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格局中中日关系的多维思考
事件回顾
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拖网渔船发生碰撞。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海上保安厅接报后派出了另两艘巡逻船“水城”和“波照间”。他们在现场反复发出停船命令并进行追踪。下午1点前，6名日本海上保安官在日本领海之外的海域登上中国渔船，使其停止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厅7日夜间决定，计划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同时还以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展开调查。
9月10日：冲绳县石垣简易法院批准拘留船长10天。
9月13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释放14名中国船员
9月19日：日方宣布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
9月24日：日本决定放还所扣押我国渔船船长
自从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撞船事件后，日本民间掀起反华情绪。多家华侨学校接获日本右翼分子的电话或电邮恐吓，扬言引爆炸弹或袭击华人学生。
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出现反日活动，而日本也出现反华现象。在日方放还中国渔船船长后，更出现持刀在首相府抗议，以及两个中国总领事馆被扔冒烟筒的事件。
随着日方宣布决定放还中方船长，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双边关系危机进入了另一层面。这一危机，过程中充满了剑拔弩张，中国官方及民众均表现了不可妥协的态度，日本处理事件的策略，都为日后处理中日紧张关系提供了样本。
第一阶段：中方与日本反复交涉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方第一时间登船，并扣押船员，随后不及即宣布将起诉船长。中方此后多次与日方交涉，反复提抗议，不同层级多次约见日本大使，但日方不为所动，坚持扣押中方船长，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危机
第二阶段：中方采取对日反制措施
日方对于中方各种形式抗议的无视，致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物理反制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主要集中于暂停交流活动、施加经济影响等，如中方已经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终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方感到压力。
第三阶段：温家宝对日明确表态
日方有恃无恐的态度背后来源于美日同盟的支持。温家宝到纽约参加联大，利用和当地华人华侨见面讲话的机会，敦促日本
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船的船长。他说日本方面要为目前的中日关系的局面负全部的责任，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是因为日本方面一直对中国的要求是置若罔闻。这番话不仅是代表中国最高层对日本施压，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钓鱼岛“一船激起千层浪”。为什么一个被搁置多时的小小岛屿，会引发中日两大国之间如此剧烈的冲突？这是周期性的现象吗？如果是，那么内在规律是什么？中日之间为什么总有不确定的变数且总是失控？如果再将视角拉长一点，中日自近代以来，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是类似“搁置争议”之类的政策纠纷，还是遇到纠纷时双方的互动机制及感情不调，或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及国际背景等战略上的矛盾？这些问题是否有“解”？
首先应对中日关系有一个基本定位。平心而论，中日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利害冲突。今天的中日关系，即使不是历史最好时期，也是较好时期。与近代的战争或冷战时期比，现在的局势远没有那么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矛盾及困难的严重性，而在于我们双方至今经历多次波折，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困难及矛盾的方法或机制。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我们双方还没有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及面对困难的复杂性。
中日关系至关重要，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一）历史上中日关系的友好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历史中特定时期的这段陈迹，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1、“徐福东渡”与中日“血缘关系”
公元前210年，泰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种子、粮食、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却在熊野浦登陆后，发现了“平原广泽”(即日本九洲)。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返回恐遭杀身之祸，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
日本学者钣野气峰说30%的日本人有中国血统。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员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
日本人，就肯定是齐部落（即徐福所属的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至少有30％的日本人有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
2、鉴真六次东渡与唐招提寺
唐天宝12年即公元753年12月20日，66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第6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踏上了日本的国土。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鉴真所住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一是政府高层、经济界、学界、媒体与民间对中日关系，似乎都有不尽相同的感受。从过去的“以民促官”到“政冷经热”，再到“政暖经热民冷”以及媒体的特殊作用，这次钓鱼岛风波中各方态度的微妙差异等，都表明各方的认识虽相互影响，但都很难替代，需要展开一场更透明的全民沟通运动。
二是中日之间矛盾的复杂性。中日之间困难如云，问题如山，需要进行分类定性，确定其共性与个性，尤其要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什么是底线或核心利益？什么是重大障碍？什么是一般纠纷？什么可以搁置？如何搁置？钓鱼岛问题属于什么定位？
三是中日关系面对变数的复杂性。中日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错位变化，今天双方都处于国力剧变之际，都在努力走向政治大国，各种利益及内外政策转型交错重叠。单一性政策评估双方每天都在做，但综合统筹性的评估明显不足，这也是这次钓鱼岛失控的原因之一。
四是国际及多边环境的复杂性。仅这次钓鱼岛，就涉及中日、中美、日美、两岸、日台、美台等六对双边关系。而且两岸联手对付美国或日本、日美强化安保遏制中国、中日不做美国棋子、中美协调稳定亚洲，再加上东盟在南海观战等三边及多边格局，使得其中合力关系异常复杂。因此各方都需要听取他方意见，了解各方利益，在多边中寻找定位。
