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转型的思考与体会
近年来，在自己的职场生涯中，越发的受困于自身知识的局限，知识系统的不规范、理论功底的不扎实等问题也逐渐放大，甚至于渐渐成为了自身的发展瓶颈。而在理论指导企业实践和挖掘企业实际问题以及在公司治理等方方面面，南大商学院，向来都享有极高的社会评价。而今师从南大，倍感欣喜。此次开课，通过听取吕峰老师的分享关于企业转型的战略重心以及周立群老师分析的关于中国经济棋局与京津冀发展纲要，整堂课下来，着实受益匪浅，感受颇深，以下谈谈自己关于课程之后的一些思考和体会。
关于企业转型的重心究竟如何权衡，吕峰老师在课程中，分享了一个案例企业（湘鄂情）的转型历程。故事般的讲述了一个主业从餐饮转向地产、高科技再进军网络新媒体、云服务和大数据的企业的前世今生，如今更是成为首单国内公募债违约案例的主角企业。 闻此历程，令人深思。企业转型战略的重心，如果全凭以市场“环境”的机会、热点或者威胁来因势利导的开展战略转型，而渐渐忽视了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是否又真的能完成百花齐放般的夺目或是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呢？细细品味“湘鄂情”的历程：舍本逐末的拓张，趋势避害的从一家餐饮企业化身成为如今的“中科云网”，个中滋味，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而对于周立群老师讲解的中国经济层面的战略发展纲要，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首先承认，我并没有足够仔细的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方案，仅仅凭课上周立群老师解读的重点，了解大致的情况。因此，仅仅在边缘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相关想法。
很明显“京津冀”已然不是个新的口号。早前时期的京津“双城”，“环渤海经济圈”等概念已经过多的诠释了这种层面的国家战略。那为什么到如今，还要重新定义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我想，“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已然清晰的诠释了此次国家战略转型的核心目的；又或者说，此次战略出台，也可算作是透露出了对前期战略成效不尽人意方面的一种战略性优化或弥补。
无论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基于此次国家战略上的功能定位如何改变，但只要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型重心，恐怕也如吕峰老师所阐述的那样，都不会是“环境”的机会和威胁，只能是“组织”的资源结构重组。
细看此次规划，北京承揽了“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任”；天津担当了“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
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义务”；河北则挑起了“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责任”。
如此看来，如若不破除京津冀相关的运作体制机制，加快市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体制建设，此次战略或将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完成“组织”的资源结构重组，从而逐渐演变成一次以“环境”威胁为根源继而引发的国家战略性转型。而这一情景，又和前面所述的“湘鄂情”的企业转型战略相差几分呢？
国家的转型战略如此，企业的转型战略又何尝不是？正如吕峰老师所说，企业转型战略的重心，本就应该放在组织的资源和能力上，而非环境的机会和威胁。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最需要深思的。
2015.11.12
关于企业转型的思考与体会
近年来，在自己的职场生涯中，越发的受困于自身知识的局限，知识系统的不规范、理论功底的不扎实等问题也逐渐放大，甚至于渐渐成为了自身的发展瓶颈。而在理论指导企业实践和挖掘企业实际问题以及在公司治理等方方面面，南大商学院，向来都享有极高的社会评价。而今师从南大，倍感欣喜。此次开课，通过听取吕峰老师的分享关于企业转型的战略重心以及周立群老师分析的关于中国经济棋局与京津冀发展纲要，整堂课下来，着实受益匪浅，感受颇深，以下谈谈自己关于课程之后的一些思考和体会。
关于企业转型的重心究竟如何权衡，吕峰老师在课程中，分享了一个案例企业（湘鄂情）的转型历程。故事般的讲述了一个主业从餐饮转向地产、高科技再进军网络新媒体、云服务和大数据的企业的前世今生，如今更是成为首单国内公募债违约案例的主角企业。 闻此历程，令人深思。企业转型战略的重心，如果全凭以市场“环境”的机会、热点或者威胁来因势利导的开展战略转型，而渐渐忽视了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是否又真的能完成百花齐放般的夺目或是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呢？细细品味“湘鄂情”的历程：舍本逐末的拓张，趋势避害的从一家餐饮企业化身成为如今的“中科云网”，个中滋味，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而对于周立群老师讲解的中国经济层面的战略发展纲要，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首先承认，我并没有足够仔细的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方案，仅仅凭课上周立群老师解读的重点，了解大致的情况。因此，仅仅在边缘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相关想法。
很明显“京津冀”已然不是个新的口号。早前时期的京津“双城”，“环渤海经济圈”等概念已经过多的诠释了这种层面的国家战略。那为什么到如今，还要重新定义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我想，“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已然清晰的诠释了此次国家战略转型的核心目的；又或者说，此次战略出台，也可算作是透露出了对前期战略成效不尽人意方面的一种战略性优化或弥补。
无论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基于此次国家战略上的功能定位如何改变，但只要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型重心，恐怕也如吕峰老师所阐述的那样，都不会是“环境”的机会和威胁，只能是“组织”的资源结构重组。
细看此次规划，北京承揽了“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任”；天津担当了“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
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义务”；河北则挑起了“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责任”。
如此看来，如若不破除京津冀相关的运作体制机制，加快市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体制建设，此次战略或将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完成“组织”的资源结构重组，从而逐渐演变成一次以“环境”威胁为根源继而引发的国家战略性转型。而这一情景，又和前面所述的“湘鄂情”的企业转型战略相差几分呢？
国家的转型战略如此，企业的转型战略又何尝不是？正如吕峰老师所说，企业转型战略的重心，本就应该放在组织的资源和能力上，而非环境的机会和威胁。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最需要深思的。
201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