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月12日 06:15
来源：东方早报
字号:T|T
0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 在制定指标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不要走向内斗，戾气不要太重，要让社会走向和谐的状态。表面上的指标体系背后主导的理念十分重要。较高的文化程度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一种很自然的社会选择。人要理性，不能太民粹主义了。
郑梓桢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期间经历着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过程，广东是其中最活跃，规模最大的部分。当前，广东的人口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有三个特点：
一、流动人口的数量规模庞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广东省流动人口3128.1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逾千万人，增幅近五成。
二、广东的流动人口以省外的流动人口为主体。流动人口中，属于省外的为2149.88万人，省内的为978.29万人，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流动人口的6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省外流入人口增加643.39万人，增长42.7%。
三、广东的流动人口90%以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省外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是广东流动人口的现状。
这种现状在人口的城市化方面主要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人口城市化非常迅速，广东的城市化在珠江三角洲已经超过70%。但是城市的流动人口缺乏城市身份。其次，广东的流动人口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基本集中在珠江三角洲。
全国首个积分制尝试
广东的资源还是处于短缺的状态，在这个背景下，面临以省外流动人口为主的群体，广东的应对政策是通过积分制入户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双管齐下。我相信广东的经验对于上海也可以有所借鉴。
广东在全国首先实行了一种积分制，遵循目的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权利与义务对等，低成本原则，根据地区的财政能力，综合考虑流动人口在城镇当地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投资规模、纳税额度、获奖等级、计划生育、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积分登记。累积到一定的积分即可以申请入户。这一种积分制在广东21个地级市里面全面实行，各个城市根据自己城市的情况确定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解决户籍问题不可能一朝解决，所以拿到户籍的农民工毕竟还是少数。
积分制这种制度好不好，有没有推广的价值？当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它，它推行了两三年，从人口上来说每年可以有10多万人迁入广东，那么几年来就有30多万人。首先，这让流动人口看到了希望，因为不管从前的人才入户还是买房入户也好，都是针对少数人的政策，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平等地走向城市。那么现在的制度在国内是第一次，让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找到一种机制引导进城农民工软着陆，同时也是户籍管理制度真正松绑的第一步。广东省的实践，让30多万的流动人口解决了问题，但是相对于广东3000多万的流动人口又是微不足道的。
在目前户籍制度还没有破除的背景下，意味着流动人口对户籍还是有要求，如果完全没有户籍的限制，也不会催生积分制以此来换户口。户籍制度放松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小城镇已经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大城市的流动仍比较拥挤，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公平起见，只能靠排队。积分制其实也是排队的一种普遍化，排队可以理解成按照来到城市的时间长短给流动人口打分。无论怎么让流动人口获得本地户籍，都需要一个标准，关键在于哪一个更公平，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积分制入户籍是当前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进城并不一定是谋求这个城市的户籍，他主要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种平等、公平的制度对待，并且也便于他自由地流动。在亚洲继续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上升，需要尊严。所以广东又实行了第二种应对措施，就是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公共服务跟基本公共服务是有不同的，公共服务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公平，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里边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公平。广东就要实现在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八个方面，简单说就是四个公共和四个保障。
四个公共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
四个保障包括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
广东已经在全省21个市实行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各个城市的待遇根据各自城市的经济水平和财政实力，水平有所不同。但是就广州而言，据我所知，这八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除了公办学校学位、低保和廉租房尚未完全覆盖外，流动人口在广东可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除了这三点，其他外来人口跟广东本地的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待遇是一样的，可以买社保，买医保，可以租房子，就业很自由，培训很自由。公共设施大家都公平地使用。
抛弃“户籍情结”
广东省的政策出台以后大家有很多讨论，我觉得有必要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我发现当下从学界、舆论界到社会都有一点“户籍情结”。比如在讨论积分制的时候，文章标题都带“积分制入户”。
我不是说这种想法不对，不过当初设计积分制的本意还不是以入户为目标。我们当初课题的名字叫“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入户制度”，它有一个功能是最终入户，另外一个所谓管理功能，就是政府服务。在没有解决户籍问题之前，或者解决户籍问题的过程中，要做到有序和公平，要让流动人口逐步接受城市的文化和行为规范，所以要实施一系列的服务，用利益为导向让他们实现更好的生活。
