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
-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
一：课题研究背景
人类世界是由多民族复合而成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下生存、繁衍、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人类文化发生之初，生活在不同地理背景的人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环境的差异构成民族文化的差异的最初动因。在漫长的人类文化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民族文化的特色。 二：课题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1. 了解中西文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
2. 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体质
3. 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看两者的相融。
三：课题研究方法。
上网查资料，访问记录，收集数据。
四：课题研究人员分工
收集数据，查资料：戴麟，刘洋，韩笑，张绍晨，柳睿，彭天驰。 分析总结，成果展示：万权，朱英樱
五：展示研究成果：《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中西文化差异
思想文明差异。
纵观历史，大规模的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发生在在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在当时这种比较一度成为显学。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文人学者对与这种差异的研究也日趋成熟，逐步形成了从文明发源地，自由民主法治，文艺，生活行为习惯等方面来探讨这种差异。因为前人的建树颇多，后人的研究最多是填补细节。笔者也只能粗略地探讨一些浅显的概念。
当代研究者在选取中西文化的比对双方，习惯选取当代建立起的现代工业化的美国文化和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以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先进的生产力代表西方文化是毋庸臵疑的，而选取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是因为，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变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被打破，却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从比较中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取长补短是这种比较的意义所在。
从源头上讲，现在西方文化始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化。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于两千多年前。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论述，贯穿前者各门类的学科是毕达哥拉斯以来就有的数学，而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易经》的阴阳论。
比较中西文化的自由民主法治上的差异，首先从从余杰的《尴尬时代》说起。《尴尬时代》研究了晚清文人的野史笔记。晚清文人学者都是传统文化的大儒，他们在野史笔记上给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
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开资政院。易的《新世说》的‚言语‛篇有不少关于讲演的记载。所记载的资政院开源的三大演讲：某议员弹劾庆亲王；刘莼生报告预算案，杨皙子说明新刑律。‚俱涛涛作数万言，听者神旺，记者腕疲。‛易称，‚在吾国辟前年未有只创局。‛《新世说》中有一则‚陆鸿达言者无罪‛，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空谷回音，天方夜谭。而在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者看来，言论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都无从谈起。
汪康年所著的《汪禾襄卿笔记》有不少提及当时的法律法规的文章。‚某宫保以不获于粤之故将使返国，乃控经欠公款‛‚经之徒亦延请律师抗争，已而有出助者，特自海外来经理其事。因询律师何人，乃某宫保常年所延之律师也。经元善大诧曰：‘与人对控而延请敌人平日所用只律师，天下事之怪无过斯者。’座人皆笑‛。
‚苏报馆被封，主笔有被捕者，馆中人恐，即仓皇出延请律师。适值星期六，诸律师依例闭门，至一处叩门丐急，乃得入，因陈其请。此律师详审之，叱之曰：‘汝等报馆中人乎？汝报干犯法纪，吾方为官穷究，幸汝女流，否则即唤捕拘矣！’此人闻言乃仓皇走，后询之人乃知为文状师之伙某状师办事处也。‛
这两则事例恰恰说明了状师和律师的区别，在近代以来就形成的西方法制中，律师只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人，他不像状师一样作为一个正义的代言人，独立于国家之外，帮助公民与国家抗争。例如多年前的辛普森案，坏人照样有辩护律师，不光是因为有高昂的付费，更重要的是律师心中第一位是法律而不是所谓的正义。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对于私欲都是持一种压制态度，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说用先贤的礼教来克制人的私欲。而西方基督文化则恰恰相反，提倡‚个人主义‛，完善法律法规来克制私欲，更利用个人的欲念来建立市场运营机制，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一个从精神层面上加以自律，一个注重了法律法规的作用，应该说前者的层次更高，但用礼来克制私欲却同时让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传统文化中都有关于大同社会的设想，设想了‚虽有甲车不乘‛，放在现在理解就是为了环保有车不开，改骑自行车。仿佛是传统文化中这种终极关怀得到验证，在近两年这样的比较更是引发了国学热。但是，终极设想的基础是物质基础达到一定层次，比如在蛮荒的非洲土著讲这种关怀就是没有道理的。传统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压制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改观，人们开始讨论‚我是我自己的‛，同时又给出海涅式的命题‚娜拉走后会怎样？‛鲁迅先生也曾创作小说《伤逝》探讨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概念一度是时代的最强音。
个人主义有利于建立市场运营机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忽视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农耕文明，重农轻商的中国两千多年一直迟迟没有如西方一样产生市场经济。在宪法大纲中，英国启蒙哲学家洛克提出并后来广为推崇列入西方各国宪法的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这与传统中国的封建法律中抄家没收家产有着鲜明的对比。
