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管理学差异
管理思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今天一般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西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才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管理是文化的结晶，特定的管理思想是寓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并受特定的文化传统支配和影响，从而带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征和烙印。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可以看出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
说起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对事物的评价方面 中国偏重社会，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将自然对象人格化、人际化、伦理化、社会化，注重于强调“天人合一”表现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兴盛。西方偏重自然，将人物化，早期西方核心的管理思想是以管物的方式管人，将人际关系自然化，强调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发达。
（二）对效用的评价方 中国重整体、群众意识，政治伦理表现为集权至上，个人的忍让、服从和牺牲，自我意识淡薄。西方重个人，强调自我，伦理上表现为自私、竞争、进取心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三）在对利益的态度方面 中国重视轻功，整体的伦理标准代替了利益欲望，祖宗与宗族的教训礼法，比任何实际利益都重要。西方则把欲望看做是人的自然本质与合理要求，把它看作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从而将功利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
（四）在认识论的理解方面 中国重直觉，重内省，重先验理性。西方重实验，重事实，重逻辑理性。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管理思想上的差异。
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别，又导致中西方管理学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起。
（一）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
中国：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民本
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和核心地位。如管子“民本”的管理理念、儒家的“民本论”等。
西方：重视技术化的管理，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上。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等。
（二）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
由于东西方在管理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在管理方式、方法、手段及其重点上的差别。
中国：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起管理方式与手段体现如下特点：①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并强调要“知人善任”。如管子的“民本”管理思想与“德能兼备”的用人标准②强调“士气”的重要性。如《孙子兵法》中“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的五种激励士气的方法对于现代组织管理有很大的裨益。③讲究激励的艺术。如法家提出的“法”“势”“术”三者并重、儒家提出的“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重视管理手段的艺术化、柔性化。
西方：西方把管理的核心放在对“物”的管理上，同时把人也视为物化的管理对象，所以在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上重视采用标准化的机械管理方式。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提出：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规范的管理方法代替以往的经验管理、规范操作方法、制定科学的工艺规程，用文件的形式固定加以推广。法约尔的等级链、韦伯的职务等级原则都体现了其核心。
（三）在管理目标上
中国：强调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并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最终建立“大同”世界。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和谐”思想。
西方：西方管理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以追求利润和提高自身效率为目标，以追求自我价值为动力。如行为科学论流派把激励组织成员当做管理的一种手段。
（四）在对管理本质的认识上
中国：道家的管理本质是一种遵守自然之道，运用自然之道来达到管理目的的行为；儒家是以天道观为基础，管理本质是一种以道德为引导，借助相应礼节来加以规范的行为；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交利是他们的管理思想，墨家认为管理本质是博爱，是为人谋利的行为；孙武认识管理本质就是通过计策、决策等实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取得上下齐心、国家太平，并保证在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法家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以“法”治民，同时强调“法”本身是发展变化的，从而要求管理者也要随时随地调整自己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策略，做到“法与时移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西方：科学管理理论流派认为管理本质就是按照科学方法来指导工作，即强调控制；古典组织理论流派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计划、协调和控制，这个理论后来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行为科学理论流派认为管理的本质还是物本管理；管理过程学派中，法约尔认为管理是“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詹姆斯·穆尼认为管理本质是激励，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本质是协调，威廉纽曼认为管理的本质是领导和控制；社会系统学派认为管理的本质是“决策和协调”；系统管理学派认为管理的本质是用系统的观点来有效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使得组织能够更好地运转；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把所做的事情当成一个
目标来进行，并对完成目标的成员给予激励来更好地促进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中西方管理体系固然存在差别，但中西方在管理思想上也存在不可否认的相同点。例如：①管子依法治国、以德治人的思想和法家崇“法”的思想，与韦伯合法型管理的思想相似。②管子的民富国富同一论，与法约尔的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思想相似。③儒家的“举贤任能”的思想和墨家用人“唯贤”的思想，与韦伯合法型管理中领导的任命条件相似。④管子提出的“与时变”的创新精神，与法约尔的首创精神相似等等。
通过对中西方管理学差异的了解和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最好的管理，只有最适合的管理。因此中国企业文化更多的不是要去学西方企业的精神内涵，而是学习他们如何执着地将核心价值观转化成企业员工行为的做法。只有中国人的精神才是中国企业文化的支柱，也只有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企业文化才可能是中国企业的文化。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管理经验，但我们所借鉴的管理经验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充满理性的包容，才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
