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文新
文艺研究 2006年07期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2-0050-05
清代初年的张潮作有《书本草》一文，仿《本草》体例，以评药的方式对“四书”、“五经”、“诸史”、“诸子”、“诸集”、“小说传奇”作出评估。如评“四书”：“俱性平，味甘，无毒，服之清新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广体胖。”评“诸子”：“性寒，带燥，味有甘者、辛者、淡者，有大毒，服之令人狂易。”评“小说传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服之令人狂易，唯暑月神气疲倦，或饱闷后，风雨作恶，及有外感者，服之能解闷消郁，释滞宽胸，然不宜久服也。”①《书本草》自是游戏之作，但却耐人寻味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各种文体，无不有其独特的属性、风味，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文各有体”。以“文各有体”为理论前提，我们考察明清章回小说，也必须注意把握其体性特征，否则便不得要领。
对明清章回小说体性特征的考察可从三个层面入手：
一、章回小说的主要职能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其职能是并不一样的。“经”是中华民族自信心和尊严的象征，它代表中华民族向人类发言，不能没有恢弘的气度和雍容的风度；“子”是诸子百家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在建构思想体系的同时，不免剑走偏锋，甚或流于乖异，法家的峻刻，道家的恣肆，名家的诡辩，纵横家的铺张，无不棱角分明；“史”的功能是经由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传达处理政治、军事问题的智慧，为后世提供借鉴；“诗”的功能是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具有相当重要性的那一部分感受，或褒或贬，其理想的境界是“言志”；“小说”则是“消闲”的产物，其宗旨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
旨在从精神上愉悦读者，小说的特征之一是对“无关大体”的人生层面的关注(也许历史演义是个例外)。所谓“无关大体”，即无关于“天下所以存亡”的大体。这与“非天下所以存亡”之事“不著”的史家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史家，倘若耽于趣味，耽于“闲事琐语”，其作品也许因此备受偏爱，却也不免被鄙薄为“有乖史法”，即将正史写成了小说。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妙画当良医”条举过一个例子：《南史·刘瑱传》记鄱阳王被诛，其妃刘氏追伤成痫，妃兄刘瑱命陈郡殷蒨画鄱阳王生前与其所宠亲昵备至“如欲偶寝”的情状，刘氏见了，骂道：“斫老奴晚！”从此悲伤之情逐渐减弱，病也好了。钱氏就这一事例分析道：“《南史》刘瑱传未及其他；此事虽资谈助，然单凭以立传入国史，似太便宜若人。《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② 确实，小说与正史的选材取向是迥然相异的。在正史中，叙述主体是“天下”、“国家”，是建功立业，细腻的情感和琐碎的家长里短应力求避免；而小说却不大关心那套“天下所以存亡”之事，它与日常生活更接近，人的心境意绪(区别于史传的功业)成为刻画和描写的重心。比如《聊斋志异》，它写情爱，写豪侠，浓墨重彩，情趣盎然，这两类题材都是正史所忽略的。而章回小说的题材选择，与正史的区别往往更为鲜明。即使是历史演义，它着力渲染之处，所体现的趣味也与史家迥异。
旨在从精神上愉悦读者，小说的另一特征是在风格上不排斥诙谐。古代中国重视等级和身份，这导致了对喜剧性因素的轻视。比如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谐》中虽然肯定了寓谏于谐的方式，但紧接着却以几倍的篇幅阐发“谐”的弊端。清初散文家邵长蘅在尺牍《与金生》中更以居高临下的口吻鄙薄明末小品文：“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临川滥觞，公安泛委，而倒澜于陈仲醇、王季重诸君。仆戏谓：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广座中忽发一趣语，亦足令贵客解颐，然人品扫地矣。”③ 诙谐的品位被看得如此之低，所以古代的经书、正史都无例外地排斥诙谐，因为这似乎有损身份。诗也排斥诙谐，张打油诗从来不被视为正宗的诗。惟有小说，它非但不排斥诙谐，我们甚至可以说，诙谐是其风格化的标志。人们所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几部小说名著，其中无例外地设计了富于喜剧意味的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鲁肃：孔明的绝顶聪明与鲁肃的绝顶老实之间的对比造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而以张飞的直率鲁莽反衬刘备的虚饰谨慎，亦意在获致“排调”风味；其他如《水浒传》中的李逵，《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等，他们的出现，一个主要的效果是令读者开颜一笑。小说是不能绷着脸面对读者的。
