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1期(总第127期)
广西社会科学
GUANGXISOCIALSCIENCES
NO.1,2006(Cumulatively,NO.127)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杨全顺
(枣庄学院政法系,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 ,,出现了以
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
[关键词] 洋务派 “中学为体” [中图分类号] ] [] 1004-6917(2006)01-0109-03
Ξ
鸦片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下,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在清廷统治阶层中,有一部分顽固派在遭受内外双重打击的严峻形势下开始讲求“经世致用”,转化为洋务派,如奕 、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而在地主阶级革新派中也有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转化为洋务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另一部分人则沿着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爱国重民思想的轨迹继续前进,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早期维新派。因此,可以说,洋务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中外民族矛盾和中国国力在战争中显示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差距下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严重事实,才是洋务派思想发生和存在的一种经常性和根本性的历史原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由洋务派的中坚人物,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张之洞(1837年～1909年)提出的。这一主张比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它触及政体即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政体变革涉及到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非常敏感,被顽固派视为“禁区”。当然,洋务派官僚是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们不会也不敢去触动封建皇权制度,因此,他们借用了传统哲学、政治学中的体用、本末之辩的观念,把封建皇权制度看作为“体”,不能越“中体”的雷池一步。在不动摇封建体制的大前提下,讲学习西方。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
Ξ[收稿日期]2005
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它学
[1]
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它种学问可见。”
“中体西用”论,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它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从本质上看,它是以“道”“、学”“、治”三者的结合,或者说以“学统”包容政统去接纳西方的学统(仅限于科技文化)组合成新的“道统”以求治的方略。它既是“兴西学”的文化规范,又是“变法自强”的政治纲领。而早期维新派虽然申言恪守“中体西用”原则,但他们在批评洋务运动的弊端时,往往又偏离这一原则,这表现出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向
。
“中体西用”论提出“而举国以为至言”,成为洋务运动的指针。从学习视角来看,主要是士大夫型知识分子昧于章句之学,极力反对采用西学,洋务论者甘冒“离经叛道”之大不韪,跨出了兴西学的第一步,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而成为“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洋务派与龚自珍、魏源不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新学家也不同,他们不是嘴上喊“中体西用”的口号,而是实干家,因为他们个个大权在握,干起来雷厉风行,他们以清政府的名义在北京成立国文馆(1862年),培养英、法、俄、德、日等语译员;在上海办制造局,造洋枪洋炮、机器、船舶等;他们向西方各国派留学生,也聘请洋人当工程师,兴办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翻译西学书籍,充分表现出“西学为用”的意愿。
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除含有他们的政治立场之外,还有策略方面的用意,因为他们顶上还有个掌握他们命运的皇帝或太后,同列中还有顽固派在攻击他们“以夷变夏”。为了不超越最高统治者所能允许的限度和对付顽固派的攻击,以保障“采西学”的顺利进行,才把“中学为体”列为大前提。事实也正是如此,可谓用心良苦。
-09-19
[作者简介]杨全顺(1963-),男,山东莱州人,枣庄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109
杨全顺/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
[2]心,西学应世事”,因而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3]趣”,但是,他强调“今欲强中国”,在“存中学”的前提下“则,[4]不得不讲西学”。他批评守旧派拒绝西学是“因噎而食废”,
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严格来说,冯桂芬并不是纯粹的洋务派,但他与洋务派的关系非常直接、亲密。他长期在李鸿章幕府里充当高参,同曾国藩、左宗棠也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冯桂芬是洋务运动的智囊和重要参与者,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无不渗透着冯桂芬的思想和主张。有一次同治皇帝问起冯桂芬的“才识”、“品行”若何,李鸿章回答“: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综其所长,于盐,,不无偏倚,洋务机要研
[8]
论的启蒙先贤。
维新派讲西学是“歧多而羊亡”,究其因由,在于“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
[5][6]
名教之心”“,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劝学篇》分内
篇与外篇,内篇专讲“中学为体”,要旨在于教育人们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调合中西的方法,政体、,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以求庇护的崇洋媚外思想进行严厉指斥,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在鼓吹封建纲常名教的同时,也宣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民权学说进行大力攻击,认为是异端邪说。
