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谦益行状文

  摘 要:《钱牧斋全集》八册,涉及二十多种文体,本文力图以钱谦益文集中七篇行状文为入口,论述钱谦益文讲究史笔,注重世运、性灵的特色。   关键词:行状文;以史为笔;性灵;世运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180-01       钱谦益江苏常熟人,字受之。其文学成就,历来饱受到人们赞和。黄宗羲称赞他:“主文章�坫,几与�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抄袭,词章必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顾炎武云:“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清史稿・文苑传评道:“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随之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    本文旨在以钱谦益七篇行状文来论述其行文特色,以少窥全。行状文类似传记作品。《钱牧斋全集》中共有七篇行状文。《初学集》中五篇:《特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文肃公行状》、《左谕德赠詹事缪公行状》、《朝列大夫管公行状》和《春池府君行状》,及《牧斋杂著》中《先父景行府君行状》、《伯父中岳先生行状》。    “定公安于一时,征信于后世”的写作追求,在行状文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孙承宗是钱谦益参加万历三十八会试的主考官之一。崇祯十一年清军破高阳,孙率领全家和乡人抗击入侵敌人而壮烈牺牲,钱谦益为其作《孙公行状》洋洋洒洒四万字,占了《初学集》整整一卷,为古今传状碑志的巨制。常熟人王应魁评价它为“上攀史、汉,平揖韩国、柳”。王图是钱谦益结交最早师座,因受谗言攻击而被迫去位。对于钱谦益来孙王是“谋王体而断国论”的两位贤臣。缪昌期和钱谦益同里同馆同志同隶党籍,因汪文言案被捕入狱,惨死狱中。万历三十五年,钱谦益拜管志道为师走上了响应王学,主张儒佛同尊的新儒学道路,将“异端之尤”李贽奉为自己偶像。    取法“非天下所以之乱安危者不载,谦益尤是志也。”而多将视角放在他们与国家事业上,突出其名臣、功臣、能臣、忠烈形象。钱谦益重视的是忠臣志士的性灵,直接转述人物的谢陈、执奏,在对事情简洁明了的交代以后,才发表自己评论。文笔和史笔结合,不虚美,不隐恶,真实记载传信,“史今当继董狐”。    钱谦益“作为行状,以备献与君父,下之史馆,牒请编录,垂之无穷”的史学价值。如《孙公行状》中我们可见当时辽左战争情形,这既是对历史的补充和印证。也是在清代忌讳繁多,焚毁禁书,私家撰著事多而杂缺的情况的一种拾遗补缺,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钱谦益对史的自觉追求和其家学是分不开的。“仆家世《春秋》儿时习胡传,粗通句读,则已多所拟议。”“家世授胡氏春秋,训诂充栋”行状文中钱顺德、钱世扬和钱继科则分别是钱谦益的叔父、父亲和伯父。曾祖父钱体仁写有《虚窗手镜》,祖父钱顺时有《资事文钥》,父亲钱世扬著《古史谈苑》,并是治《春秋》胡传的专家。“自郎中以上,皆以节侠好施称于一方”,皆为豪侠长者。叔父是位“恭敬温文笃实辉光之君子”,父亲“天性孝友,笃厚亲故”,临终之际让钱谦益“以三不朽自励,毋以三不幸运自狃。上报国恩,下绳祖武”。    这种氛围下,钱谦益二十岁独立研究《春秋繁露》,二十五岁乡试《春秋经》第一,会试中探花第三及第,授任翰林编修。天启朝分撰《神宗实录》。“以余生暮齿,优游载笔,诠次旧闻,以待后世欧阳子出,而或有采取焉,用以当西京之《杂记》,东都之《长编》,犹可解黍蝗食蠹之饥,而慰白头汗青之恨。”多与史学相关。《钱牧斋全集》中的“传记、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多至250余篇”,《列朝诗集小传》为明代近三百年间二千余诗人做传。    后三篇行状文中钱谦益情感表现的更为细腻。钱谦益将归有光成为自己的带路人:“余少壮汩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邮传先生(按,归有光)之讲论,稍知向方,先生实导其前路。”这三篇文章中可见归有光对钱谦益的影响。钱谦益由嘉定学者向上溯源,师承了归有光,归有光在文学上批评七子的盲目尊古,肤庸剽窃,为明末清初的文学开导了先路,为讲究经世实用之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先父景行府君行状》用朴实的语言,精省的笔墨写平常琐事,却蕴含真挚情感。家父对于祖母的感情极其令人动容,“祖母镀锌竺乾教,好施与,先君倾囊倒庋,唯力是视。邑有破山寺着,齐梁间古刹,先君奉祖母命,捐千金兴复之。”祖母殁,先君大恸,“祖母既敛,召祖母侍婢,遍拜之曰:‘吾非拜女也,拜其能终事吾母也。’嗟呼!此虽细小,可以观大矣。”    人物多有可爱之处,伯父“遇事有不平,奋髯抵几,酒后耳热,仰天歌呼”。父亲“落落穆穆,不斤斤饬边幅,衣垢不浣,冠敝不易,箕踞散发,使酒骂坐”。《明文案序》中姚鼐云:“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钱谦益的这几篇文章,可以说钱谦益为文向往归有光,其规模却超过归氏的。   