当时在中山设计的时候，还不光看能不能达到最后入户的分数，从一个人一开始获得积分开始，他所能得到的公共服务也有了变化。比如孩子入学也是靠积分制来筛选，大家都想进公立小学，当公立小学名额不足的时候，就开始对比家长的积分。比如一个人劳动合同签订更早、纳税更多，还当义工，积分肯定高，那他的小孩肯定先进公立小学。中山一个城市的政府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对流动人口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很周到，但是政府应该想办法引导帮助流动人口，当时在药房买药都可以凭积分获得一定的优惠。
广东目前的政策是分层的，第一是入户，第二万一我没能落户，那么政府是不是就不给我公平对待了呢？在中山试验的基础上，广东省还实施了“广东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在“上海论坛”的讨论环节中有学者问我，现在全国户籍都要放开了你为什么还要搞积分制呢？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种“户籍情结”，为什么总盯着户籍不放呢？首先户籍还在发挥作用，一点都没有过时，否则大家为什么要争呢？而积分制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服务管理。现在的提法叫做“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在户籍制度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城市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均等化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广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只比积分制晚了半年。
目前，前面提到的八个方面公共服务只有分别下属的三个小点没有做到户籍居民和流动人口一个样。首先是低保，因为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一样缴费，没有区别。但是低保只有本地人享有，流动人口没有。这是实力的限制，如果流动人口都有低保了相当于号召全国的残疾人等等困难群体一起来广东。且不说发达地区低保数目是不是比中西部地区要高，有些地方连低保都没有，大家肯定蜂拥而至。
其次可以保证流动人口的子女就学，但是不能保证能进公立学校，这就是靠积分制创造的类似“排队”的机制。在公立学校的数量足够之前，大家只能在私立学校将就。
第三，廉租房也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连本地人想住廉租房也很困难，也要通过摇号等手段来分配。这三点共同的问题都是实力问题，上海市政府可能是全国实力最足的，但是我估计上海也不敢全部放开，就凭着可以获得廉租房，全国人民也都得过来。
在广东，如果要获得这些不能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也是靠积分制。政府提供的是基本公共服务，所谓“底线上的公平”。政府提供不了完全的公平，可能这世上也没有完全的公平存在。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首先是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了，然后把这个标准一步步提高。当然实力之外还有个导向的问题，比如全国都有低保而且水平相当，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理性地进行选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一个最低的公平的环境，便于流动人口进城入户，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城市去。我不赞成这种待遇是碎片化的，我认为在资源短缺的背景下，这是一种积极的准城市化，让流动人口安下心来，逐步在城市扎根。所以上海如果要宣传或者推行积分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有太重的“户籍情结”。眼睛不要光盯着积分制模式，模式不光解决入户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积分制同时进行的。或者根据中山的做法，两者合二为一。即使先推行积分制，也要对流动人口前述八个方面的待遇做出交代。如果上海要推行积分制，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解决入户问题，一条腿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流动人口一定会问：“如果拿不到户口，你们怎么待我？我能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生存？”
追求和谐理性的城市化
我认为，在制定积分制相关政策的过程中，有三个观念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各人起点可能不公平，但是要机会公平；第二是要坚持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不要养懒人，能不能拿户口不是看关系好坏，而是要看实力吃饭；第三，个人要理性选择，农民工也好，大学生也好，有一个激励机制，不行可以去读书，再不行去二三线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可以嘛。如果实力不够，而又一定要留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么可能在社会流动中要往下流动了。所以说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是社会的规则存在就需要正视它。
因此，如果大家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然后通过市场进行选择，那么城市化就会是一个平和的进程，而不是刀光剑影的。这种导向机制的本质就是激励人向上，比如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积分就越高。很多学者、很多老百姓包括政府官员也质问我，说你这样搞了农民工教育程度低又进不了城了。那我回应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呢？没有文化就应该进城？积分制鼓励了教育水平高的人落户，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目的。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还想过把教育作为特殊权重，但是最后我还是把它和其他方面平权。因为能不能上大学并不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导致一个人上不上大学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家庭因素。而且一个城市不仅需要高文化的人才，一些服务性的岗位也需要文化素质不高的人。
所以这些指标确定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理念的变迁。而且农民工也都是年轻人，20来岁，如果努力三年把自己的初中文凭提升至高中文凭行不行？不同职业技能积分也是不同的，去读书拿个高级技工行不行？晚三年进城，还是20多岁嘛。这一点我们也参照了其他国家的积分制，在他们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教育程度是一个核心指标。在目前的情况下，教育也是比较公平的指标，技能水平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出身不能选择，但是教育是可以后天努力的。
也有学者指出积分制需要的证明比较多，手续很繁杂，比如有些证件可能还要回家乡去取。我最后倾向认为这道关还是需要把守，因为现在社会上造假的情况很多，这个措施根本目的不是方便政府，而是保护流动人口利益，拿假的和真的来比反而造成不公平。
