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时代的台湾(下)

许倬云说台湾史之六

日治时代的台湾(下)

类别:人文历史   浏览量: 14

版次:RB13   版名: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6-22

1930年,台湾高山族人在雾社起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这是台湾雾社起义的领袖莫那鲁道(中)的照片。

台湾人只是二等公民

上一讲我们谈到日本治台50年,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台湾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皆有相当进步。但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人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

不仅台湾的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台湾也没有真正民间选举的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配戴的徽章,表扬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方法,日本赢取了许多地方领导阶层拥护。

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也有一定的限制。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本地的优秀青年,反而必须到内地去就学。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由日本人担任。

日本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例如,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其贡献;然而,糖厂对他外围的农村,垄断了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了当地地方交通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我到台湾之初,曾经在战后的糖厂居住过。从厂区的老工人得知: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是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的企业是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的。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

台湾人能发展的企业,最多只是地方性的交通和农产加工,例如,运输、仓库、碾米、磨粉等等地方性的小企业。其它重要的企业都不让台湾人经营。在台北帝大之中,台湾教授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教授是从日本聘请来的学者。因此在学术上,台湾同胞并没有机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足以领导台湾的文化建设,也不足以领导台湾的舆论。

台湾人争取权力平等的努力

台湾同胞的抵抗,力争身份和权力的平等,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1913年,罗福兴领导的“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都失败了。后者,又称“噍吧哖之战”,日本正规军镇压游击队,实行了集体大屠杀。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起义之外,1930年,原居民部落也有过“雾社事件”,引发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居民。

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不仅经由武装起义,还有从议会政策的途径和舆论的鼓吹,希望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想用请愿的方式,为台湾同胞获得参政的权利。他们也力图争取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甚至尝试组织政党,例如民众党,希望循现代各国民主运动的常规,争取参政的权利。1920年代,台湾民权的请愿,不下十五次,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日本终究不会赋予台湾同胞合理的国民地位。

台湾人和中国大陆的联系

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了。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台湾同胞也曾经参与,例如罗福兴,就曾经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党员,而且参与了广州起义。中国大陆上的“五四运动”,也引起台湾的共鸣,像张我军就曾经在台湾推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用中国的白话书写。

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的联系,其实不绝如缕,常有来往。中国的著名人物,例如改革和革命的领袖,梁启超和孙中山,都访问过台湾,受到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的一些精英,也有人在海峡两岸,都有产业,来往居住。如板桥林家,在厦门有住宅,亦即著名的菽庄花园。林尔嘉投资福建的许多事业,是闽南有名的企业家。

也有些人,回到中国大陆,发展事业,如张我军、黄朝琴、洪炎秋等等,不胜枚举。连横则将独子连震东,送回中国大陆,托人照顾,要儿子还是中国人。回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常以闽南或客家祖籍,作为籍贯,在中国大陆工作。这些人,在台湾光复后,回到台湾,被称为“半山”。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终于使得所有想要从和平途径争取台湾人政治平等权和文化自主权的一切努力,成为泡影。可是,当年争取台湾人权的运动,留下了种子。林献堂、蒋渭水……他们一线相承,坚持为台湾老百姓争取民主权利。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这一系列的运动,和本土的运动合流,我们在下一节再讨论。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五十年日本的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对于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要求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皇民家庭的人数,也不过是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需要台湾的人力支持,皇民化运动加速进行。1945年台湾光复,真正是皇民的台湾同胞人数,还不过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已。

日本同化的工作究竟还是非常成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在中国作战;如果有台湾兵,也只是分散在各个日本的作战单位之中。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就大量地征用台湾人民参军,最初担任辅助战士的军夫,还不能算真正的军人;后来兵源越来越不够了,才将参军的台湾人,纳入日军编制。台湾军夫和军人在南洋的表现,居然和日本人完全一样,同化程度之深,可想而知。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在台湾的日本人民,获得的一份配粮,台湾同胞能获得的大概只有一半的数量,皇民化的日本人,可以得到日本人和台湾人中间的一半:这一粮食供应的差别,当然也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至少可以吃得饱一点。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更日本。

