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越显衰退趋势，社会开始期待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部分地方政府甚至等不及，预先推出投资计划，等候中央宽松货币政策的到来。在宏观经济走向未定之际，回顾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及其效果，就是一件迫切的事情。 单论四万亿本身，主要是财政政策，涵盖了基建、三农、保障房、税改等九个领域的政府投入，除此以外还强调了金融——尤其是信贷对重点工程、技改等的支持。初步匡算，实施这些工程，到2010年底总计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是“四万亿”计划的由来。这一投资总额虽然很高，但并不离谱，仅占2010年GDP的一成。从资金来源来看，中央政府承担1.18万亿，其他近3万亿，由地方配套，以中央代发的地方债、政策性贷款与地方企业债为主，需要货币扩张的幅度并不大，副作用相对较小。 但显然，这个以财政投入为主、总计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公众认知的“四万亿”计划并不一样。为了与四万亿相配合，“四万亿”计划中的第十条——“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被过度使用，2009年的M2增速超过27％，为近十几年之最。年均新增信贷从2007年以前的年均3万多亿的常态激增至现在的7万亿元以上，2009年一年更新增近10万亿。2011年末，M2总额较2007年末增长超过100%。很明显，是货币扩张而不是四万亿政府投资刺激了经济，这才是“四万亿”计划产生强大效应的根本原因。 这些政策最终体现在价格水平的变化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10年起，物价开始全面上涨，政策越给力，也就意味着物价上涨得越厉害。 代价还不仅仅于此，由于当时的经济政策主要着眼于拉动投资而非刺激居民消费，在资本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全面上升的同时，还带来了产能扩张，尤其是钢铁、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问题是，中国并没有相应容量的市场需求。过去十几年的产能扩张是由强劲的出口消化的，但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都处于衰退期，能消化掉的中国多余产能是有限的。于是，我们看到，投资形成的产能，在今天没法消化了，钢铁、水泥等行业纷纷出现产能过剩。这时要缩减产能，企业面临的可能就是巨额债务，银行体系承受的压力极大。 更深远的危机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如经济结构失衡、节能减排——时机不再。因为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被拖延了，节能减排也不提了，造纸业、光伏等高污染行业的整顿全面停止，房价调控也一度缓和。这些改革的延后，加重了经济的“病情”，让这些领域改革陷入更难腾挪的境地，构成了“四万亿”计划最严重的代价。 在欧美金融危机危及中国出口产业时，“四万亿”计划的确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但如今我们发现，今天企业被迫缩减产能后，企业倒闭、工人返乡的危机仍在，四万亿只是拖延了危机的时间，我们更需要承受此前所没有的“高物价、高债务负担”等代价。 四万亿原本应该有一个好结局。2008年公布的四万亿计划明确要求，要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如水污染防治、节能减排工程，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服务业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全面推进税改，减轻企业负担等。这些财政政策如果能切实地执行下去，虽然经济周期的复苏不如货币扩张来得快，但却会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影响长期总产出。但这些政策不是被抛之脑后，就是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如此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但愿此次应对经济衰退，我们不要重走货币扩张的老路，而是切实把财政资金投入到民生上去，而不是出台新的“四万亿”计划。（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越显衰退趋势，社会开始期待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部分地方政府甚至等不及，预先推出投资计划，等候中央宽松货币政策的到来。在宏观经济走向未定之际，回顾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及其效果，就是一件迫切的事情。 单论四万亿本身，主要是财政政策，涵盖了基建、三农、保障房、税改等九个领域的政府投入，除此以外还强调了金融——尤其是信贷对重点工程、技改等的支持。初步匡算，实施这些工程，到2010年底总计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是“四万亿”计划的由来。这一投资总额虽然很高，但并不离谱，仅占2010年GDP的一成。从资金来源来看，中央政府承担1.18万亿，其他近3万亿，由地方配套，以中央代发的地方债、政策性贷款与地方企业债为主，需要货币扩张的幅度并不大，副作用相对较小。 但显然，这个以财政投入为主、总计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公众认知的“四万亿”计划并不一样。为了与四万亿相配合，“四万亿”计划中的第十条——“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被过度使用，2009年的M2增速超过27％，为近十几年之最。年均新增信贷从2007年以前的年均3万多亿的常态激增至现在的7万亿元以上，2009年一年更新增近10万亿。2011年末，M2总额较2007年末增长超过100%。很明显，是货币扩张而不是四万亿政府投资刺激了经济，这才是“四万亿”计划产生强大效应的根本原因。 这些政策最终体现在价格水平的变化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10年起，物价开始全面上涨，政策越给力，也就意味着物价上涨得越厉害。 代价还不仅仅于此，由于当时的经济政策主要着眼于拉动投资而非刺激居民消费，在资本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全面上升的同时，还带来了产能扩张，尤其是钢铁、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问题是，中国并没有相应容量的市场需求。过去十几年的产能扩张是由强劲的出口消化的，但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都处于衰退期，能消化掉的中国多余产能是有限的。于是，我们看到，投资形成的产能，在今天没法消化了，钢铁、水泥等行业纷纷出现产能过剩。这时要缩减产能，企业面临的可能就是巨额债务，银行体系承受的压力极大。 更深远的危机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如经济结构失衡、节能减排——时机不再。因为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被拖延了，节能减排也不提了，造纸业、光伏等高污染行业的整顿全面停止，房价调控也一度缓和。这些改革的延后，加重了经济的“病情”，让这些领域改革陷入更难腾挪的境地，构成了“四万亿”计划最严重的代价。 在欧美金融危机危及中国出口产业时，“四万亿”计划的确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但如今我们发现，今天企业被迫缩减产能后，企业倒闭、工人返乡的危机仍在，四万亿只是拖延了危机的时间，我们更需要承受此前所没有的“高物价、高债务负担”等代价。 四万亿原本应该有一个好结局。2008年公布的四万亿计划明确要求，要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如水污染防治、节能减排工程，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服务业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全面推进税改，减轻企业负担等。这些财政政策如果能切实地执行下去，虽然经济周期的复苏不如货币扩张来得快，但却会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影响长期总产出。但这些政策不是被抛之脑后，就是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如此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但愿此次应对经济衰退，我们不要重走货币扩张的老路，而是切实把财政资金投入到民生上去，而不是出台新的“四万亿”计划。（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