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实地的研究
手上的这本书，记录了人类在东北亚一隅的特殊弱小群体的生存状况，是一部脚踏实地的科学调查研究成果。
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必须遵从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存活的基本需求。人类的身体经过史前时代的巨大改变，形成了世界上各种生物中独一无二的直立行走的身体活动方式；后来，工具的发明使双手掌控器械，为萌生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奠定了基础。人类很早就通过身体活动给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带来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渔猎时靠体力围捕猎物、冷兵器作战时，都要依靠群体的体力聚集以制胜。本书的内容，就是展现了几十年前还处于人类渔猎采集阶段的鄂伦春族，陡然从天然经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出现的生存状态变化。
人类各群体曾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冲突压迫状态，但随着文明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世上最宝贵的就是人，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和享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人是和平发展的中心和主体，在所有价值中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尊重人的利益和尊严，是所有价值的终极评估。然而，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对于不同文明的冲击，往往给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带来难以逆转的影响，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浑然不觉为急速的发展付出了灭绝传统文化的代价。
对于现代化给不同群体带来负面影响的分析评估，单靠在书斋里冥思苦想是不行的，尤其是对一种弱势群体的小微文化。这要求研究者深入实地，走进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我们不能忘却，应用领域的研究往往是借助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手段、公式、定律来研究我们生存环境的各种现象、问题、功能和价值，揭示现实矛盾并解决实际问题属于科学认识的应用性末端，应用领域所汇聚的相关知识主要以实用为标志，无需艰深晦涩的词语，也不过于依赖仰仗错综复杂的公式定理，最简单质朴地证明如何能够改善人类的行为，或许更符合实用境况。
近代科学以观察和实验方法为主导，掀起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热潮。这种注重实验和归纳的趋势深刻影响到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思想，使西方思想家重理性、重演绎，重视研究的逐步推导过程。这就使研究者有机会去学习如何一步一步正确走完过程，而不是投机取巧找一些现成的理论观点来装饰现实。仅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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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甚至是臆想就提出假说，把浮想联翩的过程视为“研究”的唯一途径，直接将假说贴上理论的标签。这种虚浮空洞的模式在人文社会学领域尤为突出，非常需要倡导实证过程的示范加以矫正。
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首先要选定问题确立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然后根据以前积累的材料对某种现象进行分析后提出假说，如果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就上升为理论，融为学科知识。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可以受严格控制，研究结果可以被重复实验所证实，可以获得比较客观和可靠的理论。而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由于难于控制其错综复杂的外界条件，难以被重复检验，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论和假说的界限并不清晰，许多“理论”的科学性不能得到确认，这些假说其实是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往往容易引起争议甚至被颠覆。本书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科学结合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物。
科学研究靠单纯思辨的路径很难获得新知识。有些所谓高端洋气上档次的“研究”脱离了实证和应用，实际上使本学科成为没有实际应用内容的空壳。脚踏实地的研究，是有计划地系统搜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可靠地解决问题。收集直接的新资料，是为了作为理论创新的支撑。文献检索，本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不少人却把“文献法”单列为最主要的方法，甚至不少博士论文也只是各种文献的排列组合。若干论文仅此一法，遂成遏制创新的障碍。采集最真实、最基本、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有些人文社科的研究者不愿亲手采集素材，躲避解决问题的导向，往往闭门选题、凭空设计问卷、间接发收问卷、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统计分析、形成空洞结论并提出无法实施的对策建议，其目的仅仅在寻找 “短平快”的方法发表论文。有些所谓“田野调查”仅仅是到此一游的走马观光式摄影与蜻蜓点水般的“访谈”，甚至不比网上的许多旅游文章更有新意；部分研究生论文中的通篇文献综述，大多是复述并重组早已为人所知的陈旧资料，严格意义上说这并非真正的研究，尤其需要把重点放在创新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科学研究，一般具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过程，遵循现代科学最基本的原则进行推理，其理论生成具有明确的科学价值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使人类科学研究形成实证性研究的基础范式。这就需要花大力气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调查以获取客观材料，这也是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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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研究需要证明研究者付出相当工作量的过程，拒绝投机取巧、瞒天过海、蒙混过关、剽窃抄袭的必要方式就是展示其研究过程。研究的结果需要应用，必然应该实证；即便还有一些其他路径存在，但尊重实证仍然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和主要路径。