建筑文化
谈论中西建筑的差异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讨论建筑物的细枝末节，而是从几个侧面归纳建筑文化的不同之处。‚中‛指中国，‚西‛指西方，从建筑文化的角度上说，西方包括从古罗马分离出来的英、法、德、意大利——它们是西方建筑的开创者和传承者，还有东欧、北欧包括非洲北部沿岸（主要是埃及），它们也是西方建筑历史上的组成部分和不同风格的延续地。
西欧虽然由多个国家组成，却同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元素。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存在的一个拥有连续文明的国家，同样在文明上保持了一贯的传统。因此，本文的‚中西建筑‛之间的对比是两个独立的建筑文化的对比。
木材与石块的差异
建筑的原材料从古至今不外乎草木砖石。5000年前，中国北方的居民居住在洞穴里，谓之‚穴居‛，而南方居民则栖于树枝搭起的棚子里，谓之‚巢居‛，前者最后发展为黄土高原的窑洞和西北的干打垒建筑，后者发展为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的雏形决定了中国建筑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木材和夯土。中国人用砖建造的地上建筑则是到了明清才蔚为壮观，之前即使是大唐盛世，宫室寺庙也是以木构建筑为主，这在现在的仿唐建筑和仿明清建筑中可以得到感性的认识。
西方建筑文化的源头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为核心形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希腊建筑以神庙为主，古罗马建筑以教堂和竞技场为标志，这些建筑无一不是用巨大的石块堆砌而成。巨大的石块使整个建筑看起来庞大、庄严，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神的居所。现在不论中外都普遍使用的混凝土建筑实际上是西方建筑的延续。
柱承重与墙体承重的差异
在建筑技术上，最典型的差体现在承受整个建筑重量的介质上。
中国木构建筑成熟之后，不论南方北方都以梁柱结构承担整个屋顶的重量，墙仅仅起围护和分隔空间的作用，不直接承受压力，所以有‚墙倒屋不塌‛之说。类似的承重结构在早期的古希腊建筑上也留下了痕迹，但是随着古罗马文化的强势，西方建筑逐渐流行以墙体承重，由砖和石头砌成的巨大墙体可以达到更大的高度，屋顶采用半拱型结构，这是西方建筑的标志。
西方建筑在墙体承重上采用‚拱券‛。由于各种建筑类型的不同，拱券的形式略有变化。半圆形的拱券为古罗马建筑的重要特征，尖形拱券则为哥特式建筑的明显特征，而伊斯兰建筑的拱券则有马蹄形、弓形、三叶形等多种。拱券利用半圆形的跨度和对压力的分散作用，房间几乎没有尺度上的限制，使宫殿和教堂的内部更加壮观。
中国建筑的梁柱结构中，也采用了分散重力的方法——斗拱技术，在木结构的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用于构架的交接点的，用以承托梁、枋，还用于支撑屋檐的重量，加深屋檐外挑的深度。斗拱技术还是社会级别的标志，如明代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
饰‛、‚一品到五品官只能用青色的斗拱‛，所以，施有彩绘的斗拱只有在宫殿、皇家寺庙等高级建筑物上才被允许出现。
单一用途与多用途的差异
中国的建筑不论用来做什么，基本上都符合两个形制的要要求：院院相连、中轴线对称。从老百姓住的小院到辉煌的紫禁城，以及道观寺庙，都是院落组合，左右对称，区别仅在于大小和复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建筑是一屋多用。典型的如清朝的雍正皇帝没有登基前住的雍亲王府，在他即位之后就做了藏传佛教的寺庙——雍和宫。这体现了中国建筑的随意性。 而西方的建筑在设计之初就已决定了它的用途：教堂上有‚十‛字标志，而且教堂的平面结构也是模仿‚十‛字。宫殿的内部设计比教堂的空间分割更细一些，是专门为居住设计的，两者不会混用。
建筑文化传承的差异
在中国，我们一般按照朝代来划分建筑形式，如秦汉建筑（已经没有实物可供研究，只能从一些考古遗迹和绘画上去大致推测）、唐宋建筑、明清建筑等，而汉族的建筑文化一直占主流。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连续的文化传统，建筑的演变也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在西方，建筑形式的流行被称为‚风格‛，如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巴洛克风格、哥特风格、洛可可风格等等现象，但没有一种风格能够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战乱，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强大的拿破仑帝国，都只是昙花一现，王国的四分五裂使西方的建筑传承呈现多样性
虽然中国古代也是战乱频仍，汉族的政权不断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挑战，但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每一种外族文化最终被同化、吸收，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和清朝，都接受了中国汉传的建筑形式，只是在局部融汇了本民族的特色。
饮食文化
观念方面：
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有5000年的悠久而厚重的历史，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明，在这种文化蕴藏中，使中国的饮食更加博大精深。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辽阔国土的地域差异，四大菜系逐渐形成，四大菜系自成体系，各有特点，但共同点是用料复杂考究，制作方法复杂，口味、菜式多种多样，令人惊叹。
西方以欧美为代表，其文化同样源远流长。到中世纪，欧洲文化已十分完善，在此期间，旧西方的饮食文化已经形成。其主要特点为：主食以面粉为主，原料也较为丰富，制作方法较中国简单，但同时也十分注重口味。
由于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于饮食重科学。重科学即讲求营养。故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犹如为一生物的机器添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热量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这些问题都是烹调中的大学问，而菜肴的色、香、味如何，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近似，但一接触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中国五味调和的烹调术旨在追求美味，其加工过程中的热油炸和长时间的文火攻，都会
使菜肴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法国烹调虽亦追求美味，但同时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含营养而求美味是他们所不取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现代烹调思想，特别强调养生、减肥，从而追求清淡少油，强调采用新鲜原料，强调烹调过程中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和原有的味道，所以蔬菜基本上都是生吃。所以说西方饮食之重营养是带有普遍性的。
