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崇安兄交往二十余年，知其是最能坐冷板凳做学问者，早年读过他的《中国史前艺术》、《商周艺术》、《雨林中的国度――追踪东南亚古代文明》等大作，获益匪浅。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崇安兄自言自语地说：我生在广西、吃在广西，在有生之年为广西的历史文化研究做些贡献才觉无愧。话尤在耳，日前便收到崇安兄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一书，知其言并非戏说。该书洋洋30余万字，图表200余幅，内容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结合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进行比较研究，从青铜文化艺术的角度切入，大致勾勒出桂、滇、黔三省(区)在秦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形态及族群格局关系。秦汉及秦汉以前，上述地区活跃着西瓯、骆越、句町、滇、夜郎等族群，这些族群与现代的哪些民族有遗传关系?他们何时进入文明时代?他们的生产主活及宗教信仰等社会关系是个什么样子?都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限于史料缺如，以往学者在类似的领域也有不少成果，但都是零星之作，崇安兄的著作则是整合研究集大成者。
书中用三章的篇幅，介绍了桂、滇、黔三省(区)历年考古发现青铜器的情况，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逐一进行排队比较，找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探讨三省(区)青铜文化的起源和年代分期。经过比较结果认为，三省区的青铜文化存在不少共性，如都共见有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铜铃、一字格曲刃青铜剑、靴形钺、亚腰形铜斧；不同的是，广西地区出土有商周式礼器卣、盘、巴蜀式青铜剑、中原内地的东周式青铜剑，另外还有独特的越式鼎。这些都是因为广西地区与中原文化较接近的关系导致。书中收集三省(区)考古发现的青铜材料很全面，凡有志研究西南古代历史文化者，此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古学研究最重实物证据，所谓有物则论、无物不说，其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不少学者的文章往往拘泥于见物不见人，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考古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考古事象的年代断代和分期问题，而是要深入研究此考古事象的族属及其社会历史，这才是考古学的最终目的。崇安兄在大学专修考古学，又长期从事民族考古教学20余年，深知考古学研究真谛。书中特别注重三省(区)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通过研究认为，百越系统的民族不仅是迄今所知的云贵高原最早的原始居民之一，他们也是桂滇黔地区上古青铜文化的创始者。古越人在漫长的历史历程中，与他族互动融合，最终在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才形成发展出自身独特的青铜文明。书中明确指出，上述的越族族群就是现代西南地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著者将今壮侗语族原生发祥地的先秦两汉时期之青铜文化考古发现，即把桂、滇、黔地区许多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格特点的上古青铜文化遗存界定为“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其明显的文化现象是，广西和云南都有铜棺葬、铜鼓葬或铜鼓陪葬，这些都是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族群同源的证据。贵州的夜郎地区，虽没有发现铜棺、铜鼓葬，但却有铜釜套头葬，可见古夜郎人是以铜釜为重器。一般认为铜鼓是从铜釜演变来的，另外，壮族《麽经布洛陀》有抢夺四耳锅作为权力的传说。据此证明，贵州的古夜郎人与桂、滇族群是同源的。以往学者多有认为滇族是楚人庄踽的后裔，夜郎是彝族先民，我则同意崇安兄的观点，他们都是壮侗语族的先民。读者不妨品读其书，其中很多细节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
西南古越族的社会文化从来就不是闭塞孤立存在，对外有着互动传播的历程。向北与中原文化交流，向南将汉越文化传到东南亚地区，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南部边疆及其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已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区域性青铜文化类型，如岭南的两广地区有所谓的南越、西瓯和骆越文化，在贵州省则有夜郎文化，在云南有所谓的滇文化(石寨山文化)，在越南北部则有所谓的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有班清文化。这些文化虽彼此间的面貌有较大差别，但它们之间存在交流和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如考古学者在广西那坡感驮岩、香港、越南北部都发现有商周式典型器――牙璋和石戈，发现了越式夔纹印纹陶，这些都是古越人传过去的。越南的青铜文化大约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广西武鸣发现有商周时期的铜戈、铜卤；广东石峡文化中也发现有晚商时期的青铜匕首、矛、镞、钺等，这些都是商周青铜文明对东亚南部地区土著民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明。另外东南亚的铜鼓文化也是从云南、广西传过去。书中对越南北部出土的一些铜器如羊角纽钟、人面纹铜剑、蒜头铜扁壶等，进行了精彩的个案分析，认为都是受到中国西南部青铜文化的影响。
在传统民族学和历史学领域中，尚未产生过广泛利用青铜文化考古资料来具体阐明壮侗语族先民上古文化艺术丰富内涵专门史。书中将许多零星的相关考古发现及研究材料作系统梳理整合，由此为人们提供和充实壮侗语族先民从有限的文献史料无法了解到的许多历史的真实图像和民族精神风彩，精美的青铜艺术品及其文化内涵是西南民族上古文明的伟大象征。研究西南民族或欲了解西南民族上古文明史者，不可不读此书。
[责任编辑：李士坤]
