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对词体进行变革，想自成一家与其互争高下；另一方面，柳永在词体和词调方面的开创，为宋词在表现功能和艺术风格的拓展奠定了基础，为把词提升至与诗同等的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又得到了苏轼的赏识。所以说，基于这种矛盾复杂的态度，柳词对苏词就产生了极其微妙的影响。
仁宗嘉佑二年，苏轼初到汴京，此时正值柳永的词盛行之际，这种情形势必给年轻的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轼所写的第一首长调《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5]，从结构布局到意象内蕴再到写景状物都或多或少地和柳永词的形神风骨不谋而合。柳永的词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轼的豪放词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与苏轼的性格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以他旷达洒脱、超然物外的天性，对柳词中的绮靡之作自然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因此他致力于词体的变革，独辟蹊径，将词的气象拓展到恢弘和豪放的境界。
（二）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黄州时期和岭海时期。
这三个时期，苏轼分别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苏轼早期的思想尚未成熟，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便是“仁”，望君主治理天下施行仁政。在苏轼早期入仕的很多优秀的政论文中，苏轼就主张刑赏当以忠厚为本，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后来也成为他创作词作的一种导向。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儿重要的里程碑，被贬黄州之后，他的思想相对于前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在对待思想、心灵，还是在对待社会、现实方面都与前人不同，佛家主张的人生观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富有创造性的，要求我们净化生命的本性，发扬人性的光辉。苏轼得时代风气之先，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建立了自由的人格，这种人格，也就是他对现实的超越与执着的生活态度，这也成为他丰富自我和发展自我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在他的词作中便有体现，例如：《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
而到了岭海时期，苏轼则达到了人格上的至高境界，这种境界，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审美人生。很显然这一时期的苏轼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返璞归真”，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要顺应自然规律和民意，这样才能长寿，才能国运昌盛。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使苏轼悟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在饱经人世沧桑、对人生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苏轼不再同命运抗争，而是时刻保持豁达的心态去对待人生，感恩生活。
苏轼对待佛家思想及心灵的态度是豁达的。苏轼“归诚佛僧”是为了建立更加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通过艺术的表现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之情。事实上，苏轼的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而是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宗教，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仅仅借用佛教的思维方式对现实人生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思考，比如他在《与子由书》中写到：“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6]这无疑是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并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看作人生的至高境界；其次，他拜读佛经，也是为了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实用。苏轼把超脱世俗的佛教哲学赋予了世俗的色彩，将其改造成为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实用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运用于词的创作当中，再次，他对佛教思想有着清醒的认识，十分谨慎的权衡受其影响的利弊，并且经常自我省察，并以自诫诫人，可谓用心良苦。苏轼心向佛道，不为隐身遁世，只是借其出世之法消解儒家入世之累，从而达到和谐、圆融、通达的人生境界。
总而言之，苏轼参禅悟道不为弃世隐遁，只是将之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于对立中求共生，从而使自我以万全之策应对多变世事，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升华自我的理论根据，做到外界环境改变而内心之境不动，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他对词的创作，并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作风格。
（三）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那么对于苏轼来说，这笔“财富”积累的过程是充满苦痛和坎坷的，不过正是这样独特丰富而又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对苏轼词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出生于眉州眉山，其父是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洵。公元1057年，他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一举成名并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公元1071年，此时正直王安石变法，苏轼虽然同意当时革新政治，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还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所以引起新党的不满而被流放外任，通判杭州，之后又知徐州、密州。公元1079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中的一些政客将其逮捕，在狱中饱受折磨后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哲宗即位，此时王安石变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由于苏轼属于旧党而被朝廷召回并重新得到重用，一举成为朝中翰林学士。但苏轼在多年的贬谪生涯中认识到，旧党的变法某些地方还是可取的，由于司马光等人尽废王安石变法，故而与苏轼又发生冲突，苏轼又被放外任，历任杭州、扬州等地的知州。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之前的“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又一次遭受迫害，先被贬惠州，继而被贬到琼州。三年后徽宗即位，苏轼被赦免，病逝于北归的途中。
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心系国事，为朝廷尽心尽力，清廉纯白，了无心机，渴望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当时的社会背景没能给他机会，却是一再遭到贬谪和迫害。但苏轼终生不渝，在遭贬谪为官期间为当地百姓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树立起了崇高的人格。从苏轼的大部分词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众多代表作正是在他遭受贬谪期间写作而成，也是在这个期间苏轼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没有因遭迫害而倒下，而是以一种更加积极向上，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点滴，从而将这种豁达、笑对人生的生活态度融入到词作当中，进而形成了苏词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他这种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和面对生活的旷达心胸，促使了苏词创作风格的形成。
