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绘画外，他对诗词、古文、戏剧、音乐以及书法、篆刻，无不涉猎。
年少时，曾赴日本留学，学过染织。回国后，一度迷于佛学，曾去宁波天童寺“皈依佛门”，想当和尚，据说，他怕在头上烫九个香记，只好拜别了师傅弘筏大和尚，回到现实世界来。1932年举家移居苏州网狮园，潜心作画。1940年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于我国敦煌洞窟，逐个整理编号，进行临摹，丰富了绘画技法。1948年迁居香港。后又旅居印度、法国、巴两等国。
他画风多变。30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
他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法号大千
他的名字“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
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以至大人们常说他俩很可能会有夫妻缘分。渐渐地两人都长大了，谢舜华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既温柔又能干。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
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
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他失魂落魄，满脑子都在回忆着和表姐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表姐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自己，让他简直是痛不欲生。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何不出家当和尚去，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
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取“大千”二字为法名。这两个字出自佛经《智度论》卷七，因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之语。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但真正的出家人生活又怎能过得了，那些清规戒律把追求艺术的翅膀都一起绑住，仅这一点就无法让张大千再继续当和尚下去。三个月后，他自己主动回家了。因想念表姐的痛苦经过这三个多月的“青灯长卷”平静了许多，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回家后不久，母亲曾友贞便让他和大太太曾正蓉成了亲。
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美女、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等。
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人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赝品大师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场后，在秘书的陪同下，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 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
张大千很喜欢仿造石涛的画，但很多卖给了罗振玉。张大千辗转卖给罗的假石涛作品一种是斗方，另一种是迎合罗振玉的收藏欲望的作品。如罗收藏了八大山人的八幅行书屏条，总想搜求石涛的八幅石屏作配，却一直未能如愿。张便泡制出来。并把消息传给罗，说是在某没落世家的故宅中，发现见于著录的石涛的八幅山水。罗振玉闻讯后，立即让画商打电报到上海，通知对方送原件来看。几天后送来了一幅，罗看尺寸与自己所藏八大山人的字屏完全相同，便以5000个大洋成交。
罗振玉得了这八幅石涛后，特设盛宴款客赏画，张大千亦在被邀之列。待到人去后他说：“这八幅石涛画么，有点靠不住!”
20世纪20年代，一次，张大千走进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程家的豪宅，见厅堂上挂满的名家字画，大多是赝品。张大千大加赞赏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很多，可惜不专。如果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看你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最好把斋名也改题作‘石涛堂’。”
张大千回来后，找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了一副石涛的大中堂，找了个书画掮客，叫他去兜揽给程霖生，定价5000个大洋。程霖生看画后认为5000可以，但是要请张大千来鉴定。张大千一看，说是假的。张大千又通过画商告诉程霖生，说这幅假画张大千买去了，给了四千五。程霖生十分恼怒，命令画商想法子去弄回来。最后程化了一万买了下来。程霖和生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大半都是张大千的手笔。
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虽然有人对他做假面存有疑义，认为他此举搅乱了中国美术史，但不可否认的是张大千在临摹中确实领悟到了中国画的精髓所在，才得以进一步提高和创新，使面艺鬼斧神工般精湛。因为中国画的基础就是从临摹人手的。
少帅奇缘
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与张大千两人，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张学良是位叱咤风云、统领三军的大帅；张大千则是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师；这两位虽然身世、经历、禀赋、才能等截然不同的文武奇才，本应属风马牛不相干，但他们却有过一段颇为有趣的书画奇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书画界，已颇负盛名，但是他当时的画，还不算出类拔萃。然而他所仿作的石涛画，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也常使得当时上海、北平等地的许多自称为“目中有神”的名鉴赏家，相继“上当”、“被骗”。
