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十年?中国模式挑战西方观点 去年中国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周年的重要纪念。中国加入WTO的十年，是中国模式发展和成长的十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条件下学习、创新和发展的新路。 我们要知道，目前WTO代表的国际贸易秩序是西方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在促进自由贸易的旗号下，设立许多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政策，保护西方国家的历史优势。举例言之，加入WTO谈判的平均时间是5年，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长达15年，是WTO谈判史上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也是最苛刻的。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中国的平均关税率（10%）不仅远低于墨西哥、巴西（高于30%），而且低于韩国。 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最大收获是改变了中美关系的交往模式，免除了美国国会每年进行的是否给中国延长最惠国待遇的烦恼。 协议签订之初，西方国家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应变能力。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看好加入WTO以后的中国经济。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业、金融、汽车这三大产业将会全军覆灭，失去关税保护的民族企业没有可能像日本、韩国企业那样崛起并挑战美欧的大企业。 谁也想不到，十年之后，中国不但学会了新的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而且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了4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出口增加了5倍，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还是第二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取代美国的大银行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农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机械化，释放大批农村劳动力，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联想、华为、海尔等一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出自主品牌，改变了“中国制造”的形象。 如今，不但发展中国家热心关注中国模式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西方的有心人士，例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甚至呼吁西方的改革要借鉴中国模式的经验。 中国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 中国加入WTO后，不但学到西方的技术和管理，也学习了西方的“游戏方式”，对倾销的指控积极应诉和反击，并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参与改革国际经济秩序，从规则的适应者变为制定“游戏规则”的参与者。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举世瞩目，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同时，摩擦也越来越多。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国际摩擦的增加是正常现象。因为国际贸易不仅是互通有无，而且是效率和规模的竞争。竞争失败者会面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和财政负担增加的代价，其反应往往是首先抱怨胜利者的不公，然后才不得不改革自己的竞争机制。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时，美国媒体先把日本产品描绘成劣质产品，然后制造“日本威胁论”，进一步压迫日元升值，和今日中国面临的遭遇何等相似。国外媒体的宣传少数是误解，多数是把“宣传战”、“规则战”作为经济竞争的一种方式。我们要习以为常，接招化招。 我对恶意宣传的化解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西方媒体发起了一个丑化中国的“宣传战”，说中国产品便宜是因为中国大量使用了童工和囚犯，侵犯人权，连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都信以为真。 我曾用实事求是的分析打破了西方听众的误解。中国改革有两件事让西方媒体广为传播：一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二是中国有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我问大家，假如你只有一个孩子，你是自己工作来挣钱让孩子读书，还是让孩子打工父母在家闲着？假如要你来执政，你的政绩指标是给囚犯还是给失业工人创造工作机会？西方民众对穷国的表面印象是印度、墨西哥的童工，深层原因是穷人家子女多养不起的结果，中国降低了生育率最大的效果就是改变了农民子女的上学愿望。让囚犯学习劳动技能是发达国家也采用的方法，中国的犯罪率远比美国低。中国的出口产品多半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生产的，怎么可能囚犯成为出口制造业的主力？听众大笑之余，立即明白西方媒体逻辑的荒谬。等到中国游客取代日本游客大批来到西方国家旅游消费，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以压榨中国劳工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发展模式日益高涨的好奇心。 中国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新兴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尤其在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世界复苏的主导力量。这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历史转折。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摆脱西方模式过度消费、破坏环境的局限，还要探索“南南合作”的国际贸易格局，打破西方寡头对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控制，才能防止“贸易战”和“资源战”，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中国崛起之谜引发西方主流经济学思考 我是物理学出身的经济学者。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主要在国外的研究中心做前沿的经济学基础研究。加入WTO前后，我的工作重点转到国内，观察总结中国经验，来改造西方主流经济学。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国际会议对我的讲演邀请也从前沿的经济复杂科学越来越多地转到破解中国崛起之谜。 今年7月2日国际熊彼特经济学年会请我做首席特邀讲演，主题就是“中国和亚洲崛起的原因和影响”。我的讲演提出了“代谢增长理论”，来挑战西方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为南北经济差距的辩护理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知识经济，知识的本质是积累的。西方发达国家积累的知识存量多，当然比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先进和富裕。我通过经验和理论分析指明，知识的本质不是存量积累，而是新陈代谢。新的技术革命会取代和淘汰旧的知识，这给后起国家赶超甚至取代先进国家提供了可能。否则，无法理解德、美、苏、日和中国先后超过英国的历史。 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创新上有优势，集体主义的文化在学习上有优势。中国的制度创新把传统的保守农民转变为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中国之大，得以同时发展美国式的规模经济和欧洲式的范围经济，开拓兼顾稳定和增长的双轨制发展模式。 我用西方经济学熟知的“混合经济”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多种所有制竞争合作的机制，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化、通俗化，收到很好的效果。我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创新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的热烈讨论。中国要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必须理论创新，走出西方中心论的阴影。否则，赢了经济，输了舆论。 协议签订之初，西方国家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应变能力。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看好加入WTO以后的中国经济。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业、金融、汽车这三大产业将会全军覆灭。谁也想不到，十年之后，中国不但学会了新的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而且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加入WTO十年?