《劝学》外篇重在阐发“西学为用”,是该篇的精粹所在,可以看作是张之洞对其前期事业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他对其后期事业的规划和蓝图。《外篇》从儒经中寻找学习西方科学的历史依据“,西学为用”是祖宗留下的常法,他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政”和“西艺”,并在不妨害名教的前提下,仿照西方先进政体改革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国防等,实现变法维新、富国强兵和救亡图存。至于具体向西方学习什么,张之洞已明确指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
[7]也”。参照“西政”和“西艺”,张之洞在《外篇》中提出了一系
,而张之洞则是力主“中体西。二人均尊崇冯桂芬,足见冯桂芬的思想与洋务派极为契合。
冯桂芬著述中与洋务、西方文化有关的是《校 庐抗议》一书,二卷四十篇,附录七篇,是一部政论集。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兴水利、改河道、收贫民、改赋税、裁屯田;在教育方面,他主张变科举、改会士、广取士、重儒官;在军事方面,他主张停武试,减兵额;在古代文化继承方面,他主张复古。这些方面在当时都不是先进的东西,而且没有抓住解决社会危机的要害问题,有的是时人的老生常谈,有的是守旧顽固。但是,该书也有属于先进水平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冯桂芬称赞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先进的,认为西方已经超过了中国,承认中国落后。因而,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并认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才能够强国、强民、振兴中华。他指出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在“算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外国)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
[9]
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这是冯桂芬提
倡西学的思想基础。
冯桂芬博学多才,思想不僵化,善于吸收新知识,接受新事物。他的思想和学风对洋务派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的观点被近代改良主义者奉为变法思想的先导。
在洋务派中,提出在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实行议会制的是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的问世,
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已经由“器物”层面深入到社会制度层面。
郑观应(1842年～1922年),曾在英国太古洋行中担任高级买办,他以商股代表参加洋务派控制的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并出任过总办等要职。其著作有《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亻待鹤山人诗稿》等。他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鼓吹学习“西法”,效法欧、美,走变法自强之路,但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用”论,特别是在甲午之战后,其“变法”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而其思想可取之处是《盛世危言》中提出政治主张。
《盛世危言》及《盛世危言后编》除了阐述作者对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外,还辑录了他人的文章,使这部书带有
列教育、教学改革措施。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花了大量篇幅谈论作为“用”的“西学”。作为著名的洋务大吏,张之洞脑子里充满了形形色色“变”的思想,外篇有15篇都是讲“变”“通”的思想,这也是他主持洋务的总结。但变中仍有不变,有他变的原则。不变的是中国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张之洞以对“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和大力推行而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这也是张之洞在时代巨变情况下所作出的文化选择。
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不只从理论上详加阐发,而且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之洞受冯桂芬影响,采纳了冯桂芬对待中西文化的观点而得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冯桂芬(1809年～1874年),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广西乡试主考官。曾主讲于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冯氏研习过数学和天文学,殊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的著作有《校
现实。这也是他在中学与西学激烈碰撞时所作出的选择。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并没有超越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
110
广西社会科学2006.1/ 历史学
资产阶级改良派文章汇篇的性质。
《自序》是郑观应思想的纲领性表述。他认为,西方资本
(科技),还在于他们实行议主义国家的强大并非全在“器物”
此,近代中国的中学和西学的撞击、融汇是一个被动、痛苦而曲折的过程。洋务思潮作为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更反映了这种情况。有人说:“中体西用论经历过一个从积所以“,五四”之后“,全盘西化”派骂它“保守”、“顽固”,激进主义者骂它“反动”。依笔者之见,无所谓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之区分,,它应时出现,随时消失了。
中的陈寅恪先生仍信奉
会民主制,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极、进步走向消极、反动的过程”,这种说法听起来颇有道理。这是他超出把船坚炮利作为富强手段的其他洋务派官僚的地方,也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第一次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他在《盛世危言・议院上》中把西方各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加以比
(君主立宪制度),而不取较,充分肯定英、德式的“君民共主”
美、法式。他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选举制度,并指出“:夫议员即为国人所举。巨自一人,,[10]
否难逃众论。”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像“文革”中批判
因为那些激进主义者自己认为天下的真理握在他们手中,除了辱骂别人之外,他们对民族文化又有什么贡献?而坚持“中体西用”论的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化学术活动中却起到创造性地沟通中西文化的历史作用。同样,把洋务派置于近代工业生产方式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东西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文化背景下,他们对近代中国新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全集(第5册)[
M].北京出版社,1999:3014.[2][3][4][5][6][7]张之洞.劝学篇[M].华夏出版社,2002:147;59;59;1;59;94.
