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云图书室”在山西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1-10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341本书成了学校最贵的财产
坐在火炕上的老王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他拎出其中一把，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个本子，是红云图书室341本图书的目录。“我们给它登记造册了。”
老王名叫王林发，50多岁，东小村镇中学的校长，干了一辈子教育。听说有人要访问“红云图书室”，老王老早就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若不是门口墙上挂着的牌子，很难把它与校长室联系在一起：进门便是一个大火炕，一张简易的办公桌，一张破了洞的旧沙发，墙上还挂着毛主席像。
东小村中学位于山西省阳高县东小村镇。阳高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北隔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西与大同县毗邻，东与河北阳原接壤。尽管人们对于阳高并不熟悉，但提起沙尘暴却无人陌生，这里便是中国沙尘暴的发源地之一。
东小村中学成立于1975年，现有学生328人，31名教师，校舍均为七十年代的苏式瓦房，尽管学习条件艰苦，但这个地处边远山区的学校有着让周边其他学校羡慕的升学率，而更令周围学校羡慕的是东小村中学的“红云图书室”。
老王说，学校原来也有一个小图书室，但都是文革前后的书，陈旧不堪，除了名著外，剩下的书都失去了学生阅读的价值。
老王自从当上这个校长后，便天天为书发愁，学校经费有限，学生大多家庭贫困，有的连学费都交不起，更别说买课外书了。然而，“红云图书室”却帮他解决了大问题，“300多本书成了学校最贵的财产，放在书架上那是一目了然啊，新书旧书的差别太明显了。”老王感叹道。
老王找来教导主任，盘算着怎么让学生借阅，可还没商量出结果，老师们纷纷提出要先一睹为快。老王意识到，老师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甚至远胜于学生，闭塞的山区让他们失去了与外界的沟通，而崭新的图书，成为他们开拓视野最重要的方式。副校长于武清楚地记得，他借的第一本书是《学习的革命》，书中先进学习理念的介绍让他大开眼界，他号召教师们要改进原有教学方式，加强教学互动，进行启发式教育，让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我们这里春天只刮沙尘暴，可‘红云图书室’是吹进学校的第一缕春风。”于武笑着说。
随后，学校开始以班为单位向学生开放借阅。首先由班主任进行登记，把借的书带到班里，分给学生，学生看完后返还班主任后再交到图书室，各班所借图书交叉后再续借。让老王发愁的是书根本不够分，每次开会，除了叮嘱班主任要做好学习阅读引导工作外，还特别嘱咐做好图书管理，防止图书破损和丢失。“丢了的话，花钱都买不到啊。”老王一再强调。
对于这批图书，老王颇有感触：“它开阔了老师和学生的视野，丰富了课余生活，扩大了教学内容，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弥补了第二课堂的不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书比对我们物质上的帮助更有意义。”
16岁的李楠是初三的学生，也是“红云图书室”里的常客，仅《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就看了四遍。李楠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残疾，尽管学校为其提供了“两免一补”，但对于她仍是杯水车薪。全家都靠身残的母亲种地过活，而今年的大旱，让她家的日子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李楠曾有过辍学的想法，回家帮母亲干农活，以此补贴家用，但看了这本书后，她放弃了这个想法。“海伦·凯勒比我处境更加困难，可她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她比起来，我现在的困难不算什么，困难总是暂时的。”
在李楠的课桌上仍然摆着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每当心情低落时她都会拿出来看看。在她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摘录了其中一句话：有时我想到，过好每一天是个非常好的习惯，似乎我们明天就会死去。这种态度鲜明地强调了生命的价值。我们应该以优雅、精力充沛、善知乐趣的方式过好每一天。
在东小村中学，有学生在红云红河集团捐赠的图书中摘录了一句名人名言写在了黑板上：生命只有一次，时间不能重来。 填补了学校十几年没有新书的空白
书籍带来的乐观、坚毅的精神，鼓励和感染着贫困地区的学生们。
在大同县周士庄中学，“红云图书室”的牌子格外醒目，而学生对于“红云图书室”的喜爱却让校长白宇黄百感交集：“红云图书室341本图书填补了我们农村学校十几年来没有新书的空白。”
周士庄镇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种植谷物成为附近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个十年九旱的地区，一亩地打200斤粮食便是高产。白宇黄说，当地农民长年劳作，积劳成疾，许多人因病早逝，以致五分之一的学生生活在单亲家庭，家中负担可想而知。“这反而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
初中三年级的陈圆父亲因病早逝，母亲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而姐姐和哥哥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陈圆。“我最喜欢的书就是《鲁滨逊漂流记》，人在最艰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她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考出去才是改变家境的唯一出路。