二战中台湾人的屈辱与苦难

许多台湾同胞,尤其医生,被征调到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服务。1930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在东北的台湾同胞,在地位上比日本人低,可是比中国大陆人高。这些奇怪的现象,使台湾同胞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种人了。《亚细亚孤儿》这本书,正是说明这种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局面。日本人不拿台湾人当日本人,而中国人却以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台湾人究竟是谁?在吴浊流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在台湾今天的文化归属和认同,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同胞群集在庙宇的广场上,听讲中国的古事、观赏民间的歌仔戏,欣赏中国文化之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民间娱乐,经由南管、北管,怀念原乡的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还有一些台湾的读书人组织诗社,借吟哦古诗,尽量保持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中文的“书房”,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地方。在日本推行普及教育之时,“书房”还是和学校教育可以互相补充的。这些努力都说明了,五十年的前半段,台湾同胞还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命脉相连。可是,今天,台湾离开日本六十年了,台湾同胞的“哈日”,却成为一时的风气,历史的吊诡,的确常常令人感慨兴叹。

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台湾同胞有一部分在南洋作战,埋骨异乡,永远不能回家。许多年轻人被征调到日本去,参加国防的生产工作。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被征发到日本,在日本的飞机工厂中做工,补充日本不够的劳动力。战争期间,美军轰炸台湾,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各种工厂设施,都蒙受严重的损害。当时,日本食粮不足,台湾同胞最多只能吃日本人配给食粮的半份。今天许多台湾的耆老,还能记得当年半饥饿的生活———这些都是悲剧!台湾被无辜地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台湾人民蒙受的灾害,和日本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没有被“原爆”的蕈状云笼罩以外,台湾人民,在战时身受苦难,全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拖累的。

五十年来,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好的方面讲,日本将台湾带入现代;从坏的方面讲,五十年来,屈辱与苦难多于幸福。到了台湾回归中国以后,台湾又面临一次身份的模糊和角色的混淆,这是下一节的故事了。

许倬云说台湾史之六

日治时代的台湾(下)

类别:人文历史   浏览量: 14

版次:RB13   版名: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6-22

1930年,台湾高山族人在雾社起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这是台湾雾社起义的领袖莫那鲁道(中)的照片。

台湾人只是二等公民

上一讲我们谈到日本治台50年,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台湾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皆有相当进步。但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人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

不仅台湾的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台湾也没有真正民间选举的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配戴的徽章,表扬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方法,日本赢取了许多地方领导阶层拥护。

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也有一定的限制。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本地的优秀青年,反而必须到内地去就学。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由日本人担任。

日本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例如,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其贡献;然而,糖厂对他外围的农村,垄断了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了当地地方交通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我到台湾之初,曾经在战后的糖厂居住过。从厂区的老工人得知: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是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的企业是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的。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

台湾人能发展的企业,最多只是地方性的交通和农产加工,例如,运输、仓库、碾米、磨粉等等地方性的小企业。其它重要的企业都不让台湾人经营。在台北帝大之中,台湾教授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教授是从日本聘请来的学者。因此在学术上,台湾同胞并没有机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足以领导台湾的文化建设,也不足以领导台湾的舆论。

台湾人争取权力平等的努力

台湾同胞的抵抗,力争身份和权力的平等,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1913年,罗福兴领导的“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都失败了。后者,又称“噍吧哖之战”,日本正规军镇压游击队,实行了集体大屠杀。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起义之外,1930年,原居民部落也有过“雾社事件”,引发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居民。

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不仅经由武装起义,还有从议会政策的途径和舆论的鼓吹,希望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想用请愿的方式,为台湾同胞获得参政的权利。他们也力图争取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甚至尝试组织政党,例如民众党,希望循现代各国民主运动的常规,争取参政的权利。1920年代,台湾民权的请愿,不下十五次,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日本终究不会赋予台湾同胞合理的国民地位。

