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加无赖找借口侵占台湾 1868年，16岁的日本天皇睦仁取中国《易经》“向明而治”之意，定年号为“明治”，实行“维新运动”。从此，小岛国得以兴盛，开始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清同治十三年)初，日本国拟定《台湾番地处分要略》，2月就制订了侵台的完整方案《台湾番地征伐要略》。 这份一级绝密文件，包括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从政治、舆论、宣传、外交、特工等方面落实到行动的具体步骤上。日本政府悍然宣布在长崎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随后又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 按“征伐要略”的步骤，日本政府首先派遣柳原前光任日本驻华公使，派福岛九成任厦门领事兼理淡水有关外交事宜。3月，根据军部指示，陆军少佐桦山资纪、特工水野遵等人前往福州，建立日本特工谍报据点，尔后汇合在华留学生，潜往台湾琅峤(恒春)、柴城等地调查，绘制地图。在华的其他日本留学生，也纷纷潜入中国大陆和台湾各地搜集情报。这些日本间谍提供了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并特别提醒日本政府，欧美列强均在觊觎台湾，日本“展缓一日则失一日之良机”，呼吁当局早日动手。一时间，长崎港内驻满整装待发的海军士兵。同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世界范围大造日本届国琉球民众被台湾“土番”杀害的舆论。 4月4日，明治天皇亲授西乡隆盛的弟弟、31岁的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多兵士，大举进攻台湾。“探险队”以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并聘请美国人、外务省二等官李仙得为顾问。一心想借助日本锋利的倭刀为美国资本在台开路的“山姆大叔”，对日本此次征台大施援手，不仅同意商借船只船员，帮助运载军队、武器弹药，还派美国海军少校凯瑟尔在日本“台湾生番探险队”中任参谋，美国陆军中尉华逊指导建筑工事。 4月10日，西乡从道照会闽浙总督李鹤年说：“迩年我国人民遭风漂到彼地，多被惨害……是以我皇上委本中将，深入番地，以安良民。至若船过贵境，固无他意，应毋阻拒。” 此前，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已照会清廷总理衙门，声明要出兵台湾：“前年冬，我国人漂流其地，被杀戮者数十名，我政府将出师问罪。考虑不告明贵国起兵，受无端猜疑，伤两和好，所以预先说明。” 强盗加无赖，却要戴上亲善的彩釉面具! 可惜清朝的官老爷们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当慈禧接到大臣的奏报时，西乡从道的舰队已靠近台湾琅峤了。 高山族同胞浴血奋战守石门 5月初的琅峤(恒春)，是最忙碌的捕鱼季节。渔民们忽听得远方传来隆隆的响声，抬眼看见黑压压一群舰船气势汹汹地驶过来。从舰船发出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团团黄黑色的硝烟在天空散开，湛蓝的海水汹涌翻腾，吞没了一艘艘渔船，木船残骸和渔民的尸体在海面沉浮。船工们拼命划桨，试图靠岸，尖利呼啸的枪弹在他们身边飞过。 日军在琅峤登陆后，进至社寮扎营，尔后沿四重溪进攻。所到之处都遭到“原住民”高山族人的迎头痛击。 5月14日，清廷下诏云：“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清廷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受侵地区察看，并授予他军事外交大权，以福建布政使潘蔚帮同筹划。 清廷照会日本外务省，对其侵台提出强烈抗议。西乡从道于5月22日亲抵琅峤，调整部署，令日军猛攻石门要隘。 石门的“原住民”，原本就有热爱家乡的传统，经首领阿禄父子的鼓动，同仇敌忾，顽强抵抗。 这天，大雨瓢泼，雷声大作。牡丹社人或身披蓑衣，或头戴斗笠，或头上绑着一张芭蕉叶，呼喊着，毫不畏惧地死守石门，顽强阻击来牙巳日军。 日军在石门死伤累累。参谋佐久间佐马太逼着“熟番”带路，从另路偷袭。牡丹社人打出了英雄本色，但长矛弓箭毕竟不敌枪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领阿禄父子也不幸殉难。 西乡从道看着眼前这惨烈的场面，半晌不语。