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到2005年的27年间，服务业平均增速超过10％，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十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近60％。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2005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仅为40.2％，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而且大部分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更是滞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发展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实现服务业的快速、规范、有序发展，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与创新服务业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约束。
一、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因素分析
(一)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理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服务业领域也不例外。但我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兼有的属性，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手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社会福利降低，也影响了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二)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且多头管理
主要表现是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不高，行政执法尺度宽严不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改委等联合调研组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
(三)政策不平等导致服务业企业负担重，经营成本高
长期以来，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安排都是从如何有利于增加物质财富来设计的，造成服务业与农业、工业之间政策上的不平等。在税收方面，服务业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部分服务行业重复纳税。在物流等行业，企业经常发生大量业务外包，按理应抵扣外包收入后纳税，但是，在发包方按照整个营业收入纳税的同时，分包方也要按照分包协议上的价款纳税，这就出现了重复纳税。在使用土地和水电气的价格方面，服务业普遍高于工业。地价方面，工业用地一般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而服务业用地则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两者差别很大，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几倍乃至十几倍。
(四)服务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不合理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迅速转换，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服务业专业人才匮乏现象也随之凸显出来，服务业高级专门人才储备不足，服务业的蓝领人才也存在结构性短缺。这种格局的出现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我们重视高等教育而忽略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学历教育过分偏爱而对实用性较强的职业教育“看不上眼”，即使是高职教育也尽可能往“学历教育”上靠，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比如，我们现在精通国外法律、国外市场的国际型和开放型专业人才十分紧缺，其中注册精算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注册房地产评估师、软件设计开发等高级专业服务人才尤为短缺。同时，人才结构配置不合理。在信息服务业中，既缺乏创意、规划和设计的高端人才，又缺乏一大批拥有一定技术能力的蓝领。但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在为工作、为生计四处奔波。
二、加快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步伐。促进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
(一)加快服务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中国服务业发展既有国外服务业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中的一般共性，又有作为发展中的市场转轨国家的特殊性。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和结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不具备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造成的。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市场机制已日渐完善，放松经济规制、实行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
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要公平竞争，各市场主体就必须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建议分步骤放松对现代服务业中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以此打破市场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改变服务业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低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的待遇，形成与国有经济企业相竞争的局面，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升服务业产业的竞争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经济是我国大型服务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要加快国有大型服务企业改革的力度。从宏观上讲，要加快服务业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微观上讲，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对国有服务业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企业外，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逐步改制为多元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激励约束相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企
业内部运行机制，推动各类企业管理方式、管理模式创新，促进主辅分离，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外包，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要素流动与市场竞争的“引导者”。要根据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市场供求状况，逐步放松服务价格管制，尽可能减少非市场定价，推进市场定价。对某些必须管制的服务价格，也要提高定价的透明度，应当允许有些差别化定价，或有指导性的市场定价。
(二)优化和完善法规制度与政策措施构成的软环境
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是现代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波特在阐述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时指出，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一国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是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除了现代通讯设施、便捷的交通网络、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硬件环境，还要重视以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机制体制为重点的软环境。根据王静波(2006)提供的资料，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历来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多年来致力于人才、教育、市场制度和监管等商业环境的优化，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等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努力营造公开的商业环境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监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从中介、码头、金融等领域退出。为民间资本提供发展空间。新加坡则通过诱人的税收政策以及缜密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不少航运客户的青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做法为我们建立完善的服务业法律体系和政策措施以及优化市场环境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三)逐步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此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证明，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现代工业社会，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因为服务业要求它的生产和消费在同地进行，这就客观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城市为依托。另外，服务业的许多产业都具有规模经济，例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会计法律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只有在人口规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才能赢利，而且，相对来讲，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因而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也比较大。因此，只有依托城市才能培育起现代服务业的土壤。
城市化的进程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但也与政府政策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国严重的二元经济固然与历史形成的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相关，但严格的城乡分离的制度与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二元经济格局。因此，要适度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就必须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创新。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未来一段时间，要对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市镇设置的法律制度等直接影响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以城市化来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和服务就业总量的提高，从而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服务业结构的转换。
(四)依据不同服务行业的特征，制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
确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对于一个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产业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市场准入门槛是一个产业顺利成长的保证。对于律师、会计、咨询等小规模经营的行业，应该提高准入门槛，避免无序竞争；而对于邮电、运输等行业，则要降低准入门槛，促进竞争。需要指出的是，降低门槛不是放宽服务质量，而是对不同所有者资本一视同仁，均可进入服务业市场。此外，要尽可能简化目前繁杂的前置工商登记审批制度，加强对企业经营过程的监管。目前的工商登记审批制度手续繁杂，周期漫长，但是对审批后的企业的监管不力。今后应简化审批手续，同时，对于注册成立的企业严格按照市场准入标准和行业经营标准进行监管，提高其服务质量。
(五)改革与创新职业教育体制，为服务业的快速高质发展提供合格人才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关键不在于先进的装备以及体现在装备中的技术，而是人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求社会提供大量懂技术、会经营、善操作的人才，这些人才的输送仅仅依靠现有的办学模式是满足不了的。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轻视职业教育的做法，树立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市场的理念，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建立新的机制和办学模式。比如。建立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实行根据企事业用人“订单”进行教育与培训的新模式，而不能简单地由学校“闭门造车”。总之，要从认识上把加强服务业人才培养放到重要的位置，并努力创新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体制，努力造就一大批高层次、高技能、通晓国际规则、熟悉现代管理的服务业专门人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到2005年的27年间，服务业平均增速超过10％，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十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近60％。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2005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仅为40.2％，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而且大部分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更是滞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发展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实现服务业的快速、规范、有序发展，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与创新服务业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约束。
