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出殡队伍经过天安门时的老照片
【百年旧痕·赵珩说北京】
清末最重要的两次出殡，就要数慈禧和光绪的大殡了。民国后，清室虽然退位，但隆裕太后的葬礼，也还是仿照清代“国丧”的旧例，但是规模就要差多了。民国中后期有过两次大殡，几十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一个是吴佩孚的大殡，一个是杨小楼的大殡，前后相隔两年。
吴佩孚的大殡
吴佩孚虽然镇压过“二七”工人罢工，又比较守旧顽固，但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吴佩孚洁身自好，以“四不”自律——即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那个时代的军阀中，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北洋军阀里，人品、生活作风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是段祺瑞，一个是吴佩孚。吴佩孚去世后，不但国民政府对他有很高的褒奖，就是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也曾经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
吴佩孚晚节很好。1939年前后，他住在北平东城的什锦花园。北平那时已经沦陷，日本人一直想让吴佩孚出山，主持华北伪政权。但是吴佩孚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一直闭门谢客，吃斋念佛，写字画画，跟社会交往也不是太多。1939年11月，他突然患牙疼，本来服中药已经见效，后又感风寒，加重了牙龈发炎，疼痛不止。当时日本人执意给他举荐了日本大夫，到他家去治牙。按一般常识，在牙龈发炎继发感染期间是不能施行手术的，但日本牙医却硬是给他开刀排脓，于是更加重感染，两天后就死了。所以当时北平社会上一直流传，吴佩孚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吴佩孚1939年12月4日逝世，直至1940年1月21日移灵发引，点主大礼是由清末翰林傅增湘完成。他的大殡确是震动京城的，也可以说是民国以来北京城最为轰动的一次大出殡。吴佩孚入殓并没有多么豪华，棺内陪葬除了勋章绶带等之外，没有任何金银财物。虽用的是金丝楠木的棺材，仪仗排场也并没有太大。但是出殡之日，北京城万人空巷给他送殡。这是为什么？就因为这不仅是对吴子玉将军民族气节的肯定，也是老百姓对日本人无言的示威。这个大殡走的路线非常长，从东城什锦花园出来，走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到东单上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到西单，到西四，再到北城，整个转一圈，沿途有机关、学校的大型祭棚十一座，至于路祭的祭桌可谓是鳞次栉比，沿街排列，绵延不断，都给吴佩孚送殡。当然，每一次出大殡，老百姓看热闹是占主流的，但是这次给吴佩孚送殡却是表达了北平老百姓的一种情绪，有着很浓厚的政治原因。
吴佩孚这出殡以后，并没有发引到墓地，而是抬往北城的拈花寺暂厝。拈花寺在旧鼓楼大街，这一暂厝，暂厝了七年，到了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才归葬在玉泉山，也就是说抗战不胜利，吴佩孚不下葬。
杨小楼出殡轰动北平城
在他之前，轰动北平城的还有一次大出殡，这就是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杨小楼是一个了不起的武生演员，武生界多少人都是学杨小楼的，他在梨园界的地位无人可比。杨小楼是1938年的正月十五去世的，他一辈子没有儿子，就一个女儿，女婿叫刘砚芳，刘砚芳执孝子礼，因为半儿半婿。杨小楼的这个大殡，突出的是奢华。他用的是四块独板金丝楠的棺材，这口棺材如果按今天来算大概上千万了。为什么说金丝楠独板贵重？因为金丝楠木很难出来独板，独板就是整板，中间没有拼接。里面是几层宫里用的陀罗经被，什么叫陀罗经被？就是杏黄的经被，上面印着红色的梵文经文。过去只有皇家能用，但民国后很多人都用陀罗经被，我祖父去世也用陀罗经被。这个殡用的是五半堂的汉执事，他家里住的胡同比较窄小，在前门外笤帚胡同，从笤帚胡同出殡，用的是32人的小抬，到了胡同口换64人大杠。
