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这是新中国朝气蓬勃的一年。进入省城五中对于刚刚告别小学的我来说，一切都显得非常新鲜，操场旁边茂密的苹果树林已经挂果，果树的那一边是花园、假山、鱼池和葡萄架装点的一幢二层别墅，大气、典雅，那是学校的教研室。在这优美的小楼下设有一个半地下的音乐专业教室，我们九班四组上的第一堂音乐课就是在这里从唱国歌开始的。
手执教鞭的欧睿明老师站在讲台上，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他要求每个同学自己敲着节拍颂唱国歌，这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后半拍起音，卡在清脆的节拍下显得特别难，许多同学小手拍得通红却怎么也唱不下去。欧老师就是用这种方式摸清每个同学的音乐基础，这当然是他从责任心出发形成的细致设计。从此，我们大家对他和他的音乐课肃然起敬。还好，我顺利地一次通过。
接下来，真正的麻烦才开始出现。当时音乐教案是各个学校自行确定的，欧老师选的是学习正谱――五线谱。对我们这些懵懂的青涩少年来说，要啃下这些跳动在五线上面的“豆芽瓣瓣”以及熟悉它们所表达的音乐含义，别提有多难了。在当时也很少有学校的音乐课程采用正谱。应当说，这对欧老师更难，他为什么知难而上呢？是为了自己学生的人生更加完美，可这是要到我们成年以后才能体会到的师恩。
我们在音乐殿堂的正规启蒙就这样开始了，音乐感觉与领悟在无形中不断增长。一次，欧老师在课堂上讲解音乐与生活的关系，突然话锋一转，说：“你们每天做广播体操，背景音乐应当听得很熟了，有没有谁能唱出来呢？”
我心里一动，举起小手：“我能不能试试？”
“好！上来。”
我跨上讲台，敲着节拍，居然顺利地唱完了，当时老师赞许的眼神伴随了我的整个人生。
同样，课外音乐活动也有声有色。欧老师常在当时食堂兼礼堂的古典大厅中为学生们举办周末音乐会，欣赏唱片、练习表演。年少的我住在学校，周末也无家可回，就主动为他张罗各种杂事，做一些组织与准备工作，我们的接触也日渐增多。在这里，我认识了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这些举世闻名的大师，也知道了门德尔松、西贝柳斯这些一般不为人知的古典音乐巨匠，以及他们感人的音乐故事。那是一个何等深邃、何等美妙的音乐殿堂啊！就这样，我对音乐的兴趣日渐浓厚，启蒙的甘泉逐渐变成小溪，汇成了小河。
初中三年很快就要结束了。毕业前，欧老师推荐我去报考音专附中，学习作曲，这有些像现在的艺体特长生提前招生。他是音协会员，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专业评价，然而不谙世事的我却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因为我要读普高，我的志愿是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科技报国，欧老师有些失望。不久，班主任把我找去，告诉我欧老师病了，并且暗示可能与我的拒绝有关。我怯怯地走进老师的卧室，呆呆地只知道扯着衣襟角，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师亲切地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说：“没事，你没有错。只是你要记住，音乐是灵魂的表达。你有音乐天赋，也有组织才能，今后不要埋没了。”
世事难料。1956年秋我如愿升入五中高中，欧老师却在1957年春夏被打成右派，从此失去执教资格。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在完成学校各种杂事之余还积极投身体育，尤其热心于练习乒乓球。他还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运动会，再展才华，并获得冠军。老师一生历经坎坷却仍近九十高寿，这与他天性开朗、热爱运动不无关联。
我自己也难逃厄运。1959年高中毕业，尽管成绩不错，却由于背负着家庭出身的阴影，大学对我关上了大门，科技报国的愿望从此落空。那一年我刚满17岁，踏进社会，当了一名“练习生”。接下来是繁忙紧张的工作和政治上沉重的压力与无可奈何的自卑，是音乐伴随着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工作之余我自学掌握了七八种乐器，很快成为职工文体活动积极的组织者，音乐使我受到同事和领导的关注，我在重视与歧视的强烈对比中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尽管在工作中不能得到重用，却因此得到更多的锻炼。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的一切。剧烈的“革命风暴”过后，我被拥戴去领导一支来自全市各单位文艺职工组成的宣传队。又是音乐，使我避开了派性的仇恨和武斗的泥潭。