当时权倾东北、威震华北的年轻少帅张学良，耗费巨资，从各处搜罗到不少的石涛作品，当然在这些收藏品中，也有不少是张大千的仿作。
后来社会上盛传，所谓石涛的真迹。其实大半出自一个青年画家之手的仿作时，张学良也为自己的“大上其当”而感到震惊，于是他很想结识一下这位能把假画造得天衣无缝，使海内外大名鼎鼎的鉴赏专家也难辨真伪的假石涛高手。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由奉军少帅被调到北平。出任国军海陆空三军副司令。翌年，张大千北游故都，寄居长安客栈。
张学良听说后，便柬邀张大千吃便饭。当时友人们，都提醒张大千，说这恐怕是“鸿门宴”，要小心张学良来算假石涛画
的这笔账。可是张大千考虑后，还是赴宴了，不过他临出门时，已嘱咐过家人，如果逾时不门，就要托人打听关照了。
宴席上，有不少北平书画界的名流，当时张学良对张大千，颇有礼贤下士的谦恭之风，于是在张大千心里，便逐渐消除了鸿门宴的顾虑。只见酒席间，张学良谈笑风生，也不问假石涛的事，这才令张大千真正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不过张学良还是点了张大千一下，他曾拍着张大千的肩头，对着其他客人，以介绍的语气说：“这位便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在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杰作’。”
这是张大千与张学良。第一次带有戏剧性的相识情景。从此，他们两人就交上了朋友。后来，张大千曾以石涛的笔法，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赠送给张学良，画中还题了一首借景寓意，颂扬张学良雄才大略的诗：
天绅亭望天垂绅，智如亭见智能水。
风卷泉水九叠飞，如龙各自从潭起。
有一次，张大千逛北平琉璃厂，在古玩店中，发现一幅《红梅图》，构图新颖、形象生动、敷色鲜明，秀逸明快。在仔细鉴赏一番后，认定是真迹，便问价钱，古玩商要价400大洋，但是这时的张大千正闹“饥荒”，囊中羞涩，只好与卉玩商讲明，此画保留三天，三天内等他拿钱来取。
真是巧得很，张大千刚走了不久，张学良就带着卫队，也来到琉璃厂，他一眼就看上了那幅《红梅图》，因为古玩商唯利是图，不守信用，以600大洋卖给了张学良。张大千事后得知，只有连声叹气的份。
70年代初期，张大千从美国到台湾，经多方的努力，才获当局批准，去探访还在禁见中的张学良，当时张学良送给张大千一卷东两，并说：“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不过你一定要回家后。才能打开来看。”
张大千回到美国后，打开这卷东两一看，原来正是他们三十多年前，在北平琉璃厂“暗中争夺”的新罗山人的《红梅图》，张大千不由感慨万千，于是他欣然提笔，画了一幅《睹梅图》，寄赠给张学良，以报知遇之恩。
红颜知己
张大千正式娶过四位太太，大太太曾正蓉、二太太黄凝素、三太太杨宛君、四太太徐雯波，但是他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红颜知己李秋君。两个人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纯情之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朋友们，李秋君也因此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虽然她和张大千“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有的只是她对张大千的“关切、爱护”和张大千对她的“敬重、感激”，但在彼此的心里，也许比真正的夫妻还要心心相印。
李讯韩是上海著名书画家，尤以刻竹闻名沪上，其刻技之高让同行深为敬佩。其三妹李秋君也是沪上出名的才女，尤写得一手漂亮的恽南田体书法。其山水、什女也无不精湛。
李秋君没认识张大千之前，便已被张大千的画艺所深深倾倒，在她眼里，张大千是画得最好的画家，其实，张大千当时才不过20岁刚出头。以后因大哥李祖韩的关系逐渐也与张大千相熟后，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那些年中张大千每到上海必住在李府，李府简直成了他在上海的家了。按李府的大家族规矩，月钱是按人头划分好了的，因张大千是李家兄妹的常客，所以各项花销均由李氏兄妹承担。固定的月钱当然是远不够花的，李秋君便主动把私房钱拿出来贴补。张大千的衣服由李秋君缝制，爱吃的菜由李秋君关照厨房买来做好，出门的车子也由李秋君细心备好，真可谓照顾得无微不至。
车秋君和张大千同岁，都是1899年出生，李秋君生日小张大千4个月。
在他们22岁这年，李秋君的二伯父李薇庄把祖韩、秋君兄妹和张大千叫到了一起，郑苇其事地对张大千宣布：“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
李秋君顿时满脸绯红，羞涩中却欣喜地看着张大千的反应。而张大千闻听此言却不由诚惶诚恐起来，因为此时他已娶了两个夫人，并已有了两个孩子。虽然他对秋君早有心意，但以秋君的名门小姐身份，怎能给人做妾，那实在是太委屈了她。怪只怪相识太晚，错过了姻缘。
张大千的内心如翻江倒海般痛楚，越是爱恋秋君就越舍不得让秋君受半点儿委屈。于是他只好双膝跪地，沉重地低下头，向李薇庄说明了家事。李薇庄听后不禁愕然，但也只能遗憾地摇了摇头，用爱怜的目光看着秋君。当秋君听到大千已有妻子和孩子时，脸色顿时大变，但只一瞬便掩盖住失望和哀伤，镇定地保持着微笑，真是不失端庄风度的大家闺秀啊。
张大千以为秋君从此会慢慢疏远自己，但李氏兄妹待他却依旧如故。尤其是秋君，似比以前更加关照他，而且由于关系的确定，反倒照顾得磊落大方。有时小报上故意编造些他们之间的花边新闻以招徕读者，张大千看后很是愧责，觉得给秋君的清白之身带来伤害，但秋君却置之不理，反倒安慰张大千，说：“我们清清白白，朋友们都是清楚你我关系的，那些小报报的这些内容纯属无聊，也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去看的。”
李秋君此后终生未嫁，虽然不能像妻子那样时刻能在张大千身边去关心照顾他，但一颗心却早已只归属张大千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和张大千在一起，便事无巨细，像一个最贤惠的妻子那样，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张大千对李秋君“除了在书画上不会让她代笔之外，其他所有与书画有关的事务，秋君都可以代大千做主”。甚至“大风堂”收门生这么重要的事情，李秋君也可代表大千去处理。她可以代收门生帖。接受门生向她行叩头大礼，门生称她师娘，她也会爽快地答应。
在张大千眼里，李秋君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是他终生心里都牵挂的红颜知己。