政府认真核实是为了保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当然我不反对某些方面可以简化，譬如我看到报纸上说深圳取消了“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一项入户标准。我认为很好，这和我的设计理念是相通的，有犯罪记录和有违法生育记录之前很多人直接要求一票否决，而我的理念是人很有可能犯错误，但要给出路，扣分是可以的，但是以此为标准拒人千里是不对的。
所以在制定指标的时候，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不要走向内斗，戾气不要太重，要让社会走向和谐的状态。表面上是一些指标体系，但背后要看清是什么理念在主导，我相信这些对于上海都是很有启发的。
比如为什么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容易获得更高的积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在别人打牌的时候学习，到头来我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社会地位也高，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社会选择。所以这个问题我会一直坚持，人要理性，不能太民粹主义了。我相信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现在没有计划经济了，在市场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是大家都承认的。
正因为积分制是市场主导的，我们发现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另一些城市就显得非常拥挤，大家都很想去；相反有些城市把批准入户的分数降得很低，但是没什么人去。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嘛，就像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了都往北上广挤，尽管有可能希望不大。这对于农民工其实也是一样，他也有他的判断，可能比大学生更加理性。所以我认为大家选择标准不同，也很正常。
而我认为正因为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更体现了积分制的效能，不能说崇明岛没人去就不需要积分制，因为市中心肯定需要，否则交代不过去。那么如果崇明岛没有积分制的话，又会有人说这是歧视，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去崇明岛？这说明上海市政府导向也有问题？或者我把户口落在崇明，去市里工作不可以吗？中山已经遇到这个情况，它原来是从县级市升上来的，那么原先下属的20多个镇分布不均，有些比较偏远，就没人去呗。分数定得很低也没号召力，这些都是新问题，当然都是技术问题。
在“上海论坛”上的最大收获就是不要有过分的“户籍情结”。假如上海也要推行积分制，那么我会关注这个进程的。关键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和积分制同步推行，如果不采取两者并行的形式，那也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内容在积分制当中体现出来。政府推行这个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使大家在社会生活中公平公正，同时让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保持有序。■
（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原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本文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黄世瑾根据作者在第七届“上海论坛”所做的讲稿采访整理而成，已经作者审订。）
2012年06月12日 06:15
来源：东方早报
字号:T|T
0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 在制定指标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不要走向内斗，戾气不要太重，要让社会走向和谐的状态。表面上的指标体系背后主导的理念十分重要。较高的文化程度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一种很自然的社会选择。人要理性，不能太民粹主义了。
郑梓桢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期间经历着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过程，广东是其中最活跃，规模最大的部分。当前，广东的人口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有三个特点：
一、流动人口的数量规模庞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广东省流动人口3128.1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逾千万人，增幅近五成。
二、广东的流动人口以省外的流动人口为主体。流动人口中，属于省外的为2149.88万人，省内的为978.29万人，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流动人口的6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省外流入人口增加643.39万人，增长42.7%。
三、广东的流动人口90%以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省外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是广东流动人口的现状。
这种现状在人口的城市化方面主要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人口城市化非常迅速，广东的城市化在珠江三角洲已经超过70%。但是城市的流动人口缺乏城市身份。其次，广东的流动人口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基本集中在珠江三角洲。
全国首个积分制尝试
广东的资源还是处于短缺的状态，在这个背景下，面临以省外流动人口为主的群体，广东的应对政策是通过积分制入户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双管齐下。我相信广东的经验对于上海也可以有所借鉴。
广东在全国首先实行了一种积分制，遵循目的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权利与义务对等，低成本原则，根据地区的财政能力，综合考虑流动人口在城镇当地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投资规模、纳税额度、获奖等级、计划生育、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积分登记。累积到一定的积分即可以申请入户。这一种积分制在广东21个地级市里面全面实行，各个城市根据自己城市的情况确定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解决户籍问题不可能一朝解决，所以拿到户籍的农民工毕竟还是少数。
积分制这种制度好不好，有没有推广的价值？当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它，它推行了两三年，从人口上来说每年可以有10多万人迁入广东，那么几年来就有30多万人。首先，这让流动人口看到了希望，因为不管从前的人才入户还是买房入户也好，都是针对少数人的政策，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平等地走向城市。那么现在的制度在国内是第一次，让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找到一种机制引导进城农民工软着陆，同时也是户籍管理制度真正松绑的第一步。广东省的实践，让30多万的流动人口解决了问题，但是相对于广东3000多万的流动人口又是微不足道的。