当时因为杨小楼技艺非凡，而且为人急公好义，在北京人心目中地位极高，所以社会局、交通局都为他的大殡提供方便，整个海王村——就是今天琉璃厂中国书店那个地方，海王村公园给他作为停车场。坐汽车来的、坐骡车来的，坐三轮来的，骑自行车来的，各式各色的人，所以出殡前头一天就极为隆重。当时他这个大殡，从政界、军界、商界、文化界，尤其是梨园界，送的匾极多。棺罩极大，而且佛教、道教，满族的、汉族的，宫廷的、民间的很多东西杂糅，都在他这个大殡用上了。杨小楼晚年笃信道教，还到白云观去挂过道士，所以不论入殓还是出殡，也掺杂了很多道家的东西。
这个大殡出来以后，队伍绵延二三里路，从新华街到虎坊桥、京华印刷厂那个地方拐弯，然后一直到西单，从西单出去以后直接抬到墓地，葬在西山。虽说是四九的天气，杨小楼的大殡也是万人空巷，一个是对杨小楼的敬仰、惋惜，但也有很大的看热闹成分。出殡头两天，沿途的饭馆、酒楼、茶楼就被预定一空，多少人早上起来忙的就是这事——看杨小楼大殡。所以沿途看出殡的人，达到一两万人。
梅兰芳和载沣的出殡
1949年以后比较大的殡，就是1961年梅兰芳的出殡。梅兰芳也用的是金丝楠的棺材，梅兰芳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1961年我13岁，也和家人去了，当时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出席，陈毅讲话。从首都剧场起灵以后，经过王府井，到长安街，再经过天安门，到西单。可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出殡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梅兰芳，一个是1976年周恩来的灵车，都是人们在天安门前送殡。给梅兰芳先生送殡的来自各界：政界、文化艺术界、梨园界，但最主要的是普通老百姓。因为梅先生在人们心中，几乎是一个完人，他的艺术极好，他的人品也极好，做人非常厚道。他的民族气节也好，在日本占领期间蓄须明志不唱戏，因此得到人们的景仰。主动出来给梅兰芳送殡的人非常多，沿途达数万人，也是轰动北京的。梅兰芳的大殡也是北京最后一次以棺木出殡的大场面，此后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棺木出殡，后来都采取了火葬和追悼会的办法。
1949年以后还有一次殡也很有意思，就是摄政王载沣的殡。他活到1952年，现在他的墓就在福田公墓，就在我家墓地的后面，我家几代人的墓都在福田。但是当时下葬时载沣的墓并不在现在这里，而是在福田的东北角，“文革”中被砸了，这是后来移过来的。
载沣出殡虽已经是1952年了，但还有64人的大杠，到了城外换了32人杠，在墓地附近下了马道，再换16人小抬到公墓。他的棺罩用的还是皇家礼制，是明黄色的棺罩，因为色上明黄的只有王爷才能用，虽然规模赶不上前清了，但是从标志上，一看就知道是王爷。当时他的醇亲王府早已卖掉，寄居在张自忠路的侄子家里，也是在那儿去世的。
原来载沣的墓很大，两边有柱子，跟一个小亭子似的，文革整个砸掉了。砸掉的时候是1966年的8月，转过年来的清明节，我去了福田公墓，一片萧疏。所有的墓碑全部被砸毁了，没有人再敢去扫墓，只有我一个人在福田公墓中寻找我家的墓。当时很难找，因为所有墓碑全运走砌房基、砌猪圈去了，没人管，整个公墓荒芜一片。当时只有一个看坟的，叫老杨，住在西头一间小房里，这老杨还跟我聊天，他想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文革前已经出版，次年再去时我还送了他一部。
停灵与暂厝
过去大户人家，停灵一般要有四十九天的时间。如1937年7月，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已经病笃，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进入北京，散原老人极其悲愤，五天五夜不食，终于体力不支，病逝于北平。他去世后也是停灵“七七”的。当时北平已经被日本占领，陈寅恪先生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抉择下，刚满“七七”就举家南下，取道长沙到重庆。“七七”之后的出殡大礼是在陈寅恪的五兄陈隆恪主持下完成的。
刚才讲到吴佩孚的棺材暂厝在拈花寺七年，下面就谈谈暂厝的问题。