游子之恸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两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大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又是20多年过去了，张大千去国远游，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张大千周游世界各国，在海外住得那么久，但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张大千住的园林虽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祖国大陆一时回不得，张大千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张大千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当局自然欢迎。张大千亲自选定在台北双溪附近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不待房屋建成，1977年5月1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住台湾。刚下飞机，呼吸到乡土的气息，他感慨地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
1982年初，大陆已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80多岁高龄的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这些年虽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他，却未如愿，只能用电话互诉思恋之情，这常使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伤心欲碎。而大陆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更令他伤心不已。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
除绘画外，他对诗词、古文、戏剧、音乐以及书法、篆刻，无不涉猎。
年少时，曾赴日本留学，学过染织。回国后，一度迷于佛学，曾去宁波天童寺“皈依佛门”，想当和尚，据说，他怕在头上烫九个香记，只好拜别了师傅弘筏大和尚，回到现实世界来。1932年举家移居苏州网狮园，潜心作画。1940年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于我国敦煌洞窟，逐个整理编号，进行临摹，丰富了绘画技法。1948年迁居香港。后又旅居印度、法国、巴两等国。
他画风多变。30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
他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法号大千
他的名字“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
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以至大人们常说他俩很可能会有夫妻缘分。渐渐地两人都长大了，谢舜华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既温柔又能干。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
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
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他失魂落魄，满脑子都在回忆着和表姐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表姐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自己，让他简直是痛不欲生。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何不出家当和尚去，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
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取“大千”二字为法名。这两个字出自佛经《智度论》卷七，因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之语。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但真正的出家人生活又怎能过得了，那些清规戒律把追求艺术的翅膀都一起绑住，仅这一点就无法让张大千再继续当和尚下去。三个月后，他自己主动回家了。因想念表姐的痛苦经过这三个多月的“青灯长卷”平静了许多，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回家后不久，母亲曾友贞便让他和大太太曾正蓉成了亲。
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美女、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等。
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人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赝品大师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场后，在秘书的陪同下，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 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
张大千很喜欢仿造石涛的画，但很多卖给了罗振玉。张大千辗转卖给罗的假石涛作品一种是斗方，另一种是迎合罗振玉的收藏欲望的作品。如罗收藏了八大山人的八幅行书屏条，总想搜求石涛的八幅石屏作配，却一直未能如愿。张便泡制出来。并把消息传给罗，说是在某没落世家的故宅中，发现见于著录的石涛的八幅山水。罗振玉闻讯后，立即让画商打电报到上海，通知对方送原件来看。几天后送来了一幅，罗看尺寸与自己所藏八大山人的字屏完全相同，便以5000个大洋成交。
罗振玉得了这八幅石涛后，特设盛宴款客赏画，张大千亦在被邀之列。待到人去后他说：“这八幅石涛画么，有点靠不住!”