在目前户籍制度还没有破除的背景下，意味着流动人口对户籍还是有要求，如果完全没有户籍的限制，也不会催生积分制以此来换户口。户籍制度放松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小城镇已经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大城市的流动仍比较拥挤，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公平起见，只能靠排队。积分制其实也是排队的一种普遍化，排队可以理解成按照来到城市的时间长短给流动人口打分。无论怎么让流动人口获得本地户籍，都需要一个标准，关键在于哪一个更公平，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积分制入户籍是当前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进城并不一定是谋求这个城市的户籍，他主要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种平等、公平的制度对待，并且也便于他自由地流动。在亚洲继续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上升，需要尊严。所以广东又实行了第二种应对措施，就是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公共服务跟基本公共服务是有不同的，公共服务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公平，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里边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公平。广东就要实现在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八个方面，简单说就是四个公共和四个保障。
四个公共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
四个保障包括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
广东已经在全省21个市实行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各个城市的待遇根据各自城市的经济水平和财政实力，水平有所不同。但是就广州而言，据我所知，这八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除了公办学校学位、低保和廉租房尚未完全覆盖外，流动人口在广东可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除了这三点，其他外来人口跟广东本地的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待遇是一样的，可以买社保，买医保，可以租房子，就业很自由，培训很自由。公共设施大家都公平地使用。
抛弃“户籍情结”
广东省的政策出台以后大家有很多讨论，我觉得有必要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我发现当下从学界、舆论界到社会都有一点“户籍情结”。比如在讨论积分制的时候，文章标题都带“积分制入户”。
我不是说这种想法不对，不过当初设计积分制的本意还不是以入户为目标。我们当初课题的名字叫“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入户制度”，它有一个功能是最终入户，另外一个所谓管理功能，就是政府服务。在没有解决户籍问题之前，或者解决户籍问题的过程中，要做到有序和公平，要让流动人口逐步接受城市的文化和行为规范，所以要实施一系列的服务，用利益为导向让他们实现更好的生活。
当时在中山设计的时候，还不光看能不能达到最后入户的分数，从一个人一开始获得积分开始，他所能得到的公共服务也有了变化。比如孩子入学也是靠积分制来筛选，大家都想进公立小学，当公立小学名额不足的时候，就开始对比家长的积分。比如一个人劳动合同签订更早、纳税更多，还当义工，积分肯定高，那他的小孩肯定先进公立小学。中山一个城市的政府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对流动人口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很周到，但是政府应该想办法引导帮助流动人口，当时在药房买药都可以凭积分获得一定的优惠。
广东目前的政策是分层的，第一是入户，第二万一我没能落户，那么政府是不是就不给我公平对待了呢？在中山试验的基础上，广东省还实施了“广东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在“上海论坛”的讨论环节中有学者问我，现在全国户籍都要放开了你为什么还要搞积分制呢？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种“户籍情结”，为什么总盯着户籍不放呢？首先户籍还在发挥作用，一点都没有过时，否则大家为什么要争呢？而积分制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服务管理。现在的提法叫做“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在户籍制度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城市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均等化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广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只比积分制晚了半年。
目前，前面提到的八个方面公共服务只有分别下属的三个小点没有做到户籍居民和流动人口一个样。首先是低保，因为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一样缴费，没有区别。但是低保只有本地人享有，流动人口没有。这是实力的限制，如果流动人口都有低保了相当于号召全国的残疾人等等困难群体一起来广东。且不说发达地区低保数目是不是比中西部地区要高，有些地方连低保都没有，大家肯定蜂拥而至。
其次可以保证流动人口的子女就学，但是不能保证能进公立学校，这就是靠积分制创造的类似“排队”的机制。在公立学校的数量足够之前，大家只能在私立学校将就。
第三，廉租房也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连本地人想住廉租房也很困难，也要通过摇号等手段来分配。这三点共同的问题都是实力问题，上海市政府可能是全国实力最足的，但是我估计上海也不敢全部放开，就凭着可以获得廉租房，全国人民也都得过来。
在广东，如果要获得这些不能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也是靠积分制。政府提供的是基本公共服务，所谓“底线上的公平”。政府提供不了完全的公平，可能这世上也没有完全的公平存在。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首先是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了，然后把这个标准一步步提高。当然实力之外还有个导向的问题，比如全国都有低保而且水平相当，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理性地进行选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一个最低的公平的环境，便于流动人口进城入户，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城市去。我不赞成这种待遇是碎片化的，我认为在资源短缺的背景下，这是一种积极的准城市化，让流动人口安下心来，逐步在城市扎根。所以上海如果要宣传或者推行积分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有太重的“户籍情结”。眼睛不要光盯着积分制模式，模式不光解决入户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积分制同时进行的。或者根据中山的做法，两者合二为一。即使先推行积分制，也要对流动人口前述八个方面的待遇做出交代。如果上海要推行积分制，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解决入户问题，一条腿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流动人口一定会问：“如果拿不到户口，你们怎么待我？我能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生存？”