一、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因素分析
(一)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理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服务业领域也不例外。但我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兼有的属性，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手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社会福利降低，也影响了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二)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且多头管理
主要表现是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不高，行政执法尺度宽严不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改委等联合调研组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
(三)政策不平等导致服务业企业负担重，经营成本高
长期以来，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安排都是从如何有利于增加物质财富来设计的，造成服务业与农业、工业之间政策上的不平等。在税收方面，服务业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部分服务行业重复纳税。在物流等行业，企业经常发生大量业务外包，按理应抵扣外包收入后纳税，但是，在发包方按照整个营业收入纳税的同时，分包方也要按照分包协议上的价款纳税，这就出现了重复纳税。在使用土地和水电气的价格方面，服务业普遍高于工业。地价方面，工业用地一般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而服务业用地则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两者差别很大，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几倍乃至十几倍。
(四)服务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不合理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迅速转换，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服务业专业人才匮乏现象也随之凸显出来，服务业高级专门人才储备不足，服务业的蓝领人才也存在结构性短缺。这种格局的出现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我们重视高等教育而忽略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学历教育过分偏爱而对实用性较强的职业教育“看不上眼”，即使是高职教育也尽可能往“学历教育”上靠，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比如，我们现在精通国外法律、国外市场的国际型和开放型专业人才十分紧缺，其中注册精算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注册房地产评估师、软件设计开发等高级专业服务人才尤为短缺。同时，人才结构配置不合理。在信息服务业中，既缺乏创意、规划和设计的高端人才，又缺乏一大批拥有一定技术能力的蓝领。但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在为工作、为生计四处奔波。
二、加快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步伐。促进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
(一)加快服务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中国服务业发展既有国外服务业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中的一般共性，又有作为发展中的市场转轨国家的特殊性。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和结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不具备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造成的。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市场机制已日渐完善，放松经济规制、实行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
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要公平竞争，各市场主体就必须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建议分步骤放松对现代服务业中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以此打破市场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改变服务业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低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的待遇，形成与国有经济企业相竞争的局面，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升服务业产业的竞争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经济是我国大型服务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要加快国有大型服务企业改革的力度。从宏观上讲，要加快服务业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微观上讲，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对国有服务业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企业外，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逐步改制为多元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激励约束相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企
业内部运行机制，推动各类企业管理方式、管理模式创新，促进主辅分离，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外包，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要素流动与市场竞争的“引导者”。要根据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市场供求状况，逐步放松服务价格管制，尽可能减少非市场定价，推进市场定价。对某些必须管制的服务价格，也要提高定价的透明度，应当允许有些差别化定价，或有指导性的市场定价。
(二)优化和完善法规制度与政策措施构成的软环境
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是现代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波特在阐述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时指出，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一国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是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除了现代通讯设施、便捷的交通网络、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硬件环境，还要重视以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机制体制为重点的软环境。根据王静波(2006)提供的资料，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历来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多年来致力于人才、教育、市场制度和监管等商业环境的优化，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等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努力营造公开的商业环境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监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从中介、码头、金融等领域退出。为民间资本提供发展空间。新加坡则通过诱人的税收政策以及缜密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不少航运客户的青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做法为我们建立完善的服务业法律体系和政策措施以及优化市场环境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三)逐步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此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证明，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现代工业社会，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因为服务业要求它的生产和消费在同地进行，这就客观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城市为依托。另外，服务业的许多产业都具有规模经济，例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会计法律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只有在人口规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才能赢利，而且，相对来讲，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因而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也比较大。因此，只有依托城市才能培育起现代服务业的土壤。
城市化的进程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但也与政府政策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国严重的二元经济固然与历史形成的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相关，但严格的城乡分离的制度与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二元经济格局。因此，要适度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就必须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创新。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未来一段时间，要对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市镇设置的法律制度等直接影响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以城市化来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和服务就业总量的提高，从而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服务业结构的转换。
(四)依据不同服务行业的特征，制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
确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对于一个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产业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市场准入门槛是一个产业顺利成长的保证。对于律师、会计、咨询等小规模经营的行业，应该提高准入门槛，避免无序竞争；而对于邮电、运输等行业，则要降低准入门槛，促进竞争。需要指出的是，降低门槛不是放宽服务质量，而是对不同所有者资本一视同仁，均可进入服务业市场。此外，要尽可能简化目前繁杂的前置工商登记审批制度，加强对企业经营过程的监管。目前的工商登记审批制度手续繁杂，周期漫长，但是对审批后的企业的监管不力。今后应简化审批手续，同时，对于注册成立的企业严格按照市场准入标准和行业经营标准进行监管，提高其服务质量。
(五)改革与创新职业教育体制，为服务业的快速高质发展提供合格人才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关键不在于先进的装备以及体现在装备中的技术，而是人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求社会提供大量懂技术、会经营、善操作的人才，这些人才的输送仅仅依靠现有的办学模式是满足不了的。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轻视职业教育的做法，树立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市场的理念，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建立新的机制和办学模式。比如。建立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实行根据企事业用人“订单”进行教育与培训的新模式，而不能简单地由学校“闭门造车”。总之，要从认识上把加强服务业人才培养放到重要的位置，并努力创新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体制，努力造就一大批高层次、高技能、通晓国际规则、熟悉现代管理的服务业专门人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