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来源：华章经济金融（ID：hzbook_tzlc）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大衰退，把众多美国人抛向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流离失所者的行列。五年后的今天，想找一份全职工作的六个美国人中仍有一个人找不到；已有大约800万个家庭失去了住处，另有数百万个家庭将收到银行提前收回房屋的通知；1 甚至还有更多的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终生积蓄蒸发掉。
美国的1%问题
乐观主义者不断看到的经济复苏迹象，即使有些是真实的预兆，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经济复苏进而实现充分就业，最快也要到2018年。
可是，很多人在2012年开始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希望：那些在2008年或2009年就失去工作的人已经花光了他们的存款，失业救济金也用完了，曾一度自信会马上重返工作岗位的中年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被强制退休了。
刚从大学毕业的欠了几万美元债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初搬到了朋友家或亲戚家住的人现在已经变得无家可归了。在房地产繁荣时期购买的住房至今仍在市场上搁置或者降价出售；更多的房子仍旧空无一人。前十年金融繁荣埋下的隐患最终彻底暴露出来了。
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愈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
美国有穷人和富人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即便这种不平等不是单纯由次贷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引发的（这种不平等是在过去30年里形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确使事态恶化了，以至于人们不能再对这种不平等视而不见了。
中产阶级受到了严重挤压，其状况将在稍后展现；社会底层群体的痛苦更是显而易见，一方面由于美国社会安全网的弱点日益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支持计划（其在量上本来就是不足的）被进一步削减了。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最上层的那1%人群却设法占有了国民收入的巨大比例—超过了1/5，尽管他们的有些投资是赔钱的。
当我们对收入分配随意进行切分时，就会发现存在着更大的不平等，这种甚至出现在最上层的那1%人群内部；其中0.1%的人得到的钱比其他人都多。
截至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
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只能使人迅速了解单一时点上的经济情况，但这正是为什么有关财富不平等的数据让人如此不安—财富不平等远远超过了收入逐年变动所体现的差异。此外，财富还更清楚地描述了人们在获得资源方面的差异。
美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一个疏远的社会。在新千年的最初五年（2002～2007年）里，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当上层的1%群体收入惊人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实际上变得更差了。
如果富人变得更富有，同时处于社会中层和底层的人也过得很好，特别是上层群体的努力对其他群体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话，那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就应该祝贺上层群体的成功并感谢他们的贡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受苦已久，这种感觉是有依据的，因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年里，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实际上，一个典型的全职男工的收入在过去1/3世纪里是停滞不前的。
这场金融危机加重了这些不平等，其表现形式不仅是更高的失业率、失去的家园和停滞不前的工资。虽然富人们在股市损失更为惨重，但他们却恢复得又好又快。
事实上，自经济衰退以来所谓的“复苏”的收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1%美国人所得。
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随着平均房价从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多，那些肩负大笔抵押贷款的大批美国人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基本上消失殆尽。
在社会顶层，企业CEO们能够非常成功地维持他们的高工资；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到2010年，CEO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243 : 1。
对于美国正在走向的这种不平等，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了令人不安的例子，情况不容乐观：有钱人住在高档社区，由一大群低收入工人服侍着；在不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平民主义者向民众许诺生活会更好，结果却令人失望。
也许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没有了希望。在这样的国家里，穷人们知道他们摆脱贫困的前景非常渺茫，更别说跻身社会上层了。这不应该是我们所努力争取的东西。
我将铺陈美国不平等的范围以及它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生活的。我描述的不仅是我们怎样变成了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还有我们如何不再是那个曾经充满机遇的国度。
我将讨论一个出生在社会底层的人上升到上层甚至中层的可能性极低。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不平等和机遇缺失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简单视为是由无情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
近看上层群体：攫取了更大的一块饼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上层、中层和底层群体都显露出来。
如果说，今天那些挣扎着的贫困家庭得到我们的同情，那么处于上层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引发我们的愤怒。曾几何时，当广泛的社会共识认为上层群体是凭辛苦和智慧赚到了他们的所得，他们赢得了我们的钦佩。
然而，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虽然银行业损失巨大，但银行高管们还是拿到了巨额奖金；公司裁员，声称支付不起工资，却用省下来的钱增加高管的奖金。于是我们对他们的感觉由先前的钦佩变成了现在的愤怒。
公司高管（包括那些造成危机的人）的薪酬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先前描述了CEO与普通工人之间工资的巨大差距—超过了200多倍，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相应的比率是16 : 1），甚至大大高于1/4世纪前美国自己的情形。
当年30 : 1的比率现在看来都觉得稀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作为一个群体的CEO们，与普通工人相比，其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以至于收入高出200多倍就合情合理了。
