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的“禮”
——以《論語》爲例
內容提要：都說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其實“禮”這個概念在孔子的思想中也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早年即以“知禮”出名。可以說“禮”的概念貫穿了孔子的整個思想，在他思想的各個方面都可以看到“禮”的痕跡。本文將以《論語》爲主要研究對象，討論一下孔子思想中“禮”的概念。
關鍵字： 孔子 論語 禮 樂 仁 禮治 禮樂教化
孔子在“禮”方面主張恢復周禮，“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我從周。”（《論語·八佾》）在本文中我將從三個方面探討孔子思想中“禮”的含義：首先，就是指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禮儀、規矩。其次，這個“禮”是一種指導人們修養的内在精神。最後，我認爲“禮”還是一種有效的社會規範。除此之外，我還想討論一下孔子思想中“禮”“樂”的關係，以及禮樂教化的作用。
一
在《論語》中孔子也談到了許多關於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禮儀的規定。這些規定小到穿衣吃飯，大到覲見君王、主持祭祀，孔子都有提及。
比如，孔子認爲有的顔色的衣服是不應該隨便穿的：“紅紫不以爲褻服。”（《論語·鄉黨》）又說：“羔裘玄冠不以吊。”（《論語·鄉黨》）雖然羔裘玄冠都是黑色的，但是因爲他們是古時候的吉服，所以參加葬禮不能穿。
不但穿什麽衣服是符合禮的孔子要管，吃什麽東西，怎麽吃東西孔子也要管是不是符合禮。“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論語·鄉黨》）不但和君主吃東西要這樣，自己在家吃飯也要守禮。“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論語·鄉黨》）吃個東西都要有如此多的規矩，就難怪孔子會“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論語·述而》）八成也是因爲講究太多禮儀，而沒什麽功夫和胃口去吃飯了吧！
連穿衣服，吃飯這種日常小事都有如此多的要求，孔子對於待人接物的禮儀要求自然就更多了。“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論語·鄉黨》）“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複命曰：賓不顧矣。”（《論語·鄉黨》）見了君主就一定要做出一副對君主尊敬無比的樣子。就連自己生病在床，要使君主來看望自己也不能不遵守禮儀。“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論語·鄉黨》）這也無怪乎孔子會發出“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論語·八佾》）的感慨。要誰真的天天這樣做，肯定也會被人罵做作。
不但普通人他要管，連君主和君主自己老婆夫妻間怎麽説話，孔子也要管。“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論語·季氏》）
從上面的那些片段我們也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形式上的禮的研究，但這並不是我想要討論的重點。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是看看禮的另外兩個方面的含義。
孔子認爲“禮”不僅僅只是禮儀形式，更重要的是儀式后所蘊含的“禮”的精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八佾》）爲什麽孔子不欲觀褅禮，是因爲主祭之人沒有誠意，只是敷衍了事，這是不合于禮的精神的。外表儀式上看起來雖然沒什麽問題，但實質已完全不同，孔子看不下去才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因此孔子說“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如果沒有誠意只是爲了滿足形式，祭祀之事都找他人代替，這祭了跟沒祭有什麽差別呢？“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林放問孔子什麽是“禮”的根本，孔子認爲這個問題太大了，所以並沒有直接回答林放的問題。只是說雖然在喪禮上不講禮節與不哀痛都是不符合禮的要求，但與其禮節做足了可是並不哀痛，還不如忽視了禮節但是真正哀痛。從這裡也可看出孔子還是認爲“禮”的内在精神才是“禮”之本。那麽是否可以只要禮的内在的精神卻忽略掉形式呢？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認爲祭祀用羊太浪費了，被祭的祖先又不會真的吃，是不是可以去掉羊來節省一些費用。要是按之前我們談到的説法，只要祭祀的心誠的話，其實去掉羊似乎也可以。可是孔子這裡卻不同意去掉羊。他認爲當時的人已經在内心沒有什麽禮的概念了，所以這個羊就是禮的一個象徵，要是連它都去掉了，禮就更難以維繫了。所以，孔子雖然強調的是禮的内容，但同樣也重視禮的形式。只有形式和内容兼備，才是真正完整的“禮”。