饮食对象方面：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足见中国饮食在用料方面的随意性之广博。
据西方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6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人的以植物为主菜，与佛教徒的鼓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便视动物为‚生灵‛，而植物则‚无灵‛，所以，主张素食主义。
西方人在介绍自己国家的饮食特点时，觉得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工业，如罐头、快餐等，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故他们国家的人身体普遍比中国人健壮：高个、长腿、宽大的肩、发达的肌肉；而中国人则显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黄质弱。有人根据中西方饮食对象的明显差异这一特点，把中国人称为植物性格，西方人称为动物性格。
方式，餐具，礼仪方面：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与人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争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在餐具方面，差异就更甚明显。众所周知，中国人包括亚洲一些黄种人的国家，使用的是筷子、汤匙，吃饭也用碗盛；而西方人呢，则是盘子盛食物，用刀叉即切即吃，喝汤则有专门的汤匙。筷子与刀叉作为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餐具，筷子和刀叉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两种智慧。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
在礼仪方面，中西两者更显不同。在中国古代，在用餐过程中，就有一套繁文缛节。《礼
记〃曲记》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放饭，……毋固获，毋扬饭，……卒食，客自前跪，撒饭齐以授相者，主人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大意主要是：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以只顾自己吃饭。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必须检查手的清洁。不要把多余的饭放回锅里，不要专占着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完饭后，客人应该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的盘碟，交给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这些礼仪有的在现代也是必要的礼貌。在西方宴席上，主人一般只给客人夹一次菜，其余由客人自主食用：若客人不要，也不便硬让人家再吃，也不要按中国人的习惯频频给客人劝酒、夹菜。吃东西时，也不要发出响声，但客人要注意赞赏主人准备的饭菜。若与人谈话，只能与邻座的交谈，不要与距离远的人交谈。
饮食性质方面：
饮食观念的不同，使西方饮食倾向于科学、理性，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感性。烹调出自饮食，饮食原来是一个旨在供给维持生命的营养。西方饮食习俗的着重点仅仅是原始的饮食实用性的延伸；而中国饮食习俗中对味的偏重，就把饮食推向了艺术的殿堂。从这两种饮食观可以看出：西方饮食日趋规范化，中，国饮食随意性大。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各有长处。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变流的加快，中西饮食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融合中相互互补。现在的中餐已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教育文化差异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培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施教方式。中西教育价值观不尽相同，在培养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我想，教育价值观是否遵从教育自然规律才是中西方教育的根本差异，也是中国现行的教育方式中最深层次的，最实质性的，最难被人们注意到的要害问题。
人类获取知识的效率是与对该知识的兴趣有极大的关系。人类是天然具有好奇心的。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如何诱导，刺激和引导这种好奇心。填鸭式和题海式教育是泯灭这种好奇心的天敌(必要的记忆背诵除外)。而且极易导致人对学习的反感心理以及对个人行为的其他负面影响。
另外，15岁(左右)以前的儿童由于大脑发育不成熟，理解力和接受力相当有限，不宜于承担过重的学习负担，学了也是事倍功半。这段时间应让儿童在宽松的环境中用他们天性中的好奇心加上想象的翅膀，充分地感受生活，积累对自然的认识。而15至25岁才是人类理解力和接受力的高峰期，才是强化在校学习的适当阶段。15岁前是感性的量变积累过程，15至25岁才是一个将前面的积累转化为理性认识的质变过程。
中国的教育观念以授受教育观为主。授受式教育基本上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以课堂教学为阵地，以教师活动为中心，通过教师讲，学生听，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洗耳恭听，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这种传统的授受式教育确实培养了孩子听话的习惯，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国中小学生基础知识扎实，道德行为较好，在奥林匹克竞赛中成绩突出，无疑与我国学校和家庭这种授受式教育分不开。但是这样的教育体系和方式无意识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范
围里破坏了那种宽松的环境，强迫学生从小学开始泡在深深的题海中直至高中毕业，捻灭了儿童心智自然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过程。他们进入大学以后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学习反而心力疲惫，学习兴趣减少，所以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到谈情说爱打麻将上，完全走了一个反自然规律的路子。我们还能指望我们的教育培养出站在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家？