事实上，对于这种观点，现有的关于美国公司成功的数据不能提供支持。更糟糕的是，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高管正在效仿他们的美国同行。
英国的高薪委员会（High Pay Commission）报告说，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英国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不平等水平（尽管当前这种差距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的状况），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公司内部公平的薪酬很重要，它影响着生产率、员工敬业度和对我们企业的信任。
而且上市公司的薪酬设置了一个先例，如果薪酬公然不是和绩效挂钩的或者奖励失败，那么它就传递了错误信息，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明显症状。
基尼系数
测量不平等的一种标准方法是基尼系数。假如收入是与人口成比例分享的—底层的1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10%，底层的2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20%，以此类推，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零。也就是没有不平等。
另一方面，假如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到最上层的一个人手中，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1，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完全”不平等。比较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3或更低，这样的社会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国。
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5或更高，这样的社会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有着种族歧视史的南非）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以其分裂甚至失调的社会和政体著称）。
虽然美国尚未成为这种“精英”群体的一员，但是它已经踏上这条路了。1980年时美国的基尼系数刚刚触及0.4，今天已达到0.47了。98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比伊朗和土耳其还略微不平等，99比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不平等。
在结束这种国际比较时让我们再回到先前提及的一个话题：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数据不能充分反映不平等的关键方面。
实际上，美国的不平等也许比那些数字显示的要严重得多。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老百姓不必担心看病的费用，也不必担心父母的医疗问题；在那些国家，享受体面的医疗被看成是一项基本人权。在那些国家，失业对人们来说也是件沉重的事儿，但至少政府还提供了比较好的安全网。
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要为失去住房而担心。对于身处社会中底层的美国人来说，经济不安全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这一点真实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如果把这一点也加入到统计数据中的话，那么国际比较就会显示出美国的情况更加糟糕。
华章经济金融（ID：hzbook_tzlc）原创首发，内容节选自《不平等的代价》，内容有删减，如有转载，关注本公众账号后留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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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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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大衰退，把众多美国人抛向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流离失所者的行列。五年后的今天，想找一份全职工作的六个美国人中仍有一个人找不到；已有大约800万个家庭失去了住处，另有数百万个家庭将收到银行提前收回房屋的通知；1 甚至还有更多的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终生积蓄蒸发掉。
美国的1%问题
乐观主义者不断看到的经济复苏迹象，即使有些是真实的预兆，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经济复苏进而实现充分就业，最快也要到2018年。
可是，很多人在2012年开始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希望：那些在2008年或2009年就失去工作的人已经花光了他们的存款，失业救济金也用完了，曾一度自信会马上重返工作岗位的中年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被强制退休了。
刚从大学毕业的欠了几万美元债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初搬到了朋友家或亲戚家住的人现在已经变得无家可归了。在房地产繁荣时期购买的住房至今仍在市场上搁置或者降价出售；更多的房子仍旧空无一人。前十年金融繁荣埋下的隐患最终彻底暴露出来了。
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愈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
美国有穷人和富人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即便这种不平等不是单纯由次贷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引发的（这种不平等是在过去30年里形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确使事态恶化了，以至于人们不能再对这种不平等视而不见了。
中产阶级受到了严重挤压，其状况将在稍后展现；社会底层群体的痛苦更是显而易见，一方面由于美国社会安全网的弱点日益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支持计划（其在量上本来就是不足的）被进一步削减了。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最上层的那1%人群却设法占有了国民收入的巨大比例—超过了1/5，尽管他们的有些投资是赔钱的。
当我们对收入分配随意进行切分时，就会发现存在着更大的不平等，这种甚至出现在最上层的那1%人群内部；其中0.1%的人得到的钱比其他人都多。
截至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
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只能使人迅速了解单一时点上的经济情况，但这正是为什么有关财富不平等的数据让人如此不安—财富不平等远远超过了收入逐年变动所体现的差异。此外，财富还更清楚地描述了人们在获得资源方面的差异。
美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一个疏远的社会。在新千年的最初五年（2002～2007年）里，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当上层的1%群体收入惊人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实际上变得更差了。
如果富人变得更富有，同时处于社会中层和底层的人也过得很好，特别是上层群体的努力对其他群体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话，那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就应该祝贺上层群体的成功并感谢他们的贡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受苦已久，这种感觉是有依据的，因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年里，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实际上，一个典型的全职男工的收入在过去1/3世纪里是停滞不前的。