中西方管理学差异
管理思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今天一般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西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才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管理是文化的结晶，特定的管理思想是寓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并受特定的文化传统支配和影响，从而带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征和烙印。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可以看出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
说起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对事物的评价方面 中国偏重社会，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将自然对象人格化、人际化、伦理化、社会化，注重于强调“天人合一”表现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兴盛。西方偏重自然，将人物化，早期西方核心的管理思想是以管物的方式管人，将人际关系自然化，强调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发达。
（二）对效用的评价方 中国重整体、群众意识，政治伦理表现为集权至上，个人的忍让、服从和牺牲，自我意识淡薄。西方重个人，强调自我，伦理上表现为自私、竞争、进取心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三）在对利益的态度方面 中国重视轻功，整体的伦理标准代替了利益欲望，祖宗与宗族的教训礼法，比任何实际利益都重要。西方则把欲望看做是人的自然本质与合理要求，把它看作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从而将功利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
（四）在认识论的理解方面 中国重直觉，重内省，重先验理性。西方重实验，重事实，重逻辑理性。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管理思想上的差异。
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别，又导致中西方管理学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起。
（一）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
中国：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民本
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和核心地位。如管子“民本”的管理理念、儒家的“民本论”等。
西方：重视技术化的管理，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上。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等。
（二）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
由于东西方在管理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在管理方式、方法、手段及其重点上的差别。
中国：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起管理方式与手段体现如下特点：①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并强调要“知人善任”。如管子的“民本”管理思想与“德能兼备”的用人标准②强调“士气”的重要性。如《孙子兵法》中“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的五种激励士气的方法对于现代组织管理有很大的裨益。③讲究激励的艺术。如法家提出的“法”“势”“术”三者并重、儒家提出的“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重视管理手段的艺术化、柔性化。
西方：西方把管理的核心放在对“物”的管理上，同时把人也视为物化的管理对象，所以在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上重视采用标准化的机械管理方式。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提出：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规范的管理方法代替以往的经验管理、规范操作方法、制定科学的工艺规程，用文件的形式固定加以推广。法约尔的等级链、韦伯的职务等级原则都体现了其核心。
（三）在管理目标上
中国：强调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并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最终建立“大同”世界。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和谐”思想。
西方：西方管理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以追求利润和提高自身效率为目标，以追求自我价值为动力。如行为科学论流派把激励组织成员当做管理的一种手段。
（四）在对管理本质的认识上
中国：道家的管理本质是一种遵守自然之道，运用自然之道来达到管理目的的行为；儒家是以天道观为基础，管理本质是一种以道德为引导，借助相应礼节来加以规范的行为；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交利是他们的管理思想，墨家认为管理本质是博爱，是为人谋利的行为；孙武认识管理本质就是通过计策、决策等实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取得上下齐心、国家太平，并保证在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法家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以“法”治民，同时强调“法”本身是发展变化的，从而要求管理者也要随时随地调整自己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策略，做到“法与时移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西方：科学管理理论流派认为管理本质就是按照科学方法来指导工作，即强调控制；古典组织理论流派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计划、协调和控制，这个理论后来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行为科学理论流派认为管理的本质还是物本管理；管理过程学派中，法约尔认为管理是“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詹姆斯·穆尼认为管理本质是激励，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本质是协调，威廉纽曼认为管理的本质是领导和控制；社会系统学派认为管理的本质是“决策和协调”；系统管理学派认为管理的本质是用系统的观点来有效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使得组织能够更好地运转；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把所做的事情当成一个
目标来进行，并对完成目标的成员给予激励来更好地促进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中西方管理体系固然存在差别，但中西方在管理思想上也存在不可否认的相同点。例如：①管子依法治国、以德治人的思想和法家崇“法”的思想，与韦伯合法型管理的思想相似。②管子的民富国富同一论，与法约尔的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思想相似。③儒家的“举贤任能”的思想和墨家用人“唯贤”的思想，与韦伯合法型管理中领导的任命条件相似。④管子提出的“与时变”的创新精神，与法约尔的首创精神相似等等。
通过对中西方管理学差异的了解和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最好的管理，只有最适合的管理。因此中国企业文化更多的不是要去学西方企业的精神内涵，而是学习他们如何执着地将核心价值观转化成企业员工行为的做法。只有中国人的精神才是中国企业文化的支柱，也只有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企业文化才可能是中国企业的文化。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管理经验，但我们所借鉴的管理经验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充满理性的包容，才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