自治式教育是西方国家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主导思想，它是建立在对儿童尊重、信任的基础上，给儿童提供充分自由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在家庭教育上，西方国家首先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人，当作同成人一样的人，赋予他们以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平等地对待他们;其次是给孩子以自由，没有强制和约束，更多的是鼓励、启发和诱导;第三是尽可能为孩子心智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正在成长中的人去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让发展中的人去挖掘个人潜在的能力，发展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在边做边学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
当然学习者的自治，并没有完全摆脱教师的主导，教师除被看作是协助者和引导者外，还要善于诱导和帮助学生成为自立、自强的人。西方国家倡导的自治式教育，知识的继承性不如我们多，学生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也不如我们好，在探索知识和人生道路上，也可能走一些弯路，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自我发展的规律和主动权，就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而发挥出更大的创造才能，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确实不如我们扎实，然而，西方国家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比例最高，这不能不说，开放的自治式教育具有培养尖端型创造人才的优越性。
十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单轨道上跑，多是由于大学生比率低，沿袭苏联教育模式，按计划经济培养人才等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追求升学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升学考试分数，把学生分成一、二、三等;按学生升学率多少，把学校分为一、二、三类,学生只能根据分数高低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一类学校压力很大，担心考试成绩不好，名列前茅的牌子会被摘掉，只好不惜一切代价，在经费、设备、教师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待遇，以保证培养出拔尖的学生。二类学校抱着一线希望，不顾教育规律，加重学生负担，把差生拒之校门外，眼睛只盯着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致使部分学有专长而应考失败的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提高。至于三类学校，那就可想而知了。这种英才教育把我国教育推向了恶性循环的轨道，培养人才的路越走越窄。
而西方国家教育却与我们不同，多数欧美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率很高，就学压力小，高校与经济社会以及就业的发展关系紧密，加上多年在教育方面的积极投入和良性循环，‚通才‛教育便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而在有些国家，通才教育和英才教育是相互结合的，比例的分配是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基础的。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吃苦耐劳、立志成才的美德，父母总是用‚头悬梁‛、‚锥刺骨‛的吃苦精神激励孩子学习，有的孩子从娃娃时候起，父母就教他认数识字，三、四岁就能熟背唐诗三百首。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只满足于会背书，只要求能吃苦，只希望考试分数高，是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那种苦读书，读死书，孜孜不倦地学，苦苦不停地练，以为只要功夫到，就能成为人上人的观念，不仅培养不出创造性思维人才，而且也是有害的。有的时候，苦读甚至有害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重视学生的可接受性，如小学教师与学生是在讨论中、游戏中、动手做的过程中，来完成‚教‛与‚学‛的任务。学生很少有家庭作业，负担较轻，学得轻松、愉快、自在。中学各门课程都是学分制，学够规定时数，就可毕业，无考试压力，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种教学方式灵活而不呆板，活学而不枯燥，适用而不费力，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特长，有利于学生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它所带来的结果，则是通过更广泛的学习，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它比苦读苦学更有成效。
其实西方教育也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只不过比较顺从客观规律而已。中国教育系统无视这种客观规律，即有主观决策的错误，也有现实中的无奈(人多学校少)。现实一时无法改变，但人们至少可以在主观决策中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有效地减少偏差的程度和确定未来的正确发展方向，而不要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初级教育很棒‛的海市蜃楼之中，把歪了中国教育界的舵把子，在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误导亿万炎黄子弟。
总而言之，科学是有关自然的学问。用合乎自然规律的方法去学习科学才是最佳的途径。把科学搞成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一门‚手艺‛，在教育中违反自然规律进行高压强制灌输，用‚学手艺‛的方法来进行科学教育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效果的。它可以培养出很多‚能工巧匠‛来追赶西方科技，但其中必定罕有具有科学首创能力的世界级科学家来让中国在世界科学的前沿独领风骚，而后者恰恰是中国教育界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
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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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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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qcate.cn/english-essay-culture/On-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Dietary-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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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爱苗2008,(02),浅析中西方社交礼仪的差异[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18]张彩霞2009,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的饮食礼仪差异[J],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19]张燕2009,(06), 中西社交礼仪的差异[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课题研究小组
