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买卖司法解释]第三条立法背景

试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立法背景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桂亦威律师

有关《合同法》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司法解释”)出台了,通读整篇司法解释,令笔者眼前一亮的是第三条有关无权处分合同极具颠覆性的诠释。或许这部新的买卖司法解释的出台还有其他不少亮点,但笔者就理解范围内对此条作出简单的探讨以及未来物权法立法或者我国民法典立法作出预测。

区别于《合同法解释一》和《合同法解释二》,买卖司法解释起始段“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法”明确了此次立法的法律依据,打破了前两次立法仅限《合同法》范围内的司法解释,有助于整个民法体系的内在协调。

我国《合同法》颁布实施于1999年3月15日,在当时的立法环境中,我国理论界对于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物权变动理论还不够完善,我国民法体系内缺乏完整的物权理论指导《合同法》的立法,很多有关《合同法》的条文都是照搬我国台湾及德国的一套模式。《物权法》颁布实施于2007年3月16日,至此我国物权法才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合同效力和物权的变动效力进行了明确区分。然而,在此之前,我国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物权理论体系,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的理解混同。另外,《合同法》颁布于《物权法》之前,当时立法者直接移植德国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未能考虑到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及理论上的可行性,而《物权法》立法时又采用了与德国物权变动理论完全不同的变动模式(即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否认物权的无因性),这两种完全相互背离的物权变动理论下的法律制度构建最终给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也严重侵害了交易当事人的利益。

“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源于以德国为首的物权变动理论下有关法律行为

的区分。“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指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用公式表示为物权行为=物权合意+公示行为(交付或登记)。“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指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原因行为,用公式表示为债权行为=债权合意+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合同、往来邮件等)。所以,在德国,一套合法完整的物权变动=债权行为+物权行为,由于德国承认物权变动的无因性,引起物权变动的结果只需满足物权行为即可,只是这一变动具有法律上的瑕疵,所有权人或转让人虽不能主张物权返还请求权但可限于侵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相对人承担责任。可见,对于德国的物权变动理论,德国立法者对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在没有德国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及立法体系时,完全照搬其法律体系内固有的法律概念或制度可能会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

然而,我国不承认物权取得的无因性,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债权合意及物权合意同时存在于一个债权行为即合同当中。因此,用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区分了的物权合意和债权合意的理论观点无法去解释同时具备债权合意和物权合意的“无权处分”行为。如果生搬硬套德国有关法律行为的区分观点,那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行为即德国理论体系下的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在德国,即使转让人无处分权能,其债权行为仍然有效。至此,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有关“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待定的规定就成了“四不像”。

另外,真正意义上的无权处分应是德国的物权行为。它最终导致物权变动,是一个法律行为。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并不能最终导致物权的变动,引起物权变动仍需要按照《物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交付或登记。但值得注意的是,交付或登记仅仅是事实行为并没有包含物权合意的意思表示。

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下列两种情形:其一,中间商在未取得所有权时的转让行为;其二,一物多卖行为。

第一种情形下,中间商在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时并没有实际享有所有权,中间商转让标的物行为以自己名义进行,也没有与实际享有标的物所有权人约定委托关系。此时,中间商转让财产行为系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若是机械引用这一条款则可能出现下述情形,中间商由于上游厂商货物储备不足或者厂

商不提供供货导致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则无权处分行为归于无效。买受人只能依据缔约过失或者不当得利主张中间代理商承担责任。这对于买受人利益保护而言有失公平。对于前述情形,法官若是从保护交易当事人利益出发认定合同有效实难得到法律支持。类似于此种情形的还有未来物买卖以及标的物的连环交易行为。然而,也有学者另辟蹊径,把第51条所谓处分权解释为处分能力乃至履行能力,以表明种类物、未来物买卖、连环交易、二重买卖等情形不属于该条所说的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但这种解释囿于我国《合同法》51条有关无权处分的规定,一方面没有跳出《合同法》设定“无权处分”概念的错误思维,另一方面又歪解了无权处分与有权处分在法律上的区分,其结果无疑与51条的“无权处分”同沦为“四不像”。