[8]李鸿章全集(第1册)[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418.
[9]冯桂芬.校 庐抗议[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09.[10]郑观应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13.
[责任编辑:郝 洁]
[校对:梁军涛 陈丽琴 邓双霜]
提出来,。因此,在洋务派中,郑观应比他的前辈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走得更远。
洋务派都重视教育改革,郑观应把教育的成败提高到关乎国之兴亡的高度,也较其他前辈的认识更有深度。他提出的“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是必须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
在《户政》中,郑观应主张仿效西方设立官、商银行,发行银行券,用机器铸造金币,禁止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些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实行这些制度,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商为纲,以商立国,如保护关税,设立商部,商人有权自由投资,提高商人地位等等。此外,在《兵政》中他提出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张,强调“当今之世……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这是一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盛世危言》在当时曾广泛地流行于国内,一部分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影响极为深远。
洋务派人士都坚持“中学为体”。中学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核心,有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优越感,在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商船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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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会科学
GUANGXISOCIALSCIENCES
NO.1,2006(Cumulatively,NO.127)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杨全顺
(枣庄学院政法系,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 ,,出现了以
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
[关键词] 洋务派 “中学为体” [中图分类号] ] [] 1004-6917(2006)01-0109-03
Ξ
鸦片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下,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在清廷统治阶层中,有一部分顽固派在遭受内外双重打击的严峻形势下开始讲求“经世致用”,转化为洋务派,如奕 、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而在地主阶级革新派中也有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转化为洋务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另一部分人则沿着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爱国重民思想的轨迹继续前进,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早期维新派。因此,可以说,洋务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中外民族矛盾和中国国力在战争中显示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差距下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严重事实,才是洋务派思想发生和存在的一种经常性和根本性的历史原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由洋务派的中坚人物,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张之洞(1837年～1909年)提出的。这一主张比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它触及政体即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政体变革涉及到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非常敏感,被顽固派视为“禁区”。当然,洋务派官僚是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们不会也不敢去触动封建皇权制度,因此,他们借用了传统哲学、政治学中的体用、本末之辩的观念,把封建皇权制度看作为“体”,不能越“中体”的雷池一步。在不动摇封建体制的大前提下,讲学习西方。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
Ξ[收稿日期]2005
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它学
[1]
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它种学问可见。”
“中体西用”论,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它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从本质上看,它是以“道”“、学”“、治”三者的结合,或者说以“学统”包容政统去接纳西方的学统(仅限于科技文化)组合成新的“道统”以求治的方略。它既是“兴西学”的文化规范,又是“变法自强”的政治纲领。而早期维新派虽然申言恪守“中体西用”原则,但他们在批评洋务运动的弊端时,往往又偏离这一原则,这表现出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向
。
“中体西用”论提出“而举国以为至言”,成为洋务运动的指针。从学习视角来看,主要是士大夫型知识分子昧于章句之学,极力反对采用西学,洋务论者甘冒“离经叛道”之大不韪,跨出了兴西学的第一步,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而成为“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洋务派与龚自珍、魏源不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新学家也不同,他们不是嘴上喊“中体西用”的口号,而是实干家,因为他们个个大权在握,干起来雷厉风行,他们以清政府的名义在北京成立国文馆(1862年),培养英、法、俄、德、日等语译员;在上海办制造局,造洋枪洋炮、机器、船舶等;他们向西方各国派留学生,也聘请洋人当工程师,兴办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翻译西学书籍,充分表现出“西学为用”的意愿。