组长：万权
组员：朱英樱，戴麟，柳睿，刘洋，张绍晨，韩笑，彭天驰
中西文化差异
-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
一：课题研究背景
人类世界是由多民族复合而成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下生存、繁衍、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人类文化发生之初，生活在不同地理背景的人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环境的差异构成民族文化的差异的最初动因。在漫长的人类文化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民族文化的特色。 二：课题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1. 了解中西文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
2. 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体质
3. 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看两者的相融。
三：课题研究方法。
上网查资料，访问记录，收集数据。
四：课题研究人员分工
收集数据，查资料：戴麟，刘洋，韩笑，张绍晨，柳睿，彭天驰。 分析总结，成果展示：万权，朱英樱
五：展示研究成果：《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中西文化差异
思想文明差异。
纵观历史，大规模的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发生在在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在当时这种比较一度成为显学。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文人学者对与这种差异的研究也日趋成熟，逐步形成了从文明发源地，自由民主法治，文艺，生活行为习惯等方面来探讨这种差异。因为前人的建树颇多，后人的研究最多是填补细节。笔者也只能粗略地探讨一些浅显的概念。
当代研究者在选取中西文化的比对双方，习惯选取当代建立起的现代工业化的美国文化和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以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先进的生产力代表西方文化是毋庸臵疑的，而选取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是因为，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变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被打破，却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从比较中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取长补短是这种比较的意义所在。
从源头上讲，现在西方文化始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化。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于两千多年前。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论述，贯穿前者各门类的学科是毕达哥拉斯以来就有的数学，而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易经》的阴阳论。
比较中西文化的自由民主法治上的差异，首先从从余杰的《尴尬时代》说起。《尴尬时代》研究了晚清文人的野史笔记。晚清文人学者都是传统文化的大儒，他们在野史笔记上给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
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开资政院。易的《新世说》的‚言语‛篇有不少关于讲演的记载。所记载的资政院开源的三大演讲：某议员弹劾庆亲王；刘莼生报告预算案，杨皙子说明新刑律。‚俱涛涛作数万言，听者神旺，记者腕疲。‛易称，‚在吾国辟前年未有只创局。‛《新世说》中有一则‚陆鸿达言者无罪‛，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空谷回音，天方夜谭。而在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者看来，言论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都无从谈起。
汪康年所著的《汪禾襄卿笔记》有不少提及当时的法律法规的文章。‚某宫保以不获于粤之故将使返国，乃控经欠公款‛‚经之徒亦延请律师抗争，已而有出助者，特自海外来经理其事。因询律师何人，乃某宫保常年所延之律师也。经元善大诧曰：‘与人对控而延请敌人平日所用只律师，天下事之怪无过斯者。’座人皆笑‛。
‚苏报馆被封，主笔有被捕者，馆中人恐，即仓皇出延请律师。适值星期六，诸律师依例闭门，至一处叩门丐急，乃得入，因陈其请。此律师详审之，叱之曰：‘汝等报馆中人乎？汝报干犯法纪，吾方为官穷究，幸汝女流，否则即唤捕拘矣！’此人闻言乃仓皇走，后询之人乃知为文状师之伙某状师办事处也。‛
这两则事例恰恰说明了状师和律师的区别，在近代以来就形成的西方法制中，律师只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人，他不像状师一样作为一个正义的代言人，独立于国家之外，帮助公民与国家抗争。例如多年前的辛普森案，坏人照样有辩护律师，不光是因为有高昂的付费，更重要的是律师心中第一位是法律而不是所谓的正义。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对于私欲都是持一种压制态度，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说用先贤的礼教来克制人的私欲。而西方基督文化则恰恰相反，提倡‚个人主义‛，完善法律法规来克制私欲，更利用个人的欲念来建立市场运营机制，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一个从精神层面上加以自律，一个注重了法律法规的作用，应该说前者的层次更高，但用礼来克制私欲却同时让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传统文化中都有关于大同社会的设想，设想了‚虽有甲车不乘‛，放在现在理解就是为了环保有车不开，改骑自行车。仿佛是传统文化中这种终极关怀得到验证，在近两年这样的比较更是引发了国学热。但是，终极设想的基础是物质基础达到一定层次，比如在蛮荒的非洲土著讲这种关怀就是没有道理的。传统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压制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改观，人们开始讨论‚我是我自己的‛，同时又给出海涅式的命题‚娜拉走后会怎样？‛鲁迅先生也曾创作小说《伤逝》探讨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概念一度是时代的最强音。