二、章回小说的不同类型，往往各有其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或写作惯例。明清时代的章回小说，历史演义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代表，英侠传奇以施耐庵的《水浒传》为代表，神魔小说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代表，人情小说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这四种类型的小说分别具有什么特征或惯例，三言两语很难说明白，我们不妨抽出几个例证来谈谈。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这几部小说处理女性形象的方式有何不同。
《三国演义》以政治、军事问题作为小说的重心，日常生活通常不在其视野之内，衣、食、住、行，油、盐、酱、醋，如果它们与政治、军事的较量不相干，作者就根本不会留心。这种态度也同样适用于女性，比如貂蝉。《三国演义》叙她本是王允府中的歌伎，美丽聪慧，王允待如亲女。因见董卓暴虐，汉室将倾，慨然助王允行“连环计”，周旋于董卓、吕布之间，促使二人反目。吕布助王允诛除董卓，得貂蝉为妾。曹操擒杀吕布，貂蝉结局如何，不得而知。在上述情节链条中，“连环计”中的貂蝉是备受重视的，因为这与政治斗争相关，但此后貂蝉在作者眼里就无足轻重了。小说第二十回，在曹操擒杀吕布后，小说仅仅交待：“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许都。”)毛宗岗在这里加了一句评语：“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读者毛宗岗如此看重貂蝉，作者罗贯中则不大关心貂蝉，因为一个与政治、军事斗争不再相关的女子，无论多么美丽婀娜，她在《三国演义》中也是无足轻重的。
《水浒传》则是一部豪侠题材的小说。为了充分写出好汉们的豪侠风采，小说中个性千差万别的英雄却又被赋予了几大共同特征，其一便是“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为什么不亲女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娇柔的女性以及男欢女爱的韵事与豪侠们的特殊气质和《水浒传》的粗豪情调格格不入。金本第三十七回中，李逵等四人正在琵琶亭饮酒，“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④ 这一段情节，绝妙地写出“豪杰事务”对怜香惜玉的书生美德的排斥。梁山好汉中，除了被嘲笑的周通、王矮虎热衷于要个压寨夫人外，其他人都视女色为尘土。梁山的世界里容纳不了柔情似水或轻盈美丽的女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林冲等人的妻子，作者安排了各种理由，不让她们上山，至于母夜叉和母大虫，则已充分地好汉化、男性化。
《金瓶梅》、《红楼梦》以私生活为描写重点，作为私生活主角的女性形象自然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红楼梦》开头便有这样的交代：“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之无益……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⑤ 非常明确，小说是以一群闺阁女子作为描写中心，“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构成一个迥异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世界。可以作一个近乎荒唐的设想：假如让李逵、鲁智深进入大观园，或者让林黛玉、薛宝钗上梁山，小说家的处境无疑非常尴尬。在惯例被打破之后，他将无所适从。这表明，每一种类型的小说，各有畛域，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受其制约的。
其次，我们看看这几部小说评价人物的尺度有何不同。
小说的类型不同，评价人物的尺度往往有所不同。《水浒传》和《金瓶梅》对武松、西门庆的不同处理是有说服力的例证。《水浒传》是一部英侠传奇，其特征之一是站在豪侠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金瓶梅》是一部人情小说，其特征之一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诸多区别由此形成。可以指出的至少有下述几点：1.《水浒传》中武松手刃潘金莲，武松斗杀西门庆，这两个情节与他景阳冈打虎的经历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武松勇武不凡的形象。而在《金瓶梅》中，打虎的神威被淡化了，打西门庆的可能性被他自己弄没了(他误杀李外传，西门庆买通官吏，将之发配到孟州道)，只剩了潘金莲由他去杀，却又只见其凶残，不见其豪勇。同样描写武松杀嫂，《水浒传》注重的是动作的迅疾敏捷，而潘金莲则仿佛并不是一个活人，因为她几乎没有挣扎的动作，这就大大减弱了杀人的血腥味。《金瓶梅》给人的感受就大不一样。由于潘金莲垂死挣扎的动作被真切、细致地描绘出来，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杀人的恐怖感，而武松给我们的印象也就由以豪勇为主变为以凶残为主。2.武松的社会关系在《金瓶梅》中被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水浒传》倾向于让好汉们摆脱家庭束缚，鲁智深、石秀等在小说中几乎没有直系亲属；如果不是为了写武松的复仇壮举，可以断言不会有武大这个人物。但《金瓶梅》却倾向于让人物接受家庭生活的考验。在《水浒传》中，迎儿是武大家里的小婢，《金瓶梅》却让她成了武大的女儿(武大前妻所生)，即武松的亲侄女，目的是将武松置于伦理责任的背景上。