第二种情形下,出卖人就特定标的物如房产与多数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在未进行物权变动公示时,所有买卖合同有效。然而,当出卖人就其中一个买受人进行合法公示并完成物权变动之后,此时,按照合同法51条规定其他合同系无权处分行为,由于不能进行追认导致合同无效。这里就违背了《物权法》对债权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的精确区分原则,即一物多卖合同有效因物权发生转移而无效。对此,立法者也意识到了法官实际办案中引用《合同法》51条出现的各种困惑,其于2009年4月2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5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实际上是立法者在某些方面对于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一种妥协。

前述提及,由于《合同法》颁布实施在《物权法》之前,而转让合同成立必然涉及物权的变动,但当时缺乏完善的物权理论进行立法指导。其后作为原则性的《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本身就与以原则指导立法的《合同法》产生逻辑先后顺序的错位。更何况我国《物权法》采用的与德国物权法完全不同的变动模式,亦不承认物权无因性,这样导致的结果势必原则性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性的立法安排相互冲突,并给司法实践带来种种困惑。但所幸的是,立法者逐渐意识到这种不同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性,并经过长期的摸索,先是进行原则性的立法即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对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进行精细化区分;再是通过司法实践意识到法官实际办案的困惑,并于2009年颁布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承认了一物多卖行为合同的效力;再是经过不断摸索以及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最终形成了今年颁布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首度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其实,本次买卖司法解释的出台意义并非仅限于理论上探讨的内在立法体系的协调,更注重在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在此之前,由于无权处分合同系效力待定合同,合同往往因所有权人不进行追认或转让人无法取得物权导致合同无效,买受人仅可以不当得利或缔约过失主张责任承担。但仅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就已经发现此项条款的安排有失公允,特别是在买受人善意的情形下。转让人故意隐瞒标的物真实所有权人,以合理价格与买受人达成合同,合同并没有《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效力瑕疵情形且交易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但是由于所有权人未予认可,导致了买卖合同无效。买受人按照《合同法》51条规定不能向转让人主张违约责任。按照公平原则,标的物不能实现物权转移应该让有过错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由于《合同法》51条的安排导致了无过错的转让人(转让人享有物权)比有过错的转让人(即无权处分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即违约责任)。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另外,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转让人有处分自己权利能力并决定自己承担何种义务的权力,转让人平等真实达成合同就应该受到合同约束。买卖合同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合意处分、变更。然而,《合同法》51条却打破了这种相对性,按照《合同法》51条立法精神,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有效与否全凭所有权人掌控,其结果是游离于合同之外的所有权人享有了买卖合同的处分、变更权。也许会有人提出,立法者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出于保护所有权人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会取得立法者所要达到的法律效果。在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情形下,由于合同无效导致了对无权处分人缺乏更多的约束,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无权处分人肆无忌惮的进行处分行为,这样的结果有违立法初衷。相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却更有利于保护所有权人,亦不存在很多学者认为的侵害所有权人利益的担忧。承前所述,我国《物权法》对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并不会导致物权的当然转移,也就不

存在侵害所有权人的物权利益。至于无权处分合同实现交付的情形当属善意取得的内容,于此无关。除此之外,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还能督促无权处分人谨慎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使物权得到了更全面的保护并实现物的内在交换价值。

综上,此次《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弥补了因《合同法》颁布于《物权法》之前出现的内在逻辑不足,解决了司法困惑问题,更有利于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问题,从条文分析,构成要件有四:(1)受让人取得物权必须善意;(2)以合理价格转让物权;(3)对转让的物权已经合法公示;(4)转让人系无权处分。这是我国法律制度中唯一一条有关《合同法》51条在其他条文中的引用,这看似解决了不同法律之间的内在不协调性。但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在《物权法》起草之初就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5年7月10日向全社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中明确提到将“转让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这在当时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因为在此之前,《合同法》已颁布实施了将近7年,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违背了《合同法》51条的规定,所以最终确定的我国《物权法》删除了这一构成要件。(这里就不展开对“转让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必要性的探讨)如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已经出台并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那么未来的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就不存在之前的内在法律条文之间冲突障碍,善意取得制度有待立法者对其进一步修改完善。

结合前面分析,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物权法立法或民法典的修订将更进一步明确我国特有的物权变动模式,彻底摒除无权处分这一物权行为在立法条款中的引用并确定物权变动基于债权行为与公示事实行为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试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立法背景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桂亦威律师