他看见一棵树下躺卧着一位头人模样的老者，剥去树皮的树上是一行血迹斑斑的汉字。西乡从道迟疑了一会，问翻译：“树上写的是什么?” 翻译念道： “过路的旅人，请带口信给深山中的牡丹社族人，他们的战士浴血奋战，全部阵亡，没有一个离开守卫的石门。” 西乡从道听完，怔了半晌。随后下令，为纪念死于此役的日军，在石门建造一座高30米的“忠魂碑”。 石门失陷，日军突人隘口，土番族人退入山地坚持战斗。 发动生熟番全面设防打敌寇 得悉日军悍然登陆台湾，清廷旋于5月29日改授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带领船舰从速赴台。 日军一刻也没停下侵台步伐。6月2日，3000多入侵者，兵分三路，进攻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大敌当前，两社高山族同胞退出村寨，于丛林深处设伏打击进犯者。他们熟悉路径，登山健步如飞，攀援神速。遁人深山莽林后，如同虎豹归山，隐蔽灵活地打击敌人。 西乡从道见迭遭打击，狂怒不已，下令将两社的茅屋尽行焚毁。房上蹿出的浓浓黑烟遮天蔽日，更激起身在深山老林的两社居民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他们携手并肩，众志成城。在他们顽强而灵活的抵抗下，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沈葆桢是名臣林则徐之婿。临危受命时，与众随从起誓：决将倭寇从台湾驱逐出去。抵安平后，他即召见台湾兵备道、总兵等一千人员，了解战情，分析日军战术打法。他作出军事部署，下令切断西乡从道的供应补给线，截击日军的运输船，使日军在台湾买不到粮、煤，在福州、厦门买不到医药及军需物资。 在沈葆桢看来，眼下所宜实行者有三：一日理谕，二曰设防，三日开禁。三者中，尤以设防为最重要。设防牢固，准备充分，西乡见获胜机会渺茫，就会坐下来谈判，这就提供了向他“理谕”的机会，最终可将他们赶出海岛。至于开禁，非如今所能猝办，必等外侮稍定，再行图之。 沈葆桢还对台湾委员周有基等人说：“你们选些武功高强、善用洋枪的精兵，乔装成山民，分数支潜入南路各番社，与山民并肩打击倭奴。” 沈葆桢担心西乡从道对山民诱以财利，骗以口惠，使其落人招抚、招降的圈套，盲目归附倭奴，故有此策。如此，一则山民感激朝廷派兵保护他们，自然归顺王化，二则可拖住西乡，争取更多时间设防。 在沈葆桢的督促下，各人立即行动起来。千总郭占鳌翌日就率十名精兵，一律身穿箭衣，脚踏软底皂靴，佩戴洋枪刀剑，趁月色朦胧悄悄摸进山社。一伙倭寇在毒打酋长浮禄等山民，郭占鳌打个手势，手下人
眨眼工夫就将倭寇解决了。 郭占鳌命令给浮禄等人松绑后，又将缴获的日军枪支送给浮禄，说：“朝廷派我们来解救你们，这些武器就留在社里打倭寇!” 浮禄深受感动，众山民摇晃着火把高呼：“感谢朝廷!感谢朝廷!” 周有基等几路分队也深入各村寨、番社，与山民并肩作战，宣传联合抗倭。各社头人纷纷具结承诺：“永世归顺大清，齐心抗倭，决不背叛。” 沈葆桢初踏台岛，深感民心之重要。高山族敢于同武器精良强于自己百倍的日军拼杀，不惜战至最后一人，勇哉，伟哉!沈葆桢甚为高兴，决定向各头人授予银牌，发给服装和生活必需品。 6月下旬，沈葆桢命福建布政使潘蔚前往琅峤，与西乡从道谈判，并代交照会，促其退兵。这份由沈葆桢亲自起草的照会，声明“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余年”，严正驳斥日人以琉球难民被戕为侵台借口。上海《申报》曾发表时评，论及这篇照会说：“理直气壮，言言中肯……中国之直，日本之曲，一览而愈昭矣!” 敌人陷泥潭求谈判体面撤军 通过与日方接触、辩论，观察、分析日军在台的行径，沈葆桢意识到日军有久踞台湾之意，非拥有一支劲旅不能逼其退兵。 李鸿章在得到日军发兵台湾的确凿消息后，在6月初致总理衙门的另一封信中，主张慎重从事，因为兵端一开，便可能“有意外之变”。他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日本人的狡猾和接二连三表现出来的不友好，尤其是侵台这个突发事件，使李鸿章对中日合作、共同反对西方挑战不再抱有幻想，但他仍力图避免中日关系完全破裂。一者他过分地估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认为清朝的陆军和海军尚不足与日本抗衡；再者，也是最为重要的，在他的外交政策中，他一直在防止日本和西方合作针对中国。虽然不主张轻易对日用兵，但他仍同沿海各省督抚通力合作部署台湾沿海防务。此乃李鸿章为加强中国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而采取的军事措施。 李鸿章的训导，使沈葆桢一度惘然，竟吟哦起福建同乡、清代名臣蓝鼎元的咏台诗句：“台湾虽绝岛，半壁为藩篱，沿海六七省，口岸密相依。