迎儿的父亲是武大，武大去世后，她的生活与前途理当由武松来照料。如果武松真的爱他的兄长，他就应该对兄长的女儿尽到责任。然而他没有，只顾杀人，在生剐了潘金莲之后，又割下王婆的头，之后席卷王婆的财物，奔向梁山。至于迎儿是否会成为街头的饿殍，或是流落青楼，武松是不放在心上的。《金瓶梅》借此表明，小说对好汉并无钦佩之意，倒是对他们随意放弃人生责任的举动明确地表示厌恶和不满。3.西门庆在《金瓶梅》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他在《水浒传》中的地位。《水浒传》给西门庆的定位是：“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那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金本第二十三回)⑥ 由于西门庆不久即被武松斗杀，这一段评述大体可以视为盖棺定论。《金瓶梅》对他的处理不同。《金瓶梅》头几回叙及西门庆，在移植《水浒传》的情节时也移植了《水浒传》对西门庆的考语。但因西门庆直到第七十九回才纵欲身亡，小说有足够的篇幅重塑这一人物，改变读者的印象，最初的考语并不能涵盖西门庆的所作所为。而且，即使就《金瓶梅》所移植的这几回而言，作者也成功地改变了对西门庆的定位。小说明确强调，西门庆比武松更受市井社会的崇拜、敬畏。《水浒传》所极力推崇的武松这类英雄好汉，在《金瓶梅》中不止没有八面威风之感，甚至显得非常可怜。第十回叙三四个皂隶受知县之命，须臾打了武松二十板，“打的武松口口声声叫冤，说道：‘小人平日也有与相公用力效劳之处，相公岂不悯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⑦ 与武松的威风扫地相呼应，何九叔所敬畏的也不再是武松，而是西门庆。在《金瓶梅》这个市井社会中，武松的声威远不及西门庆能够震慑人。
三、章回小说以叙事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其不同类型之间在叙事技巧上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或者说，不同类型的作品在叙事技巧上各有侧重。叙事技巧有许多种，如伏笔、照应、叙事时间、叙事角度等。这里以悬念的设计为例，对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略作说明。
《三国演义》制造悬念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锦囊妙计，如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二是并不在军事会议上公开宣布作战方案，而是个别吩咐，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来代替。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形，而只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目的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也注重悬念的设计，但不再采用锦囊妙计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方式，而是更加生活化，泯灭了技巧的痕迹。比如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义夺快活林”，武松为兄长报仇，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等人，被刺配孟州。来到牢城营，因武松不肯托人情，还口口声声与差拨抬杠，牢友们都料定他“晚间必然”被“结果”：
众人说犹未了，只见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入来，问道：“那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武松答道：“我便是。甚么话说？”那人答道：“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武松来看时，一大旋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寻思道：“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却来对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会。”
武松的想法也正是读者的想法，我们确实认为，这顿饭之所以丰盛，是因为武松马上就要被处决了，管营的用意是让他做个饱鬼。然而，武松和读者都没有料准。到了晚上，并没有谁来结果武松，倒是“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入来”，好肉、好鱼、好酒的招待；不多时，又送热水来洗澡。武松以为洗澡后会被害死，却又并不。第二天请他搬家，他以为是去土牢，却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去处。中午、晚上仍是盛情款待。
武松心里忖道：“毕竟是何如？”到晚又是许多下饭，又请武松洗浴了，乘凉歇息。武松自思道：“众囚徒也是这般说，我也是这般想，却怎地这般请我？”⑨
确实，不仅众囚徒百思不得其解，武松也百思不得其解；不仅武松百思不得其解，读者也百思不得其解。瞒住武松是表面现象，瞒住读者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能成功地瞒住读者，引发读者的牵挂和往下读的欲望，这就是悬念的作用。《水浒传》有意瞒住读者，且又不让人看出刻意设置悬念的痕迹，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西游记》的情节是游记性的，行动和奇遇构成其主体部分。作为历险故事的主角，唐僧师徒每到一个新地方，尤其是险峻的山林，读者都会心头一紧，料定必有一番危难。然而，是什么危难呢？读者并不清楚，于是迫不及待地往下看。《西游记》以游记的方式制造悬念，“看似寻常最奇崛”，颇有大智若愚的风度。
