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交锋与交融,[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虎嗅  2012-08-23 14:52 收藏10 评论11

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马立诚的八种社会思潮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新左、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第二部分是研讨会发言材料,收有马立诚、杨继绳、雷颐、高全喜、李楯、郑也夫和竹立家的讲话;第三部分附录一些文章,有葛兆光、萧功秦、徐友渔、王笛和赵复三的文章,其中葛兆光提出四种思潮:民族主义、左派、西方新理论和自由主义,萧功秦提出六种思潮: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全书以以上三部分全面介绍了目前中国各类的思潮,尽管名称和划分各有不同,但清晰提供了一幅当今思潮的俯瞰图,代表着各阶层、各年龄、各区域、各经济文化背景的复杂多元的拼图。

前言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个维度。

历史事件已经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在文本和视像中复现的历史,是历史在学者心灵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称之为“历史的想象性”。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

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在新锐历史学者的文本中,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抗日叙述就呈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的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

因此,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由的初步扩展,为各种思潮面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宽容,使我们能够触摸到各种思潮大致的逻辑和边界。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只能概要勾勒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包括了官方的和民间的思潮。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之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这里要说明的是,八种思潮并非囊括了当代中国全部社会思潮,比如基督教思潮就没有包括在内。本书讨论的八种思潮,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社会思潮。

这八种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这些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

先看第一点。为什么这30年会出现八种思潮?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这就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策方案。打个比方说,这八种思潮,犹如八种药方。从各路名医的主观意愿来看,都是意图展示平生绝学,对症施治,起沉疴于病体,致安康于民众。但药方各不相同,少不了争执一番。30多年来,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变化的形势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各种思潮的起伏涨落也就呈现出参差的状态。

再看第二点。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西方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对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百年,起起伏伏,有目共睹。

社会主义思潮传到中国,先后演变和产生了四种社会主义:一是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如今老左派思潮即为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的遗存;二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民主社会主义;四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新左派虽然激烈批评资本主义,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却比较模糊。

保守主义并非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顽固的反动思潮。保守主义是一种正常的文化选择,是一种面对挑战的历史性反应。保守主义主张保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皇权专制制度、太监制度、凌迟制度和裹小脚风俗等当然不在优秀文化范畴之内),试图用现代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阐释、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珍视伦理、道德、审美、语言方面的宝贵遗产。就此而论,海内外新儒家一些领军人物是为代表。保守主义并非一味维持现状,也不排斥自由民主,而是致力于以自己的主张改进现状。一般来看,保守主义比较审慎,不赞成剧烈突变的革命。自由主义也反对人为建构乌托邦,主张逐渐演进,因此自由主义也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

至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来自西方。

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所以中国的左右之分,与国际上左右划分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在欧美,左和右在政治上都支持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国不是这样。右支持宪政民主,而左不赞成宪政民主。另外,中国的右也赞成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人权,这等于是干了欧美左派的事情。

再比如,在欧美,力主改革的往往是左翼。但在中国,情况恰相反。

又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欧美归于左的一路,在中国却被说成是右。限制自由,限制工会农会的活动,在国际上常常是右翼作为,在中国被看成左的主张。

中国有人主张按照国际划分方式重新厘定中国的左和右。但中国的左右分野早已约定俗成,尽人皆知。一提左右,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打乱重来,更添混乱。

本书是按照中国目前区分左右的标准展开评述的。

曾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说,什么是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东西拿到现在来做,在行动上冒进乱斗,这是左。落在时代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这是右。

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多次代表大会都庄严承诺,将来一定会把中国建设为“高度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左的势力不把民主搬到眼下来做呢?