有关《合同法》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司法解释”)出台了,通读整篇司法解释,令笔者眼前一亮的是第三条有关无权处分合同极具颠覆性的诠释。或许这部新的买卖司法解释的出台还有其他不少亮点,但笔者就理解范围内对此条作出简单的探讨以及未来物权法立法或者我国民法典立法作出预测。

区别于《合同法解释一》和《合同法解释二》,买卖司法解释起始段“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法”明确了此次立法的法律依据,打破了前两次立法仅限《合同法》范围内的司法解释,有助于整个民法体系的内在协调。

我国《合同法》颁布实施于1999年3月15日,在当时的立法环境中,我国理论界对于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物权变动理论还不够完善,我国民法体系内缺乏完整的物权理论指导《合同法》的立法,很多有关《合同法》的条文都是照搬我国台湾及德国的一套模式。《物权法》颁布实施于2007年3月16日,至此我国物权法才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合同效力和物权的变动效力进行了明确区分。然而,在此之前,我国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物权理论体系,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的理解混同。另外,《合同法》颁布于《物权法》之前,当时立法者直接移植德国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未能考虑到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及理论上的可行性,而《物权法》立法时又采用了与德国物权变动理论完全不同的变动模式(即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否认物权的无因性),这两种完全相互背离的物权变动理论下的法律制度构建最终给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也严重侵害了交易当事人的利益。

“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源于以德国为首的物权变动理论下有关法律行为

的区分。“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指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用公式表示为物权行为=物权合意+公示行为(交付或登记)。“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指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原因行为,用公式表示为债权行为=债权合意+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合同、往来邮件等)。所以,在德国,一套合法完整的物权变动=债权行为+物权行为,由于德国承认物权变动的无因性,引起物权变动的结果只需满足物权行为即可,只是这一变动具有法律上的瑕疵,所有权人或转让人虽不能主张物权返还请求权但可限于侵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相对人承担责任。可见,对于德国的物权变动理论,德国立法者对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在没有德国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及立法体系时,完全照搬其法律体系内固有的法律概念或制度可能会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

然而,我国不承认物权取得的无因性,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债权合意及物权合意同时存在于一个债权行为即合同当中。因此,用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区分了的物权合意和债权合意的理论观点无法去解释同时具备债权合意和物权合意的“无权处分”行为。如果生搬硬套德国有关法律行为的区分观点,那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行为即德国理论体系下的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在德国,即使转让人无处分权能,其债权行为仍然有效。至此,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有关“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待定的规定就成了“四不像”。

另外,真正意义上的无权处分应是德国的物权行为。它最终导致物权变动,是一个法律行为。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并不能最终导致物权的变动,引起物权变动仍需要按照《物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交付或登记。但值得注意的是,交付或登记仅仅是事实行为并没有包含物权合意的意思表示。

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下列两种情形:其一,中间商在未取得所有权时的转让行为;其二,一物多卖行为。

第一种情形下,中间商在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时并没有实际享有所有权,中间商转让标的物行为以自己名义进行,也没有与实际享有标的物所有权人约定委托关系。此时,中间商转让财产行为系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若是机械引用这一条款则可能出现下述情形,中间商由于上游厂商货物储备不足或者厂

商不提供供货导致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则无权处分行为归于无效。买受人只能依据缔约过失或者不当得利主张中间代理商承担责任。这对于买受人利益保护而言有失公平。对于前述情形,法官若是从保护交易当事人利益出发认定合同有效实难得到法律支持。类似于此种情形的还有未来物买卖以及标的物的连环交易行为。然而,也有学者另辟蹊径,把第51条所谓处分权解释为处分能力乃至履行能力,以表明种类物、未来物买卖、连环交易、二重买卖等情形不属于该条所说的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但这种解释囿于我国《合同法》51条有关无权处分的规定,一方面没有跳出《合同法》设定“无权处分”概念的错误思维,另一方面又歪解了无权处分与有权处分在法律上的区分,其结果无疑与51条的“无权处分”同沦为“四不像”。