民国时北京很多人家在郊区都有坟地，从城里出殡以后，到棺材下葬的这段时间，棺材或放在家中，或寄存在庙里，这就叫“暂厝”。当时没有正式的殡仪馆，不像上海有龙华殡仪馆、万国殡仪馆这些地方，当时北京没有。但是北京有寺庙，北京有一百多座寺庙，在这一百多座寺庙中，其中的80%都有暂厝业务。为什么都在寺庙暂厝呢？因为寺庙是清净之地，再有一个，寺庙还可以随时超度亡灵，这是寺庙的一个重要业务。对于寺庙来说，暂厝收入是除了香火、田亩收入以外的一笔大收入。暂厝是以日计费的。
当时北京有一些重要的寺庙都有暂厝，像东城区米市大街的贤良寺、北城旧鼓楼大街的拈花寺、厂桥的嘉兴寺。南城也有专门给梨园界人士暂厝的，叫松柏庵，还有雍和宫那边的柏林寺，都是暂厝的地方。尤其是嘉兴寺，后面有一个菜园子，这菜园子后来整个变成专门暂厝灵柩的地方。嘉兴寺就是今天地安门外北海宾馆的位置，但是棺木是要从西边的旌勇里胡同进出，直接到后面的菜园子，这是专门停灵的场所。
在没有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前，嘉兴寺就是北京市唯一的殡仪馆。1950年任弼时去世，也是棺材土葬，就是在嘉兴寺暂厝，在太庙举行的追悼大会。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到了嘉兴寺，在太庙起灵的时候，发引执拂—— 就是拉出去一个带子，表示移灵，周恩来和刘少奇是左右两边第一个执拂的。高岗自杀以后，棺材也是暂厝在嘉兴寺。齐白石、萧龙友等等这些名人去世以后，棺材都暂厝在嘉兴寺。我祖父去世，也暂厝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是在东城的贤良寺。
按照古礼，暂厝的时候，棺材不能着土，不能放在地下，而要离地三寸，底下要垫上石灰。时间长的要用石灰覆盖。因此暂厝七年也不会腐朽。暂厝得有专人照看，打扫卫生，要轰猫狗，因为毕竟略有异味，不能让猫狗去践踏。暂厝期间的诵经就在庙里面，庙里面给他做往生咒和各种超度，经或是有人送的，也有家里订的，现在庙里还有这个业务。因为是庙里的大收入，所以他们都有记录，你花多少钱？诵什么经？为谁诵的经，等等；诵经的时候，家人可以到场。
暂厝有停七天到四十九天下葬的，也有更长的时间，一年半载不下葬的并不鲜见。不下葬是为什么呢？一是家里人没到齐，尤其是抗战期间，很多人家因交通阻隔，家人聚不齐，因此一时不能下葬。有的是茔地没有勘测好，或者是茔地的方位还有些问题，都要暂厝在寺庙之中。再有就是灵柩要移往外地。比如说孙中山就暂厝在香山碧云寺，因为南京的中山陵尚在修缮中，后来修好了以后，有一个奉安大典--起灵移送到南京去，当时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都到前门火车站送殡，这也是暂厝。但这是暂厝在郊外，而不是城里的寺庙，一般暂厝多是在城里的寺庙。还有抗日时期，兵荒马乱，城外都被日本人占了，或者城外净打仗，时局乱，只好暂厝。
暂厝消失基本上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后来很多寺庙本身就拆了，像贤良寺就没有了，拈花寺也没有了，就剩一个嘉兴寺，所以后来嘉兴寺索性就专干这个，变成殡仪馆了。
出殡是在中国丧俗里面一个极重要的事情，包括倒头、诵经、放焰口，讲究极多，以致丧俗比婚俗内容多多了。丧礼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但由于现代城市生活的变迁，这种东西现在基本上都已绝迹，顶多是比较大型的遗体告别。当然丧礼文化中，有好的那部分，也有糟粕的那部分，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僧道杂糅，包括耗人耗力，烧各种纸活、松活等，都是不宜提倡的旧俗。办丧事也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甚至还有那种卖富办丧事的。民国时期中，北城有一富户叫“锺杨家”，祖上是内府旗人，非常有钱，后辈杨云五是一纨绔子弟，这杨云五给他一个特别钟爱的姨太太办丧事，就是极尽铺张。人家烧冥币、烧纸活，他却是烧真的法币，成捆成捆的烧，十几万法币就那么烧了，还从瑞蚨祥买了各色成衣来烧，包括陪送的木器家具等，就是在当时也引为笑谈。后来他的儿子杨厚安一代穷的生活无着，孙女杨慧敏还在我家做过帮工，曾几何时，家道败落如此。因此，那种铺张浪费的丧事是极不可取的。