个人主义有利于建立市场运营机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忽视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农耕文明，重农轻商的中国两千多年一直迟迟没有如西方一样产生市场经济。在宪法大纲中，英国启蒙哲学家洛克提出并后来广为推崇列入西方各国宪法的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这与传统中国的封建法律中抄家没收家产有着鲜明的对比。
建筑文化
谈论中西建筑的差异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讨论建筑物的细枝末节，而是从几个侧面归纳建筑文化的不同之处。‚中‛指中国，‚西‛指西方，从建筑文化的角度上说，西方包括从古罗马分离出来的英、法、德、意大利——它们是西方建筑的开创者和传承者，还有东欧、北欧包括非洲北部沿岸（主要是埃及），它们也是西方建筑历史上的组成部分和不同风格的延续地。
西欧虽然由多个国家组成，却同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元素。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存在的一个拥有连续文明的国家，同样在文明上保持了一贯的传统。因此，本文的‚中西建筑‛之间的对比是两个独立的建筑文化的对比。
木材与石块的差异
建筑的原材料从古至今不外乎草木砖石。5000年前，中国北方的居民居住在洞穴里，谓之‚穴居‛，而南方居民则栖于树枝搭起的棚子里，谓之‚巢居‛，前者最后发展为黄土高原的窑洞和西北的干打垒建筑，后者发展为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的雏形决定了中国建筑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木材和夯土。中国人用砖建造的地上建筑则是到了明清才蔚为壮观，之前即使是大唐盛世，宫室寺庙也是以木构建筑为主，这在现在的仿唐建筑和仿明清建筑中可以得到感性的认识。
西方建筑文化的源头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为核心形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希腊建筑以神庙为主，古罗马建筑以教堂和竞技场为标志，这些建筑无一不是用巨大的石块堆砌而成。巨大的石块使整个建筑看起来庞大、庄严，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神的居所。现在不论中外都普遍使用的混凝土建筑实际上是西方建筑的延续。
柱承重与墙体承重的差异
在建筑技术上，最典型的差体现在承受整个建筑重量的介质上。
中国木构建筑成熟之后，不论南方北方都以梁柱结构承担整个屋顶的重量，墙仅仅起围护和分隔空间的作用，不直接承受压力，所以有‚墙倒屋不塌‛之说。类似的承重结构在早期的古希腊建筑上也留下了痕迹，但是随着古罗马文化的强势，西方建筑逐渐流行以墙体承重，由砖和石头砌成的巨大墙体可以达到更大的高度，屋顶采用半拱型结构，这是西方建筑的标志。
西方建筑在墙体承重上采用‚拱券‛。由于各种建筑类型的不同，拱券的形式略有变化。半圆形的拱券为古罗马建筑的重要特征，尖形拱券则为哥特式建筑的明显特征，而伊斯兰建筑的拱券则有马蹄形、弓形、三叶形等多种。拱券利用半圆形的跨度和对压力的分散作用，房间几乎没有尺度上的限制，使宫殿和教堂的内部更加壮观。
中国建筑的梁柱结构中，也采用了分散重力的方法——斗拱技术，在木结构的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用于构架的交接点的，用以承托梁、枋，还用于支撑屋檐的重量，加深屋檐外挑的深度。斗拱技术还是社会级别的标志，如明代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
饰‛、‚一品到五品官只能用青色的斗拱‛，所以，施有彩绘的斗拱只有在宫殿、皇家寺庙等高级建筑物上才被允许出现。
单一用途与多用途的差异
中国的建筑不论用来做什么，基本上都符合两个形制的要要求：院院相连、中轴线对称。从老百姓住的小院到辉煌的紫禁城，以及道观寺庙，都是院落组合，左右对称，区别仅在于大小和复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建筑是一屋多用。典型的如清朝的雍正皇帝没有登基前住的雍亲王府，在他即位之后就做了藏传佛教的寺庙——雍和宫。这体现了中国建筑的随意性。 而西方的建筑在设计之初就已决定了它的用途：教堂上有‚十‛字标志，而且教堂的平面结构也是模仿‚十‛字。宫殿的内部设计比教堂的空间分割更细一些，是专门为居住设计的，两者不会混用。
建筑文化传承的差异
在中国，我们一般按照朝代来划分建筑形式，如秦汉建筑（已经没有实物可供研究，只能从一些考古遗迹和绘画上去大致推测）、唐宋建筑、明清建筑等，而汉族的建筑文化一直占主流。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连续的文化传统，建筑的演变也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在西方，建筑形式的流行被称为‚风格‛，如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巴洛克风格、哥特风格、洛可可风格等等现象，但没有一种风格能够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战乱，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强大的拿破仑帝国，都只是昙花一现，王国的四分五裂使西方的建筑传承呈现多样性
虽然中国古代也是战乱频仍，汉族的政权不断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挑战，但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每一种外族文化最终被同化、吸收，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和清朝，都接受了中国汉传的建筑形式，只是在局部融汇了本民族的特色。
饮食文化
观念方面：
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有5000年的悠久而厚重的历史，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明，在这种文化蕴藏中，使中国的饮食更加博大精深。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辽阔国土的地域差异，四大菜系逐渐形成，四大菜系自成体系，各有特点，但共同点是用料复杂考究，制作方法复杂，口味、菜式多种多样，令人惊叹。
西方以欧美为代表，其文化同样源远流长。到中世纪，欧洲文化已十分完善，在此期间，旧西方的饮食文化已经形成。其主要特点为：主食以面粉为主，原料也较为丰富，制作方法较中国简单，但同时也十分注重口味。
由于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于饮食重科学。重科学即讲求营养。故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犹如为一生物的机器添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热量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这些问题都是烹调中的大学问，而菜肴的色、香、味如何，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近似，但一接触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中国五味调和的烹调术旨在追求美味，其加工过程中的热油炸和长时间的文火攻，都会
