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7月30日
在最近的裁决中,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中的保守多数派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企业是人,因而也就拥有所有人的权利。他们享有,具体来说就是可以花很多的钱,让政治进程偏向自己这一边。他们有的自由,包括那些让他们的员工不能享受福利的信仰。然后呢,持枪的权利?
不过,企业人和你我这种人还是有一个重大区别的:照着现在的趋势,我们正在迈步走向有血有肉的人才需要缴税的世界。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保罗·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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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的只是华尔街
目前还没实现:联邦政府的岁入仍有十分之一来自企业利得税收。但这个比例曾经远不止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三分之一的岁入来自利得税,到了60年代还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自那以后这个比例开始下降,税率降低是一部分原因,但主要还是反映了企业避税行为的盛况空前,而政客们也没怎么去阻止这种避税。
因此我们要说说避税策略中的明星:“反转”(inversion)。这是一种法律策略,一家公司宣布它在美国的运营是归某个外国子公司所有,而不是反过来,通过这种角色的反转,公司可以把申报收益从美国课税辖区转移到某个税率更低的地方。
关于反转,最重要的是得明白,美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移居海外”。比如据多方报道,药店连锁巨头沃尔格林(Walgreen)即将在法律上把自己变成一家瑞士公司。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生意上不会有任何改变;你的街坊药店不会关门,转而开到苏黎世去。这将是纯粹的纸上交易——但它将夺走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税收,而你,纳税人,只能通过各种途径去补这个缺口。
那么,奥巴马总统形容使用“反转”手段的公司是“企业逃兵”,说错了吗?其实没错——他们在逃避自己的“公民义务”,这跟有没有实质上转移到国外是不相干的。为反转作辩解的人时常宣称,是高税收把企业赶出了美国,这是在胡诌。这些企业没有把生产或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他们的利润仍然是在美国赚取的。只不过现在要逃避这些利润带来的税负。
国会可以打击这种逃税行为——现行法律已经规定,一家公司不能把自己没有开展什么实际业务的地方称为法定住所,此外,公司宣布自己为非美国企业所需要满足的条件也可以更多,这些可以封阻许多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转项目。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去阻止这种无端的财政收入损失呢?没有。
反对打击反转的人通常会说,与其去封堵漏洞,不如改革整个利得课税的制度,也许该彻底停止对利得征税。他们还常说,对企业利得征税会伤害投资和就业。但涉及反转做法的终结,这些都是很蹩脚的观点。
首先,对利得征税的好处很多。总的来说,相比来自工资的劳动所得,美国税收对资本的非劳动所得要更关照一些;企业税是对这种不平衡的补偿。原则上,如果我们充分提高资本收益和股息所得的税率,去补偿企业税的削减,那么就可以维持对非劳动所得的征税——但这个安排是不完美的,而且以我们当前的政治状况,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停止对利得征税还会大幅增加企业管理层的权力。这真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至于改革制度:是的,是个好想法。但最终的改革跟在当下封堵“反转”这个漏洞是互不影响的。毕竟关于改革布局的宏大辩论一直在进行,即便共和党不像现在这样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反对总统的一切提议,即便共和党就在几年之前还赞成这个想法,那也要再吵上几年才能有个决断。为什么要让企业在这些年里继续逃避他们应尽的义务,而我们要坐等僵局出现转机呢?
最后,这些都跟投资和创造就业毫无关系,如果有朝一日沃尔格林改变了“国籍”,它将得以保留更多的利润——但把多出来的利润投资到美国的运营中,对它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事情很简单。我们当然应该就利得课税的方式和额度展开讨论。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堵住这个骇人听闻的漏洞。
翻译:经雷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7月30日
在最近的裁决中,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中的保守多数派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企业是人,因而也就拥有所有人的权利。他们享有,具体来说就是可以花很多的钱,让政治进程偏向自己这一边。他们有的自由,包括那些让他们的员工不能享受福利的信仰。然后呢,持枪的权利?
不过,企业人和你我这种人还是有一个重大区别的:照着现在的趋势,我们正在迈步走向有血有肉的人才需要缴税的世界。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保罗·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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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实现:联邦政府的岁入仍有十分之一来自企业利得税收。但这个比例曾经远不止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三分之一的岁入来自利得税,到了60年代还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自那以后这个比例开始下降,税率降低是一部分原因,但主要还是反映了企业避税行为的盛况空前,而政客们也没怎么去阻止这种避税。
因此我们要说说避税策略中的明星:“反转”(inversion)。这是一种法律策略,一家公司宣布它在美国的运营是归某个外国子公司所有,而不是反过来,通过这种角色的反转,公司可以把申报收益从美国课税辖区转移到某个税率更低的地方。
关于反转,最重要的是得明白,美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移居海外”。比如据多方报道,药店连锁巨头沃尔格林(Walgreen)即将在法律上把自己变成一家瑞士公司。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生意上不会有任何改变;你的街坊药店不会关门,转而开到苏黎世去。这将是纯粹的纸上交易——但它将夺走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税收,而你,纳税人,只能通过各种途径去补这个缺口。
那么,奥巴马总统形容使用“反转”手段的公司是“企业逃兵”,说错了吗?其实没错——他们在逃避自己的“公民义务”,这跟有没有实质上转移到国外是不相干的。为反转作辩解的人时常宣称,是高税收把企业赶出了美国,这是在胡诌。这些企业没有把生产或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他们的利润仍然是在美国赚取的。只不过现在要逃避这些利润带来的税负。
国会可以打击这种逃税行为——现行法律已经规定,一家公司不能把自己没有开展什么实际业务的地方称为法定住所,此外,公司宣布自己为非美国企业所需要满足的条件也可以更多,这些可以封阻许多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转项目。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去阻止这种无端的财政收入损失呢?没有。
反对打击反转的人通常会说,与其去封堵漏洞,不如改革整个利得课税的制度,也许该彻底停止对利得征税。他们还常说,对企业利得征税会伤害投资和就业。但涉及反转做法的终结,这些都是很蹩脚的观点。
首先,对利得征税的好处很多。总的来说,相比来自工资的劳动所得,美国税收对资本的非劳动所得要更关照一些;企业税是对这种不平衡的补偿。原则上,如果我们充分提高资本收益和股息所得的税率,去补偿企业税的削减,那么就可以维持对非劳动所得的征税——但这个安排是不完美的,而且以我们当前的政治状况,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停止对利得征税还会大幅增加企业管理层的权力。这真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至于改革制度:是的,是个好想法。但最终的改革跟在当下封堵“反转”这个漏洞是互不影响的。毕竟关于改革布局的宏大辩论一直在进行,即便共和党不像现在这样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反对总统的一切提议,即便共和党就在几年之前还赞成这个想法,那也要再吵上几年才能有个决断。为什么要让企业在这些年里继续逃避他们应尽的义务,而我们要坐等僵局出现转机呢?
最后,这些都跟投资和创造就业毫无关系,如果有朝一日沃尔格林改变了“国籍”,它将得以保留更多的利润——但把多出来的利润投资到美国的运营中,对它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事情很简单。我们当然应该就利得课税的方式和额度展开讨论。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堵住这个骇人听闻的漏洞。
翻译: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