中日关系是整个中国外交的缩影，不仅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检验国民的综合素质，这二者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钓鱼岛风波激活了中日之间的各种矛盾，看起来是坏事，但我们如能抓住这个契机，开展一场大讨论，把这些矛盾都摆在桌面上，既看清中日关系的复杂风险，又明确中日未来的前进方向，尤其是要推心置腹地相互沟通，消除误解，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就完全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中日两国的政
治家与民众应该具有这样的政治眼光与行动能力。
五.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1.历史问题
中日关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与德国的彻底“改过自新”不同，长期以来对二战、特别对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一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反省，一再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
2.东海油气田争端问题
春晓油气田距上海东南500公里，距宁波350公里的东海海域，所在的位置被专家称为“东海西湖凹陷区域”。这个目前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田，由4个油气田组成，除春晓外，还包括平湖、残雪、断桥和天外天等油气田，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2/3个台湾省。
“春晓”气田是一个四方合作项目，包括中海油，中石化，优尼科和英荷壳牌，中海油和中石化合起来绝对控股。2003年5月，项目合作签字仪式由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整个项目估计投产两年后可年产气达24.96亿立方米。而在距离这个巨型气田五公里的地方，则经常有日本的飞机在上空盘旋，“春晓”天然气田的位置距离日本单方面划定的所谓两国东海“中间线”只有5公里，日本担心他们境内的资源通过矿脉发生吸管效应流向中国一方。
“春晓”开采设施建成后，通过海底管道每年可向浙江省和上海地区输送2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丰富的海底资源对临近的日本来说无异于一块靠近嘴边的肥肉，自然分外眼红，早就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据日本的考察，这些海域中埋藏着足够日本消耗320年的锰、1300年的钴、100年的镍、100年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这些资源足以使日本从天然资源贫乏国家摇身一变为“天然资源大国”。另外一方面，按照国际惯例，地下资源横跨好几个国家时，要根据储量的比例分摊利益。但令日本媒体感到窝火的是，为了抢占更多的专属经济区，至今日方在东海的海洋调查只局限于地质构造的基础调查，想跟中国谈“按比例分配”，却连具体数据都拿不出来。经济产业省的资源能源厅甚至连进行详细调查的计划都没有。手中没有掌握要求分摊利益的油气田的数据资料。这样，如果答应合作，既开不了价，也还不了价。
中国外交相关人士更表示，东海目前尚未划界，所谓“中间线”是日方单方面提出来的，中方从来没有接受，今后也不会接
受。中方不接受以所谓“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
3.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等岛屿组成，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在19世纪末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84年日本那霸居民古贺首次登上钓鱼岛采集羽毛和捕捞周围海产物。他随后提出开拓钓鱼岛的请愿还被冲绳县知事拒绝。1885年后，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没作答复。但是后来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攫取了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私自交给了美国托管。
60年代末联合国一委员会宣布该岛附近可能蕴藏著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著又将巡防船开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一交易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72年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挂起并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可是，当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一些敌视中国的国会议员提出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顺应右派要求，出动巡逻艇和飞机对我在钓鱼岛列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翌年5月，日本政府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到钓鱼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直升机场，还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著世界局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再次将手伸向钓鱼岛。1990年10月，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经政府允许，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灯塔。日方还出动12艘船只和两架直升机阻扰台湾渔船接近钓鱼岛列岛。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一座灯塔，企图使灯塔列于海图以便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又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阳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进行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而且政府要人与此相配合，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并要日本海上保安厅随
时准备用武力排除“干扰”。
4.美日军事同盟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997年美日两国修改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防卫范围由“远东”扩展至概念模糊的“日本周边”。
2005年2月，美日两国“2+2”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明确将台海地区列为其安全保卫范围，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006年1月，日本修改《周边事态法》，清晰界定“台湾有事”属于日本“周边事态” ，为主动、公开介入台海问题确立了国内法依据。日本对台海问题的介入已经公开化、主动化、机制化和军事化。
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规定，日本在战时有为美国提供后方支援的义务。日美制定了针对台湾海峡的“联合作战计划”及“相互协作作战计划”，明确“台海一旦有事，美军优先使用日本国内的11个民用机场及7个海港”，“自卫队将直接对美军提供包括海上搜救、向美军前沿基地及补给基地、港湾等薄弱环节提供安保等支持”。
六、正确看待和发展中日关系所应持有的态度
中日关系是国家关系复杂性的集中表现，处理不好，既影响到双方发展，又影响到地区安全和世界稳定。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
“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
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
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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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中中日关系的多维思考