中国的左到底是什么?高放在《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消极因素成为滋生左的思潮的肥沃土壤。大量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小生产、农民的平均主义、君主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级制、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都使左的东西更加根深蒂固,更具群众基础,并成为左的历史根源。”高放:《高放政治学论萃》,团结出版社,2001,第63页。

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向后看的。左的势力所主张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落后的东西,毫无“将来性”可言。

汪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一文中曾经谈到左对自由权利的压迫。他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20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第502页。

综合以上两种意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左,是压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东西。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说,左和右已经是毫无意义的空壳了,左和右不再具有分类价值。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贝尔托·博比奥在2010年最新版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一书中说,直至今天,左和右的区分不但没有废止,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深入人们生活中。这个说法站得住脚。比如,2011年9月,丹麦选出第一位女首相赫勒,中外媒体都称她是左翼,会带领丹麦“向左转”。2011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党选出该党参加2012年大选的总统竞选人奥朗德。法国媒体称他为左派,中国媒体也说他是左翼。

能不能想象全国所有的人对复杂的政治思想问题都持同一种意见?显然不可能。有意见分歧,自然要分成派别。分成派别,就要用简要的词汇概括,左和右就是这样的字眼。当然,用左和右来描述政治见解的区别,来自一个契机,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观点的议员,分别坐在左右两侧。用座位排列的空间概念区分政治观点,纯属偶然。但是,这个说法一旦沿袭下来被人们接受,就形成定式,不易更改了。左和右具有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正如很多政治术语一样,左和右不那么精确。另外,左和右争执的问题不断更新。一些冲突不再重要甚至消失了,新的冲突出现了。比如西方现在的左和右不再向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民主和共和问题,而是争论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税收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政府干预程度问题等。

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文化大突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人们回忆起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仍然充满自豪。众所周知,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百家争鸣,思潮活跃。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思想原创力逐渐枯竭,一直到清末,中国思想没有越出先秦的范围。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构建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宽松环境,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经途径。

当今中国各种思潮的交流、交锋、交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新气象,也是软实力喷涌的源泉。因此,贯彻“双百”方针,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权力代替思想、压制思想,促进各种思潮健康发展,并且形成制度化的竞争环境,实乃当前文化改革的要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文章形式,在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的《经济观察报》连载并上网,引发海内外反响。余英时、郑永年、葛兆光、王辉耀、徐友渔、雷颐,以及博源基金会的秦晓、何迪均对此项研究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另有一些台湾读者阅读之后,发来邮件讨论。其中,一位署名渔父的读者来信说: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江亢虎、张君劢等人就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希望在相关章节中补充进去。我回答说,文章评述的大陆八种思潮起止时间,大体上是从1978年到2008年。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这一点,也应向本书读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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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马立诚的八种社会思潮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新左、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第二部分是研讨会发言材料,收有马立诚、杨继绳、雷颐、高全喜、李楯、郑也夫和竹立家的讲话;第三部分附录一些文章,有葛兆光、萧功秦、徐友渔、王笛和赵复三的文章,其中葛兆光提出四种思潮:民族主义、左派、西方新理论和自由主义,萧功秦提出六种思潮: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全书以以上三部分全面介绍了目前中国各类的思潮,尽管名称和划分各有不同,但清晰提供了一幅当今思潮的俯瞰图,代表着各阶层、各年龄、各区域、各经济文化背景的复杂多元的拼图。

前言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个维度。

历史事件已经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在文本和视像中复现的历史,是历史在学者心灵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称之为“历史的想象性”。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

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在新锐历史学者的文本中,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抗日叙述就呈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的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

因此,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由的初步扩展,为各种思潮面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宽容,使我们能够触摸到各种思潮大致的逻辑和边界。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只能概要勾勒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包括了官方的和民间的思潮。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之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这里要说明的是,八种思潮并非囊括了当代中国全部社会思潮,比如基督教思潮就没有包括在内。本书讨论的八种思潮,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社会思潮。

这八种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这些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

先看第一点。为什么这30年会出现八种思潮?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这就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策方案。打个比方说,这八种思潮,犹如八种药方。从各路名医的主观意愿来看,都是意图展示平生绝学,对症施治,起沉疴于病体,致安康于民众。但药方各不相同,少不了争执一番。30多年来,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变化的形势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各种思潮的起伏涨落也就呈现出参差的状态。

再看第二点。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西方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对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百年,起起伏伏,有目共睹。

社会主义思潮传到中国,先后演变和产生了四种社会主义:一是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如今老左派思潮即为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的遗存;二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民主社会主义;四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新左派虽然激烈批评资本主义,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却比较模糊。