以上我们以悬念的设计为例，比较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名著的异同。窥一斑而知全豹，意在提醒读者：不同类型的小说，其叙事技巧的使用路数有所不同，分析小说的叙事技巧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一个认真而成熟的读者，将十分乐意在这方面多花工夫。
明清章回小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是一个独特而充满魅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获得在其他文体中不能获得的启迪和享受。
注释：
①《檀几丛书》余集，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
②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3页。
③邵长蘅：《青门集》卷十一，光绪丁酉年盛氏重刻本。
④百回本《水浒传》为第三十八回，文字略有不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兹摘引于下：
“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宋江看那女子时，生的如何？但只见：
冰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脸桃腮，酝酿出十分春色；柳眉星眼，妆点就一段精神。花月仪容，蕙兰情性。心地里百伶百俐，身材儿不短不长。声如莺啭乔林，体似燕穿新柳。正是：春睡海棠晞晓露，一枝芍药醉春风。
那女娘道罢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的话头。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
⑤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⑨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第371页。
⑦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⑧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87页。
作者介绍：陈文新，武汉大学中文系。
作者：陈文新
文艺研究 2006年07期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2-0050-05
清代初年的张潮作有《书本草》一文，仿《本草》体例，以评药的方式对“四书”、“五经”、“诸史”、“诸子”、“诸集”、“小说传奇”作出评估。如评“四书”：“俱性平，味甘，无毒，服之清新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广体胖。”评“诸子”：“性寒，带燥，味有甘者、辛者、淡者，有大毒，服之令人狂易。”评“小说传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服之令人狂易，唯暑月神气疲倦，或饱闷后，风雨作恶，及有外感者，服之能解闷消郁，释滞宽胸，然不宜久服也。”①《书本草》自是游戏之作，但却耐人寻味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各种文体，无不有其独特的属性、风味，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文各有体”。以“文各有体”为理论前提，我们考察明清章回小说，也必须注意把握其体性特征，否则便不得要领。
对明清章回小说体性特征的考察可从三个层面入手：
一、章回小说的主要职能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其职能是并不一样的。“经”是中华民族自信心和尊严的象征，它代表中华民族向人类发言，不能没有恢弘的气度和雍容的风度；“子”是诸子百家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在建构思想体系的同时，不免剑走偏锋，甚或流于乖异，法家的峻刻，道家的恣肆，名家的诡辩，纵横家的铺张，无不棱角分明；“史”的功能是经由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传达处理政治、军事问题的智慧，为后世提供借鉴；“诗”的功能是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具有相当重要性的那一部分感受，或褒或贬，其理想的境界是“言志”；“小说”则是“消闲”的产物，其宗旨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
