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口与守心
在东晋人物中，我最早知道书圣王羲之。 近读《世说新语》，我却惊异地发现，王羲之有时背后议人，说话刻薄。这不仅影响了他的清誉，甚至搭上了他的性命。
书中记载，王羲之与王敬仁、许玄度关系很好，两人死后，王羲之却在公众场合对他们评价很低。他的下属孔岩说：“你以前和王、许交往，有情有义，但他们去世之后，你对他们的友情没有始终如一，这是我所不取的。”可见，即使在个性张扬、崇尚清谈的魏晋，随意贬损他人，也是有失修养的行为。 文中还详细记载王羲之与王述的矛盾。王羲之轻狂、骨鲠（喻刚直），是文人雅士，王述率真、急躁，是清官能吏。少时二人齐名，王述晚年声誉日隆，王羲之心中不满，时时诋毁他，因此二人失和。后来王述做了王羲之的上司，王羲之只有“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贬人之言，覆水难收。一代书圣，高标独立，竟在小节上跌了大跟头，不能不令人叹惜。群居不非议他人，实为处世之道。
朋友相聚，难免兴高话长。交流的目的是相互切磋，提高文学修养和道德修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如果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贬低他人，搬弄是非，甚至无中生有，飞短流长，此种行为乡妇尚知不可，何况读书人！心中有何物，眼中就会有何物，一个人所言之事正是他内心的映射。古语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群居之谈，是衡量一个人修养最直观的标尺。
有位朋友的座右铭是“群居守口独居守心”。他解释说，群居守口，就是不言是非，不传绯闻，不言人恶，见贤思齐；独居守心，就是禁嫉妒之心、轻狂之心，养宽容之心、自省之心。心是根，言是叶，根深才能叶润。能在群居时守口，源于一颗有修养的心。
怎样才能群居守口呢？有位禅师认为说话必过三面筛子，第一面：这话是真的吗？第二面：这话是善的吗？第三面：这话是必须说的吗？我想还有一面：你愿意让当事人听到吗？因为你非议别人的话很可能会传到对方耳朵里。常在心里带上这些筛子，就不会有无聊的话出口，从而伤人伤己。 王羲之有瑕疵，但书圣还是书圣，因为瑕不掩瑜。假如平庸如我辈，不能立德立言立功，又无传世之作，再不守口修身，将有何面目对人？
读《世说新语》，想前人得失，群居当守口，实是人生重要一课。
君子之争淡如水
人活一辈子都在争，争是非、名利、高低，也能从“争”字看出大象。争虚名浮利，非君子行径，是俗人或小人之为；只争是非对错，亦非小人和俗人之风，乃君子特有。君子生性淡如水之纯，所争之物亦洁如水之净。一句新格言就此而生：“君子之争淡如水。”
金池僧黑心夺唐僧袈裟的“无德之争”，市井乡民逞口舌之利的“无意之争”，好比“弱肉强食”和“虚度光阴”。孟子名言：“夫智勇多困于所溺。”只知用计谋，而不重品德，如自掘墓地。而“君子之争”不会滋生嫉妒，催化仇恨，面对失败也只淡然一笑。某学者提出：“培养孩子坦然服输的心态，以提高接受挫折的能力。”这是以“一寸芳心镜不尘”为界的两个对立面。
在“王安石变法”中也藏着一段感人的“君子之争”。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他只好选择隐退。而两人私交一生笃密，互慕对方才华。王安石罢官后，司马光复出，果断废新法，罢新党，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帮他照料后事，在《资治通鉴》中大赞他的节义，明言担忧“反复之徒必诋毁”。
司马光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变法方式急功近利，必增加百姓负担，激化腐败，并不幸被言中，增加了变法的负面影响，所以两人关系多遭误解，还有互相排挤之说，实则都是大君子。同是为官者，岂能无政见之争，各有各理，只是无关人格和生活。“君子之争”是为了评判技术高低，比出各自不足，求进也；“君子之争”是为了辩解是非观念，避免陷入误区，求知也。求知，求进，都是为求理也，是“君子之争”的精奥所在。“理”不属于私人，不因某事生某人亡，是客观永存的，不含一丝功利，那是“淡”到了极致。
君子相争能淡如水，是把“君子相交淡如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友情模范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常为革命真理，争得不可开交，却从未反目。 利用哲学思辨总结：“君子之争”的基础是就事论事，方式是相互切磋，姿态是当仁不让，规则是公平较量，风格是成败坦然，目的是他山之石，用以攻玉。全程当如是：针锋入场，激烈对战，静视战绩，祥和而出。