第二种情形下,出卖人就特定标的物如房产与多数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在未进行物权变动公示时,所有买卖合同有效。然而,当出卖人就其中一个买受人进行合法公示并完成物权变动之后,此时,按照合同法51条规定其他合同系无权处分行为,由于不能进行追认导致合同无效。这里就违背了《物权法》对债权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的精确区分原则,即一物多卖合同有效因物权发生转移而无效。对此,立法者也意识到了法官实际办案中引用《合同法》51条出现的各种困惑,其于2009年4月2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5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实际上是立法者在某些方面对于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一种妥协。

前述提及,由于《合同法》颁布实施在《物权法》之前,而转让合同成立必然涉及物权的变动,但当时缺乏完善的物权理论进行立法指导。其后作为原则性的《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本身就与以原则指导立法的《合同法》产生逻辑先后顺序的错位。更何况我国《物权法》采用的与德国物权法完全不同的变动模式,亦不承认物权无因性,这样导致的结果势必原则性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性的立法安排相互冲突,并给司法实践带来种种困惑。但所幸的是,立法者逐渐意识到这种不同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性,并经过长期的摸索,先是进行原则性的立法即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对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进行精细化区分;再是通过司法实践意识到法官实际办案的困惑,并于2009年颁布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承认了一物多卖行为合同的效力;再是经过不断摸索以及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最终形成了今年颁布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首度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其实,本次买卖司法解释的出台意义并非仅限于理论上探讨的内在立法体系的协调,更注重在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在此之前,由于无权处分合同系效力待定合同,合同往往因所有权人不进行追认或转让人无法取得物权导致合同无效,买受人仅可以不当得利或缔约过失主张责任承担。但仅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就已经发现此项条款的安排有失公允,特别是在买受人善意的情形下。转让人故意隐瞒标的物真实所有权人,以合理价格与买受人达成合同,合同并没有《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效力瑕疵情形且交易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但是由于所有权人未予认可,导致了买卖合同无效。买受人按照《合同法》51条规定不能向转让人主张违约责任。按照公平原则,标的物不能实现物权转移应该让有过错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由于《合同法》51条的安排导致了无过错的转让人(转让人享有物权)比有过错的转让人(即无权处分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即违约责任)。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另外,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转让人有处分自己权利能力并决定自己承担何种义务的权力,转让人平等真实达成合同就应该受到合同约束。买卖合同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合意处分、变更。然而,《合同法》51条却打破了这种相对性,按照《合同法》51条立法精神,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有效与否全凭所有权人掌控,其结果是游离于合同之外的所有权人享有了买卖合同的处分、变更权。也许会有人提出,立法者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出于保护所有权人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会取得立法者所要达到的法律效果。在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情形下,由于合同无效导致了对无权处分人缺乏更多的约束,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无权处分人肆无忌惮的进行处分行为,这样的结果有违立法初衷。相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却更有利于保护所有权人,亦不存在很多学者认为的侵害所有权人利益的担忧。承前所述,我国《物权法》对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并不会导致物权的当然转移,也就不

存在侵害所有权人的物权利益。至于无权处分合同实现交付的情形当属善意取得的内容,于此无关。除此之外,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还能督促无权处分人谨慎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使物权得到了更全面的保护并实现物的内在交换价值。

综上,此次《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弥补了因《合同法》颁布于《物权法》之前出现的内在逻辑不足,解决了司法困惑问题,更有利于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问题,从条文分析,构成要件有四:(1)受让人取得物权必须善意;(2)以合理价格转让物权;(3)对转让的物权已经合法公示;(4)转让人系无权处分。这是我国法律制度中唯一一条有关《合同法》51条在其他条文中的引用,这看似解决了不同法律之间的内在不协调性。但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在《物权法》起草之初就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5年7月10日向全社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中明确提到将“转让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这在当时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因为在此之前,《合同法》已颁布实施了将近7年,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违背了《合同法》51条的规定,所以最终确定的我国《物权法》删除了这一构成要件。(这里就不展开对“转让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必要性的探讨)如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已经出台并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那么未来的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就不存在之前的内在法律条文之间冲突障碍,善意取得制度有待立法者对其进一步修改完善。

结合前面分析,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物权法立法或民法典的修订将更进一步明确我国特有的物权变动模式,彻底摒除无权处分这一物权行为在立法条款中的引用并确定物权变动基于债权行为与公示事实行为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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