中国模式挑战西方观点 去年中国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周年的重要纪念。中国加入WTO的十年，是中国模式发展和成长的十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条件下学习、创新和发展的新路。 我们要知道，目前WTO代表的国际贸易秩序是西方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在促进自由贸易的旗号下，设立许多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政策，保护西方国家的历史优势。举例言之，加入WTO谈判的平均时间是5年，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长达15年，是WTO谈判史上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也是最苛刻的。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中国的平均关税率（10%）不仅远低于墨西哥、巴西（高于30%），而且低于韩国。 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最大收获是改变了中美关系的交往模式，免除了美国国会每年进行的是否给中国延长最惠国待遇的烦恼。 协议签订之初，西方国家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应变能力。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看好加入WTO以后的中国经济。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业、金融、汽车这三大产业将会全军覆灭，失去关税保护的民族企业没有可能像日本、韩国企业那样崛起并挑战美欧的大企业。 谁也想不到，十年之后，中国不但学会了新的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而且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了4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出口增加了5倍，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还是第二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取代美国的大银行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农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机械化，释放大批农村劳动力，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联想、华为、海尔等一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出自主品牌，改变了“中国制造”的形象。 如今，不但发展中国家热心关注中国模式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西方的有心人士，例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甚至呼吁西方的改革要借鉴中国模式的经验。 中国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 中国加入WTO后，不但学到西方的技术和管理，也学习了西方的“游戏方式”，对倾销的指控积极应诉和反击，并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参与改革国际经济秩序，从规则的适应者变为制定“游戏规则”的参与者。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举世瞩目，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同时，摩擦也越来越多。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国际摩擦的增加是正常现象。因为国际贸易不仅是互通有无，而且是效率和规模的竞争。竞争失败者会面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和财政负担增加的代价，其反应往往是首先抱怨胜利者的不公，然后才不得不改革自己的竞争机制。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时，美国媒体先把日本产品描绘成劣质产品，然后制造“日本威胁论”，进一步压迫日元升值，和今日中国面临的遭遇何等相似。国外媒体的宣传少数是误解，多数是把“宣传战”、“规则战”作为经济竞争的一种方式。我们要习以为常，接招化招。 我对恶意宣传的化解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西方媒体发起了一个丑化中国的“宣传战”，说中国产品便宜是因为中国大量使用了童工和囚犯，侵犯人权，连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都信以为真。 我曾用实事求是的分析打破了西方听众的误解。中国改革有两件事让西方媒体广为传播：一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二是中国有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我问大家，假如你只有一个孩子，你是自己工作来挣钱让孩子读书，还是让孩子打工父母在家闲着？假如要你来执政，你的政绩指标是给囚犯还是给失业工人创造工作机会？西方民众对穷国的表面印象是印度、墨西哥的童工，深层原因是穷人家子女多养不起的结果，中国降低了生育率最大的效果就是改变了农民子女的上学愿望。让囚犯学习劳动技能是发达国家也采用的方法，中国的犯罪率远比美国低。中国的出口产品多半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生产的，怎么可能囚犯成为出口制造业的主力？听众大笑之余，立即明白西方媒体逻辑的荒谬。等到中国游客取代日本游客大批来到西方国家旅游消费，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以压榨中国劳工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发展模式日益高涨的好奇心。 中国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新兴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尤其在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世界复苏的主导力量。这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历史转折。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摆脱西方模式过度消费、破坏环境的局限，还要探索“南南合作”的国际贸易格局，打破西方寡头对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控制，才能防止“贸易战”和“资源战”，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中国崛起之谜引发西方主流经济学思考 我是物理学出身的经济学者。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主要在国外的研究中心做前沿的经济学基础研究。加入WTO前后，我的工作重点转到国内，观察总结中国经验，来改造西方主流经济学。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国际会议对我的讲演邀请也从前沿的经济复杂科学越来越多地转到破解中国崛起之谜。 今年7月2日国际熊彼特经济学年会请我做首席特邀讲演，主题就是“中国和亚洲崛起的原因和影响”。我的讲演提出了“代谢增长理论”，来挑战西方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为南北经济差距的辩护理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知识经济，知识的本质是积累的。西方发达国家积累的知识存量多，当然比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先进和富裕。我通过经验和理论分析指明，知识的本质不是存量积累，而是新陈代谢。新的技术革命会取代和淘汰旧的知识，这给后起国家赶超甚至取代先进国家提供了可能。否则，无法理解德、美、苏、日和中国先后超过英国的历史。 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创新上有优势，集体主义的文化在学习上有优势。中国的制度创新把传统的保守农民转变为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中国之大，得以同时发展美国式的规模经济和欧洲式的范围经济，开拓兼顾稳定和增长的双轨制发展模式。 我用西方经济学熟知的“混合经济”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多种所有制竞争合作的机制，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化、通俗化，收到很好的效果。我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创新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的热烈讨论。中国要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必须理论创新，走出西方中心论的阴影。否则，赢了经济，输了舆论。 协议签订之初，西方国家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应变能力。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看好加入WTO以后的中国经济。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业、金融、汽车这三大产业将会全军覆灭。谁也想不到，十年之后，中国不但学会了新的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而且在国际竞争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