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除含有他们的政治立场之外,还有策略方面的用意,因为他们顶上还有个掌握他们命运的皇帝或太后,同列中还有顽固派在攻击他们“以夷变夏”。为了不超越最高统治者所能允许的限度和对付顽固派的攻击,以保障“采西学”的顺利进行,才把“中学为体”列为大前提。事实也正是如此,可谓用心良苦。
-09-19
[作者简介]杨全顺(1963-),男,山东莱州人,枣庄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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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全顺/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
[2]心,西学应世事”,因而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3]趣”,但是,他强调“今欲强中国”,在“存中学”的前提下“则,[4]不得不讲西学”。他批评守旧派拒绝西学是“因噎而食废”,
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严格来说,冯桂芬并不是纯粹的洋务派,但他与洋务派的关系非常直接、亲密。他长期在李鸿章幕府里充当高参,同曾国藩、左宗棠也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冯桂芬是洋务运动的智囊和重要参与者,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无不渗透着冯桂芬的思想和主张。有一次同治皇帝问起冯桂芬的“才识”、“品行”若何,李鸿章回答“: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综其所长,于盐,,不无偏倚,洋务机要研
[8]
论的启蒙先贤。
维新派讲西学是“歧多而羊亡”,究其因由,在于“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
[5][6]
名教之心”“,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劝学篇》分内
篇与外篇,内篇专讲“中学为体”,要旨在于教育人们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调合中西的方法,政体、,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以求庇护的崇洋媚外思想进行严厉指斥,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在鼓吹封建纲常名教的同时,也宣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民权学说进行大力攻击,认为是异端邪说。
《劝学》外篇重在阐发“西学为用”,是该篇的精粹所在,可以看作是张之洞对其前期事业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他对其后期事业的规划和蓝图。《外篇》从儒经中寻找学习西方科学的历史依据“,西学为用”是祖宗留下的常法,他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政”和“西艺”,并在不妨害名教的前提下,仿照西方先进政体改革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国防等,实现变法维新、富国强兵和救亡图存。至于具体向西方学习什么,张之洞已明确指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
[7]也”。参照“西政”和“西艺”,张之洞在《外篇》中提出了一系
,而张之洞则是力主“中体西。二人均尊崇冯桂芬,足见冯桂芬的思想与洋务派极为契合。
冯桂芬著述中与洋务、西方文化有关的是《校 庐抗议》一书,二卷四十篇,附录七篇,是一部政论集。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兴水利、改河道、收贫民、改赋税、裁屯田;在教育方面,他主张变科举、改会士、广取士、重儒官;在军事方面,他主张停武试,减兵额;在古代文化继承方面,他主张复古。这些方面在当时都不是先进的东西,而且没有抓住解决社会危机的要害问题,有的是时人的老生常谈,有的是守旧顽固。但是,该书也有属于先进水平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冯桂芬称赞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先进的,认为西方已经超过了中国,承认中国落后。因而,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并认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才能够强国、强民、振兴中华。他指出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在“算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外国)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
[9]
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这是冯桂芬提
倡西学的思想基础。
冯桂芬博学多才,思想不僵化,善于吸收新知识,接受新事物。他的思想和学风对洋务派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的观点被近代改良主义者奉为变法思想的先导。
在洋务派中,提出在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实行议会制的是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的问世,
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已经由“器物”层面深入到社会制度层面。
郑观应(1842年～1922年),曾在英国太古洋行中担任高级买办,他以商股代表参加洋务派控制的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并出任过总办等要职。其著作有《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亻待鹤山人诗稿》等。他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鼓吹学习“西法”,效法欧、美,走变法自强之路,但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用”论,特别是在甲午之战后,其“变法”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而其思想可取之处是《盛世危言》中提出政治主张。
《盛世危言》及《盛世危言后编》除了阐述作者对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外,还辑录了他人的文章,使这部书带有