台安一方乐，台动天下疑。” 蓝鼎元对台湾的远见卓识，深深影响着林则徐的这位女婿。身为钦差的沈葆桢，决心不负皇恩，不辱先人，无论如何也要为国家护住台湾这“东南钥匙”。于是，面对台湾的严峻形势，沈葆桢有节制地修改了李鸿章的外交政策。7月4日，他奏请调洋枪队增防台湾。为了加强海上防卫力量，他再次奏请购买铁甲船，招募土著、壮勇五百人，名为“安抚军”，命驻凤山。 这些举措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他说：“如果加紧战备，同日本的冲突就有可能避免。”李鸿章还积极地向总理衙门提议，将徐州淮军唐一奎部13个营派往台湾。 7月13日，李鸿章奉旨“统筹全局”，安排六艘轮船，将增援部队运往台湾。 沈葆桢在援军到来后，心中更是坦然，他积极防御，对日军构成重大军事压力。他不仅要赶走日军，还要拿回台湾海峡的制海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侵台日军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因不服水土，登陆士兵6月中旬后犯病者日多，染上痢疾者每天病死四五人。台湾民众尤其是高山族人民的不断袭击，更使这支基本丧失战斗力的军队不得安生，后援困难的窘境也使侵略军不能自拔。消息传到东京，急坏了发不出军饷的日本政府。 进退维谷的日本政府得知清政府不断增援，已感武力征服无望，只寄希望于谈判，求得体面撤军。 自九月中旬至十月底，中日双方共进行了七次谈判。中方谈判代表是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谈判中，他始终坚决维护中国在台湾全岛的主权，严正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在美、英、法列强的压力之下，终于作了让步，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退兵，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赔偿日本在台“修道建房等件”银四十万两。 日方谈判代表太久保利通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谈判不得终结……招致损失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强盗加无赖找借口侵占台湾 1868年，16岁的日本天皇睦仁取中国《易经》“向明而治”之意，定年号为“明治”，实行“维新运动”。从此，小岛国得以兴盛，开始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清同治十三年)初，日本国拟定《台湾番地处分要略》，2月就制订了侵台的完整方案《台湾番地征伐要略》。 这份一级绝密文件，包括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从政治、舆论、宣传、外交、特工等方面落实到行动的具体步骤上。日本政府悍然宣布在长崎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随后又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 按“征伐要略”的步骤，日本政府首先派遣柳原前光任日本驻华公使，派福岛九成任厦门领事兼理淡水有关外交事宜。3月，根据军部指示，陆军少佐桦山资纪、特工水野遵等人前往福州，建立日本特工谍报据点，尔后汇合在华留学生，潜往台湾琅峤(恒春)、柴城等地调查，绘制地图。在华的其他日本留学生，也纷纷潜入中国大陆和台湾各地搜集情报。这些日本间谍提供了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并特别提醒日本政府，欧美列强均在觊觎台湾，日本“展缓一日则失一日之良机”，呼吁当局早日动手。一时间，长崎港内驻满整装待发的海军士兵。同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世界范围大造日本届国琉球民众被台湾“土番”杀害的舆论。 4月4日，明治天皇亲授西乡隆盛的弟弟、31岁的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多兵士，大举进攻台湾。“探险队”以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并聘请美国人、外务省二等官李仙得为顾问。一心想借助日本锋利的倭刀为美国资本在台开路的“山姆大叔”，对日本此次征台大施援手，不仅同意商借船只船员，帮助运载军队、武器弹药，还派美国海军少校凯瑟尔在日本“台湾生番探险队”中任参谋，美国陆军中尉华逊指导建筑工事。 