20世纪20年代，一次，张大千走进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程家的豪宅，见厅堂上挂满的名家字画，大多是赝品。张大千大加赞赏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很多，可惜不专。如果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看你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最好把斋名也改题作‘石涛堂’。”
张大千回来后，找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了一副石涛的大中堂，找了个书画掮客，叫他去兜揽给程霖生，定价5000个大洋。程霖生看画后认为5000可以，但是要请张大千来鉴定。张大千一看，说是假的。张大千又通过画商告诉程霖生，说这幅假画张大千买去了，给了四千五。程霖生十分恼怒，命令画商想法子去弄回来。最后程化了一万买了下来。程霖和生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大半都是张大千的手笔。
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虽然有人对他做假面存有疑义，认为他此举搅乱了中国美术史，但不可否认的是张大千在临摹中确实领悟到了中国画的精髓所在，才得以进一步提高和创新，使面艺鬼斧神工般精湛。因为中国画的基础就是从临摹人手的。
少帅奇缘
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与张大千两人，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张学良是位叱咤风云、统领三军的大帅；张大千则是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师；这两位虽然身世、经历、禀赋、才能等截然不同的文武奇才，本应属风马牛不相干，但他们却有过一段颇为有趣的书画奇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书画界，已颇负盛名，但是他当时的画，还不算出类拔萃。然而他所仿作的石涛画，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也常使得当时上海、北平等地的许多自称为“目中有神”的名鉴赏家，相继“上当”、“被骗”。
当时权倾东北、威震华北的年轻少帅张学良，耗费巨资，从各处搜罗到不少的石涛作品，当然在这些收藏品中，也有不少是张大千的仿作。
后来社会上盛传，所谓石涛的真迹。其实大半出自一个青年画家之手的仿作时，张学良也为自己的“大上其当”而感到震惊，于是他很想结识一下这位能把假画造得天衣无缝，使海内外大名鼎鼎的鉴赏专家也难辨真伪的假石涛高手。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由奉军少帅被调到北平。出任国军海陆空三军副司令。翌年，张大千北游故都，寄居长安客栈。
张学良听说后，便柬邀张大千吃便饭。当时友人们，都提醒张大千，说这恐怕是“鸿门宴”，要小心张学良来算假石涛画
的这笔账。可是张大千考虑后，还是赴宴了，不过他临出门时，已嘱咐过家人，如果逾时不门，就要托人打听关照了。
宴席上，有不少北平书画界的名流，当时张学良对张大千，颇有礼贤下士的谦恭之风，于是在张大千心里，便逐渐消除了鸿门宴的顾虑。只见酒席间，张学良谈笑风生，也不问假石涛的事，这才令张大千真正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不过张学良还是点了张大千一下，他曾拍着张大千的肩头，对着其他客人，以介绍的语气说：“这位便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在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杰作’。”
这是张大千与张学良。第一次带有戏剧性的相识情景。从此，他们两人就交上了朋友。后来，张大千曾以石涛的笔法，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赠送给张学良，画中还题了一首借景寓意，颂扬张学良雄才大略的诗：
天绅亭望天垂绅，智如亭见智能水。
风卷泉水九叠飞，如龙各自从潭起。
有一次，张大千逛北平琉璃厂，在古玩店中，发现一幅《红梅图》，构图新颖、形象生动、敷色鲜明，秀逸明快。在仔细鉴赏一番后，认定是真迹，便问价钱，古玩商要价400大洋，但是这时的张大千正闹“饥荒”，囊中羞涩，只好与卉玩商讲明，此画保留三天，三天内等他拿钱来取。
真是巧得很，张大千刚走了不久，张学良就带着卫队，也来到琉璃厂，他一眼就看上了那幅《红梅图》，因为古玩商唯利是图，不守信用，以600大洋卖给了张学良。张大千事后得知，只有连声叹气的份。
70年代初期，张大千从美国到台湾，经多方的努力，才获当局批准，去探访还在禁见中的张学良，当时张学良送给张大千一卷东两，并说：“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不过你一定要回家后。才能打开来看。”
张大千回到美国后，打开这卷东两一看，原来正是他们三十多年前，在北平琉璃厂“暗中争夺”的新罗山人的《红梅图》，张大千不由感慨万千，于是他欣然提笔，画了一幅《睹梅图》，寄赠给张学良，以报知遇之恩。
红颜知己
张大千正式娶过四位太太，大太太曾正蓉、二太太黄凝素、三太太杨宛君、四太太徐雯波，但是他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红颜知己李秋君。两个人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纯情之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朋友们，李秋君也因此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虽然她和张大千“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有的只是她对张大千的“关切、爱护”和张大千对她的“敬重、感激”，但在彼此的心里，也许比真正的夫妻还要心心相印。
