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４卷
２００６年６月太原教育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ＡＩＹＵ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４Ｊｕｎ．２００６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王峰１，孙艳平２
（１．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１２；２．太原市教育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１）
摘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要：《
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史诗，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
的文化积淀。因此，不仅从题材上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农业生产；以人为本；现实主义
多角度、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３０５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
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发展，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诗经》正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
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
对农神的崇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的民族共同心理。周人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绝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
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
表现，如《周颂・载芟》，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游，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
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卷耳》汝坟》草虫》；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２２—
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人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有甚者，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了满腹的哀怨与眷顾，“，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
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诗经》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浓厚的乡土情蕴。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下的“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
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创造的。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着人的命运。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上帝”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或“）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
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神发号施令。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更
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
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天命”的眷顾，但““，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正因为
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就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大雅・生民》和《商颂・玄《３０５篇作品中，除了《
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
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商人，如《，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
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衡，实左右商王”公刘、古公亶父、王（《）。《、《
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地震等凶象，诗人照样认为：“下民之。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
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久安的想法。如《周颂・敬之》中，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
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尽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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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
诗经》无愧为凝聚了学像《诗经》那样，早在２５００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
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诗经》创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度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
作的现实主义态度。《诗经》的创作者们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首先，《诗经》是直面现实的叙述。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
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现实的生活观念。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
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
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
诗经》是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量。其次，《
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抒情诗的产生，也仅止史诗、
和史诗不同，它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表达个人情感的创作，而《大
最卓越的抒情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
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样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
二部史一个民族能在２５００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
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参考文献
［１］如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游国恩．中国文学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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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６月太原教育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ＡＩＹＵ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４Ｊｕｎ．２００６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王峰１，孙艳平２
（１．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１２；２．太原市教育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１）
摘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要：《
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史诗，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
的文化积淀。因此，不仅从题材上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农业生产；以人为本；现实主义
多角度、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３０５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
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发展，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诗经》正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
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
对农神的崇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的民族共同心理。周人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绝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
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
表现，如《周颂・载芟》，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游，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
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卷耳》汝坟》草虫》；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２２—
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人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有甚者，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了满腹的哀怨与眷顾，“，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
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诗经》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浓厚的乡土情蕴。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下的“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
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创造的。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着人的命运。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上帝”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或“）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
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神发号施令。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更
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
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天命”的眷顾，但““，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正因为
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就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大雅・生民》和《商颂・玄《３０５篇作品中，除了《
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
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商人，如《，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
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衡，实左右商王”公刘、古公亶父、王（《）。《、《
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地震等凶象，诗人照样认为：“下民之。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
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久安的想法。如《周颂・敬之》中，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
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尽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
—２３—
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
诗经》无愧为凝聚了学像《诗经》那样，早在２５００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
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诗经》创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度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
作的现实主义态度。《诗经》的创作者们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首先，《诗经》是直面现实的叙述。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
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现实的生活观念。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
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
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
诗经》是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量。其次，《
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抒情诗的产生，也仅止史诗、
和史诗不同，它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表达个人情感的创作，而《大
最卓越的抒情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
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样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
二部史一个民族能在２５００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
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参考文献
［１］如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游国恩．中国文学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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