口述：赵珩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吴佩孚出殡队伍经过天安门时的老照片
【百年旧痕·赵珩说北京】
清末最重要的两次出殡，就要数慈禧和光绪的大殡了。民国后，清室虽然退位，但隆裕太后的葬礼，也还是仿照清代“国丧”的旧例，但是规模就要差多了。民国中后期有过两次大殡，几十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一个是吴佩孚的大殡，一个是杨小楼的大殡，前后相隔两年。
吴佩孚的大殡
吴佩孚虽然镇压过“二七”工人罢工，又比较守旧顽固，但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吴佩孚洁身自好，以“四不”自律——即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那个时代的军阀中，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北洋军阀里，人品、生活作风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是段祺瑞，一个是吴佩孚。吴佩孚去世后，不但国民政府对他有很高的褒奖，就是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也曾经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
吴佩孚晚节很好。1939年前后，他住在北平东城的什锦花园。北平那时已经沦陷，日本人一直想让吴佩孚出山，主持华北伪政权。但是吴佩孚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一直闭门谢客，吃斋念佛，写字画画，跟社会交往也不是太多。1939年11月，他突然患牙疼，本来服中药已经见效，后又感风寒，加重了牙龈发炎，疼痛不止。当时日本人执意给他举荐了日本大夫，到他家去治牙。按一般常识，在牙龈发炎继发感染期间是不能施行手术的，但日本牙医却硬是给他开刀排脓，于是更加重感染，两天后就死了。所以当时北平社会上一直流传，吴佩孚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吴佩孚1939年12月4日逝世，直至1940年1月21日移灵发引，点主大礼是由清末翰林傅增湘完成。他的大殡确是震动京城的，也可以说是民国以来北京城最为轰动的一次大出殡。吴佩孚入殓并没有多么豪华，棺内陪葬除了勋章绶带等之外，没有任何金银财物。虽用的是金丝楠木的棺材，仪仗排场也并没有太大。但是出殡之日，北京城万人空巷给他送殡。这是为什么？就因为这不仅是对吴子玉将军民族气节的肯定，也是老百姓对日本人无言的示威。这个大殡走的路线非常长，从东城什锦花园出来，走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到东单上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到西单，到西四，再到北城，整个转一圈，沿途有机关、学校的大型祭棚十一座，至于路祭的祭桌可谓是鳞次栉比，沿街排列，绵延不断，都给吴佩孚送殡。当然，每一次出大殡，老百姓看热闹是占主流的，但是这次给吴佩孚送殡却是表达了北平老百姓的一种情绪，有着很浓厚的政治原因。
吴佩孚这出殡以后，并没有发引到墓地，而是抬往北城的拈花寺暂厝。拈花寺在旧鼓楼大街，这一暂厝，暂厝了七年，到了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才归葬在玉泉山，也就是说抗战不胜利，吴佩孚不下葬。
杨小楼出殡轰动北平城
在他之前，轰动北平城的还有一次大出殡，这就是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杨小楼是一个了不起的武生演员，武生界多少人都是学杨小楼的，他在梨园界的地位无人可比。杨小楼是1938年的正月十五去世的，他一辈子没有儿子，就一个女儿，女婿叫刘砚芳，刘砚芳执孝子礼，因为半儿半婿。杨小楼的这个大殡，突出的是奢华。他用的是四块独板金丝楠的棺材，这口棺材如果按今天来算大概上千万了。为什么说金丝楠独板贵重？因为金丝楠木很难出来独板，独板就是整板，中间没有拼接。里面是几层宫里用的陀罗经被，什么叫陀罗经被？就是杏黄的经被，上面印着红色的梵文经文。过去只有皇家能用，但民国后很多人都用陀罗经被，我祖父去世也用陀罗经被。这个殡用的是五半堂的汉执事，他家里住的胡同比较窄小，在前门外笤帚胡同，从笤帚胡同出殡，用的是32人的小抬，到了胡同口换64人大杠。