4月10日，西乡从道照会闽浙总督李鹤年说：“迩年我国人民遭风漂到彼地，多被惨害……是以我皇上委本中将，深入番地，以安良民。至若船过贵境，固无他意，应毋阻拒。” 此前，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已照会清廷总理衙门，声明要出兵台湾：“前年冬，我国人漂流其地，被杀戮者数十名，我政府将出师问罪。考虑不告明贵国起兵，受无端猜疑，伤两和好，所以预先说明。” 强盗加无赖，却要戴上亲善的彩釉面具! 可惜清朝的官老爷们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当慈禧接到大臣的奏报时，西乡从道的舰队已靠近台湾琅峤了。 高山族同胞浴血奋战守石门 5月初的琅峤(恒春)，是最忙碌的捕鱼季节。渔民们忽听得远方传来隆隆的响声，抬眼看见黑压压一群舰船气势汹汹地驶过来。从舰船发出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团团黄黑色的硝烟在天空散开，湛蓝的海水汹涌翻腾，吞没了一艘艘渔船，木船残骸和渔民的尸体在海面沉浮。船工们拼命划桨，试图靠岸，尖利呼啸的枪弹在他们身边飞过。 日军在琅峤登陆后，进至社寮扎营，尔后沿四重溪进攻。所到之处都遭到“原住民”高山族人的迎头痛击。 5月14日，清廷下诏云：“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清廷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受侵地区察看，并授予他军事外交大权，以福建布政使潘蔚帮同筹划。 清廷照会日本外务省，对其侵台提出强烈抗议。西乡从道于5月22日亲抵琅峤，调整部署，令日军猛攻石门要隘。 石门的“原住民”，原本就有热爱家乡的传统，经首领阿禄父子的鼓动，同仇敌忾，顽强抵抗。 这天，大雨瓢泼，雷声大作。牡丹社人或身披蓑衣，或头戴斗笠，或头上绑着一张芭蕉叶，呼喊着，毫不畏惧地死守石门，顽强阻击来牙巳日军。 日军在石门死伤累累。参谋佐久间佐马太逼着“熟番”带路，从另路偷袭。牡丹社人打出了英雄本色，但长矛弓箭毕竟不敌枪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领阿禄父子也不幸殉难。 西乡从道看着眼前这惨烈的场面，半晌不语。他看见一棵树下躺卧着一位头人模样的老者，剥去树皮的树上是一行血迹斑斑的汉字。西乡从道迟疑了一会，问翻译：“树上写的是什么?” 翻译念道： “过路的旅人，请带口信给深山中的牡丹社族人，他们的战士浴血奋战，全部阵亡，没有一个离开守卫的石门。” 西乡从道听完，怔了半晌。随后下令，为纪念死于此役的日军，在石门建造一座高30米的“忠魂碑”。 石门失陷，日军突人隘口，土番族人退入山地坚持战斗。 发动生熟番全面设防打敌寇 得悉日军悍然登陆台湾，清廷旋于5月29日改授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带领船舰从速赴台。 日军一刻也没停下侵台步伐。6月2日，3000多入侵者，兵分三路，进攻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大敌当前，两社高山族同胞退出村寨，于丛林深处设伏打击进犯者。他们熟悉路径，登山健步如飞，攀援神速。遁人深山莽林后，如同虎豹归山，隐蔽灵活地打击敌人。 西乡从道见迭遭打击，狂怒不已，下令将两社的茅屋尽行焚毁。房上蹿出的浓浓黑烟遮天蔽日，更激起身在深山老林的两社居民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他们携手并肩，众志成城。在他们顽强而灵活的抵抗下，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沈葆桢是名臣林则徐之婿。临危受命时，与众随从起誓：决将倭寇从台湾驱逐出去。抵安平后，他即召见台湾兵备道、总兵等一千人员，了解战情，分析日军战术打法。他作出军事部署，下令切断西乡从道的供应补给线，截击日军的运输船，使日军在台湾买不到粮、煤，在福州、厦门买不到医药及军需物资。 在沈葆桢看来，眼下所宜实行者有三：一日理谕，二曰设防，三日开禁。三者中，尤以设防为最重要。设防牢固，准备充分，西乡见获胜机会渺茫，就会坐下来谈判，这就提供了向他“理谕”的机会，最终可将他们赶出海岛。至于开禁，非如今所能猝办，必等外侮稍定，再行图之。 沈葆桢还对台湾委员周有基等人说：“你们选些武功高强、善用洋枪的精兵，乔装成山民，分数支潜入南路各番社，与山民并肩打击倭奴。” 沈葆桢担心西乡从道对山民诱以财利，骗以口惠，使其落人招抚、招降的圈套，盲目归附倭奴，故有此策。如此，一则山民感激朝廷派兵保护他们，自然归顺王化，二则可拖住西乡，争取更多时间设防。 在沈葆桢的督促下，各人立即行动起来。千总郭占鳌翌日就率十名精兵，一律身穿箭衣，脚踏软底皂靴，佩戴洋枪刀剑，趁月色朦胧悄悄摸进山社。一伙倭寇在毒打酋长浮禄等山民，郭占鳌打个手势，手下人
