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珍张注洪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07期
今年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埃德加·斯诺在新中国建国后1960年首次访华的40周年，也是他1970年最后一次访华的30周年。我们今天在他多年居住过、离开后又多次访问过的北京，在他为之追求的、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已基本成为现实的时候，就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研究和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建国前斯诺曾于1936年最早访问陕北红区，向美国和世界作了客观、公正的报导，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窗口，为中美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树立了友好交往的丰碑。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恢复与改善进行不懈的努力。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经过十年期待，克服了种种困难，他终于以作家身份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会见了毛主席、周总理等我国领导人。斯诺把这次访问和1936年的访问进行了比较。他说：“打破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像我在1936年所做的工作一样，而且更为重要。”他对这一次的访问写道：“我不能拒绝这次机会，它将产生辉煌的新闻报道，并将有益于历史，更不必说有益于两个国家的生存。”他还说：“我感到，我对中国和美国都负有责任，在这一时刻，我或许能发挥某种关键性作用。”[1](P295)斯诺在这次访问后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相信“和平而又竞争的共存，最终必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1](P295)。可见，斯诺长期以来就胸怀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强烈的使命感，试图在中美两国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1960年11月，他回国后在美国做了38次演说。1962年，他根据此次访问写成《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向美国各界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该书临近完成时，他写道：“对美国所提出的‘让我们重新开始’的观点，某些中国领导人一直准备响应。……所以他们显然希望，我的访问或许有助于重新架起沟通的桥梁。”[1](P296)斯诺在该书中预言，中美两国之间的僵局终将被打破，“双方的情况将要发生变化，这一迹象正在日趋明显”[2](P736)。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与毛泽东再次恳谈，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谈话的范围涉及“山南海北”。[3](P17-23)其中仍然专门谈到了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问题。当斯诺问有无“特别信息”想由他这位美国记者带给美国总统约翰逊时，毛泽东说没有，但毛泽东还是指出：“历史的各种力量终究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3](P17-23)这次访问回国，斯诺编辑了他拍摄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人类的四分之一》，向美国观众放映。
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即史学家所称的“传奇之旅”[4](572)。这次，他在中国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接待。10月1日，在检阅国庆群众游行队伍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合影留念。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一合照，报纸右角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实际上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现中美之间的缓和。”尽管此举当时并未立即收到预期的效果，以至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那个信号太隐晦，以至于我们这些粗糙的西方头脑完全没有理解其涵义。”[5](P698)直到1971年4月30日斯诺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在《生活》杂志上全文发表，斯诺在这篇文章中写到“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毛泽东“愿意和他谈”，“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6](P437)尼克松看到这篇文章后受到“极大的鼓舞”，加强了他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信心。斯诺曾兴奋地写信给毛泽东说，适时公布毛泽东谈话的全文，“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稍后他还致函日内瓦的中国领事，希望自己以前写的一切东西对中美谈判能够“有所帮助”。[1](P329)尼克松在访华之行前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对斯诺的报道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他（斯诺）的报道证实了我们获得的秘密信号，即中国对我访华很感兴趣。”[1](P330)基辛格后来也说：“无论如何，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很有趣，它使我们了解到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想法。”[1](P329)斯诺在新中国建国后对中国的访问，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中介、沟通和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斯诺还以其实际行动、真实报道和远见卓识，促进了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向前发展。