当时因为杨小楼技艺非凡，而且为人急公好义，在北京人心目中地位极高，所以社会局、交通局都为他的大殡提供方便，整个海王村——就是今天琉璃厂中国书店那个地方，海王村公园给他作为停车场。坐汽车来的、坐骡车来的，坐三轮来的，骑自行车来的，各式各色的人，所以出殡前头一天就极为隆重。当时他这个大殡，从政界、军界、商界、文化界，尤其是梨园界，送的匾极多。棺罩极大，而且佛教、道教，满族的、汉族的，宫廷的、民间的很多东西杂糅，都在他这个大殡用上了。杨小楼晚年笃信道教，还到白云观去挂过道士，所以不论入殓还是出殡，也掺杂了很多道家的东西。
这个大殡出来以后，队伍绵延二三里路，从新华街到虎坊桥、京华印刷厂那个地方拐弯，然后一直到西单，从西单出去以后直接抬到墓地，葬在西山。虽说是四九的天气，杨小楼的大殡也是万人空巷，一个是对杨小楼的敬仰、惋惜，但也有很大的看热闹成分。出殡头两天，沿途的饭馆、酒楼、茶楼就被预定一空，多少人早上起来忙的就是这事——看杨小楼大殡。所以沿途看出殡的人，达到一两万人。
梅兰芳和载沣的出殡
1949年以后比较大的殡，就是1961年梅兰芳的出殡。梅兰芳也用的是金丝楠的棺材，梅兰芳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1961年我13岁，也和家人去了，当时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出席，陈毅讲话。从首都剧场起灵以后，经过王府井，到长安街，再经过天安门，到西单。可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出殡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梅兰芳，一个是1976年周恩来的灵车，都是人们在天安门前送殡。给梅兰芳先生送殡的来自各界：政界、文化艺术界、梨园界，但最主要的是普通老百姓。因为梅先生在人们心中，几乎是一个完人，他的艺术极好，他的人品也极好，做人非常厚道。他的民族气节也好，在日本占领期间蓄须明志不唱戏，因此得到人们的景仰。主动出来给梅兰芳送殡的人非常多，沿途达数万人，也是轰动北京的。梅兰芳的大殡也是北京最后一次以棺木出殡的大场面，此后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棺木出殡，后来都采取了火葬和追悼会的办法。
1949年以后还有一次殡也很有意思，就是摄政王载沣的殡。他活到1952年，现在他的墓就在福田公墓，就在我家墓地的后面，我家几代人的墓都在福田。但是当时下葬时载沣的墓并不在现在这里，而是在福田的东北角，“文革”中被砸了，这是后来移过来的。
载沣出殡虽已经是1952年了，但还有64人的大杠，到了城外换了32人杠，在墓地附近下了马道，再换16人小抬到公墓。他的棺罩用的还是皇家礼制，是明黄色的棺罩，因为色上明黄的只有王爷才能用，虽然规模赶不上前清了，但是从标志上，一看就知道是王爷。当时他的醇亲王府早已卖掉，寄居在张自忠路的侄子家里，也是在那儿去世的。
原来载沣的墓很大，两边有柱子，跟一个小亭子似的，文革整个砸掉了。砸掉的时候是1966年的8月，转过年来的清明节，我去了福田公墓，一片萧疏。所有的墓碑全部被砸毁了，没有人再敢去扫墓，只有我一个人在福田公墓中寻找我家的墓。当时很难找，因为所有墓碑全运走砌房基、砌猪圈去了，没人管，整个公墓荒芜一片。当时只有一个看坟的，叫老杨，住在西头一间小房里，这老杨还跟我聊天，他想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文革前已经出版，次年再去时我还送了他一部。
停灵与暂厝
过去大户人家，停灵一般要有四十九天的时间。如1937年7月，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已经病笃，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进入北京，散原老人极其悲愤，五天五夜不食，终于体力不支，病逝于北平。他去世后也是停灵“七七”的。当时北平已经被日本占领，陈寅恪先生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抉择下，刚满“七七”就举家南下，取道长沙到重庆。“七七”之后的出殡大礼是在陈寅恪的五兄陈隆恪主持下完成的。
刚才讲到吴佩孚的棺材暂厝在拈花寺七年，下面就谈谈暂厝的问题。