四、 苏轼词的创作风格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非常重视发掘和培养人才，受到当时众多年轻作家的尊敬和爱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苏门四学士”，苏轼的文学才能不拘一体，诗词文赋，相生共荣，其大家手法，似羚羊挂角般无迹可求，同辈和后人无不潜移默化的受到其影响，各尽其才力而自成一家，开宗立派，蔚然成风。在北宋词坛享有“婉约之宗”美誉的秦观长于词，故而在词的创作方面受影响较大的就是秦观。苏轼卓越的文学成就，伟岸的巨匠身影，穿越浩瀚时空，跨越古今，投射到后代文人的意识之中，进而变得更为高大，其影响随时而长，因地而远，流传于后世，成为一代文豪。
（一） 词的“用典”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苏轼的得意门生，秦观作词必定潜在地受到苏轼的影响。秦观词的“用典”便是苏词“用典”对后世影响的集中体现。秦观词之用典，灵活自然，如同己出，并非刻意为之，融入了强烈的个人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例如《南乡子》（妙手写徽真），在这首词中便是引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这样一个典故：“天下的美女，没有谁能比得上楚国女子，楚国美丽的女子，又没有谁能比得上我那家乡邻家的那位小姐漂亮。邻家那位小姐，无论身材还是相貌都可谓倾国倾城的美女，无人企及，她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而我至今仍未答应和她交往。”表面看来，秦观用这则典故来说明崔徽的容貌就像宋玉所描述的邻家女一样曼妙多姿，实则是由画像是半身而联想到邻家女窥视宋玉的形象来补充对崔徽刻画的不足之处。这样借彼言此，主客一体，形象生动的将所要表现的东西跃然纸上。
（二）词的语言表现方式的影响
苏轼将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来出，取得新颖的效果。这一点在南宋词人“辛弃疾”那里有集中的体现，辛弃疾的农事词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都对苏轼的农事词有所继承，但相对于苏轼又对其有所发展，辛弃疾扩大了农事词的表现内容和范围，将诗语、口语运用的更加灵活、自然，表现出更为广阔而细腻的农村自然风光，例如《清平乐·村居》中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和《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等等，庄谐杂陈，文白相映，写出一代英豪辛弃疾的细腻柔情和功成身退后热爱生活、陶然田园的隐居情怀。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苏轼词的创作风格。首先，通过苏词多样化的题材和独特的创作手法阐释了苏轼词创作风格的具体体现；其次，从前人的创作传统、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思想以及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三个角度分析了苏轼词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最后，着重从词的用典和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两方面进一步展现出苏词的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苏轼以旷达的胸怀和独特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这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说苏轼受到后世文人的普遍热爱，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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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词体进行变革，想自成一家与其互争高下；另一方面，柳永在词体和词调方面的开创，为宋词在表现功能和艺术风格的拓展奠定了基础，为把词提升至与诗同等的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又得到了苏轼的赏识。所以说，基于这种矛盾复杂的态度，柳词对苏词就产生了极其微妙的影响。
仁宗嘉佑二年，苏轼初到汴京，此时正值柳永的词盛行之际，这种情形势必给年轻的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轼所写的第一首长调《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5]，从结构布局到意象内蕴再到写景状物都或多或少地和柳永词的形神风骨不谋而合。柳永的词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轼的豪放词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与苏轼的性格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以他旷达洒脱、超然物外的天性，对柳词中的绮靡之作自然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因此他致力于词体的变革，独辟蹊径，将词的气象拓展到恢弘和豪放的境界。
（二）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黄州时期和岭海时期。
这三个时期，苏轼分别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苏轼早期的思想尚未成熟，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便是“仁”，望君主治理天下施行仁政。在苏轼早期入仕的很多优秀的政论文中，苏轼就主张刑赏当以忠厚为本，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后来也成为他创作词作的一种导向。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儿重要的里程碑，被贬黄州之后，他的思想相对于前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在对待思想、心灵，还是在对待社会、现实方面都与前人不同，佛家主张的人生观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富有创造性的，要求我们净化生命的本性，发扬人性的光辉。苏轼得时代风气之先，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建立了自由的人格，这种人格，也就是他对现实的超越与执着的生活态度，这也成为他丰富自我和发展自我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在他的词作中便有体现，例如：《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
而到了岭海时期，苏轼则达到了人格上的至高境界，这种境界，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审美人生。很显然这一时期的苏轼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返璞归真”，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要顺应自然规律和民意，这样才能长寿，才能国运昌盛。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使苏轼悟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在饱经人世沧桑、对人生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苏轼不再同命运抗争，而是时刻保持豁达的心态去对待人生，感恩生活。