在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当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与方向都有公认的规范性与逻辑性。在培根的经验哲学指引下，牛顿、伽利略等大师的自然科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也辉映着孔德等法国学者倡导将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中。这些真正的科学家拒绝根据权威教条或玄思冥想来构建知识，主张从经验出发，采用可检验的规范手段，发现并归纳科学事实，推动人类进步。科学研究的程序需使实证的(empirical)（可观察的）证据与他们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联系起来。致力于用观察法获得知识（即赞同实证主义）是科学的特征（Kaufmann,1968）。这样的有用知识，必须是可用经验来验证的。
东方民族则缺乏经验论证的传统，人们没有习惯和兴趣去完成那些相当枯燥的论证和逻辑化的理论，更缺乏能力去观察、实证、创造经得起反复检验和修正的新鲜知识。然而，在样本缺漏甚至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凭空拍脑袋进行推断，很可能归纳出错误的结论。纠缠于名词术语的自我理解与生编硬造，即便刻舟求剑抑或水中捞月，仍能坐井观天自娱自乐。学界尊崇创造知识，需要坚持脚踏实地掌控自身专业，以得到经验证实的方式获得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明显的软肋是科学意识的缺乏导致疏于实证。属于科学知识范围的事实，应该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系统性观察，如果其他学者按照其确定程序进行观察，将得到同样的观察结果。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研究途径，是包括如胡适等中国学者早已概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归纳——演绎法，即假设加论证的正路，是一种推论的合理结构，有前提，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经过交流和修正而成为人类科学领域的知识。如果长期迷恋于文献综述或读书笔记的“研究”状态，仅从书本到书本的评头论足、空谈是非，遑论创造新的知识？不屑去做看似繁琐枯燥却是学术研究主体的论证工作，往往热衷于想当然地宏大叙事，喜好穿靴戴帽，倾向于按思辨的方式摆出观点，一味冥思苦想得到该问题的主观答案，却不去寻求支持观点的证据，这样的“研究”恐怕只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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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因此，倡导对研究问题的逻辑实证，鼓励面向实践应用，或许是一种必要的补课。
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基础材料的真实性。如果研究所引证材料不真实或不全面，那么结论就将建立在主观臆想和猜度、假设之上。以人类学为例，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并不重视从事科学的田野工作，而是采用传教士、航海者和冒险家的记录作为素材，通过借用、转述材料进行理论假设构建框架，使得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生活真实状况，成为少数在书斋里玄想的学究们的智力游戏。因此，尽管早期人类学的理论具有极强的概括力，所引证的材料看似包罗万象，但材料来源于记录者带着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偏见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来发观察未开化的部族，这样的视角下产生的民族志其完整性令人质疑。《古代社会》一书的作者摩尔根是亲自调查写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的学者，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且要靠白人译员的帮助，使研究成果具有局限性，但毕竟是第一手资料。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年专攻数学、物理学的马林诺斯基使人类学的方法论发生巨变，他倡导的功能学派在田野调查实证方法的坚实基础上也在学界声名鹊起；而大洋彼岸获物理学和地理学博士学位的北美人类学领军人物博厄斯，也靠大量的田野工作获得理论支撑。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传统意义上的书斋里，学术研究已陷入比凭空臆想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是因为，信息时代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讯网以及日新月异的手机化大数据网络等提供的信息服务的传播形式，给人类提供极大方便的同时，迅速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但同时也影响了学者的思辨和推理，也大大减少了学术腐败的机会成本，使对数字网络的反向利用迅速升级。网络上的代写代发可以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使知识创新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搜索下载和粘贴复制，“科研成果”往往成为大众化的交易商品。虚拟世界的迅速膨胀，助长了同质化凭空臆想的惊人耦合与雷同。因此，目前很需要强调在应用研究中面向实践、面向基层、面向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模式，亲手采摘真实材料，有望获得更多有分量的成果。