钱谦益的行状文,从动荡的时世、连蹇的遭遇中迸发而出。《朝列大夫管公行状》、《王文肃公行状》《左谕德赠詹事缪公行状》、《孙公行状》分别作于作于崇祯元年、七年、八年、十五年。崇祯期间的明王朝内忧外患,后金不断将矛头指向关内,内部东林党与阉党展开激烈斗争。士大夫纷纷结社以经世致用来挽救国家的危机。天启二年,钱谦益在《赠别方子玄进士序》提出了尊遗经,贬俗学的主张。崇祯元年钱谦益被推举为东林的党魁,并写《新刻十三经注疏》对先秦以来的经学学术史进行了梳理,矫正了经学发展中的弊端。这些思想在钱谦益文中得到鲜明表现。    钱谦益讲究史笔,注重世运、性灵的特色一直受到后人推崇,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他所谓文章,是一方面重在性灵,一方面重在学问。这双管齐下的文章定义,可以说是对于七子、竟陵之补救,同时也可以说是集归、唐、公安之大成。”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中用灵心、世运、学问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构成钱谦益文学思想体系框架,其中既包含了作者主观的情、志、性、学养,也包含了客观境遇,时代世运的感荡激发。      参考文献:   [1]钱谦益.钱牧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钱谦益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清史稿・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王应魁.柳南随笔、续笔[M].中华书局.1983.   [5]孙之梅.钱谦益的文学本质论[J].复旦学报,2001,(4):121-126.   [6]钱谦益.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裴世俊.钱谦益古文价值三论[J].苏州大学学报,1991,(4):57-73.   [8]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9]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0]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11]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M].山东:齐鲁书社.1996.

  摘 要:《钱牧斋全集》八册,涉及二十多种文体,本文力图以钱谦益文集中七篇行状文为入口,论述钱谦益文讲究史笔,注重世运、性灵的特色。   关键词:行状文;以史为笔;性灵;世运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180-01       钱谦益江苏常熟人,字受之。其文学成就,历来饱受到人们赞和。黄宗羲称赞他:“主文章�坫,几与�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抄袭,词章必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顾炎武云:“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清史稿・文苑传评道:“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随之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    本文旨在以钱谦益七篇行状文来论述其行文特色,以少窥全。行状文类似传记作品。《钱牧斋全集》中共有七篇行状文。《初学集》中五篇:《特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文肃公行状》、《左谕德赠詹事缪公行状》、《朝列大夫管公行状》和《春池府君行状》,及《牧斋杂著》中《先父景行府君行状》、《伯父中岳先生行状》。    “定公安于一时,征信于后世”的写作追求,在行状文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孙承宗是钱谦益参加万历三十八会试的主考官之一。崇祯十一年清军破高阳,孙率领全家和乡人抗击入侵敌人而壮烈牺牲,钱谦益为其作《孙公行状》洋洋洒洒四万字,占了《初学集》整整一卷,为古今传状碑志的巨制。常熟人王应魁评价它为“上攀史、汉,平揖韩国、柳”。王图是钱谦益结交最早师座,因受谗言攻击而被迫去位。对于钱谦益来孙王是“谋王体而断国论”的两位贤臣。缪昌期和钱谦益同里同馆同志同隶党籍,因汪文言案被捕入狱,惨死狱中。万历三十五年,钱谦益拜管志道为师走上了响应王学,主张儒佛同尊的新儒学道路,将“异端之尤”李贽奉为自己偶像。    取法“非天下所以之乱安危者不载,谦益尤是志也。”而多将视角放在他们与国家事业上,突出其名臣、功臣、能臣、忠烈形象。钱谦益重视的是忠臣志士的性灵,直接转述人物的谢陈、执奏,在对事情简洁明了的交代以后,才发表自己评论。文笔和史笔结合,不虚美,不隐恶,真实记载传信,“史今当继董狐”。    钱谦益“作为行状,以备献与君父,下之史馆,牒请编录,垂之无穷”的史学价值。如《孙公行状》中我们可见当时辽左战争情形,这既是对历史的补充和印证。