回顾过去，正是为了总结经验，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从斯诺访问新中国和他所作的贡献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从斯诺访问新中国中显示了他具有进步的思想。他的好友詹姆斯·贝特兰对他作过这样的概括：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激进主义者，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斯诺认为“世界上生活着几十亿普通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应该受到尊重”[1](P337)。他认为“某些作品是否有价值，是由它自身来证明的”，“如果结果表明，它对增进人类的知识只有微小的贡献”，“也只有在促进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穷人和受压迫者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1](P338)他对新世界秩序的设想是“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适应在世界上的穷人地区进行根本变革的需要”[1](P338)。他对新中国前途的展望是：“城乡差别被消灭了，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生活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中。”[1](P323)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斯诺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敏锐的观察力。他观察事物，能够从实际出发，并把它置于广阔而又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他既不为一时的假象所蒙蔽，也不为潮流的冲击轻易改变初衷。他珍惜情谊，但绝不容忍别人的阿谀和奉承；他渴求友善，却从不畏惧无端的冷漠。他总是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力求实事求是地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斯诺最初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一时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难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当他“听到他所尊敬的一些老同志的遭遇和被处理的情况，深感痛心悲伤”。他听到“五七干校的生活条件太艰苦，太简陋原始，而且迫使家庭瓦解分离”，或得知“一些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专门人才去种水稻”，或听到“北大的宣传队把北大的燕京的历史都概括为‘帝国主义文化机构’”[1](P323)等等，这些事实无不引起他强烈的震撼和反感。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红色政权可能被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所窃取。1970年，他仔细地考虑了这一切后说：在一个靠着把领袖神化的“日益显赫的新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在军队的支持下，这些人不久就将掌握共产党的大权”，“未来的官僚将是当前动乱的产物”，他们将拥有“巨大的权力”。[1](P322)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天平将会调整过来”[1](P324)。于此，足见他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
（三）斯诺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表现了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在60年代的形势下，作为美国的记者，要获准进入中国，其困难并不比1936年前往西北红色根据地少，甚至还要更多。他既要与华盛顿官方进行一次次交涉，又要为获得经济支持而遵循出版社或杂志社的苛刻条件，当然更要得到中国最高当局的许可。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他的“复始之旅”。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实际上已为癌症前期的病痛折磨得疲惫不堪，加之当时又值“文革”高潮，他常常为看到的中国实况而内心大惑不解。诸如外宾与中国人的隔离（经过要求，斯诺才得到了特许优待）；对来访者反复讲述老掉牙的故事，而很难得到军队、党政、经济等方面的真实信息；旅途中到处听到的那些政治口号与歌曲等等，都使他烦恼。[1](P328)他几乎是十分“痛苦”地进行这次采访的。不过，最终使斯诺无比欣慰的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使他得以传递了信息，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四）斯诺访问新中国的行动和报导，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历史教益。他作为美国的著名记者致力于开拓中美沟通的途径，增强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获得了两国人士的称赞，也恰在此后不久，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他做出了如实的赞赏，也提出了真诚的告诫。他说：“亲密无间看来还很遥远。两国之间的近期关系必将矛盾重重，不断进行调整和斗争”，“一个更现实的世界已经初露端倪”。[7](P22-36)他还认为世界必将成熟起来，从“民族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演变为“联邦制世界政府的更先进概念”。[8](P423)斯诺所展望的前景，即人民的地位得到提高，民族得到解放，并由此构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安全的、平等的、和平的国际秩序。[1](P340)他的这种认识和观察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五）学习和研究斯诺依然是我们的任务。斯诺从初次到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已过去三四十年，他逝世也已28个春秋。斯诺的研究工作已取得显著成就。这表现在：1.在国际友人研究会组织下，召开了纪念斯诺逝世10周年、20周年，纪念《西行漫记》出版50周年，纪念斯诺赴陕北之行60周年等学术研讨会。2.出版了《斯诺文集》（1-4卷）、《斯诺在中国》、《纪念斯诺》、《西行漫记和我》等资料和回忆录。3.编辑了《斯诺传奇》、《世纪行》以及三本同名的《斯诺小传》，发表了研究斯诺的论文百余篇，翻译了美国学者约翰·汉密尔顿和伯纳德·托马斯两本颇有质量的《斯诺传》和《斯诺在中国》。4.成立了北京、西安、武汉三个斯诺研究中心，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纪念和研究活动。5.编辑和拍摄了《斯诺和毛泽东》等多部以斯诺为题材的新闻纪录片，放映后获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总的来说，对斯诺研究的深度仍然不够，有关资料的翻译整理尚属滞后。建议加强对斯诺特别是他在华活动和斯诺精神的研究，出版更完备的斯诺著作集或斯诺研究文集，以推动斯诺研究的开展。做好这一工作，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乃至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都是十分有益的。
此文系2000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9次埃德加·斯诺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介绍：王学珍，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邮编 100871