苏轼对待佛家思想及心灵的态度是豁达的。苏轼“归诚佛僧”是为了建立更加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通过艺术的表现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之情。事实上，苏轼的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而是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宗教，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仅仅借用佛教的思维方式对现实人生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思考，比如他在《与子由书》中写到：“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6]这无疑是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并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看作人生的至高境界；其次，他拜读佛经，也是为了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实用。苏轼把超脱世俗的佛教哲学赋予了世俗的色彩，将其改造成为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实用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运用于词的创作当中，再次，他对佛教思想有着清醒的认识，十分谨慎的权衡受其影响的利弊，并且经常自我省察，并以自诫诫人，可谓用心良苦。苏轼心向佛道，不为隐身遁世，只是借其出世之法消解儒家入世之累，从而达到和谐、圆融、通达的人生境界。
总而言之，苏轼参禅悟道不为弃世隐遁，只是将之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于对立中求共生，从而使自我以万全之策应对多变世事，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升华自我的理论根据，做到外界环境改变而内心之境不动，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他对词的创作，并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作风格。
（三）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那么对于苏轼来说，这笔“财富”积累的过程是充满苦痛和坎坷的，不过正是这样独特丰富而又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对苏轼词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出生于眉州眉山，其父是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洵。公元1057年，他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一举成名并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公元1071年，此时正直王安石变法，苏轼虽然同意当时革新政治，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还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所以引起新党的不满而被流放外任，通判杭州，之后又知徐州、密州。公元1079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中的一些政客将其逮捕，在狱中饱受折磨后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哲宗即位，此时王安石变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由于苏轼属于旧党而被朝廷召回并重新得到重用，一举成为朝中翰林学士。但苏轼在多年的贬谪生涯中认识到，旧党的变法某些地方还是可取的，由于司马光等人尽废王安石变法，故而与苏轼又发生冲突，苏轼又被放外任，历任杭州、扬州等地的知州。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之前的“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又一次遭受迫害，先被贬惠州，继而被贬到琼州。三年后徽宗即位，苏轼被赦免，病逝于北归的途中。
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心系国事，为朝廷尽心尽力，清廉纯白，了无心机，渴望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当时的社会背景没能给他机会，却是一再遭到贬谪和迫害。但苏轼终生不渝，在遭贬谪为官期间为当地百姓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树立起了崇高的人格。从苏轼的大部分词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众多代表作正是在他遭受贬谪期间写作而成，也是在这个期间苏轼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没有因遭迫害而倒下，而是以一种更加积极向上，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点滴，从而将这种豁达、笑对人生的生活态度融入到词作当中，进而形成了苏词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他这种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和面对生活的旷达心胸，促使了苏词创作风格的形成。
四、 苏轼词的创作风格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非常重视发掘和培养人才，受到当时众多年轻作家的尊敬和爱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苏门四学士”，苏轼的文学才能不拘一体，诗词文赋，相生共荣，其大家手法，似羚羊挂角般无迹可求，同辈和后人无不潜移默化的受到其影响，各尽其才力而自成一家，开宗立派，蔚然成风。在北宋词坛享有“婉约之宗”美誉的秦观长于词，故而在词的创作方面受影响较大的就是秦观。苏轼卓越的文学成就，伟岸的巨匠身影，穿越浩瀚时空，跨越古今，投射到后代文人的意识之中，进而变得更为高大，其影响随时而长，因地而远，流传于后世，成为一代文豪。
（一） 词的“用典”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苏轼的得意门生，秦观作词必定潜在地受到苏轼的影响。秦观词的“用典”便是苏词“用典”对后世影响的集中体现。秦观词之用典，灵活自然，如同己出，并非刻意为之，融入了强烈的个人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例如《南乡子》（妙手写徽真），在这首词中便是引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这样一个典故：“天下的美女，没有谁能比得上楚国女子，楚国美丽的女子，又没有谁能比得上我那家乡邻家的那位小姐漂亮。邻家那位小姐，无论身材还是相貌都可谓倾国倾城的美女，无人企及，她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而我至今仍未答应和她交往。”表面看来，秦观用这则典故来说明崔徽的容貌就像宋玉所描述的邻家女一样曼妙多姿，实则是由画像是半身而联想到邻家女窥视宋玉的形象来补充对崔徽刻画的不足之处。这样借彼言此，主客一体，形象生动的将所要表现的东西跃然纸上。
（二）词的语言表现方式的影响
苏轼将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来出，取得新颖的效果。这一点在南宋词人“辛弃疾”那里有集中的体现，辛弃疾的农事词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都对苏轼的农事词有所继承，但相对于苏轼又对其有所发展，辛弃疾扩大了农事词的表现内容和范围，将诗语、口语运用的更加灵活、自然，表现出更为广阔而细腻的农村自然风光，例如《清平乐·村居》中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和《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等等，庄谐杂陈，文白相映，写出一代英豪辛弃疾的细腻柔情和功成身退后热爱生活、陶然田园的隐居情怀。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苏轼词的创作风格。首先，通过苏词多样化的题材和独特的创作手法阐释了苏轼词创作风格的具体体现；其次，从前人的创作传统、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思想以及充满苦痛的人生经历三个角度分析了苏轼词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最后，着重从词的用典和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两方面进一步展现出苏词的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苏轼以旷达的胸怀和独特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这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说苏轼受到后世文人的普遍热爱，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亿文库3y.uu456.com包含各类专业文献、中学教育、外语学习资料、专业论文、生活休闲娱乐、文学作品欣赏、13论苏轼词的创作风格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