使菜肴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法国烹调虽亦追求美味，但同时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含营养而求美味是他们所不取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现代烹调思想，特别强调养生、减肥，从而追求清淡少油，强调采用新鲜原料，强调烹调过程中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和原有的味道，所以蔬菜基本上都是生吃。所以说西方饮食之重营养是带有普遍性的。
饮食对象方面：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足见中国饮食在用料方面的随意性之广博。
据西方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6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人的以植物为主菜，与佛教徒的鼓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便视动物为‚生灵‛，而植物则‚无灵‛，所以，主张素食主义。
西方人在介绍自己国家的饮食特点时，觉得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工业，如罐头、快餐等，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故他们国家的人身体普遍比中国人健壮：高个、长腿、宽大的肩、发达的肌肉；而中国人则显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黄质弱。有人根据中西方饮食对象的明显差异这一特点，把中国人称为植物性格，西方人称为动物性格。
方式，餐具，礼仪方面：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与人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争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在餐具方面，差异就更甚明显。众所周知，中国人包括亚洲一些黄种人的国家，使用的是筷子、汤匙，吃饭也用碗盛；而西方人呢，则是盘子盛食物，用刀叉即切即吃，喝汤则有专门的汤匙。筷子与刀叉作为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餐具，筷子和刀叉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两种智慧。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
在礼仪方面，中西两者更显不同。在中国古代，在用餐过程中，就有一套繁文缛节。《礼
记〃曲记》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放饭，……毋固获，毋扬饭，……卒食，客自前跪，撒饭齐以授相者，主人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大意主要是：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以只顾自己吃饭。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必须检查手的清洁。不要把多余的饭放回锅里，不要专占着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完饭后，客人应该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的盘碟，交给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这些礼仪有的在现代也是必要的礼貌。在西方宴席上，主人一般只给客人夹一次菜，其余由客人自主食用：若客人不要，也不便硬让人家再吃，也不要按中国人的习惯频频给客人劝酒、夹菜。吃东西时，也不要发出响声，但客人要注意赞赏主人准备的饭菜。若与人谈话，只能与邻座的交谈，不要与距离远的人交谈。
饮食性质方面：
饮食观念的不同，使西方饮食倾向于科学、理性，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感性。烹调出自饮食，饮食原来是一个旨在供给维持生命的营养。西方饮食习俗的着重点仅仅是原始的饮食实用性的延伸；而中国饮食习俗中对味的偏重，就把饮食推向了艺术的殿堂。从这两种饮食观可以看出：西方饮食日趋规范化，中，国饮食随意性大。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各有长处。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变流的加快，中西饮食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融合中相互互补。现在的中餐已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教育文化差异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培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施教方式。中西教育价值观不尽相同，在培养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我想，教育价值观是否遵从教育自然规律才是中西方教育的根本差异，也是中国现行的教育方式中最深层次的，最实质性的，最难被人们注意到的要害问题。
人类获取知识的效率是与对该知识的兴趣有极大的关系。人类是天然具有好奇心的。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如何诱导，刺激和引导这种好奇心。填鸭式和题海式教育是泯灭这种好奇心的天敌(必要的记忆背诵除外)。而且极易导致人对学习的反感心理以及对个人行为的其他负面影响。
另外，15岁(左右)以前的儿童由于大脑发育不成熟，理解力和接受力相当有限，不宜于承担过重的学习负担，学了也是事倍功半。这段时间应让儿童在宽松的环境中用他们天性中的好奇心加上想象的翅膀，充分地感受生活，积累对自然的认识。而15至25岁才是人类理解力和接受力的高峰期，才是强化在校学习的适当阶段。15岁前是感性的量变积累过程，15至25岁才是一个将前面的积累转化为理性认识的质变过程。
中国的教育观念以授受教育观为主。授受式教育基本上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以课堂教学为阵地，以教师活动为中心，通过教师讲，学生听，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洗耳恭听，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这种传统的授受式教育确实培养了孩子听话的习惯，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国中小学生基础知识扎实，道德行为较好，在奥林匹克竞赛中成绩突出，无疑与我国学校和家庭这种授受式教育分不开。但是这样的教育体系和方式无意识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范
围里破坏了那种宽松的环境，强迫学生从小学开始泡在深深的题海中直至高中毕业，捻灭了儿童心智自然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过程。他们进入大学以后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学习反而心力疲惫，学习兴趣减少，所以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到谈情说爱打麻将上，完全走了一个反自然规律的路子。我们还能指望我们的教育培养出站在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家？