记得那是1968年春，我带领一支宣传队从成都出发进京参演，路经宝鸡做短暂停留演出。演员、乐手们为争夺暖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利益面前谁都不让，我着力调解也无效果，宣传队面临解体。我拿着大提琴离开房间，来到旷野。那天夜晚月色如洗，伴着早春浸人的寒意，愤懑与无奈充满我的内心，融入我的琴声，那琴声深沉哀婉，沿着大地传向远方。我完全沉浸其中，忘记了一切。当我从音乐回到现实时，才看到周围聚集着我的队员们，在这清冷的北方寒夜，他们眼中闪着泪光：“队长别拉了，回来睡吧！我们错了，我们已经改了！”那一瞬间，欧睿明老师的话突然闪过我的脑际：“音乐是灵魂的表达！”
中国迈着沉重的步履，终于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奏响了中华复兴的序曲。我也终于沐浴春风，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接着在经济界崭露头角，走上了领导岗位。我面对这迟来的责任，全身心投入其中，2005年被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这期间媒体对我和我的事业时有报道，被欧睿明老师得知，揭开了尘封五十年的往事，老师居然还记得当年受到他音乐启蒙之恩的懵懂少年。老师不顾已逾八十高龄，在文邦权等学长的陪同下来单位看我，可惜那天我去开会，未得一叙。之后又因公务纷繁，一直没有安排出时间，直到2009年我安排了半天准备回拜师恩时，却得学长告知，老师已经辞世一月有余了，留下我永生的遗憾。
欧睿明老师，人如其名，睿智、明朗，一生执着于他的音乐与教育事业，无论顺时逆境，他始终充满热情，直到去世前不顾高龄积极筹组领导至今充满活力的列五校友会。今天的我深感少时能得我恩师指点，真乃人生大幸！
抚今追昔，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对照今天的中学教育，我要说：“人生的道路蜿蜒曲折，少时很难预测，教育极为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启发以及挖掘出人的潜能，使之有能力冲破未来将会遭遇的险阻，去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所以，尽管当今素质教育似乎有些不敌升学分数的压力，但教育者、家长和全社会仍然不可稍有轻忽！”
1953年，这是新中国朝气蓬勃的一年。进入省城五中对于刚刚告别小学的我来说，一切都显得非常新鲜，操场旁边茂密的苹果树林已经挂果，果树的那一边是花园、假山、鱼池和葡萄架装点的一幢二层别墅，大气、典雅，那是学校的教研室。在这优美的小楼下设有一个半地下的音乐专业教室，我们九班四组上的第一堂音乐课就是在这里从唱国歌开始的。
手执教鞭的欧睿明老师站在讲台上，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他要求每个同学自己敲着节拍颂唱国歌，这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后半拍起音，卡在清脆的节拍下显得特别难，许多同学小手拍得通红却怎么也唱不下去。欧老师就是用这种方式摸清每个同学的音乐基础，这当然是他从责任心出发形成的细致设计。从此，我们大家对他和他的音乐课肃然起敬。还好，我顺利地一次通过。
接下来，真正的麻烦才开始出现。当时音乐教案是各个学校自行确定的，欧老师选的是学习正谱――五线谱。对我们这些懵懂的青涩少年来说，要啃下这些跳动在五线上面的“豆芽瓣瓣”以及熟悉它们所表达的音乐含义，别提有多难了。在当时也很少有学校的音乐课程采用正谱。应当说，这对欧老师更难，他为什么知难而上呢？是为了自己学生的人生更加完美，可这是要到我们成年以后才能体会到的师恩。
我们在音乐殿堂的正规启蒙就这样开始了，音乐感觉与领悟在无形中不断增长。一次，欧老师在课堂上讲解音乐与生活的关系，突然话锋一转，说：“你们每天做广播体操，背景音乐应当听得很熟了，有没有谁能唱出来呢？”
我心里一动，举起小手：“我能不能试试？”
“好！上来。”
我跨上讲台，敲着节拍，居然顺利地唱完了，当时老师赞许的眼神伴随了我的整个人生。
同样，课外音乐活动也有声有色。欧老师常在当时食堂兼礼堂的古典大厅中为学生们举办周末音乐会，欣赏唱片、练习表演。年少的我住在学校，周末也无家可回，就主动为他张罗各种杂事，做一些组织与准备工作，我们的接触也日渐增多。在这里，我认识了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这些举世闻名的大师，也知道了门德尔松、西贝柳斯这些一般不为人知的古典音乐巨匠，以及他们感人的音乐故事。那是一个何等深邃、何等美妙的音乐殿堂啊！就这样，我对音乐的兴趣日渐浓厚，启蒙的甘泉逐渐变成小溪，汇成了小河。