守口与守心
在东晋人物中，我最早知道书圣王羲之。 近读《世说新语》，我却惊异地发现，王羲之有时背后议人，说话刻薄。这不仅影响了他的清誉，甚至搭上了他的性命。
书中记载，王羲之与王敬仁、许玄度关系很好，两人死后，王羲之却在公众场合对他们评价很低。他的下属孔岩说：“你以前和王、许交往，有情有义，但他们去世之后，你对他们的友情没有始终如一，这是我所不取的。”可见，即使在个性张扬、崇尚清谈的魏晋，随意贬损他人，也是有失修养的行为。 文中还详细记载王羲之与王述的矛盾。王羲之轻狂、骨鲠（喻刚直），是文人雅士，王述率真、急躁，是清官能吏。少时二人齐名，王述晚年声誉日隆，王羲之心中不满，时时诋毁他，因此二人失和。后来王述做了王羲之的上司，王羲之只有“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贬人之言，覆水难收。一代书圣，高标独立，竟在小节上跌了大跟头，不能不令人叹惜。群居不非议他人，实为处世之道。
朋友相聚，难免兴高话长。交流的目的是相互切磋，提高文学修养和道德修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如果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贬低他人，搬弄是非，甚至无中生有，飞短流长，此种行为乡妇尚知不可，何况读书人！心中有何物，眼中就会有何物，一个人所言之事正是他内心的映射。古语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群居之谈，是衡量一个人修养最直观的标尺。
有位朋友的座右铭是“群居守口独居守心”。他解释说，群居守口，就是不言是非，不传绯闻，不言人恶，见贤思齐；独居守心，就是禁嫉妒之心、轻狂之心，养宽容之心、自省之心。心是根，言是叶，根深才能叶润。能在群居时守口，源于一颗有修养的心。
怎样才能群居守口呢？有位禅师认为说话必过三面筛子，第一面：这话是真的吗？第二面：这话是善的吗？第三面：这话是必须说的吗？我想还有一面：你愿意让当事人听到吗？因为你非议别人的话很可能会传到对方耳朵里。常在心里带上这些筛子，就不会有无聊的话出口，从而伤人伤己。 王羲之有瑕疵，但书圣还是书圣，因为瑕不掩瑜。假如平庸如我辈，不能立德立言立功，又无传世之作，再不守口修身，将有何面目对人？
读《世说新语》，想前人得失，群居当守口，实是人生重要一课。
君子之争淡如水
人活一辈子都在争，争是非、名利、高低，也能从“争”字看出大象。争虚名浮利，非君子行径，是俗人或小人之为；只争是非对错，亦非小人和俗人之风，乃君子特有。君子生性淡如水之纯，所争之物亦洁如水之净。一句新格言就此而生：“君子之争淡如水。”
金池僧黑心夺唐僧袈裟的“无德之争”，市井乡民逞口舌之利的“无意之争”，好比“弱肉强食”和“虚度光阴”。孟子名言：“夫智勇多困于所溺。”只知用计谋，而不重品德，如自掘墓地。而“君子之争”不会滋生嫉妒，催化仇恨，面对失败也只淡然一笑。某学者提出：“培养孩子坦然服输的心态，以提高接受挫折的能力。”这是以“一寸芳心镜不尘”为界的两个对立面。
在“王安石变法”中也藏着一段感人的“君子之争”。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他只好选择隐退。而两人私交一生笃密，互慕对方才华。王安石罢官后，司马光复出，果断废新法，罢新党，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帮他照料后事，在《资治通鉴》中大赞他的节义，明言担忧“反复之徒必诋毁”。
司马光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变法方式急功近利，必增加百姓负担，激化腐败，并不幸被言中，增加了变法的负面影响，所以两人关系多遭误解，还有互相排挤之说，实则都是大君子。同是为官者，岂能无政见之争，各有各理，只是无关人格和生活。“君子之争”是为了评判技术高低，比出各自不足，求进也；“君子之争”是为了辩解是非观念，避免陷入误区，求知也。求知，求进，都是为求理也，是“君子之争”的精奥所在。“理”不属于私人，不因某事生某人亡，是客观永存的，不含一丝功利，那是“淡”到了极致。
君子相争能淡如水，是把“君子相交淡如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友情模范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常为革命真理，争得不可开交，却从未反目。 利用哲学思辨总结：“君子之争”的基础是就事论事，方式是相互切磋，姿态是当仁不让，规则是公平较量，风格是成败坦然，目的是他山之石，用以攻玉。全程当如是：针锋入场，激烈对战，静视战绩，祥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