作者：王学珍张注洪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07期
今年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埃德加·斯诺在新中国建国后1960年首次访华的40周年，也是他1970年最后一次访华的30周年。我们今天在他多年居住过、离开后又多次访问过的北京，在他为之追求的、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已基本成为现实的时候，就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研究和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建国前斯诺曾于1936年最早访问陕北红区，向美国和世界作了客观、公正的报导，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窗口，为中美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树立了友好交往的丰碑。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恢复与改善进行不懈的努力。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经过十年期待，克服了种种困难，他终于以作家身份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会见了毛主席、周总理等我国领导人。斯诺把这次访问和1936年的访问进行了比较。他说：“打破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像我在1936年所做的工作一样，而且更为重要。”他对这一次的访问写道：“我不能拒绝这次机会，它将产生辉煌的新闻报道，并将有益于历史，更不必说有益于两个国家的生存。”他还说：“我感到，我对中国和美国都负有责任，在这一时刻，我或许能发挥某种关键性作用。”[1](P295)斯诺在这次访问后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相信“和平而又竞争的共存，最终必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1](P295)。可见，斯诺长期以来就胸怀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强烈的使命感，试图在中美两国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1960年11月，他回国后在美国做了38次演说。1962年，他根据此次访问写成《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向美国各界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该书临近完成时，他写道：“对美国所提出的‘让我们重新开始’的观点，某些中国领导人一直准备响应。……所以他们显然希望，我的访问或许有助于重新架起沟通的桥梁。”[1](P296)斯诺在该书中预言，中美两国之间的僵局终将被打破，“双方的情况将要发生变化，这一迹象正在日趋明显”[2](P736)。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与毛泽东再次恳谈，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谈话的范围涉及“山南海北”。[3](P17-23)其中仍然专门谈到了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问题。当斯诺问有无“特别信息”想由他这位美国记者带给美国总统约翰逊时，毛泽东说没有，但毛泽东还是指出：“历史的各种力量终究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3](P17-23)这次访问回国，斯诺编辑了他拍摄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人类的四分之一》，向美国观众放映。
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即史学家所称的“传奇之旅”[4](572)。这次，他在中国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接待。10月1日，在检阅国庆群众游行队伍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合影留念。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一合照，报纸右角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实际上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现中美之间的缓和。”尽管此举当时并未立即收到预期的效果，以至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那个信号太隐晦，以至于我们这些粗糙的西方头脑完全没有理解其涵义。”[5](P698)直到1971年4月30日斯诺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在《生活》杂志上全文发表，斯诺在这篇文章中写到“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毛泽东“愿意和他谈”，“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6](P437)尼克松看到这篇文章后受到“极大的鼓舞”，加强了他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信心。斯诺曾兴奋地写信给毛泽东说，适时公布毛泽东谈话的全文，“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稍后他还致函日内瓦的中国领事，希望自己以前写的一切东西对中美谈判能够“有所帮助”。[1](P329)尼克松在访华之行前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对斯诺的报道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他（斯诺）的报道证实了我们获得的秘密信号，即中国对我访华很感兴趣。”[1](P330)基辛格后来也说：“无论如何，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很有趣，它使我们了解到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想法。”[1](P329)斯诺在新中国建国后对中国的访问，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中介、沟通和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斯诺还以其实际行动、真实报道和远见卓识，促进了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向前发展。