初中三年很快就要结束了。毕业前，欧老师推荐我去报考音专附中，学习作曲，这有些像现在的艺体特长生提前招生。他是音协会员，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专业评价，然而不谙世事的我却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因为我要读普高，我的志愿是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科技报国，欧老师有些失望。不久，班主任把我找去，告诉我欧老师病了，并且暗示可能与我的拒绝有关。我怯怯地走进老师的卧室，呆呆地只知道扯着衣襟角，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师亲切地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说：“没事，你没有错。只是你要记住，音乐是灵魂的表达。你有音乐天赋，也有组织才能，今后不要埋没了。”
世事难料。1956年秋我如愿升入五中高中，欧老师却在1957年春夏被打成右派，从此失去执教资格。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在完成学校各种杂事之余还积极投身体育，尤其热心于练习乒乓球。他还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运动会，再展才华，并获得冠军。老师一生历经坎坷却仍近九十高寿，这与他天性开朗、热爱运动不无关联。
我自己也难逃厄运。1959年高中毕业，尽管成绩不错，却由于背负着家庭出身的阴影，大学对我关上了大门，科技报国的愿望从此落空。那一年我刚满17岁，踏进社会，当了一名“练习生”。接下来是繁忙紧张的工作和政治上沉重的压力与无可奈何的自卑，是音乐伴随着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工作之余我自学掌握了七八种乐器，很快成为职工文体活动积极的组织者，音乐使我受到同事和领导的关注，我在重视与歧视的强烈对比中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尽管在工作中不能得到重用，却因此得到更多的锻炼。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的一切。剧烈的“革命风暴”过后，我被拥戴去领导一支来自全市各单位文艺职工组成的宣传队。又是音乐，使我避开了派性的仇恨和武斗的泥潭。
记得那是1968年春，我带领一支宣传队从成都出发进京参演，路经宝鸡做短暂停留演出。演员、乐手们为争夺暖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利益面前谁都不让，我着力调解也无效果，宣传队面临解体。我拿着大提琴离开房间，来到旷野。那天夜晚月色如洗，伴着早春浸人的寒意，愤懑与无奈充满我的内心，融入我的琴声，那琴声深沉哀婉，沿着大地传向远方。我完全沉浸其中，忘记了一切。当我从音乐回到现实时，才看到周围聚集着我的队员们，在这清冷的北方寒夜，他们眼中闪着泪光：“队长别拉了，回来睡吧！我们错了，我们已经改了！”那一瞬间，欧睿明老师的话突然闪过我的脑际：“音乐是灵魂的表达！”
中国迈着沉重的步履，终于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奏响了中华复兴的序曲。我也终于沐浴春风，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接着在经济界崭露头角，走上了领导岗位。我面对这迟来的责任，全身心投入其中，2005年被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这期间媒体对我和我的事业时有报道，被欧睿明老师得知，揭开了尘封五十年的往事，老师居然还记得当年受到他音乐启蒙之恩的懵懂少年。老师不顾已逾八十高龄，在文邦权等学长的陪同下来单位看我，可惜那天我去开会，未得一叙。之后又因公务纷繁，一直没有安排出时间，直到2009年我安排了半天准备回拜师恩时，却得学长告知，老师已经辞世一月有余了，留下我永生的遗憾。
欧睿明老师，人如其名，睿智、明朗，一生执着于他的音乐与教育事业，无论顺时逆境，他始终充满热情，直到去世前不顾高龄积极筹组领导至今充满活力的列五校友会。今天的我深感少时能得我恩师指点，真乃人生大幸！
抚今追昔，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对照今天的中学教育，我要说：“人生的道路蜿蜒曲折，少时很难预测，教育极为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启发以及挖掘出人的潜能，使之有能力冲破未来将会遭遇的险阻，去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所以，尽管当今素质教育似乎有些不敌升学分数的压力，但教育者、家长和全社会仍然不可稍有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