自治式教育是西方国家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主导思想，它是建立在对儿童尊重、信任的基础上，给儿童提供充分自由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在家庭教育上，西方国家首先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人，当作同成人一样的人，赋予他们以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平等地对待他们;其次是给孩子以自由，没有强制和约束，更多的是鼓励、启发和诱导;第三是尽可能为孩子心智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正在成长中的人去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让发展中的人去挖掘个人潜在的能力，发展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在边做边学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
当然学习者的自治，并没有完全摆脱教师的主导，教师除被看作是协助者和引导者外，还要善于诱导和帮助学生成为自立、自强的人。西方国家倡导的自治式教育，知识的继承性不如我们多，学生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也不如我们好，在探索知识和人生道路上，也可能走一些弯路，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自我发展的规律和主动权，就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而发挥出更大的创造才能，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确实不如我们扎实，然而，西方国家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比例最高，这不能不说，开放的自治式教育具有培养尖端型创造人才的优越性。
十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单轨道上跑，多是由于大学生比率低，沿袭苏联教育模式，按计划经济培养人才等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追求升学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升学考试分数，把学生分成一、二、三等;按学生升学率多少，把学校分为一、二、三类,学生只能根据分数高低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一类学校压力很大，担心考试成绩不好，名列前茅的牌子会被摘掉，只好不惜一切代价，在经费、设备、教师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待遇，以保证培养出拔尖的学生。二类学校抱着一线希望，不顾教育规律，加重学生负担，把差生拒之校门外，眼睛只盯着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致使部分学有专长而应考失败的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提高。至于三类学校，那就可想而知了。这种英才教育把我国教育推向了恶性循环的轨道，培养人才的路越走越窄。
而西方国家教育却与我们不同，多数欧美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率很高，就学压力小，高校与经济社会以及就业的发展关系紧密，加上多年在教育方面的积极投入和良性循环，‚通才‛教育便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而在有些国家，通才教育和英才教育是相互结合的，比例的分配是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基础的。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吃苦耐劳、立志成才的美德，父母总是用‚头悬梁‛、‚锥刺骨‛的吃苦精神激励孩子学习，有的孩子从娃娃时候起，父母就教他认数识字，三、四岁就能熟背唐诗三百首。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只满足于会背书，只要求能吃苦，只希望考试分数高，是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那种苦读书，读死书，孜孜不倦地学，苦苦不停地练，以为只要功夫到，就能成为人上人的观念，不仅培养不出创造性思维人才，而且也是有害的。有的时候，苦读甚至有害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重视学生的可接受性，如小学教师与学生是在讨论中、游戏中、动手做的过程中，来完成‚教‛与‚学‛的任务。学生很少有家庭作业，负担较轻，学得轻松、愉快、自在。中学各门课程都是学分制，学够规定时数，就可毕业，无考试压力，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种教学方式灵活而不呆板，活学而不枯燥，适用而不费力，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特长，有利于学生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它所带来的结果，则是通过更广泛的学习，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它比苦读苦学更有成效。
其实西方教育也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只不过比较顺从客观规律而已。中国教育系统无视这种客观规律，即有主观决策的错误，也有现实中的无奈(人多学校少)。现实一时无法改变，但人们至少可以在主观决策中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有效地减少偏差的程度和确定未来的正确发展方向，而不要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初级教育很棒‛的海市蜃楼之中，把歪了中国教育界的舵把子，在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误导亿万炎黄子弟。
总而言之，科学是有关自然的学问。用合乎自然规律的方法去学习科学才是最佳的途径。把科学搞成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一门‚手艺‛，在教育中违反自然规律进行高压强制灌输，用‚学手艺‛的方法来进行科学教育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效果的。它可以培养出很多‚能工巧匠‛来追赶西方科技，但其中必定罕有具有科学首创能力的世界级科学家来让中国在世界科学的前沿独领风骚，而后者恰恰是中国教育界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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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朱英樱，戴麟，柳睿，刘洋，张绍晨，韩笑，彭天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