事件回顾
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拖网渔船发生碰撞。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海上保安厅接报后派出了另两艘巡逻船“水城”和“波照间”。他们在现场反复发出停船命令并进行追踪。下午1点前，6名日本海上保安官在日本领海之外的海域登上中国渔船，使其停止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厅7日夜间决定，计划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同时还以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展开调查。
9月10日：冲绳县石垣简易法院批准拘留船长10天。
9月13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释放14名中国船员
9月19日：日方宣布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
9月24日：日本决定放还所扣押我国渔船船长
自从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撞船事件后，日本民间掀起反华情绪。多家华侨学校接获日本右翼分子的电话或电邮恐吓，扬言引爆炸弹或袭击华人学生。
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出现反日活动，而日本也出现反华现象。在日方放还中国渔船船长后，更出现持刀在首相府抗议，以及两个中国总领事馆被扔冒烟筒的事件。
随着日方宣布决定放还中方船长，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双边关系危机进入了另一层面。这一危机，过程中充满了剑拔弩张，中国官方及民众均表现了不可妥协的态度，日本处理事件的策略，都为日后处理中日紧张关系提供了样本。
第一阶段：中方与日本反复交涉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方第一时间登船，并扣押船员，随后不及即宣布将起诉船长。中方此后多次与日方交涉，反复提抗议，不同层级多次约见日本大使，但日方不为所动，坚持扣押中方船长，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危机
第二阶段：中方采取对日反制措施
日方对于中方各种形式抗议的无视，致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物理反制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主要集中于暂停交流活动、施加经济影响等，如中方已经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终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方感到压力。
第三阶段：温家宝对日明确表态
日方有恃无恐的态度背后来源于美日同盟的支持。温家宝到纽约参加联大，利用和当地华人华侨见面讲话的机会，敦促日本
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船的船长。他说日本方面要为目前的中日关系的局面负全部的责任，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是因为日本方面一直对中国的要求是置若罔闻。这番话不仅是代表中国最高层对日本施压，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钓鱼岛“一船激起千层浪”。为什么一个被搁置多时的小小岛屿，会引发中日两大国之间如此剧烈的冲突？这是周期性的现象吗？如果是，那么内在规律是什么？中日之间为什么总有不确定的变数且总是失控？如果再将视角拉长一点，中日自近代以来，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是类似“搁置争议”之类的政策纠纷，还是遇到纠纷时双方的互动机制及感情不调，或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及国际背景等战略上的矛盾？这些问题是否有“解”？
首先应对中日关系有一个基本定位。平心而论，中日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利害冲突。今天的中日关系，即使不是历史最好时期，也是较好时期。与近代的战争或冷战时期比，现在的局势远没有那么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矛盾及困难的严重性，而在于我们双方至今经历多次波折，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困难及矛盾的方法或机制。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我们双方还没有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及面对困难的复杂性。
中日关系至关重要，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一）历史上中日关系的友好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历史中特定时期的这段陈迹，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1、“徐福东渡”与中日“血缘关系”
公元前210年，泰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种子、粮食、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却在熊野浦登陆后，发现了“平原广泽”(即日本九洲)。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返回恐遭杀身之祸，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
日本学者钣野气峰说30%的日本人有中国血统。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员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
日本人，就肯定是齐部落（即徐福所属的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至少有30％的日本人有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
2、鉴真六次东渡与唐招提寺
唐天宝12年即公元753年12月20日，66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第6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踏上了日本的国土。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鉴真所住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一是政府高层、经济界、学界、媒体与民间对中日关系，似乎都有不尽相同的感受。从过去的“以民促官”到“政冷经热”，再到“政暖经热民冷”以及媒体的特殊作用，这次钓鱼岛风波中各方态度的微妙差异等，都表明各方的认识虽相互影响，但都很难替代，需要展开一场更透明的全民沟通运动。
二是中日之间矛盾的复杂性。中日之间困难如云，问题如山，需要进行分类定性，确定其共性与个性，尤其要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什么是底线或核心利益？什么是重大障碍？什么是一般纠纷？什么可以搁置？如何搁置？钓鱼岛问题属于什么定位？
三是中日关系面对变数的复杂性。中日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错位变化，今天双方都处于国力剧变之际，都在努力走向政治大国，各种利益及内外政策转型交错重叠。单一性政策评估双方每天都在做，但综合统筹性的评估明显不足，这也是这次钓鱼岛失控的原因之一。
四是国际及多边环境的复杂性。仅这次钓鱼岛，就涉及中日、中美、日美、两岸、日台、美台等六对双边关系。而且两岸联手对付美国或日本、日美强化安保遏制中国、中日不做美国棋子、中美协调稳定亚洲，再加上东盟在南海观战等三边及多边格局，使得其中合力关系异常复杂。因此各方都需要听取他方意见，了解各方利益，在多边中寻找定位。