旨在从精神上愉悦读者，小说的特征之一是对“无关大体”的人生层面的关注(也许历史演义是个例外)。所谓“无关大体”，即无关于“天下所以存亡”的大体。这与“非天下所以存亡”之事“不著”的史家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史家，倘若耽于趣味，耽于“闲事琐语”，其作品也许因此备受偏爱，却也不免被鄙薄为“有乖史法”，即将正史写成了小说。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妙画当良医”条举过一个例子：《南史·刘瑱传》记鄱阳王被诛，其妃刘氏追伤成痫，妃兄刘瑱命陈郡殷蒨画鄱阳王生前与其所宠亲昵备至“如欲偶寝”的情状，刘氏见了，骂道：“斫老奴晚！”从此悲伤之情逐渐减弱，病也好了。钱氏就这一事例分析道：“《南史》刘瑱传未及其他；此事虽资谈助，然单凭以立传入国史，似太便宜若人。《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② 确实，小说与正史的选材取向是迥然相异的。在正史中，叙述主体是“天下”、“国家”，是建功立业，细腻的情感和琐碎的家长里短应力求避免；而小说却不大关心那套“天下所以存亡”之事，它与日常生活更接近，人的心境意绪(区别于史传的功业)成为刻画和描写的重心。比如《聊斋志异》，它写情爱，写豪侠，浓墨重彩，情趣盎然，这两类题材都是正史所忽略的。而章回小说的题材选择，与正史的区别往往更为鲜明。即使是历史演义，它着力渲染之处，所体现的趣味也与史家迥异。
旨在从精神上愉悦读者，小说的另一特征是在风格上不排斥诙谐。古代中国重视等级和身份，这导致了对喜剧性因素的轻视。比如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谐》中虽然肯定了寓谏于谐的方式，但紧接着却以几倍的篇幅阐发“谐”的弊端。清初散文家邵长蘅在尺牍《与金生》中更以居高临下的口吻鄙薄明末小品文：“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临川滥觞，公安泛委，而倒澜于陈仲醇、王季重诸君。仆戏谓：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广座中忽发一趣语，亦足令贵客解颐，然人品扫地矣。”③ 诙谐的品位被看得如此之低，所以古代的经书、正史都无例外地排斥诙谐，因为这似乎有损身份。诗也排斥诙谐，张打油诗从来不被视为正宗的诗。惟有小说，它非但不排斥诙谐，我们甚至可以说，诙谐是其风格化的标志。人们所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几部小说名著，其中无例外地设计了富于喜剧意味的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鲁肃：孔明的绝顶聪明与鲁肃的绝顶老实之间的对比造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而以张飞的直率鲁莽反衬刘备的虚饰谨慎，亦意在获致“排调”风味；其他如《水浒传》中的李逵，《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等，他们的出现，一个主要的效果是令读者开颜一笑。小说是不能绷着脸面对读者的。
二、章回小说的不同类型，往往各有其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或写作惯例。明清时代的章回小说，历史演义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代表，英侠传奇以施耐庵的《水浒传》为代表，神魔小说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代表，人情小说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这四种类型的小说分别具有什么特征或惯例，三言两语很难说明白，我们不妨抽出几个例证来谈谈。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这几部小说处理女性形象的方式有何不同。
《三国演义》以政治、军事问题作为小说的重心，日常生活通常不在其视野之内，衣、食、住、行，油、盐、酱、醋，如果它们与政治、军事的较量不相干，作者就根本不会留心。这种态度也同样适用于女性，比如貂蝉。《三国演义》叙她本是王允府中的歌伎，美丽聪慧，王允待如亲女。因见董卓暴虐，汉室将倾，慨然助王允行“连环计”，周旋于董卓、吕布之间，促使二人反目。吕布助王允诛除董卓，得貂蝉为妾。曹操擒杀吕布，貂蝉结局如何，不得而知。在上述情节链条中，“连环计”中的貂蝉是备受重视的，因为这与政治斗争相关，但此后貂蝉在作者眼里就无足轻重了。小说第二十回，在曹操擒杀吕布后，小说仅仅交待：“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许都。”)毛宗岗在这里加了一句评语：“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读者毛宗岗如此看重貂蝉，作者罗贯中则不大关心貂蝉，因为一个与政治、军事斗争不再相关的女子，无论多么美丽婀娜，她在《三国演义》中也是无足轻重的。
《水浒传》则是一部豪侠题材的小说。为了充分写出好汉们的豪侠风采，小说中个性千差万别的英雄却又被赋予了几大共同特征，其一便是“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为什么不亲女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娇柔的女性以及男欢女爱的韵事与豪侠们的特殊气质和《水浒传》的粗豪情调格格不入。金本第三十七回中，李逵等四人正在琵琶亭饮酒，“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④ 这一段情节，绝妙地写出“豪杰事务”对怜香惜玉的书生美德的排斥。梁山好汉中，除了被嘲笑的周通、王矮虎热衷于要个压寨夫人外，其他人都视女色为尘土。梁山的世界里容纳不了柔情似水或轻盈美丽的女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林冲等人的妻子，作者安排了各种理由，不让她们上山，至于母夜叉和母大虫，则已充分地好汉化、男性化。