那麽這種禮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麽呢？我認爲也許是“仁”。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從孔子對於禮與仁的關係的論述中可以窺見一二。
我們都知道孔子對於人的修養方面的要求就是成爲君子。而要成爲君子，我們從小都知道就是要達到仁。但是，仔細得看看《論語》我們會發現，僅僅只達到“仁”的境界在孔子眼中是還不足以稱之爲“君子”的。君子達到“仁”之後還必須達到的就是“禮”。孔子說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在孔子的思想中，其實“仁”就好比“質”，“禮”就好比“文”。要是只有“仁”而沒有“禮”就難免顯得粗野，要是“禮”過多，卻沒有“仁”作爲基礎，也難免陷於虛浮。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裡也可見孔子認爲禮是要建立在仁的基礎上。先仁而後禮。如果一個人不“仁”，“禮”和“樂”對他來講又有什麽用呢？但是一個人要是達到了仁，卻沒有禮也是不行的。“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論語·衞靈公》）除此之外，孔子還曾過說人的根本在於孝悌之道，“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學而》）而孔子也曾經用禮來解釋孝：“孟懿子問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就是說，仁的根本在於孝，而孝的根本又在於禮。所以孔子才提出“克己復禮爲仁”的論斷：“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顏淵問怎樣才能做到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復禮就是仁。爲什麽克己復禮就可以達到仁了呢？就像我們上面所講的那樣，仁和禮是密不可分的，禮是建立在仁的基礎之上，禮是對仁的完善。也可以這樣說，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標準，而禮就是體現仁的方法和形式。禮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仁的概念，所以只要能達到禮，自然而然也就能領會仁。
在孔子的思想中“禮”也是一種超越行政法律類似于倫理道德的社會規範的存在。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作爲君子，不僅應該博學，同樣也應該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爲，只有這樣才可以算是不偏離正道。可見在孔子那裏禮是具有一定約束性，可以用來約束人行爲的。
孔子認爲最理想的社會狀態應該是“禮治”的社會。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通過政令刑法來管理人民，只會使民眾有所畏懼，爲免於刑法而不去做犯法的事，但不會對不好的行爲產生羞恥心。這樣只是使人民不敢做壞事，而非不想做壞事。這是因爲法治是強制性的，依靠權力強制執行。人民服從法制必然是被迫的。而禮治則不同，禮治不靠權力，而是靠民衆自發地遵行。所以他不像法治那樣難以控制，不會過於鬆弛就難以維持穩定，而過於強大又難免造成嚴刑峻法和專制獨裁。法治是政治性的，而禮治則是社會性的。政治的基礎在於社會，只有在社會之上才能產生政治。所以只要禮治能維持這個基礎不坏，哪怕政治上出現一時的混亂，也不會動搖到一個國家的根本。反之，禮樂崩坏，必然會導致天下大亂，這時候再想要挽救就會十分困難。所以作爲執政者，不能僅僅把眼光局限于政治，更要著力于禮樂教化，才能使政治基礎穩固，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所以孔子認爲要從根本上維持國家的安定還要靠推行禮，使人人都能遵從禮，對做壞事感到羞恥就不會有人想做壞事，國家自然就會被治理好。那麽禮是怎樣作爲社會規範來達到使國家長治久安的社會目的的呢？
孔子認爲“禮”的實質在於能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論語·里仁》）在階級社會中雖然有上下等級之分，但如果要是能以禮治國，使人人都禮讓對方，尊敬對方，才會使雙方關係融洽，社會和諧穩定。在這種和諧的氣氛下，一切政治措施推行起來也會十分容易，國家自然就會安定。
“讓”的反面就是“爭”，爭就必然導致崇尚權力，自然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而且由這種強權推行的禮，必然是不讓之禮，這種禮，在孔子看來不配稱之爲“禮”。所以孔子同樣強調“無爭”。“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作爲君子不但於人無爭，於事同樣無爭，一切都應該禮讓。就算是遇到比賽之類的競爭，也要始終保持禮貌。所以這種無爭並不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而是一種君子處世的風度。即使爭也要爭得合理，合禮。