与陈圆一样，学生们都对“红云图书室”的图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齐晓林说，看完书后对于抗日战争有了更新的认识，远比历史课本深刻，让他了解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感受到这341本图书魅力的还不止学生，教师也是最忠实的读者。语文老师崔元政说，语文课本应该是最为灵活的课程，但多年来都是照本宣科。看到“红云图书室”几本介绍旅游的书后，崔元政突发奇想，把介绍全国各地的美景风光纳入课堂，不仅开阔学生视野，还使他们产生了兴趣。“课本中有桂林山水这一课，作者只讲了风景，但通过这些旅游书籍，我就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加了进来，教学的效果更好了。”
学生们说，“红云图书室”的书让他们对于山沟沟外面的世界更加向往，努力学习考出去的愿望更加迫切。 “书籍才是学生最好的老师”
在大同矿区云冈中学，“红云图书室”成为团委书记燕迎春的一块“心病”。本来图书就满足不了学生借阅的需要，可老师也成为借书的常客，后来燕迎春发现，一些老师其实是为自己的孩子借书。这让燕迎春犯了难，随后她制订了严格的借阅制度，对老师借书进行限制，以保证学生的借阅。
对于学生而言，借到的图书可在班中传阅，相互交换。这个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图书的作用。从事30多年语文教学的王晓宏对此深有感触：“有一次说到鲁滨逊漂流记，我本来打算给学生讲讲，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看过了，这让我很吃惊。其实书籍才是学生最好的老师。”
实际上，“红云图书室”最为抢手的书是作文书。学生考试最怕作文，而语文试卷的作文分数所占的比例又是最高的，因此一些孩子甚至背会了书中的范文。
学生们说，他们最怕命题作文出关于“城市”的话题，城市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世界，但“红云图书室”却为他们敞开了一扇了解城市的大门，一些有关城市的图书也成为学生手中的“热门货”。
除此之外，人物传记也颇受学生偏爱。一套《拿破仑》在学生们手中多次传阅已显破旧，15岁的李丽霞说，自从看了上下两册后，不仅了解了拿破仑，而且对于法国革命史有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在上历史课时，更容易了解背景知识，记忆也更加深刻。
云冈中学党委书记吴德明说，多年来学校没有书籍经费，“红云图书室”的出现弥补了这个缺憾，它更像是一阵红色风暴席卷校园，而学生是书籍的最大受益者。“‘红云图书室’的意义远超出那341本书籍，它带给学校的是一种氛围，带给老师的是一种理念，带给学生的是一种习惯。”(王旭）
——“红云图书室”在山西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1-10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341本书成了学校最贵的财产
坐在火炕上的老王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他拎出其中一把，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个本子，是红云图书室341本图书的目录。“我们给它登记造册了。”
老王名叫王林发，50多岁，东小村镇中学的校长，干了一辈子教育。听说有人要访问“红云图书室”，老王老早就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若不是门口墙上挂着的牌子，很难把它与校长室联系在一起：进门便是一个大火炕，一张简易的办公桌，一张破了洞的旧沙发，墙上还挂着毛主席像。
东小村中学位于山西省阳高县东小村镇。阳高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北隔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西与大同县毗邻，东与河北阳原接壤。尽管人们对于阳高并不熟悉，但提起沙尘暴却无人陌生，这里便是中国沙尘暴的发源地之一。
东小村中学成立于1975年，现有学生328人，31名教师，校舍均为七十年代的苏式瓦房，尽管学习条件艰苦，但这个地处边远山区的学校有着让周边其他学校羡慕的升学率，而更令周围学校羡慕的是东小村中学的“红云图书室”。
老王说，学校原来也有一个小图书室，但都是文革前后的书，陈旧不堪，除了名著外，剩下的书都失去了学生阅读的价值。
老王自从当上这个校长后，便天天为书发愁，学校经费有限，学生大多家庭贫困，有的连学费都交不起，更别说买课外书了。然而，“红云图书室”却帮他解决了大问题，“300多本书成了学校最贵的财产，放在书架上那是一目了然啊，新书旧书的差别太明显了。”老王感叹道。
老王找来教导主任，盘算着怎么让学生借阅，可还没商量出结果，老师们纷纷提出要先一睹为快。老王意识到，老师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甚至远胜于学生，闭塞的山区让他们失去了与外界的沟通，而崭新的图书，成为他们开拓视野最重要的方式。副校长于武清楚地记得，他借的第一本书是《学习的革命》，书中先进学习理念的介绍让他大开眼界，他号召教师们要改进原有教学方式，加强教学互动，进行启发式教育，让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我们这里春天只刮沙尘暴，可‘红云图书室’是吹进学校的第一缕春风。”于武笑着说。
随后，学校开始以班为单位向学生开放借阅。首先由班主任进行登记，把借的书带到班里，分给学生，学生看完后返还班主任后再交到图书室，各班所借图书交叉后再续借。让老王发愁的是书根本不够分，每次开会，除了叮嘱班主任要做好学习阅读引导工作外，还特别嘱咐做好图书管理，防止图书破损和丢失。“丢了的话，花钱都买不到啊。”老王一再强调。