这场金融危机加重了这些不平等，其表现形式不仅是更高的失业率、失去的家园和停滞不前的工资。虽然富人们在股市损失更为惨重，但他们却恢复得又好又快。
事实上，自经济衰退以来所谓的“复苏”的收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1%美国人所得。
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随着平均房价从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多，那些肩负大笔抵押贷款的大批美国人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基本上消失殆尽。
在社会顶层，企业CEO们能够非常成功地维持他们的高工资；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到2010年，CEO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243 : 1。
对于美国正在走向的这种不平等，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了令人不安的例子，情况不容乐观：有钱人住在高档社区，由一大群低收入工人服侍着；在不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平民主义者向民众许诺生活会更好，结果却令人失望。
也许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没有了希望。在这样的国家里，穷人们知道他们摆脱贫困的前景非常渺茫，更别说跻身社会上层了。这不应该是我们所努力争取的东西。
我将铺陈美国不平等的范围以及它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生活的。我描述的不仅是我们怎样变成了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还有我们如何不再是那个曾经充满机遇的国度。
我将讨论一个出生在社会底层的人上升到上层甚至中层的可能性极低。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不平等和机遇缺失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简单视为是由无情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
近看上层群体：攫取了更大的一块饼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上层、中层和底层群体都显露出来。
如果说，今天那些挣扎着的贫困家庭得到我们的同情，那么处于上层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引发我们的愤怒。曾几何时，当广泛的社会共识认为上层群体是凭辛苦和智慧赚到了他们的所得，他们赢得了我们的钦佩。
然而，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虽然银行业损失巨大，但银行高管们还是拿到了巨额奖金；公司裁员，声称支付不起工资，却用省下来的钱增加高管的奖金。于是我们对他们的感觉由先前的钦佩变成了现在的愤怒。
公司高管（包括那些造成危机的人）的薪酬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先前描述了CEO与普通工人之间工资的巨大差距—超过了200多倍，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相应的比率是16 : 1），甚至大大高于1/4世纪前美国自己的情形。
当年30 : 1的比率现在看来都觉得稀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作为一个群体的CEO们，与普通工人相比，其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以至于收入高出200多倍就合情合理了。
事实上，对于这种观点，现有的关于美国公司成功的数据不能提供支持。更糟糕的是，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高管正在效仿他们的美国同行。
英国的高薪委员会（High Pay Commission）报告说，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英国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不平等水平（尽管当前这种差距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的状况），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公司内部公平的薪酬很重要，它影响着生产率、员工敬业度和对我们企业的信任。
而且上市公司的薪酬设置了一个先例，如果薪酬公然不是和绩效挂钩的或者奖励失败，那么它就传递了错误信息，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明显症状。
基尼系数
测量不平等的一种标准方法是基尼系数。假如收入是与人口成比例分享的—底层的1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10%，底层的2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20%，以此类推，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零。也就是没有不平等。
另一方面，假如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到最上层的一个人手中，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1，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完全”不平等。比较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3或更低，这样的社会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国。
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5或更高，这样的社会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有着种族歧视史的南非）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以其分裂甚至失调的社会和政体著称）。
虽然美国尚未成为这种“精英”群体的一员，但是它已经踏上这条路了。1980年时美国的基尼系数刚刚触及0.4，今天已达到0.47了。98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比伊朗和土耳其还略微不平等，99比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不平等。
在结束这种国际比较时让我们再回到先前提及的一个话题：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数据不能充分反映不平等的关键方面。
实际上，美国的不平等也许比那些数字显示的要严重得多。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老百姓不必担心看病的费用，也不必担心父母的医疗问题；在那些国家，享受体面的医疗被看成是一项基本人权。在那些国家，失业对人们来说也是件沉重的事儿，但至少政府还提供了比较好的安全网。
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要为失去住房而担心。对于身处社会中底层的美国人来说，经济不安全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这一点真实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如果把这一点也加入到统计数据中的话，那么国际比较就会显示出美国的情况更加糟糕。
华章经济金融（ID：hzbook_tzlc）原创首发，内容节选自《不平等的代价》，内容有删减，如有转载，关注本公众账号后留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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