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察
二战后，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对遭遇战争很大打击、生产生活资料极度短缺的西欧进行为期4年约13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是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受益者。首先，马歇尔计划的推进使美元国际化成为现实。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确立。当时，美国的很多产业具有全球竞争力，产品大量出口，使美国成为一个贸易顺差国。在那种情况下，美元需要有其他的输出方式。二战后，欧洲对重建的迫切需求为美元输出提供了机遇，解决了“美元荒”难题。其次，马歇尔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问题。战争的需要刺激了美国很多产业的崛起，如钢铁、炼油等，战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靡给这些产业的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使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投资的开始，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了经济史中产业输出和国际化的成功范例。从产业输出的角度看，马歇尔计划的某些经验值得正在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学习。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产业输出的动机等与二战后的美国都有不同，因而“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也有本质的不同。
第一，中国的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储备货币，占国际储备货币比例不超过5％。虽然人民币跨境结算和加入SDR正在积极展开，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元仍将是国际结算中使用最多的货币。这意味着，“一带一路”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的外汇储备。据亚开行的最新估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总共需要约8万亿美元。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正式运营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但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只有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投资回报率和资金供应，这一战略的实施才有可持续性。
虽然目前我国约有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这些储备是通过企业从事生产、发展国际贸易交换而得，再通过银行兑换，由国家统一管理。政府如使用外汇储备，需要发行国债，然后向央行购买。因而，外汇储备投资需要有一定投资回报率，不能随意使用。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正外部性，投资回报率不高，如何将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性与盈利性相结合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产业“走出去”必须考虑的问题。
由于人民币在短期内难以取代美元，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目的。通过拉动外需将中国的优势产能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助力这些国家与我国共同发展是当下的主要任务。“一带一路”产业输出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沿线国家自身造血能力的增强和相互之间经济往来的增多，人民币跨境结算将水到渠成。
第二，与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援建的西欧不同，“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水平较低，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可能成为成熟的市场。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私人投资，在这些国家都具有回报周期长、风险高、数量大的特点。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无完全支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和能力，而需与其他国家和东道国合作，互利共赢、共谋发展。例如，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时，一方面可从国内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可尝试从东道国获得资金支持。这既可以弥补资金缺口，也有助于与东道国结成命运共同体，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浪费。
第三，美国援助欧洲之时，其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二战后的欧洲，由于遭受剧烈破坏，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都十分迫切。这种情况下的产业输出相对容易，可谓是顺势而上。而目前，中国大部分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并不领先，没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足够的产业梯度。例如，中国在南海领域与众多国家产生争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产业本身不够发达，无法与这些国家形成产业落差和产业互补性。当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大于合作时，易产生摩擦和纠纷。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只有依赖先进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东道国市场的支持，进而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最终依赖于中国一批全球领先产业的崛起和承载，这是中国企业家精神不断彰显的一个过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战略性产业对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有重要作用，选择怎样的产业作为支持“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战略性产业是一个关键问题。从产业角度看“一带一路”，这一战略不仅是发现新的需求，向国外输送优势产能的过程，同时也对国内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过去的20年里，汽车和房地产曾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性产业。但这两个产业并不能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纵观世界强国崛起的历史，先进的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制造业的支撑必不可少。“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大举措，这一战略的成功推进同样离不开发达的制造业。中国推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其根本任务是迅速实现制造业升级，尽早使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大国第二方阵，形成对后发国家的互补，摆脱同质化竞争。当下，在高速轨道交通、核能发电、人造金刚石、海工设备、重型机械、工程建筑等产业，中国已具备全球竞争优势，是目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核心产业支持。随着国内产业升级的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形成更大的产业梯度，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第四，二战后的美国与西欧同属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相似，它们联合起来与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社会风情等有很大分异，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陌生的环境乃至遭遇风险。例如，“一带一路”跨越了不同文明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中，沿线的某些文明之间存在长期的竞争甚至冲突。这些竞争和冲突，哪些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哪些不能通过经济发展解决，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再如，对于某些制度不完善，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海外投资可能会遭遇意外违约，这时企业需要有效的风险管控以保障投资安全。回顾二战后美国产业输出的历程，海外投资并非完全是企业行为，美国政府在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为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便利条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美国在欧洲的海外投资大规模展开。作为马歇尔计划实施的条件，美国政府要求有权监督受援国工业发展，协调各国产业关系，保障美国私人投资的权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事先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论证，我国政府应积极参与这一过程，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同时通过外交的方式，要求东道国对我国的合法投资权利予以保障。对于一个海外投资或建设项目，投资多少、经营模式、如何获得收益、收益多少、风险发生后怎样弥补损失，企业都应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提前与东道国各利益相关者协商好，并能通过有效的机制保障商业协议的执行。例如，“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热情高涨—“中巴铁路”、“丝路基金第一单”、“瓜达尔港使用权”联翩而至，这与中巴两国政府长期的友好关系密切相关。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能加速发现投资或建设需求，使项目尽快落地，而且还可保障海外项目的安全。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一带一路’下的产业走出去”课题组，执笔人：王文龙）
