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著作是用埃及纸草做成的书卷保存的，纸草这种东西在罗马帝国西部和东部都很常见，一直到日耳曼君主统治帝国西部以后很久修道院还向这些日耳曼君主申请免税购买纸草的特权，说明日耳曼人的到来并没有使西欧的修道院和教会停止抄写和制作书卷，真正阻断西欧继续购买纸草的是阿拉伯人的兴起，地中海贸易因为罗马近东和埃及的丧失而断绝，从那以后西欧的修道院就不再申请免税特许了，说明他们买不到了。
这一时期就发生了一个把古代著作从纸草书卷变成羊皮纸书册转变的过程，因为西欧的气候潮湿寒冷，所以纸草不能长期保存，而羊皮纸虽然价格比纸草贵的多，但是一旦做成书就可以长期保存，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纸张的成本陡然上升，所以书的内容被压缩到了极限，除了圣经一个字都不能删以外的其他著作篇幅都被大大压缩，从整本的教父著作变成《教父格言录》，修道士们把过去的大篇幅的著作里的“金句”抄在羊皮纸上保存下来，古代著作也经历了这个变化，你看很多著作只留下了少数几卷，有的卷只剩下了只言片语，是因为它们被保存在某些节录和文选里了，而大部分的著作因为没有被选进去所以就没有保存下来。
同时因为当时的罗马文化完全在教士中间传播，日耳曼贵族当中很多第一代老爷都是文盲，他们对罗马人的文化科学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而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宗教，科学和文化乃至医术都是作为这个任务的陪衬的，所以古代世俗著作就损失最大，羊皮纸的第一目标是圣经，其次是教父著作，然后是神学著作和日常仪轨的讨论文章，还有教会法和教皇通谕，最后作为点缀保留了一些历史、哲学、文学、医学、天文学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只言片语的节选。
而且中世纪旅行非常艰难，因为很多地方荒无人烟，旅行者一旦走错路就可能陷入绝境，饿死病死被劫杀被野兽填了肚子都是常事，而残存的著作则散在遍布欧洲的修道院，希尔维斯特二世教皇作修道士的时候几乎走遍了法国的修道院就为了抄写和阅读那些别处看不到的手稿。他能活着完成这一切而被认为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同时也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才换到了这些知识。
但是中世纪的修道士对古代文化的热情是不含糊的，他们对这些只言片语是非常熟悉的，他们为了一句格言都肯付出如此之大的艰苦冒这么大的风险，当西班牙地区的修道士把阿拉伯文的古代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让他们看到整本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盖伦的时候他们的欣喜之情是可以想象的。
西班牙译书运动直接带动了中世纪的古典学术运动，刚刚兴起的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们一起被大批引入的古代著作震撼了，然后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进去，同时因为他们是教士，而且是教士里最有学问掌握话语权的那一帮人，他们把自己的这种爱好赋予了一种神圣和权威的色彩，亚里士多德的地位被越拔越高，成了上帝之外第一大圣人，“圣经里说过的听圣经的，上帝没说过的听亚里士多德的”，是这个时代狂热的标志。亚里士多德以及亚里士多德体系里的托勒密和盖伦都被这些掌握着大学、异端裁判所得修道士推倒了神坛上，在培养了前所未有的大批熟悉古代著作的学者和教士的同时，也在西欧创造了一批掌握权力和盲目崇拜古代学者的脑残粉，为未来迫害哥白尼学说创造了土壤。
古希腊罗马著作是用埃及纸草做成的书卷保存的，纸草这种东西在罗马帝国西部和东部都很常见，一直到日耳曼君主统治帝国西部以后很久修道院还向这些日耳曼君主申请免税购买纸草的特权，说明日耳曼人的到来并没有使西欧的修道院和教会停止抄写和制作书卷，真正阻断西欧继续购买纸草的是阿拉伯人的兴起，地中海贸易因为罗马近东和埃及的丧失而断绝，从那以后西欧的修道院就不再申请免税特许了，说明他们买不到了。
这一时期就发生了一个把古代著作从纸草书卷变成羊皮纸书册转变的过程，因为西欧的气候潮湿寒冷，所以纸草不能长期保存，而羊皮纸虽然价格比纸草贵的多，但是一旦做成书就可以长期保存，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纸张的成本陡然上升，所以书的内容被压缩到了极限，除了圣经一个字都不能删以外的其他著作篇幅都被大大压缩，从整本的教父著作变成《教父格言录》，修道士们把过去的大篇幅的著作里的“金句”抄在羊皮纸上保存下来，古代著作也经历了这个变化，你看很多著作只留下了少数几卷，有的卷只剩下了只言片语，是因为它们被保存在某些节录和文选里了，而大部分的著作因为没有被选进去所以就没有保存下来。
同时因为当时的罗马文化完全在教士中间传播，日耳曼贵族当中很多第一代老爷都是文盲，他们对罗马人的文化科学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而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宗教，科学和文化乃至医术都是作为这个任务的陪衬的，所以古代世俗著作就损失最大，羊皮纸的第一目标是圣经，其次是教父著作，然后是神学著作和日常仪轨的讨论文章，还有教会法和教皇通谕，最后作为点缀保留了一些历史、哲学、文学、医学、天文学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只言片语的节选。
而且中世纪旅行非常艰难，因为很多地方荒无人烟，旅行者一旦走错路就可能陷入绝境，饿死病死被劫杀被野兽填了肚子都是常事，而残存的著作则散在遍布欧洲的修道院，希尔维斯特二世教皇作修道士的时候几乎走遍了法国的修道院就为了抄写和阅读那些别处看不到的手稿。他能活着完成这一切而被认为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同时也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才换到了这些知识。
但是中世纪的修道士对古代文化的热情是不含糊的，他们对这些只言片语是非常熟悉的，他们为了一句格言都肯付出如此之大的艰苦冒这么大的风险，当西班牙地区的修道士把阿拉伯文的古代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让他们看到整本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盖伦的时候他们的欣喜之情是可以想象的。
西班牙译书运动直接带动了中世纪的古典学术运动，刚刚兴起的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们一起被大批引入的古代著作震撼了，然后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进去，同时因为他们是教士，而且是教士里最有学问掌握话语权的那一帮人，他们把自己的这种爱好赋予了一种神圣和权威的色彩，亚里士多德的地位被越拔越高，成了上帝之外第一大圣人，“圣经里说过的听圣经的，上帝没说过的听亚里士多德的”，是这个时代狂热的标志。亚里士多德以及亚里士多德体系里的托勒密和盖伦都被这些掌握着大学、异端裁判所得修道士推倒了神坛上，在培养了前所未有的大批熟悉古代著作的学者和教士的同时，也在西欧创造了一批掌握权力和盲目崇拜古代学者的脑残粉，为未来迫害哥白尼学说创造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