而這些“讓”和“不爭”最終都是爲了達到“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這句話雖然不是孔子說的，但是有子作爲孔子的學生，他的話一定程度上也能體現孔子的思想。有子在這裡說禮的作用就是“和”，“和”就是講求中和。要求辦事都能做到恰到好處，使各方都沒有矛盾，這樣才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維持。而讓和不爭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各方矛盾，從而達到和。
四
孔子常將“禮樂”並稱，談到孔子的“禮”就不能不提一下孔子的“樂”。孔子本人在音樂方面就有很高的造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如果說孔子的“禮”代表的是規範性、理性的一面，那麽“樂”則代表了藝術性、感性的一面。禮與樂之間的關係，與禮與仁之間的
關係其實是有相同之處的。只有“樂”而沒有“禮”，只有藝術性的一面而沒有規範性，難免會落入淫靡；只有“禮”而沒有“樂”，只有規範性的一面而沒有藝術性的一面，那麽將會成爲枯燥的倫理説教，難免引起民衆的反感。所以，孔子在強調“禮”的同時也注重“樂”，以期達到二者的平衡。希望能通過禮樂教化，來陶冶學生的性情，完善人格修養。
孔子在衆多的樂中尤其推崇韶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衞靈公》）爲什麽孔子如此推崇《韶》呢？其實者和孔子對於“禮”的態度有緊密的聯係。上文已經很詳細地講過孔子對於“禮”不僅強調其形式，更強調“禮”的内在精神。在“樂”的方面孔子同樣是這樣要求的，而韶樂恰恰最能滿足這一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韶》在孔子眼裏是盡善盡美的表現，善的是它的内容，美的是它的形式。作爲聖王之樂的《韶》在美的形式下蘊含了本質上善的精神。由此可知，孔子對禮和樂的要求都不僅是形式上的，而是重視禮樂精神對人民的感化作用。所以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不僅僅是玉帛，樂不僅僅是鐘鼓，禮樂真正的價值不僅在於其外表形式，而更在其内在的精神。而這種内在精神也就是上文說過的“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作爲外在形式的禮樂，必須以内在精神的仁爲基礎。可以說仁是禮樂的根本，是禮樂的核心，也是踐行禮樂的前提。
既然禮樂具有仁的内涵，其作用自然不能小覷。孔子說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由此可見，孔子是將學習“樂”看作人格修養的最後一步。“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論語·憲問》）要成爲一個“成人”，也就是人世間的全才，有了智、不欲、勇、藝這四樣還不夠，還必須“文之以禮樂”才能勉強算得上是“成人”。“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恭、慎、勇、直在孔子看來都是美德，但是這些美德要是缺少了禮就會不完美，變得有缺陷。所以，孔子認爲要使人的人格修養完善，就必須對其進行禮與樂的教育。
禮樂教化的作用不僅僅只體現在個人修養上，孔子認爲推行禮樂教化對於政治局面的穩定也有很好的效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禮樂制度不建立起來，連刑罰就會不合理，老百姓就會不知道該怎樣做。那麽反過來，“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統治者要是講求禮樂的話，就不會有老百姓不尊重他。“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憲問》）統治者要是講求禮樂的話，老百姓就會聽話。禮樂教化的治世功能在這裡是孔子說的是再明白不過了。
綜上所述，禮與樂是孔子學説中非常重要的兩個範疇。它們不僅體現了孔子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實踐的理想，也體現了孔子所認爲達到這種理想境界的方法。
參考書目：
1．《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北京：中華書局，2007
2．《論語別裁》，南怀瑾，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論語譯註》，楊伯峻，北京：中華書局，1980
孔子思想中的“禮”
——以《論語》爲例
內容提要：都說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其實“禮”這個概念在孔子的思想中也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早年即以“知禮”出名。可以說“禮”的概念貫穿了孔子的整個思想，在他思想的各個方面都可以看到“禮”的痕跡。本文將以《論語》爲主要研究對象，討論一下孔子思想中“禮”的概念。
關鍵字： 孔子 論語 禮 樂 仁 禮治 禮樂教化