学者观察
二战后，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对遭遇战争很大打击、生产生活资料极度短缺的西欧进行为期4年约13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是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受益者。首先，马歇尔计划的推进使美元国际化成为现实。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确立。当时，美国的很多产业具有全球竞争力，产品大量出口，使美国成为一个贸易顺差国。在那种情况下，美元需要有其他的输出方式。二战后，欧洲对重建的迫切需求为美元输出提供了机遇，解决了“美元荒”难题。其次，马歇尔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问题。战争的需要刺激了美国很多产业的崛起，如钢铁、炼油等，战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靡给这些产业的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使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投资的开始，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了经济史中产业输出和国际化的成功范例。从产业输出的角度看，马歇尔计划的某些经验值得正在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学习。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产业输出的动机等与二战后的美国都有不同，因而“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也有本质的不同。
第一，中国的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储备货币，占国际储备货币比例不超过5％。虽然人民币跨境结算和加入SDR正在积极展开，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元仍将是国际结算中使用最多的货币。这意味着，“一带一路”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的外汇储备。据亚开行的最新估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总共需要约8万亿美元。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正式运营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但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只有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投资回报率和资金供应，这一战略的实施才有可持续性。
虽然目前我国约有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这些储备是通过企业从事生产、发展国际贸易交换而得，再通过银行兑换，由国家统一管理。政府如使用外汇储备，需要发行国债，然后向央行购买。因而，外汇储备投资需要有一定投资回报率，不能随意使用。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正外部性，投资回报率不高，如何将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性与盈利性相结合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产业“走出去”必须考虑的问题。
由于人民币在短期内难以取代美元，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目的。通过拉动外需将中国的优势产能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助力这些国家与我国共同发展是当下的主要任务。“一带一路”产业输出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沿线国家自身造血能力的增强和相互之间经济往来的增多，人民币跨境结算将水到渠成。
第二，与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援建的西欧不同，“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水平较低，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可能成为成熟的市场。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私人投资，在这些国家都具有回报周期长、风险高、数量大的特点。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无完全支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和能力，而需与其他国家和东道国合作，互利共赢、共谋发展。例如，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时，一方面可从国内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可尝试从东道国获得资金支持。这既可以弥补资金缺口，也有助于与东道国结成命运共同体，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浪费。
第三，美国援助欧洲之时，其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二战后的欧洲，由于遭受剧烈破坏，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都十分迫切。这种情况下的产业输出相对容易，可谓是顺势而上。而目前，中国大部分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并不领先，没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足够的产业梯度。例如，中国在南海领域与众多国家产生争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产业本身不够发达，无法与这些国家形成产业落差和产业互补性。当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大于合作时，易产生摩擦和纠纷。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只有依赖先进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东道国市场的支持，进而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最终依赖于中国一批全球领先产业的崛起和承载，这是中国企业家精神不断彰显的一个过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战略性产业对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有重要作用，选择怎样的产业作为支持“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战略性产业是一个关键问题。从产业角度看“一带一路”，这一战略不仅是发现新的需求，向国外输送优势产能的过程，同时也对国内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过去的20年里，汽车和房地产曾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性产业。但这两个产业并不能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纵观世界强国崛起的历史，先进的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制造业的支撑必不可少。“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大举措，这一战略的成功推进同样离不开发达的制造业。中国推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其根本任务是迅速实现制造业升级，尽早使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大国第二方阵，形成对后发国家的互补，摆脱同质化竞争。当下，在高速轨道交通、核能发电、人造金刚石、海工设备、重型机械、工程建筑等产业，中国已具备全球竞争优势，是目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核心产业支持。随着国内产业升级的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形成更大的产业梯度，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第四，二战后的美国与西欧同属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相似，它们联合起来与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社会风情等有很大分异，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陌生的环境乃至遭遇风险。例如，“一带一路”跨越了不同文明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中，沿线的某些文明之间存在长期的竞争甚至冲突。这些竞争和冲突，哪些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哪些不能通过经济发展解决，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再如，对于某些制度不完善，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海外投资可能会遭遇意外违约，这时企业需要有效的风险管控以保障投资安全。回顾二战后美国产业输出的历程，海外投资并非完全是企业行为，美国政府在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为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便利条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美国在欧洲的海外投资大规模展开。作为马歇尔计划实施的条件，美国政府要求有权监督受援国工业发展，协调各国产业关系，保障美国私人投资的权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事先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论证，我国政府应积极参与这一过程，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同时通过外交的方式，要求东道国对我国的合法投资权利予以保障。对于一个海外投资或建设项目，投资多少、经营模式、如何获得收益、收益多少、风险发生后怎样弥补损失，企业都应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提前与东道国各利益相关者协商好，并能通过有效的机制保障商业协议的执行。例如，“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热情高涨—“中巴铁路”、“丝路基金第一单”、“瓜达尔港使用权”联翩而至，这与中巴两国政府长期的友好关系密切相关。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能加速发现投资或建设需求，使项目尽快落地，而且还可保障海外项目的安全。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一带一路’下的产业走出去”课题组，执笔人：王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