也是在清代忌讳繁多,焚毁禁书,私家撰著事多而杂缺的情况的一种拾遗补缺,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钱谦益对史的自觉追求和其家学是分不开的。“仆家世《春秋》儿时习胡传,粗通句读,则已多所拟议。”“家世授胡氏春秋,训诂充栋”行状文中钱顺德、钱世扬和钱继科则分别是钱谦益的叔父、父亲和伯父。曾祖父钱体仁写有《虚窗手镜》,祖父钱顺时有《资事文钥》,父亲钱世扬著《古史谈苑》,并是治《春秋》胡传的专家。“自郎中以上,皆以节侠好施称于一方”,皆为豪侠长者。叔父是位“恭敬温文笃实辉光之君子”,父亲“天性孝友,笃厚亲故”,临终之际让钱谦益“以三不朽自励,毋以三不幸运自狃。上报国恩,下绳祖武”。    这种氛围下,钱谦益二十岁独立研究《春秋繁露》,二十五岁乡试《春秋经》第一,会试中探花第三及第,授任翰林编修。天启朝分撰《神宗实录》。“以余生暮齿,优游载笔,诠次旧闻,以待后世欧阳子出,而或有采取焉,用以当西京之《杂记》,东都之《长编》,犹可解黍蝗食蠹之饥,而慰白头汗青之恨。”多与史学相关。《钱牧斋全集》中的“传记、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多至250余篇”,《列朝诗集小传》为明代近三百年间二千余诗人做传。    后三篇行状文中钱谦益情感表现的更为细腻。钱谦益将归有光成为自己的带路人:“余少壮汩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邮传先生(按,归有光)之讲论,稍知向方,先生实导其前路。”这三篇文章中可见归有光对钱谦益的影响。钱谦益由嘉定学者向上溯源,师承了归有光,归有光在文学上批评七子的盲目尊古,肤庸剽窃,为明末清初的文学开导了先路,为讲究经世实用之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先父景行府君行状》用朴实的语言,精省的笔墨写平常琐事,却蕴含真挚情感。家父对于祖母的感情极其令人动容,“祖母镀锌竺乾教,好施与,先君倾囊倒庋,唯力是视。邑有破山寺着,齐梁间古刹,先君奉祖母命,捐千金兴复之。”祖母殁,先君大恸,“祖母既敛,召祖母侍婢,遍拜之曰:‘吾非拜女也,拜其能终事吾母也。’嗟呼!此虽细小,可以观大矣。”    人物多有可爱之处,伯父“遇事有不平,奋髯抵几,酒后耳热,仰天歌呼”。父亲“落落穆穆,不斤斤饬边幅,衣垢不浣,冠敝不易,箕踞散发,使酒骂坐”。《明文案序》中姚鼐云:“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钱谦益的这几篇文章,可以说钱谦益为文向往归有光,其规模却超过归氏的。   钱谦益的行状文,从动荡的时世、连蹇的遭遇中迸发而出。《朝列大夫管公行状》、《王文肃公行状》《左谕德赠詹事缪公行状》、《孙公行状》分别作于作于崇祯元年、七年、八年、十五年。崇祯期间的明王朝内忧外患,后金不断将矛头指向关内,内部东林党与阉党展开激烈斗争。士大夫纷纷结社以经世致用来挽救国家的危机。天启二年,钱谦益在《赠别方子玄进士序》提出了尊遗经,贬俗学的主张。崇祯元年钱谦益被推举为东林的党魁,并写《新刻十三经注疏》对先秦以来的经学学术史进行了梳理,矫正了经学发展中的弊端。这些思想在钱谦益文中得到鲜明表现。    钱谦益讲究史笔,注重世运、性灵的特色一直受到后人推崇,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他所谓文章,是一方面重在性灵,一方面重在学问。这双管齐下的文章定义,可以说是对于七子、竟陵之补救,同时也可以说是集归、唐、公安之大成。”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中用灵心、世运、学问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构成钱谦益文学思想体系框架,其中既包含了作者主观的情、志、性、学养,也包含了客观境遇,时代世运的感荡激发。      参考文献:   [1]钱谦益.钱牧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钱谦益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清史稿・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王应魁.柳南随笔、续笔[M].中华书局.1983.   [5]孙之梅.钱谦益的文学本质论[J].复旦学报,2001,(4):121-126.   [6]钱谦益.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裴世俊.钱谦益古文价值三论[J].苏州大学学报,1991,(4):57-73.   [8]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9]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0]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11]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M].山东:齐鲁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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