孔子在“禮”方面主張恢復周禮，“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我從周。”（《論語·八佾》）在本文中我將從三個方面探討孔子思想中“禮”的含義：首先，就是指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禮儀、規矩。其次，這個“禮”是一種指導人們修養的内在精神。最後，我認爲“禮”還是一種有效的社會規範。除此之外，我還想討論一下孔子思想中“禮”“樂”的關係，以及禮樂教化的作用。
一
在《論語》中孔子也談到了許多關於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禮儀的規定。這些規定小到穿衣吃飯，大到覲見君王、主持祭祀，孔子都有提及。
比如，孔子認爲有的顔色的衣服是不應該隨便穿的：“紅紫不以爲褻服。”（《論語·鄉黨》）又說：“羔裘玄冠不以吊。”（《論語·鄉黨》）雖然羔裘玄冠都是黑色的，但是因爲他們是古時候的吉服，所以參加葬禮不能穿。
不但穿什麽衣服是符合禮的孔子要管，吃什麽東西，怎麽吃東西孔子也要管是不是符合禮。“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論語·鄉黨》）不但和君主吃東西要這樣，自己在家吃飯也要守禮。“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論語·鄉黨》）吃個東西都要有如此多的規矩，就難怪孔子會“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論語·述而》）八成也是因爲講究太多禮儀，而沒什麽功夫和胃口去吃飯了吧！
連穿衣服，吃飯這種日常小事都有如此多的要求，孔子對於待人接物的禮儀要求自然就更多了。“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論語·鄉黨》）“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複命曰：賓不顧矣。”（《論語·鄉黨》）見了君主就一定要做出一副對君主尊敬無比的樣子。就連自己生病在床，要使君主來看望自己也不能不遵守禮儀。“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論語·鄉黨》）這也無怪乎孔子會發出“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論語·八佾》）的感慨。要誰真的天天這樣做，肯定也會被人罵做作。
不但普通人他要管，連君主和君主自己老婆夫妻間怎麽説話，孔子也要管。“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論語·季氏》）
從上面的那些片段我們也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形式上的禮的研究，但這並不是我想要討論的重點。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是看看禮的另外兩個方面的含義。
孔子認爲“禮”不僅僅只是禮儀形式，更重要的是儀式后所蘊含的“禮”的精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八佾》）爲什麽孔子不欲觀褅禮，是因爲主祭之人沒有誠意，只是敷衍了事，這是不合于禮的精神的。外表儀式上看起來雖然沒什麽問題，但實質已完全不同，孔子看不下去才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因此孔子說“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如果沒有誠意只是爲了滿足形式，祭祀之事都找他人代替，這祭了跟沒祭有什麽差別呢？“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林放問孔子什麽是“禮”的根本，孔子認爲這個問題太大了，所以並沒有直接回答林放的問題。只是說雖然在喪禮上不講禮節與不哀痛都是不符合禮的要求，但與其禮節做足了可是並不哀痛，還不如忽視了禮節但是真正哀痛。從這裡也可看出孔子還是認爲“禮”的内在精神才是“禮”之本。那麽是否可以只要禮的内在的精神卻忽略掉形式呢？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認爲祭祀用羊太浪費了，被祭的祖先又不會真的吃，是不是可以去掉羊來節省一些費用。要是按之前我們談到的説法，只要祭祀的心誠的話，其實去掉羊似乎也可以。可是孔子這裡卻不同意去掉羊。他認爲當時的人已經在内心沒有什麽禮的概念了，所以這個羊就是禮的一個象徵，要是連它都去掉了，禮就更難以維繫了。所以，孔子雖然強調的是禮的内容，但同樣也重視禮的形式。只有形式和内容兼備，才是真正完整的“禮”。
那麽這種禮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麽呢？我認爲也許是“仁”。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從孔子對於禮與仁的關係的論述中可以窺見一二。