手里这样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是由中央民族大学里一群普通的体育教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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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令人十分惊喜。身体早就有了，运动也早就有了，西方文明在将其系统规范应用于实践，使体育科学化，主要依托的是生物学科；而21世纪的一批体育学者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综合运用于一个东方少数民族的全方位研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之间搭建了交叉应用的桥梁。 我国人文社会各学科的贡献和影响力有差异，但通病是各自为阵，缺乏总体应用的视野，大多是在一个应用的层面展示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在理论生成中十分需要文化整体观（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ulture）。整体观认为，所有的实体都有一个超出其各部分总和的存在状态和价值，研究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着眼于与之相联的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运用整体观点，就能综合把握被分割得七零八碎的研究对象，并打破一些条块封闭的学术禁区。简而言之，就是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综合考虑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用多种联系的综合作用来解释对象和行为，以宏观视野发挥各个部分的整体功能。整体论并非固定的理论框架模式，而是根据实践发展的新动向进行全面宏观分析，在新问题中创造新知识。我们最需要借鉴的是在研究中保持宽广视角，养成在宏观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统筹多种技术手段和学科视角达成文化综观，划定圈层、明确区位，其核心是整体各部分保持均衡和谐。
体育研究，是科学研究中向应用末端延伸的一部分。对生物界的准确观察和资料分类处理的系统方法，19世纪末成为科学的主流。对人体培育和锻炼的可以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的生物性效果，是身体活动对人的身体自然属性所产生的功利需求和积极作用，是体育为满足人类在大自然中延续生物性存在的最基本的功能。人类依赖科学认识人体的自然现象，确认体育给人带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为体育的全球化普及奠定了基础。体育的其他价值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引申而出的，研究人类体育活动的各学科，显然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对体育的一切研究，其基本出发点和依托的基本主干都离不开对人类身体的影响，均需要以身体运动为基础，这也是体育学存在的依据。
对于手上的这本书，如果需要锦上添花，说一点小小遗憾，那就是千百年来浸润于渔猎采集自然生存环境中的鄂伦春人，猛然进入现代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性的冲击，还需要补充一些身体运动方式变化对其影响的具体论点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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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身体运动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诸方面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倡导交叉学科进行综合分析，脚踏实地客观验证新理论或假设，强调把人文关怀应用于实践,可以为稀少民族的进步选择更好路径。相信在后续的研究中，方征教授等体育专业研究者能更充分发挥自己熟悉生物学科的优势，获得具有更高科学价值的理论依据。
胡小明
2013/11/15于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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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的研究
手上的这本书，记录了人类在东北亚一隅的特殊弱小群体的生存状况，是一部脚踏实地的科学调查研究成果。
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必须遵从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存活的基本需求。人类的身体经过史前时代的巨大改变，形成了世界上各种生物中独一无二的直立行走的身体活动方式；后来，工具的发明使双手掌控器械，为萌生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奠定了基础。人类很早就通过身体活动给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带来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渔猎时靠体力围捕猎物、冷兵器作战时，都要依靠群体的体力聚集以制胜。本书的内容，就是展现了几十年前还处于人类渔猎采集阶段的鄂伦春族，陡然从天然经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出现的生存状态变化。
人类各群体曾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冲突压迫状态，但随着文明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世上最宝贵的就是人，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和享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人是和平发展的中心和主体，在所有价值中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尊重人的利益和尊严，是所有价值的终极评估。然而，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对于不同文明的冲击，往往给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带来难以逆转的影响，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浑然不觉为急速的发展付出了灭绝传统文化的代价。
对于现代化给不同群体带来负面影响的分析评估，单靠在书斋里冥思苦想是不行的，尤其是对一种弱势群体的小微文化。这要求研究者深入实地，走进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我们不能忘却，应用领域的研究往往是借助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手段、公式、定律来研究我们生存环境的各种现象、问题、功能和价值，揭示现实矛盾并解决实际问题属于科学认识的应用性末端，应用领域所汇聚的相关知识主要以实用为标志，无需艰深晦涩的词语，也不过于依赖仰仗错综复杂的公式定理，最简单质朴地证明如何能够改善人类的行为，或许更符合实用境况。
近代科学以观察和实验方法为主导，掀起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热潮。这种注重实验和归纳的趋势深刻影响到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思想，使西方思想家重理性、重演绎，重视研究的逐步推导过程。这就使研究者有机会去学习如何一步一步正确走完过程，而不是投机取巧找一些现成的理论观点来装饰现实。仅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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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甚至是臆想就提出假说，把浮想联翩的过程视为“研究”的唯一途径，直接将假说贴上理论的标签。这种虚浮空洞的模式在人文社会学领域尤为突出，非常需要倡导实证过程的示范加以矫正。