保守主义并非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顽固的反动思潮。保守主义是一种正常的文化选择,是一种面对挑战的历史性反应。保守主义主张保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皇权专制制度、太监制度、凌迟制度和裹小脚风俗等当然不在优秀文化范畴之内),试图用现代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阐释、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珍视伦理、道德、审美、语言方面的宝贵遗产。就此而论,海内外新儒家一些领军人物是为代表。保守主义并非一味维持现状,也不排斥自由民主,而是致力于以自己的主张改进现状。一般来看,保守主义比较审慎,不赞成剧烈突变的革命。自由主义也反对人为建构乌托邦,主张逐渐演进,因此自由主义也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

至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来自西方。

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所以中国的左右之分,与国际上左右划分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在欧美,左和右在政治上都支持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国不是这样。右支持宪政民主,而左不赞成宪政民主。另外,中国的右也赞成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人权,这等于是干了欧美左派的事情。

再比如,在欧美,力主改革的往往是左翼。但在中国,情况恰相反。

又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欧美归于左的一路,在中国却被说成是右。限制自由,限制工会农会的活动,在国际上常常是右翼作为,在中国被看成左的主张。

中国有人主张按照国际划分方式重新厘定中国的左和右。但中国的左右分野早已约定俗成,尽人皆知。一提左右,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打乱重来,更添混乱。

本书是按照中国目前区分左右的标准展开评述的。

曾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说,什么是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东西拿到现在来做,在行动上冒进乱斗,这是左。落在时代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这是右。

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多次代表大会都庄严承诺,将来一定会把中国建设为“高度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左的势力不把民主搬到眼下来做呢?

中国的左到底是什么?高放在《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消极因素成为滋生左的思潮的肥沃土壤。大量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小生产、农民的平均主义、君主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级制、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都使左的东西更加根深蒂固,更具群众基础,并成为左的历史根源。”高放:《高放政治学论萃》,团结出版社,2001,第63页。

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向后看的。左的势力所主张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落后的东西,毫无“将来性”可言。

汪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一文中曾经谈到左对自由权利的压迫。他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20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第502页。

综合以上两种意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左,是压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东西。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说,左和右已经是毫无意义的空壳了,左和右不再具有分类价值。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贝尔托·博比奥在2010年最新版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一书中说,直至今天,左和右的区分不但没有废止,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深入人们生活中。这个说法站得住脚。比如,2011年9月,丹麦选出第一位女首相赫勒,中外媒体都称她是左翼,会带领丹麦“向左转”。2011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党选出该党参加2012年大选的总统竞选人奥朗德。法国媒体称他为左派,中国媒体也说他是左翼。

能不能想象全国所有的人对复杂的政治思想问题都持同一种意见?显然不可能。有意见分歧,自然要分成派别。分成派别,就要用简要的词汇概括,左和右就是这样的字眼。当然,用左和右来描述政治见解的区别,来自一个契机,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观点的议员,分别坐在左右两侧。用座位排列的空间概念区分政治观点,纯属偶然。但是,这个说法一旦沿袭下来被人们接受,就形成定式,不易更改了。左和右具有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正如很多政治术语一样,左和右不那么精确。另外,左和右争执的问题不断更新。一些冲突不再重要甚至消失了,新的冲突出现了。比如西方现在的左和右不再向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民主和共和问题,而是争论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税收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政府干预程度问题等。

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文化大突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人们回忆起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仍然充满自豪。众所周知,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百家争鸣,思潮活跃。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思想原创力逐渐枯竭,一直到清末,中国思想没有越出先秦的范围。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构建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宽松环境,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经途径。

当今中国各种思潮的交流、交锋、交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新气象,也是软实力喷涌的源泉。因此,贯彻“双百”方针,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权力代替思想、压制思想,促进各种思潮健康发展,并且形成制度化的竞争环境,实乃当前文化改革的要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文章形式,在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的《经济观察报》连载并上网,引发海内外反响。余英时、郑永年、葛兆光、王辉耀、徐友渔、雷颐,以及博源基金会的秦晓、何迪均对此项研究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另有一些台湾读者阅读之后,发来邮件讨论。其中,一位署名渔父的读者来信说: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江亢虎、张君劢等人就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希望在相关章节中补充进去。我回答说,文章评述的大陆八种思潮起止时间,大体上是从1978年到2008年。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这一点,也应向本书读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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