追求和谐理性的城市化
我认为，在制定积分制相关政策的过程中，有三个观念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各人起点可能不公平，但是要机会公平；第二是要坚持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不要养懒人，能不能拿户口不是看关系好坏，而是要看实力吃饭；第三，个人要理性选择，农民工也好，大学生也好，有一个激励机制，不行可以去读书，再不行去二三线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可以嘛。如果实力不够，而又一定要留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么可能在社会流动中要往下流动了。所以说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是社会的规则存在就需要正视它。
因此，如果大家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然后通过市场进行选择，那么城市化就会是一个平和的进程，而不是刀光剑影的。这种导向机制的本质就是激励人向上，比如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积分就越高。很多学者、很多老百姓包括政府官员也质问我，说你这样搞了农民工教育程度低又进不了城了。那我回应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呢？没有文化就应该进城？积分制鼓励了教育水平高的人落户，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目的。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还想过把教育作为特殊权重，但是最后我还是把它和其他方面平权。因为能不能上大学并不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导致一个人上不上大学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家庭因素。而且一个城市不仅需要高文化的人才，一些服务性的岗位也需要文化素质不高的人。
所以这些指标确定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理念的变迁。而且农民工也都是年轻人，20来岁，如果努力三年把自己的初中文凭提升至高中文凭行不行？不同职业技能积分也是不同的，去读书拿个高级技工行不行？晚三年进城，还是20多岁嘛。这一点我们也参照了其他国家的积分制，在他们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教育程度是一个核心指标。在目前的情况下，教育也是比较公平的指标，技能水平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出身不能选择，但是教育是可以后天努力的。
也有学者指出积分制需要的证明比较多，手续很繁杂，比如有些证件可能还要回家乡去取。我最后倾向认为这道关还是需要把守，因为现在社会上造假的情况很多，这个措施根本目的不是方便政府，而是保护流动人口利益，拿假的和真的来比反而造成不公平。
政府认真核实是为了保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当然我不反对某些方面可以简化，譬如我看到报纸上说深圳取消了“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一项入户标准。我认为很好，这和我的设计理念是相通的，有犯罪记录和有违法生育记录之前很多人直接要求一票否决，而我的理念是人很有可能犯错误，但要给出路，扣分是可以的，但是以此为标准拒人千里是不对的。
所以在制定指标的时候，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不要走向内斗，戾气不要太重，要让社会走向和谐的状态。表面上是一些指标体系，但背后要看清是什么理念在主导，我相信这些对于上海都是很有启发的。
比如为什么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容易获得更高的积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在别人打牌的时候学习，到头来我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社会地位也高，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社会选择。所以这个问题我会一直坚持，人要理性，不能太民粹主义了。我相信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现在没有计划经济了，在市场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是大家都承认的。
正因为积分制是市场主导的，我们发现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另一些城市就显得非常拥挤，大家都很想去；相反有些城市把批准入户的分数降得很低，但是没什么人去。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嘛，就像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了都往北上广挤，尽管有可能希望不大。这对于农民工其实也是一样，他也有他的判断，可能比大学生更加理性。所以我认为大家选择标准不同，也很正常。
而我认为正因为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更体现了积分制的效能，不能说崇明岛没人去就不需要积分制，因为市中心肯定需要，否则交代不过去。那么如果崇明岛没有积分制的话，又会有人说这是歧视，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去崇明岛？这说明上海市政府导向也有问题？或者我把户口落在崇明，去市里工作不可以吗？中山已经遇到这个情况，它原来是从县级市升上来的，那么原先下属的20多个镇分布不均，有些比较偏远，就没人去呗。分数定得很低也没号召力，这些都是新问题，当然都是技术问题。
在“上海论坛”上的最大收获就是不要有过分的“户籍情结”。假如上海也要推行积分制，那么我会关注这个进程的。关键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和积分制同步推行，如果不采取两者并行的形式，那也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内容在积分制当中体现出来。政府推行这个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使大家在社会生活中公平公正，同时让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保持有序。■
（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原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本文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黄世瑾根据作者在第七届“上海论坛”所做的讲稿采访整理而成，已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