台湾人和中国大陆的联系

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了。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台湾同胞也曾经参与,例如罗福兴,就曾经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党员,而且参与了广州起义。中国大陆上的“五四运动”,也引起台湾的共鸣,像张我军就曾经在台湾推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用中国的白话书写。

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的联系,其实不绝如缕,常有来往。中国的著名人物,例如改革和革命的领袖,梁启超和孙中山,都访问过台湾,受到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的一些精英,也有人在海峡两岸,都有产业,来往居住。如板桥林家,在厦门有住宅,亦即著名的菽庄花园。林尔嘉投资福建的许多事业,是闽南有名的企业家。

也有些人,回到中国大陆,发展事业,如张我军、黄朝琴、洪炎秋等等,不胜枚举。连横则将独子连震东,送回中国大陆,托人照顾,要儿子还是中国人。回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常以闽南或客家祖籍,作为籍贯,在中国大陆工作。这些人,在台湾光复后,回到台湾,被称为“半山”。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终于使得所有想要从和平途径争取台湾人政治平等权和文化自主权的一切努力,成为泡影。可是,当年争取台湾人权的运动,留下了种子。林献堂、蒋渭水……他们一线相承,坚持为台湾老百姓争取民主权利。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这一系列的运动,和本土的运动合流,我们在下一节再讨论。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五十年日本的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对于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要求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皇民家庭的人数,也不过是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需要台湾的人力支持,皇民化运动加速进行。1945年台湾光复,真正是皇民的台湾同胞人数,还不过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已。

日本同化的工作究竟还是非常成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在中国作战;如果有台湾兵,也只是分散在各个日本的作战单位之中。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就大量地征用台湾人民参军,最初担任辅助战士的军夫,还不能算真正的军人;后来兵源越来越不够了,才将参军的台湾人,纳入日军编制。台湾军夫和军人在南洋的表现,居然和日本人完全一样,同化程度之深,可想而知。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在台湾的日本人民,获得的一份配粮,台湾同胞能获得的大概只有一半的数量,皇民化的日本人,可以得到日本人和台湾人中间的一半:这一粮食供应的差别,当然也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至少可以吃得饱一点。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更日本。

二战中台湾人的屈辱与苦难

许多台湾同胞,尤其医生,被征调到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服务。1930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在东北的台湾同胞,在地位上比日本人低,可是比中国大陆人高。这些奇怪的现象,使台湾同胞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种人了。《亚细亚孤儿》这本书,正是说明这种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局面。日本人不拿台湾人当日本人,而中国人却以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台湾人究竟是谁?在吴浊流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在台湾今天的文化归属和认同,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同胞群集在庙宇的广场上,听讲中国的古事、观赏民间的歌仔戏,欣赏中国文化之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民间娱乐,经由南管、北管,怀念原乡的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还有一些台湾的读书人组织诗社,借吟哦古诗,尽量保持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中文的“书房”,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地方。在日本推行普及教育之时,“书房”还是和学校教育可以互相补充的。这些努力都说明了,五十年的前半段,台湾同胞还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命脉相连。可是,今天,台湾离开日本六十年了,台湾同胞的“哈日”,却成为一时的风气,历史的吊诡,的确常常令人感慨兴叹。

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台湾同胞有一部分在南洋作战,埋骨异乡,永远不能回家。许多年轻人被征调到日本去,参加国防的生产工作。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被征发到日本,在日本的飞机工厂中做工,补充日本不够的劳动力。战争期间,美军轰炸台湾,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各种工厂设施,都蒙受严重的损害。当时,日本食粮不足,台湾同胞最多只能吃日本人配给食粮的半份。今天许多台湾的耆老,还能记得当年半饥饿的生活———这些都是悲剧!台湾被无辜地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台湾人民蒙受的灾害,和日本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没有被“原爆”的蕈状云笼罩以外,台湾人民,在战时身受苦难,全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拖累的。

五十年来,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好的方面讲,日本将台湾带入现代;从坏的方面讲,五十年来,屈辱与苦难多于幸福。到了台湾回归中国以后,台湾又面临一次身份的模糊和角色的混淆,这是下一节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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