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首先要选定问题确立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然后根据以前积累的材料对某种现象进行分析后提出假说，如果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就上升为理论，融为学科知识。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可以受严格控制，研究结果可以被重复实验所证实，可以获得比较客观和可靠的理论。而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由于难于控制其错综复杂的外界条件，难以被重复检验，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论和假说的界限并不清晰，许多“理论”的科学性不能得到确认，这些假说其实是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往往容易引起争议甚至被颠覆。本书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科学结合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物。
科学研究靠单纯思辨的路径很难获得新知识。有些所谓高端洋气上档次的“研究”脱离了实证和应用，实际上使本学科成为没有实际应用内容的空壳。脚踏实地的研究，是有计划地系统搜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可靠地解决问题。收集直接的新资料，是为了作为理论创新的支撑。文献检索，本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不少人却把“文献法”单列为最主要的方法，甚至不少博士论文也只是各种文献的排列组合。若干论文仅此一法，遂成遏制创新的障碍。采集最真实、最基本、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有些人文社科的研究者不愿亲手采集素材，躲避解决问题的导向，往往闭门选题、凭空设计问卷、间接发收问卷、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统计分析、形成空洞结论并提出无法实施的对策建议，其目的仅仅在寻找 “短平快”的方法发表论文。有些所谓“田野调查”仅仅是到此一游的走马观光式摄影与蜻蜓点水般的“访谈”，甚至不比网上的许多旅游文章更有新意；部分研究生论文中的通篇文献综述，大多是复述并重组早已为人所知的陈旧资料，严格意义上说这并非真正的研究，尤其需要把重点放在创新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科学研究，一般具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过程，遵循现代科学最基本的原则进行推理，其理论生成具有明确的科学价值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使人类科学研究形成实证性研究的基础范式。这就需要花大力气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调查以获取客观材料，这也是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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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研究需要证明研究者付出相当工作量的过程，拒绝投机取巧、瞒天过海、蒙混过关、剽窃抄袭的必要方式就是展示其研究过程。研究的结果需要应用，必然应该实证；即便还有一些其他路径存在，但尊重实证仍然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和主要路径。
在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当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与方向都有公认的规范性与逻辑性。在培根的经验哲学指引下，牛顿、伽利略等大师的自然科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也辉映着孔德等法国学者倡导将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中。这些真正的科学家拒绝根据权威教条或玄思冥想来构建知识，主张从经验出发，采用可检验的规范手段，发现并归纳科学事实，推动人类进步。科学研究的程序需使实证的(empirical)（可观察的）证据与他们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联系起来。致力于用观察法获得知识（即赞同实证主义）是科学的特征（Kaufmann,1968）。这样的有用知识，必须是可用经验来验证的。
东方民族则缺乏经验论证的传统，人们没有习惯和兴趣去完成那些相当枯燥的论证和逻辑化的理论，更缺乏能力去观察、实证、创造经得起反复检验和修正的新鲜知识。然而，在样本缺漏甚至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凭空拍脑袋进行推断，很可能归纳出错误的结论。纠缠于名词术语的自我理解与生编硬造，即便刻舟求剑抑或水中捞月，仍能坐井观天自娱自乐。学界尊崇创造知识，需要坚持脚踏实地掌控自身专业，以得到经验证实的方式获得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明显的软肋是科学意识的缺乏导致疏于实证。属于科学知识范围的事实，应该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系统性观察，如果其他学者按照其确定程序进行观察，将得到同样的观察结果。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研究途径，是包括如胡适等中国学者早已概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归纳——演绎法，即假设加论证的正路，是一种推论的合理结构，有前提，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经过交流和修正而成为人类科学领域的知识。如果长期迷恋于文献综述或读书笔记的“研究”状态，仅从书本到书本的评头论足、空谈是非，遑论创造新的知识？不屑去做看似繁琐枯燥却是学术研究主体的论证工作，往往热衷于想当然地宏大叙事，喜好穿靴戴帽，倾向于按思辨的方式摆出观点，一味冥思苦想得到该问题的主观答案，却不去寻求支持观点的证据，这样的“研究”恐怕只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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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因此，倡导对研究问题的逻辑实证，鼓励面向实践应用，或许是一种必要的补课。