中日关系是整个中国外交的缩影，不仅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检验国民的综合素质，这二者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钓鱼岛风波激活了中日之间的各种矛盾，看起来是坏事，但我们如能抓住这个契机，开展一场大讨论，把这些矛盾都摆在桌面上，既看清中日关系的复杂风险，又明确中日未来的前进方向，尤其是要推心置腹地相互沟通，消除误解，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就完全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中日两国的政
治家与民众应该具有这样的政治眼光与行动能力。
五.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1.历史问题
中日关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与德国的彻底“改过自新”不同，长期以来对二战、特别对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一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反省，一再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
2.东海油气田争端问题
春晓油气田距上海东南500公里，距宁波350公里的东海海域，所在的位置被专家称为“东海西湖凹陷区域”。这个目前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田，由4个油气田组成，除春晓外，还包括平湖、残雪、断桥和天外天等油气田，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2/3个台湾省。
“春晓”气田是一个四方合作项目，包括中海油，中石化，优尼科和英荷壳牌，中海油和中石化合起来绝对控股。2003年5月，项目合作签字仪式由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整个项目估计投产两年后可年产气达24.96亿立方米。而在距离这个巨型气田五公里的地方，则经常有日本的飞机在上空盘旋，“春晓”天然气田的位置距离日本单方面划定的所谓两国东海“中间线”只有5公里，日本担心他们境内的资源通过矿脉发生吸管效应流向中国一方。
“春晓”开采设施建成后，通过海底管道每年可向浙江省和上海地区输送2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丰富的海底资源对临近的日本来说无异于一块靠近嘴边的肥肉，自然分外眼红，早就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据日本的考察，这些海域中埋藏着足够日本消耗320年的锰、1300年的钴、100年的镍、100年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这些资源足以使日本从天然资源贫乏国家摇身一变为“天然资源大国”。另外一方面，按照国际惯例，地下资源横跨好几个国家时，要根据储量的比例分摊利益。但令日本媒体感到窝火的是，为了抢占更多的专属经济区，至今日方在东海的海洋调查只局限于地质构造的基础调查，想跟中国谈“按比例分配”，却连具体数据都拿不出来。经济产业省的资源能源厅甚至连进行详细调查的计划都没有。手中没有掌握要求分摊利益的油气田的数据资料。这样，如果答应合作，既开不了价，也还不了价。
中国外交相关人士更表示，东海目前尚未划界，所谓“中间线”是日方单方面提出来的，中方从来没有接受，今后也不会接
受。中方不接受以所谓“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
3.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等岛屿组成，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在19世纪末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84年日本那霸居民古贺首次登上钓鱼岛采集羽毛和捕捞周围海产物。他随后提出开拓钓鱼岛的请愿还被冲绳县知事拒绝。1885年后，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没作答复。但是后来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攫取了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私自交给了美国托管。
60年代末联合国一委员会宣布该岛附近可能蕴藏著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著又将巡防船开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一交易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72年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挂起并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可是，当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一些敌视中国的国会议员提出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顺应右派要求，出动巡逻艇和飞机对我在钓鱼岛列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翌年5月，日本政府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到钓鱼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直升机场，还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著世界局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再次将手伸向钓鱼岛。1990年10月，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经政府允许，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灯塔。日方还出动12艘船只和两架直升机阻扰台湾渔船接近钓鱼岛列岛。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一座灯塔，企图使灯塔列于海图以便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又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阳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进行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而且政府要人与此相配合，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并要日本海上保安厅随
时准备用武力排除“干扰”。
4.美日军事同盟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997年美日两国修改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防卫范围由“远东”扩展至概念模糊的“日本周边”。
2005年2月，美日两国“2+2”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明确将台海地区列为其安全保卫范围，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006年1月，日本修改《周边事态法》，清晰界定“台湾有事”属于日本“周边事态” ，为主动、公开介入台海问题确立了国内法依据。日本对台海问题的介入已经公开化、主动化、机制化和军事化。
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规定，日本在战时有为美国提供后方支援的义务。日美制定了针对台湾海峡的“联合作战计划”及“相互协作作战计划”，明确“台海一旦有事，美军优先使用日本国内的11个民用机场及7个海港”，“自卫队将直接对美军提供包括海上搜救、向美军前沿基地及补给基地、港湾等薄弱环节提供安保等支持”。
六、正确看待和发展中日关系所应持有的态度
中日关系是国家关系复杂性的集中表现，处理不好，既影响到双方发展，又影响到地区安全和世界稳定。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
“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
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
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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