回顾过去，正是为了总结经验，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从斯诺访问新中国和他所作的贡献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从斯诺访问新中国中显示了他具有进步的思想。他的好友詹姆斯·贝特兰对他作过这样的概括：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激进主义者，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斯诺认为“世界上生活着几十亿普通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应该受到尊重”[1](P337)。他认为“某些作品是否有价值，是由它自身来证明的”，“如果结果表明，它对增进人类的知识只有微小的贡献”，“也只有在促进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穷人和受压迫者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1](P338)他对新世界秩序的设想是“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适应在世界上的穷人地区进行根本变革的需要”[1](P338)。他对新中国前途的展望是：“城乡差别被消灭了，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生活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中。”[1](P323)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斯诺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敏锐的观察力。他观察事物，能够从实际出发，并把它置于广阔而又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他既不为一时的假象所蒙蔽，也不为潮流的冲击轻易改变初衷。他珍惜情谊，但绝不容忍别人的阿谀和奉承；他渴求友善，却从不畏惧无端的冷漠。他总是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力求实事求是地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斯诺最初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一时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难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当他“听到他所尊敬的一些老同志的遭遇和被处理的情况，深感痛心悲伤”。他听到“五七干校的生活条件太艰苦，太简陋原始，而且迫使家庭瓦解分离”，或得知“一些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专门人才去种水稻”，或听到“北大的宣传队把北大的燕京的历史都概括为‘帝国主义文化机构’”[1](P323)等等，这些事实无不引起他强烈的震撼和反感。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红色政权可能被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所窃取。1970年，他仔细地考虑了这一切后说：在一个靠着把领袖神化的“日益显赫的新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在军队的支持下，这些人不久就将掌握共产党的大权”，“未来的官僚将是当前动乱的产物”，他们将拥有“巨大的权力”。[1](P322)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天平将会调整过来”[1](P324)。于此，足见他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
（三）斯诺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表现了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在60年代的形势下，作为美国的记者，要获准进入中国，其困难并不比1936年前往西北红色根据地少，甚至还要更多。他既要与华盛顿官方进行一次次交涉，又要为获得经济支持而遵循出版社或杂志社的苛刻条件，当然更要得到中国最高当局的许可。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他的“复始之旅”。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实际上已为癌症前期的病痛折磨得疲惫不堪，加之当时又值“文革”高潮，他常常为看到的中国实况而内心大惑不解。诸如外宾与中国人的隔离（经过要求，斯诺才得到了特许优待）；对来访者反复讲述老掉牙的故事，而很难得到军队、党政、经济等方面的真实信息；旅途中到处听到的那些政治口号与歌曲等等，都使他烦恼。[1](P328)他几乎是十分“痛苦”地进行这次采访的。不过，最终使斯诺无比欣慰的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使他得以传递了信息，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四）斯诺访问新中国的行动和报导，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历史教益。他作为美国的著名记者致力于开拓中美沟通的途径，增强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获得了两国人士的称赞，也恰在此后不久，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他做出了如实的赞赏，也提出了真诚的告诫。他说：“亲密无间看来还很遥远。两国之间的近期关系必将矛盾重重，不断进行调整和斗争”，“一个更现实的世界已经初露端倪”。[7](P22-36)他还认为世界必将成熟起来，从“民族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演变为“联邦制世界政府的更先进概念”。[8](P423)斯诺所展望的前景，即人民的地位得到提高，民族得到解放，并由此构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安全的、平等的、和平的国际秩序。[1](P340)他的这种认识和观察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五）学习和研究斯诺依然是我们的任务。斯诺从初次到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已过去三四十年，他逝世也已28个春秋。斯诺的研究工作已取得显著成就。这表现在：1.在国际友人研究会组织下，召开了纪念斯诺逝世10周年、20周年，纪念《西行漫记》出版50周年，纪念斯诺赴陕北之行60周年等学术研讨会。2.出版了《斯诺文集》（1-4卷）、《斯诺在中国》、《纪念斯诺》、《西行漫记和我》等资料和回忆录。3.编辑了《斯诺传奇》、《世纪行》以及三本同名的《斯诺小传》，发表了研究斯诺的论文百余篇，翻译了美国学者约翰·汉密尔顿和伯纳德·托马斯两本颇有质量的《斯诺传》和《斯诺在中国》。4.成立了北京、西安、武汉三个斯诺研究中心，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纪念和研究活动。5.编辑和拍摄了《斯诺和毛泽东》等多部以斯诺为题材的新闻纪录片，放映后获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总的来说，对斯诺研究的深度仍然不够，有关资料的翻译整理尚属滞后。建议加强对斯诺特别是他在华活动和斯诺精神的研究，出版更完备的斯诺著作集或斯诺研究文集，以推动斯诺研究的开展。做好这一工作，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乃至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都是十分有益的。
此文系2000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9次埃德加·斯诺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介绍：王学珍，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邮编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