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基础材料的真实性。如果研究所引证材料不真实或不全面，那么结论就将建立在主观臆想和猜度、假设之上。以人类学为例，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并不重视从事科学的田野工作，而是采用传教士、航海者和冒险家的记录作为素材，通过借用、转述材料进行理论假设构建框架，使得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生活真实状况，成为少数在书斋里玄想的学究们的智力游戏。因此，尽管早期人类学的理论具有极强的概括力，所引证的材料看似包罗万象，但材料来源于记录者带着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偏见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来发观察未开化的部族，这样的视角下产生的民族志其完整性令人质疑。《古代社会》一书的作者摩尔根是亲自调查写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的学者，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且要靠白人译员的帮助，使研究成果具有局限性，但毕竟是第一手资料。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年专攻数学、物理学的马林诺斯基使人类学的方法论发生巨变，他倡导的功能学派在田野调查实证方法的坚实基础上也在学界声名鹊起；而大洋彼岸获物理学和地理学博士学位的北美人类学领军人物博厄斯，也靠大量的田野工作获得理论支撑。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传统意义上的书斋里，学术研究已陷入比凭空臆想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是因为，信息时代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讯网以及日新月异的手机化大数据网络等提供的信息服务的传播形式，给人类提供极大方便的同时，迅速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但同时也影响了学者的思辨和推理，也大大减少了学术腐败的机会成本，使对数字网络的反向利用迅速升级。网络上的代写代发可以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使知识创新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搜索下载和粘贴复制，“科研成果”往往成为大众化的交易商品。虚拟世界的迅速膨胀，助长了同质化凭空臆想的惊人耦合与雷同。因此，目前很需要强调在应用研究中面向实践、面向基层、面向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模式，亲手采摘真实材料，有望获得更多有分量的成果。
手里这样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是由中央民族大学里一群普通的体育教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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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令人十分惊喜。身体早就有了，运动也早就有了，西方文明在将其系统规范应用于实践，使体育科学化，主要依托的是生物学科；而21世纪的一批体育学者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综合运用于一个东方少数民族的全方位研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之间搭建了交叉应用的桥梁。 我国人文社会各学科的贡献和影响力有差异，但通病是各自为阵，缺乏总体应用的视野，大多是在一个应用的层面展示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在理论生成中十分需要文化整体观（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ulture）。整体观认为，所有的实体都有一个超出其各部分总和的存在状态和价值，研究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着眼于与之相联的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运用整体观点，就能综合把握被分割得七零八碎的研究对象，并打破一些条块封闭的学术禁区。简而言之，就是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综合考虑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用多种联系的综合作用来解释对象和行为，以宏观视野发挥各个部分的整体功能。整体论并非固定的理论框架模式，而是根据实践发展的新动向进行全面宏观分析，在新问题中创造新知识。我们最需要借鉴的是在研究中保持宽广视角，养成在宏观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统筹多种技术手段和学科视角达成文化综观，划定圈层、明确区位，其核心是整体各部分保持均衡和谐。
体育研究，是科学研究中向应用末端延伸的一部分。对生物界的准确观察和资料分类处理的系统方法，19世纪末成为科学的主流。对人体培育和锻炼的可以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的生物性效果，是身体活动对人的身体自然属性所产生的功利需求和积极作用，是体育为满足人类在大自然中延续生物性存在的最基本的功能。人类依赖科学认识人体的自然现象，确认体育给人带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为体育的全球化普及奠定了基础。体育的其他价值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引申而出的，研究人类体育活动的各学科，显然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对体育的一切研究，其基本出发点和依托的基本主干都离不开对人类身体的影响，均需要以身体运动为基础，这也是体育学存在的依据。
对于手上的这本书，如果需要锦上添花，说一点小小遗憾，那就是千百年来浸润于渔猎采集自然生存环境中的鄂伦春人，猛然进入现代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性的冲击，还需要补充一些身体运动方式变化对其影响的具体论点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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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身体运动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诸方面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倡导交叉学科进行综合分析，脚踏实地客观验证新理论或假设，强调把人文关怀应用于实践,可以为稀少民族的进步选择更好路径。相信在后续的研究中，方征教授等体育专业研究者能更充分发挥自己熟悉生物学科的优势，获得具有更高科学价值的理论依据。
胡小明
2013/11/15于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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