我与崇安兄交往二十余年，知其是最能坐冷板凳做学问者，早年读过他的《中国史前艺术》、《商周艺术》、《雨林中的国度――追踪东南亚古代文明》等大作，获益匪浅。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崇安兄自言自语地说：我生在广西、吃在广西，在有生之年为广西的历史文化研究做些贡献才觉无愧。话尤在耳，日前便收到崇安兄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一书，知其言并非戏说。该书洋洋30余万字，图表200余幅，内容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结合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进行比较研究，从青铜文化艺术的角度切入，大致勾勒出桂、滇、黔三省(区)在秦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形态及族群格局关系。秦汉及秦汉以前，上述地区活跃着西瓯、骆越、句町、滇、夜郎等族群，这些族群与现代的哪些民族有遗传关系?他们何时进入文明时代?他们的生产主活及宗教信仰等社会关系是个什么样子?都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限于史料缺如，以往学者在类似的领域也有不少成果，但都是零星之作，崇安兄的著作则是整合研究集大成者。
书中用三章的篇幅，介绍了桂、滇、黔三省(区)历年考古发现青铜器的情况，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逐一进行排队比较，找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探讨三省(区)青铜文化的起源和年代分期。经过比较结果认为，三省区的青铜文化存在不少共性，如都共见有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铜铃、一字格曲刃青铜剑、靴形钺、亚腰形铜斧；不同的是，广西地区出土有商周式礼器卣、盘、巴蜀式青铜剑、中原内地的东周式青铜剑，另外还有独特的越式鼎。这些都是因为广西地区与中原文化较接近的关系导致。书中收集三省(区)考古发现的青铜材料很全面，凡有志研究西南古代历史文化者，此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古学研究最重实物证据，所谓有物则论、无物不说，其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不少学者的文章往往拘泥于见物不见人，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考古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考古事象的年代断代和分期问题，而是要深入研究此考古事象的族属及其社会历史，这才是考古学的最终目的。崇安兄在大学专修考古学，又长期从事民族考古教学20余年，深知考古学研究真谛。书中特别注重三省(区)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通过研究认为，百越系统的民族不仅是迄今所知的云贵高原最早的原始居民之一，他们也是桂滇黔地区上古青铜文化的创始者。古越人在漫长的历史历程中，与他族互动融合，最终在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才形成发展出自身独特的青铜文明。书中明确指出，上述的越族族群就是现代西南地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著者将今壮侗语族原生发祥地的先秦两汉时期之青铜文化考古发现，即把桂、滇、黔地区许多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格特点的上古青铜文化遗存界定为“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其明显的文化现象是，广西和云南都有铜棺葬、铜鼓葬或铜鼓陪葬，这些都是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族群同源的证据。贵州的夜郎地区，虽没有发现铜棺、铜鼓葬，但却有铜釜套头葬，可见古夜郎人是以铜釜为重器。一般认为铜鼓是从铜釜演变来的，另外，壮族《麽经布洛陀》有抢夺四耳锅作为权力的传说。据此证明，贵州的古夜郎人与桂、滇族群是同源的。以往学者多有认为滇族是楚人庄踽的后裔，夜郎是彝族先民，我则同意崇安兄的观点，他们都是壮侗语族的先民。读者不妨品读其书，其中很多细节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
西南古越族的社会文化从来就不是闭塞孤立存在，对外有着互动传播的历程。向北与中原文化交流，向南将汉越文化传到东南亚地区，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南部边疆及其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已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区域性青铜文化类型，如岭南的两广地区有所谓的南越、西瓯和骆越文化，在贵州省则有夜郎文化，在云南有所谓的滇文化(石寨山文化)，在越南北部则有所谓的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有班清文化。这些文化虽彼此间的面貌有较大差别，但它们之间存在交流和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如考古学者在广西那坡感驮岩、香港、越南北部都发现有商周式典型器――牙璋和石戈，发现了越式夔纹印纹陶，这些都是古越人传过去的。越南的青铜文化大约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广西武鸣发现有商周时期的铜戈、铜卤；广东石峡文化中也发现有晚商时期的青铜匕首、矛、镞、钺等，这些都是商周青铜文明对东亚南部地区土著民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明。另外东南亚的铜鼓文化也是从云南、广西传过去。书中对越南北部出土的一些铜器如羊角纽钟、人面纹铜剑、蒜头铜扁壶等，进行了精彩的个案分析，认为都是受到中国西南部青铜文化的影响。
在传统民族学和历史学领域中，尚未产生过广泛利用青铜文化考古资料来具体阐明壮侗语族先民上古文化艺术丰富内涵专门史。书中将许多零星的相关考古发现及研究材料作系统梳理整合，由此为人们提供和充实壮侗语族先民从有限的文献史料无法了解到的许多历史的真实图像和民族精神风彩，精美的青铜艺术品及其文化内涵是西南民族上古文明的伟大象征。研究西南民族或欲了解西南民族上古文明史者，不可不读此书。
[责任编辑：李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