民国时北京很多人家在郊区都有坟地，从城里出殡以后，到棺材下葬的这段时间，棺材或放在家中，或寄存在庙里，这就叫“暂厝”。当时没有正式的殡仪馆，不像上海有龙华殡仪馆、万国殡仪馆这些地方，当时北京没有。但是北京有寺庙，北京有一百多座寺庙，在这一百多座寺庙中，其中的80%都有暂厝业务。为什么都在寺庙暂厝呢？因为寺庙是清净之地，再有一个，寺庙还可以随时超度亡灵，这是寺庙的一个重要业务。对于寺庙来说，暂厝收入是除了香火、田亩收入以外的一笔大收入。暂厝是以日计费的。
当时北京有一些重要的寺庙都有暂厝，像东城区米市大街的贤良寺、北城旧鼓楼大街的拈花寺、厂桥的嘉兴寺。南城也有专门给梨园界人士暂厝的，叫松柏庵，还有雍和宫那边的柏林寺，都是暂厝的地方。尤其是嘉兴寺，后面有一个菜园子，这菜园子后来整个变成专门暂厝灵柩的地方。嘉兴寺就是今天地安门外北海宾馆的位置，但是棺木是要从西边的旌勇里胡同进出，直接到后面的菜园子，这是专门停灵的场所。
在没有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前，嘉兴寺就是北京市唯一的殡仪馆。1950年任弼时去世，也是棺材土葬，就是在嘉兴寺暂厝，在太庙举行的追悼大会。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到了嘉兴寺，在太庙起灵的时候，发引执拂—— 就是拉出去一个带子，表示移灵，周恩来和刘少奇是左右两边第一个执拂的。高岗自杀以后，棺材也是暂厝在嘉兴寺。齐白石、萧龙友等等这些名人去世以后，棺材都暂厝在嘉兴寺。我祖父去世，也暂厝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是在东城的贤良寺。
按照古礼，暂厝的时候，棺材不能着土，不能放在地下，而要离地三寸，底下要垫上石灰。时间长的要用石灰覆盖。因此暂厝七年也不会腐朽。暂厝得有专人照看，打扫卫生，要轰猫狗，因为毕竟略有异味，不能让猫狗去践踏。暂厝期间的诵经就在庙里面，庙里面给他做往生咒和各种超度，经或是有人送的，也有家里订的，现在庙里还有这个业务。因为是庙里的大收入，所以他们都有记录，你花多少钱？诵什么经？为谁诵的经，等等；诵经的时候，家人可以到场。
暂厝有停七天到四十九天下葬的，也有更长的时间，一年半载不下葬的并不鲜见。不下葬是为什么呢？一是家里人没到齐，尤其是抗战期间，很多人家因交通阻隔，家人聚不齐，因此一时不能下葬。有的是茔地没有勘测好，或者是茔地的方位还有些问题，都要暂厝在寺庙之中。再有就是灵柩要移往外地。比如说孙中山就暂厝在香山碧云寺，因为南京的中山陵尚在修缮中，后来修好了以后，有一个奉安大典--起灵移送到南京去，当时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都到前门火车站送殡，这也是暂厝。但这是暂厝在郊外，而不是城里的寺庙，一般暂厝多是在城里的寺庙。还有抗日时期，兵荒马乱，城外都被日本人占了，或者城外净打仗，时局乱，只好暂厝。
暂厝消失基本上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后来很多寺庙本身就拆了，像贤良寺就没有了，拈花寺也没有了，就剩一个嘉兴寺，所以后来嘉兴寺索性就专干这个，变成殡仪馆了。
出殡是在中国丧俗里面一个极重要的事情，包括倒头、诵经、放焰口，讲究极多，以致丧俗比婚俗内容多多了。丧礼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但由于现代城市生活的变迁，这种东西现在基本上都已绝迹，顶多是比较大型的遗体告别。当然丧礼文化中，有好的那部分，也有糟粕的那部分，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僧道杂糅，包括耗人耗力，烧各种纸活、松活等，都是不宜提倡的旧俗。办丧事也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甚至还有那种卖富办丧事的。民国时期中，北城有一富户叫“锺杨家”，祖上是内府旗人，非常有钱，后辈杨云五是一纨绔子弟，这杨云五给他一个特别钟爱的姨太太办丧事，就是极尽铺张。人家烧冥币、烧纸活，他却是烧真的法币，成捆成捆的烧，十几万法币就那么烧了，还从瑞蚨祥买了各色成衣来烧，包括陪送的木器家具等，就是在当时也引为笑谈。后来他的儿子杨厚安一代穷的生活无着，孙女杨慧敏还在我家做过帮工，曾几何时，家道败落如此。因此，那种铺张浪费的丧事是极不可取的。
口述：赵珩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