列教育、教学改革措施。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花了大量篇幅谈论作为“用”的“西学”。作为著名的洋务大吏,张之洞脑子里充满了形形色色“变”的思想,外篇有15篇都是讲“变”“通”的思想,这也是他主持洋务的总结。但变中仍有不变,有他变的原则。不变的是中国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张之洞以对“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和大力推行而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这也是张之洞在时代巨变情况下所作出的文化选择。
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不只从理论上详加阐发,而且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之洞受冯桂芬影响,采纳了冯桂芬对待中西文化的观点而得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冯桂芬(1809年～1874年),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广西乡试主考官。曾主讲于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冯氏研习过数学和天文学,殊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的著作有《校
现实。这也是他在中学与西学激烈碰撞时所作出的选择。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并没有超越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
110
广西社会科学2006.1/ 历史学
资产阶级改良派文章汇篇的性质。
《自序》是郑观应思想的纲领性表述。他认为,西方资本
(科技),还在于他们实行议主义国家的强大并非全在“器物”
此,近代中国的中学和西学的撞击、融汇是一个被动、痛苦而曲折的过程。洋务思潮作为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更反映了这种情况。有人说:“中体西用论经历过一个从积所以“,五四”之后“,全盘西化”派骂它“保守”、“顽固”,激进主义者骂它“反动”。依笔者之见,无所谓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之区分,,它应时出现,随时消失了。
中的陈寅恪先生仍信奉
会民主制,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极、进步走向消极、反动的过程”,这种说法听起来颇有道理。这是他超出把船坚炮利作为富强手段的其他洋务派官僚的地方,也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第一次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他在《盛世危言・议院上》中把西方各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加以比
(君主立宪制度),而不取较,充分肯定英、德式的“君民共主”
美、法式。他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选举制度,并指出“:夫议员即为国人所举。巨自一人,,[10]
否难逃众论。”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像“文革”中批判
因为那些激进主义者自己认为天下的真理握在他们手中,除了辱骂别人之外,他们对民族文化又有什么贡献?而坚持“中体西用”论的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化学术活动中却起到创造性地沟通中西文化的历史作用。同样,把洋务派置于近代工业生产方式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东西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文化背景下,他们对近代中国新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全集(第5册)[
M].北京出版社,1999:3014.[2][3][4][5][6][7]张之洞.劝学篇[M].华夏出版社,2002:147;59;59;1;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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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冯桂芬.校 庐抗议[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09.[10]郑观应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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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梁军涛 陈丽琴 邓双霜]
提出来,。因此,在洋务派中,郑观应比他的前辈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走得更远。
洋务派都重视教育改革,郑观应把教育的成败提高到关乎国之兴亡的高度,也较其他前辈的认识更有深度。他提出的“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是必须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
在《户政》中,郑观应主张仿效西方设立官、商银行,发行银行券,用机器铸造金币,禁止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些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实行这些制度,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商为纲,以商立国,如保护关税,设立商部,商人有权自由投资,提高商人地位等等。此外,在《兵政》中他提出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张,强调“当今之世……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这是一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盛世危言》在当时曾广泛地流行于国内,一部分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影响极为深远。
洋务派人士都坚持“中学为体”。中学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核心,有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优越感,在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商船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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