李讯韩是上海著名书画家，尤以刻竹闻名沪上，其刻技之高让同行深为敬佩。其三妹李秋君也是沪上出名的才女，尤写得一手漂亮的恽南田体书法。其山水、什女也无不精湛。
李秋君没认识张大千之前，便已被张大千的画艺所深深倾倒，在她眼里，张大千是画得最好的画家，其实，张大千当时才不过20岁刚出头。以后因大哥李祖韩的关系逐渐也与张大千相熟后，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那些年中张大千每到上海必住在李府，李府简直成了他在上海的家了。按李府的大家族规矩，月钱是按人头划分好了的，因张大千是李家兄妹的常客，所以各项花销均由李氏兄妹承担。固定的月钱当然是远不够花的，李秋君便主动把私房钱拿出来贴补。张大千的衣服由李秋君缝制，爱吃的菜由李秋君关照厨房买来做好，出门的车子也由李秋君细心备好，真可谓照顾得无微不至。
车秋君和张大千同岁，都是1899年出生，李秋君生日小张大千4个月。
在他们22岁这年，李秋君的二伯父李薇庄把祖韩、秋君兄妹和张大千叫到了一起，郑苇其事地对张大千宣布：“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
李秋君顿时满脸绯红，羞涩中却欣喜地看着张大千的反应。而张大千闻听此言却不由诚惶诚恐起来，因为此时他已娶了两个夫人，并已有了两个孩子。虽然他对秋君早有心意，但以秋君的名门小姐身份，怎能给人做妾，那实在是太委屈了她。怪只怪相识太晚，错过了姻缘。
张大千的内心如翻江倒海般痛楚，越是爱恋秋君就越舍不得让秋君受半点儿委屈。于是他只好双膝跪地，沉重地低下头，向李薇庄说明了家事。李薇庄听后不禁愕然，但也只能遗憾地摇了摇头，用爱怜的目光看着秋君。当秋君听到大千已有妻子和孩子时，脸色顿时大变，但只一瞬便掩盖住失望和哀伤，镇定地保持着微笑，真是不失端庄风度的大家闺秀啊。
张大千以为秋君从此会慢慢疏远自己，但李氏兄妹待他却依旧如故。尤其是秋君，似比以前更加关照他，而且由于关系的确定，反倒照顾得磊落大方。有时小报上故意编造些他们之间的花边新闻以招徕读者，张大千看后很是愧责，觉得给秋君的清白之身带来伤害，但秋君却置之不理，反倒安慰张大千，说：“我们清清白白，朋友们都是清楚你我关系的，那些小报报的这些内容纯属无聊，也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去看的。”
李秋君此后终生未嫁，虽然不能像妻子那样时刻能在张大千身边去关心照顾他，但一颗心却早已只归属张大千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和张大千在一起，便事无巨细，像一个最贤惠的妻子那样，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张大千对李秋君“除了在书画上不会让她代笔之外，其他所有与书画有关的事务，秋君都可以代大千做主”。甚至“大风堂”收门生这么重要的事情，李秋君也可代表大千去处理。她可以代收门生帖。接受门生向她行叩头大礼，门生称她师娘，她也会爽快地答应。
在张大千眼里，李秋君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是他终生心里都牵挂的红颜知己。
游子之恸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两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大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又是20多年过去了，张大千去国远游，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张大千周游世界各国，在海外住得那么久，但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张大千住的园林虽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祖国大陆一时回不得，张大千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张大千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当局自然欢迎。张大千亲自选定在台北双溪附近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不待房屋建成，1977年5月1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住台湾。刚下飞机，呼吸到乡土的气息，他感慨地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
1982年初，大陆已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80多岁高龄的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这些年虽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他，却未如愿，只能用电话互诉思恋之情，这常使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伤心欲碎。而大陆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更令他伤心不已。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