《金瓶梅》、《红楼梦》以私生活为描写重点，作为私生活主角的女性形象自然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红楼梦》开头便有这样的交代：“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之无益……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⑤ 非常明确，小说是以一群闺阁女子作为描写中心，“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构成一个迥异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世界。可以作一个近乎荒唐的设想：假如让李逵、鲁智深进入大观园，或者让林黛玉、薛宝钗上梁山，小说家的处境无疑非常尴尬。在惯例被打破之后，他将无所适从。这表明，每一种类型的小说，各有畛域，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受其制约的。
其次，我们看看这几部小说评价人物的尺度有何不同。
小说的类型不同，评价人物的尺度往往有所不同。《水浒传》和《金瓶梅》对武松、西门庆的不同处理是有说服力的例证。《水浒传》是一部英侠传奇，其特征之一是站在豪侠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金瓶梅》是一部人情小说，其特征之一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诸多区别由此形成。可以指出的至少有下述几点：1.《水浒传》中武松手刃潘金莲，武松斗杀西门庆，这两个情节与他景阳冈打虎的经历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武松勇武不凡的形象。而在《金瓶梅》中，打虎的神威被淡化了，打西门庆的可能性被他自己弄没了(他误杀李外传，西门庆买通官吏，将之发配到孟州道)，只剩了潘金莲由他去杀，却又只见其凶残，不见其豪勇。同样描写武松杀嫂，《水浒传》注重的是动作的迅疾敏捷，而潘金莲则仿佛并不是一个活人，因为她几乎没有挣扎的动作，这就大大减弱了杀人的血腥味。《金瓶梅》给人的感受就大不一样。由于潘金莲垂死挣扎的动作被真切、细致地描绘出来，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杀人的恐怖感，而武松给我们的印象也就由以豪勇为主变为以凶残为主。2.武松的社会关系在《金瓶梅》中被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水浒传》倾向于让好汉们摆脱家庭束缚，鲁智深、石秀等在小说中几乎没有直系亲属；如果不是为了写武松的复仇壮举，可以断言不会有武大这个人物。但《金瓶梅》却倾向于让人物接受家庭生活的考验。在《水浒传》中，迎儿是武大家里的小婢，《金瓶梅》却让她成了武大的女儿(武大前妻所生)，即武松的亲侄女，目的是将武松置于伦理责任的背景上。迎儿的父亲是武大，武大去世后，她的生活与前途理当由武松来照料。如果武松真的爱他的兄长，他就应该对兄长的女儿尽到责任。然而他没有，只顾杀人，在生剐了潘金莲之后，又割下王婆的头，之后席卷王婆的财物，奔向梁山。至于迎儿是否会成为街头的饿殍，或是流落青楼，武松是不放在心上的。《金瓶梅》借此表明，小说对好汉并无钦佩之意，倒是对他们随意放弃人生责任的举动明确地表示厌恶和不满。3.西门庆在《金瓶梅》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他在《水浒传》中的地位。《水浒传》给西门庆的定位是：“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那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金本第二十三回)⑥ 由于西门庆不久即被武松斗杀，这一段评述大体可以视为盖棺定论。《金瓶梅》对他的处理不同。《金瓶梅》头几回叙及西门庆，在移植《水浒传》的情节时也移植了《水浒传》对西门庆的考语。但因西门庆直到第七十九回才纵欲身亡，小说有足够的篇幅重塑这一人物，改变读者的印象，最初的考语并不能涵盖西门庆的所作所为。而且，即使就《金瓶梅》所移植的这几回而言，作者也成功地改变了对西门庆的定位。小说明确强调，西门庆比武松更受市井社会的崇拜、敬畏。《水浒传》所极力推崇的武松这类英雄好汉，在《金瓶梅》中不止没有八面威风之感，甚至显得非常可怜。第十回叙三四个皂隶受知县之命，须臾打了武松二十板，“打的武松口口声声叫冤，说道：‘小人平日也有与相公用力效劳之处，相公岂不悯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⑦ 与武松的威风扫地相呼应，何九叔所敬畏的也不再是武松，而是西门庆。在《金瓶梅》这个市井社会中，武松的声威远不及西门庆能够震慑人。
三、章回小说以叙事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其不同类型之间在叙事技巧上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或者说，不同类型的作品在叙事技巧上各有侧重。叙事技巧有许多种，如伏笔、照应、叙事时间、叙事角度等。这里以悬念的设计为例，对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略作说明。