对于这批图书，老王颇有感触：“它开阔了老师和学生的视野，丰富了课余生活，扩大了教学内容，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弥补了第二课堂的不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书比对我们物质上的帮助更有意义。”
16岁的李楠是初三的学生，也是“红云图书室”里的常客，仅《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就看了四遍。李楠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残疾，尽管学校为其提供了“两免一补”，但对于她仍是杯水车薪。全家都靠身残的母亲种地过活，而今年的大旱，让她家的日子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李楠曾有过辍学的想法，回家帮母亲干农活，以此补贴家用，但看了这本书后，她放弃了这个想法。“海伦·凯勒比我处境更加困难，可她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她比起来，我现在的困难不算什么，困难总是暂时的。”
在李楠的课桌上仍然摆着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每当心情低落时她都会拿出来看看。在她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摘录了其中一句话：有时我想到，过好每一天是个非常好的习惯，似乎我们明天就会死去。这种态度鲜明地强调了生命的价值。我们应该以优雅、精力充沛、善知乐趣的方式过好每一天。
在东小村中学，有学生在红云红河集团捐赠的图书中摘录了一句名人名言写在了黑板上：生命只有一次，时间不能重来。 填补了学校十几年没有新书的空白
书籍带来的乐观、坚毅的精神，鼓励和感染着贫困地区的学生们。
在大同县周士庄中学，“红云图书室”的牌子格外醒目，而学生对于“红云图书室”的喜爱却让校长白宇黄百感交集：“红云图书室341本图书填补了我们农村学校十几年来没有新书的空白。”
周士庄镇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种植谷物成为附近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个十年九旱的地区，一亩地打200斤粮食便是高产。白宇黄说，当地农民长年劳作，积劳成疾，许多人因病早逝，以致五分之一的学生生活在单亲家庭，家中负担可想而知。“这反而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
初中三年级的陈圆父亲因病早逝，母亲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而姐姐和哥哥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陈圆。“我最喜欢的书就是《鲁滨逊漂流记》，人在最艰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她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考出去才是改变家境的唯一出路。
与陈圆一样，学生们都对“红云图书室”的图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齐晓林说，看完书后对于抗日战争有了更新的认识，远比历史课本深刻，让他了解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感受到这341本图书魅力的还不止学生，教师也是最忠实的读者。语文老师崔元政说，语文课本应该是最为灵活的课程，但多年来都是照本宣科。看到“红云图书室”几本介绍旅游的书后，崔元政突发奇想，把介绍全国各地的美景风光纳入课堂，不仅开阔学生视野，还使他们产生了兴趣。“课本中有桂林山水这一课，作者只讲了风景，但通过这些旅游书籍，我就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加了进来，教学的效果更好了。”
学生们说，“红云图书室”的书让他们对于山沟沟外面的世界更加向往，努力学习考出去的愿望更加迫切。 “书籍才是学生最好的老师”
在大同矿区云冈中学，“红云图书室”成为团委书记燕迎春的一块“心病”。本来图书就满足不了学生借阅的需要，可老师也成为借书的常客，后来燕迎春发现，一些老师其实是为自己的孩子借书。这让燕迎春犯了难，随后她制订了严格的借阅制度，对老师借书进行限制，以保证学生的借阅。
对于学生而言，借到的图书可在班中传阅，相互交换。这个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图书的作用。从事30多年语文教学的王晓宏对此深有感触：“有一次说到鲁滨逊漂流记，我本来打算给学生讲讲，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看过了，这让我很吃惊。其实书籍才是学生最好的老师。”
实际上，“红云图书室”最为抢手的书是作文书。学生考试最怕作文，而语文试卷的作文分数所占的比例又是最高的，因此一些孩子甚至背会了书中的范文。
学生们说，他们最怕命题作文出关于“城市”的话题，城市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世界，但“红云图书室”却为他们敞开了一扇了解城市的大门，一些有关城市的图书也成为学生手中的“热门货”。
除此之外，人物传记也颇受学生偏爱。一套《拿破仑》在学生们手中多次传阅已显破旧，15岁的李丽霞说，自从看了上下两册后，不仅了解了拿破仑，而且对于法国革命史有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在上历史课时，更容易了解背景知识，记忆也更加深刻。
云冈中学党委书记吴德明说，多年来学校没有书籍经费，“红云图书室”的出现弥补了这个缺憾，它更像是一阵红色风暴席卷校园，而学生是书籍的最大受益者。“‘红云图书室’的意义远超出那341本书籍，它带给学校的是一种氛围，带给老师的是一种理念，带给学生的是一种习惯。”(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