者称为“安邑鼎”的铜器有铭文曰：“安邑共厨宫铜鼎，容一斗重八斤十两，第十二。”[10]安邑是河东郡治，此鼎当为安邑县饮食供应机构所用。另有一件被命名为“杨鼎”的铜器，铭文为：“杨厨铜一斗鼎重十一斤二两地节三年十月造”[10]。所为“杨厨”，与“安邑共厨”相比，少一“共”字。但汉代铜鼎中有一件刻写着“卢氏厨”字样[10]，卢氏属弘农辖县，标识该县的饮食供应机构，亦未着“共”字，因此，“杨厨”应当是指杨县的饮食供应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下辖杨县，则杨鼎使用地亦在河东。考虑到河东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安邑鼎、杨鼎所反映的极有可能是本地铸造而为本地所用的情形。 考古发掘中还曾发现过另一件安邑宫铜鼎，铭文曰：“安邑宫铜鼎一，容三斗，重十七斤八两。四年三月甲子，铜官守丞调、令史德、佐奉常、工乐造。第卅一。”[11]观其铭文格式，当属西汉时器。有学者认为该器物“制作方为中央铜官”[2]，但西汉中央政府水衡都尉下有“辩铜”官号[4]，并无“铜官”一职。倒是丹阳郡内设有“铜官”[4]。由此看来，铭文中的“铜官”也很有可能是某郡所设机构。众所周知，“汉有善铜出丹阳”，于是丹阳乃有铜官。中条山有铜矿，西汉政府在河东设铜官，并不奇怪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产铜之地甚多，但汉朝政府设置的铜官只有丹阳一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673页）如果笔者的推论可从，则西汉河东亦当有铜官。。安邑鼎既在河东使用，其由河东铜官铸造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山西闻喜县西官庄汉墓出土有“铜制的生产工具如斧、铲、口锄等”，“是专为随葬的明器”[12]。而在其他地区，铜质的明器性质的生产工具很少发现。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河东地区得天独厚的铜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此推想属实，则西官庄汉墓的发现就是河东铜器自产自用的又一实证。 除了自用，河东出产的铜器也会受到其他地区的青睐。金石学家著录有“馆陶釜”，铭文作：“河东所造，三斗铜鏖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二。”黄展岳判定此釜为“窦太后赐其爱女馆陶公主”的器物见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铭文中的“鏖”字，原释作“庆”，黄先生认为有误，当以“鏖”为是，鏖乃“温器，引申为以温器煮烂”。笔者以为此说可从。。窦太后是汉景帝之母，因此，馆陶釜应为西汉前期由河东生产的铜器。西汉后期，赫然标明产自河东的铜器更是屡见不鲜。“河东鼎”铭曰“汤官元康元年河东所造铜三斗鼎重廿六斤六两第廿五”[10]，元康是汉宣帝时期的年号。“敬武主家铫”铭曰：“敬武主家铜铫五升二斤九两初元五年五月河东造第四富平家。”[10]。“博邑家鼎”铭曰：“博邑家铜鼎容一斗重十一斤永光五年二月河东平阳造。”[10]初元、永光均为汉元帝时期的年号。所谓“河东所造”、“河东造”、“河东平阳造”，都是西汉河东地区铸造铜器的实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3件铜器的使用地均已超过河东区域。河东鼎属汤官所有，而汤官为少府属官[4]，在京师。馆陶釜所有者为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敬武主家铫的所有者为汉宣帝之女敬武长公主，而博邑家鼎的所有者应当是食封博邑的贵族。《汉书・地理志》无称“博邑”者，可能与此地存在对应关系的有九江的博乡侯国与泰山的博县。尽管汉代的县级政区中确有称乡称邑者，前者如山阳郡内作为县级侯国的中乡、栗乡、曲乡，后者如常山郡石邑、河东郡左邑，但在记事的时候，作为县级政区的某乡，其地名中所缀的“乡”字，是不能随意略去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地名混淆。因此，所谓“博邑”，应当是指泰山郡的博县。汉制规定：“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4]，所谓“博邑”，即是博县被朝廷封给某位公主之后的称谓。支持这一推论的另一旁证是汉代所封公主的汤沐邑多有在齐鲁之地者，如阳石公主封在东莱郡，诸邑公主封在琅邪郡，二郡与泰山郡毗邻。可以说，汉王朝存在着让公主食封齐鲁之地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博邑”视为泰山郡博县封给汉家公主之后的称谓，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此一来，博邑家鼎与馆陶釜、敬武主家铫的性质便是一致的，均属汉家公主使用的器物。而汉代公主食封的县邑在当时叫做“汤沐邑”，有学者指出，汉代“皇室女性大多呆在京城之内”，“不到自己的封邑去”[13]，他们只是坐食汤沐邑所贡献的租税而已。由此推断，上述3件公主家器物的使用地与汤官所属的河东鼎一样，亦在京师长安。 在京师贵戚之家以外，远离京城的诸侯王府内也会使用来自河东的铜器。满城二号墓编号2：4106的铜器铭文曰：“中山内府，铜�m一，容三斗，重七斤五两，第�c五，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c。”编号2：4034者铭文曰：“中山内府，铜�m一，容三斗，重七斤十三两，第五十九，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14]另外，1965年河北行唐县曾发现铜�m一件，铭文：“中山内府铜�m一，容二斗，重六斤七两，第八十三，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15]根据铭文记载，这3件铜器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购自河东，说明河东铜器贸易比较活跃。不过，对于山东诸侯来说，河东地区并非他们满足自身铜器需求的首选市场。比较而言，洛阳的铜器市场受到诸侯的关注度似乎要高一些。 满城一号墓编号为1：4326号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14]1：4327号铭文：“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十两，第十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14]1：4328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二斗，重六斤六两，第六，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14]1：4098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三斗，重七斤四两，第二，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14]与二号墓发现的3件铜器相比，这4件铜器购买的年份与二号墓相同，但经办人不同，一为郎中定，一为中郎柳；购买地点也不同，一为河东，一为雒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