眨眼工夫就将倭寇解决了。 郭占鳌命令给浮禄等人松绑后，又将缴获的日军枪支送给浮禄，说：“朝廷派我们来解救你们，这些武器就留在社里打倭寇!” 浮禄深受感动，众山民摇晃着火把高呼：“感谢朝廷!感谢朝廷!” 周有基等几路分队也深入各村寨、番社，与山民并肩作战，宣传联合抗倭。各社头人纷纷具结承诺：“永世归顺大清，齐心抗倭，决不背叛。” 沈葆桢初踏台岛，深感民心之重要。高山族敢于同武器精良强于自己百倍的日军拼杀，不惜战至最后一人，勇哉，伟哉!沈葆桢甚为高兴，决定向各头人授予银牌，发给服装和生活必需品。 6月下旬，沈葆桢命福建布政使潘蔚前往琅峤，与西乡从道谈判，并代交照会，促其退兵。这份由沈葆桢亲自起草的照会，声明“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余年”，严正驳斥日人以琉球难民被戕为侵台借口。上海《申报》曾发表时评，论及这篇照会说：“理直气壮，言言中肯……中国之直，日本之曲，一览而愈昭矣!” 敌人陷泥潭求谈判体面撤军 通过与日方接触、辩论，观察、分析日军在台的行径，沈葆桢意识到日军有久踞台湾之意，非拥有一支劲旅不能逼其退兵。 李鸿章在得到日军发兵台湾的确凿消息后，在6月初致总理衙门的另一封信中，主张慎重从事，因为兵端一开，便可能“有意外之变”。他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日本人的狡猾和接二连三表现出来的不友好，尤其是侵台这个突发事件，使李鸿章对中日合作、共同反对西方挑战不再抱有幻想，但他仍力图避免中日关系完全破裂。一者他过分地估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认为清朝的陆军和海军尚不足与日本抗衡；再者，也是最为重要的，在他的外交政策中，他一直在防止日本和西方合作针对中国。虽然不主张轻易对日用兵，但他仍同沿海各省督抚通力合作部署台湾沿海防务。此乃李鸿章为加强中国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而采取的军事措施。 李鸿章的训导，使沈葆桢一度惘然，竟吟哦起福建同乡、清代名臣蓝鼎元的咏台诗句：“台湾虽绝岛，半壁为藩篱，沿海六七省，口岸密相依。台安一方乐，台动天下疑。” 蓝鼎元对台湾的远见卓识，深深影响着林则徐的这位女婿。身为钦差的沈葆桢，决心不负皇恩，不辱先人，无论如何也要为国家护住台湾这“东南钥匙”。于是，面对台湾的严峻形势，沈葆桢有节制地修改了李鸿章的外交政策。7月4日，他奏请调洋枪队增防台湾。为了加强海上防卫力量，他再次奏请购买铁甲船，招募土著、壮勇五百人，名为“安抚军”，命驻凤山。 这些举措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他说：“如果加紧战备，同日本的冲突就有可能避免。”李鸿章还积极地向总理衙门提议，将徐州淮军唐一奎部13个营派往台湾。 7月13日，李鸿章奉旨“统筹全局”，安排六艘轮船，将增援部队运往台湾。 沈葆桢在援军到来后，心中更是坦然，他积极防御，对日军构成重大军事压力。他不仅要赶走日军，还要拿回台湾海峡的制海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侵台日军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因不服水土，登陆士兵6月中旬后犯病者日多，染上痢疾者每天病死四五人。台湾民众尤其是高山族人民的不断袭击，更使这支基本丧失战斗力的军队不得安生，后援困难的窘境也使侵略军不能自拔。消息传到东京，急坏了发不出军饷的日本政府。 进退维谷的日本政府得知清政府不断增援，已感武力征服无望，只寄希望于谈判，求得体面撤军。 自九月中旬至十月底，中日双方共进行了七次谈判。中方谈判代表是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谈判中，他始终坚决维护中国在台湾全岛的主权，严正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在美、英、法列强的压力之下，终于作了让步，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退兵，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赔偿日本在台“修道建房等件”银四十万两。 日方谈判代表太久保利通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谈判不得终结……招致损失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