《三国演义》制造悬念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锦囊妙计，如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二是并不在军事会议上公开宣布作战方案，而是个别吩咐，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来代替。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形，而只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目的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也注重悬念的设计，但不再采用锦囊妙计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方式，而是更加生活化，泯灭了技巧的痕迹。比如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义夺快活林”，武松为兄长报仇，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等人，被刺配孟州。来到牢城营，因武松不肯托人情，还口口声声与差拨抬杠，牢友们都料定他“晚间必然”被“结果”：
众人说犹未了，只见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入来，问道：“那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武松答道：“我便是。甚么话说？”那人答道：“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武松来看时，一大旋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寻思道：“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却来对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会。”
武松的想法也正是读者的想法，我们确实认为，这顿饭之所以丰盛，是因为武松马上就要被处决了，管营的用意是让他做个饱鬼。然而，武松和读者都没有料准。到了晚上，并没有谁来结果武松，倒是“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入来”，好肉、好鱼、好酒的招待；不多时，又送热水来洗澡。武松以为洗澡后会被害死，却又并不。第二天请他搬家，他以为是去土牢，却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去处。中午、晚上仍是盛情款待。
武松心里忖道：“毕竟是何如？”到晚又是许多下饭，又请武松洗浴了，乘凉歇息。武松自思道：“众囚徒也是这般说，我也是这般想，却怎地这般请我？”⑨
确实，不仅众囚徒百思不得其解，武松也百思不得其解；不仅武松百思不得其解，读者也百思不得其解。瞒住武松是表面现象，瞒住读者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能成功地瞒住读者，引发读者的牵挂和往下读的欲望，这就是悬念的作用。《水浒传》有意瞒住读者，且又不让人看出刻意设置悬念的痕迹，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西游记》的情节是游记性的，行动和奇遇构成其主体部分。作为历险故事的主角，唐僧师徒每到一个新地方，尤其是险峻的山林，读者都会心头一紧，料定必有一番危难。然而，是什么危难呢？读者并不清楚，于是迫不及待地往下看。《西游记》以游记的方式制造悬念，“看似寻常最奇崛”，颇有大智若愚的风度。
以上我们以悬念的设计为例，比较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名著的异同。窥一斑而知全豹，意在提醒读者：不同类型的小说，其叙事技巧的使用路数有所不同，分析小说的叙事技巧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一个认真而成熟的读者，将十分乐意在这方面多花工夫。
明清章回小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是一个独特而充满魅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获得在其他文体中不能获得的启迪和享受。
注释：
①《檀几丛书》余集，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
②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3页。
③邵长蘅：《青门集》卷十一，光绪丁酉年盛氏重刻本。
④百回本《水浒传》为第三十八回，文字略有不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兹摘引于下：
“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宋江看那女子时，生的如何？但只见：
冰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脸桃腮，酝酿出十分春色；柳眉星眼，妆点就一段精神。花月仪容，蕙兰情性。心地里百伶百俐，身材儿不短不长。声如莺啭乔林，体似燕穿新柳。正是：春睡海棠晞晓露，一枝芍药醉春风。
那女娘道罢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的话头。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
⑤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⑨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第371页。
⑦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⑧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87页。
作者介绍：陈文新，武汉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