我們都知道孔子對於人的修養方面的要求就是成爲君子。而要成爲君子，我們從小都知道就是要達到仁。但是，仔細得看看《論語》我們會發現，僅僅只達到“仁”的境界在孔子眼中是還不足以稱之爲“君子”的。君子達到“仁”之後還必須達到的就是“禮”。孔子說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在孔子的思想中，其實“仁”就好比“質”，“禮”就好比“文”。要是只有“仁”而沒有“禮”就難免顯得粗野，要是“禮”過多，卻沒有“仁”作爲基礎，也難免陷於虛浮。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裡也可見孔子認爲禮是要建立在仁的基礎上。先仁而後禮。如果一個人不“仁”，“禮”和“樂”對他來講又有什麽用呢？但是一個人要是達到了仁，卻沒有禮也是不行的。“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論語·衞靈公》）除此之外，孔子還曾過說人的根本在於孝悌之道，“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學而》）而孔子也曾經用禮來解釋孝：“孟懿子問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就是說，仁的根本在於孝，而孝的根本又在於禮。所以孔子才提出“克己復禮爲仁”的論斷：“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顏淵問怎樣才能做到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復禮就是仁。爲什麽克己復禮就可以達到仁了呢？就像我們上面所講的那樣，仁和禮是密不可分的，禮是建立在仁的基礎之上，禮是對仁的完善。也可以這樣說，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標準，而禮就是體現仁的方法和形式。禮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仁的概念，所以只要能達到禮，自然而然也就能領會仁。
在孔子的思想中“禮”也是一種超越行政法律類似于倫理道德的社會規範的存在。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作爲君子，不僅應該博學，同樣也應該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爲，只有這樣才可以算是不偏離正道。可見在孔子那裏禮是具有一定約束性，可以用來約束人行爲的。
孔子認爲最理想的社會狀態應該是“禮治”的社會。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通過政令刑法來管理人民，只會使民眾有所畏懼，爲免於刑法而不去做犯法的事，但不會對不好的行爲產生羞恥心。這樣只是使人民不敢做壞事，而非不想做壞事。這是因爲法治是強制性的，依靠權力強制執行。人民服從法制必然是被迫的。而禮治則不同，禮治不靠權力，而是靠民衆自發地遵行。所以他不像法治那樣難以控制，不會過於鬆弛就難以維持穩定，而過於強大又難免造成嚴刑峻法和專制獨裁。法治是政治性的，而禮治則是社會性的。政治的基礎在於社會，只有在社會之上才能產生政治。所以只要禮治能維持這個基礎不坏，哪怕政治上出現一時的混亂，也不會動搖到一個國家的根本。反之，禮樂崩坏，必然會導致天下大亂，這時候再想要挽救就會十分困難。所以作爲執政者，不能僅僅把眼光局限于政治，更要著力于禮樂教化，才能使政治基礎穩固，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所以孔子認爲要從根本上維持國家的安定還要靠推行禮，使人人都能遵從禮，對做壞事感到羞恥就不會有人想做壞事，國家自然就會被治理好。那麽禮是怎樣作爲社會規範來達到使國家長治久安的社會目的的呢？
孔子認爲“禮”的實質在於能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論語·里仁》）在階級社會中雖然有上下等級之分，但如果要是能以禮治國，使人人都禮讓對方，尊敬對方，才會使雙方關係融洽，社會和諧穩定。在這種和諧的氣氛下，一切政治措施推行起來也會十分容易，國家自然就會安定。
“讓”的反面就是“爭”，爭就必然導致崇尚權力，自然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而且由這種強權推行的禮，必然是不讓之禮，這種禮，在孔子看來不配稱之爲“禮”。所以孔子同樣強調“無爭”。“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作爲君子不但於人無爭，於事同樣無爭，一切都應該禮讓。就算是遇到比賽之類的競爭，也要始終保持禮貌。所以這種無爭並不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而是一種君子處世的風度。即使爭也要爭得合理，合禮。
而這些“讓”和“不爭”最終都是爲了達到“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這句話雖然不是孔子說的，但是有子作爲孔子的學生，他的話一定程度上也能體現孔子的思想。有子在這裡說禮的作用就是“和”，“和”就是講求中和。要求辦事都能做到恰到好處，使各方都沒有矛盾，這樣才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維持。而讓和不爭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各方矛盾，從而達到和。
四
孔子常將“禮樂”並稱，談到孔子的“禮”就不能不提一下孔子的“樂”。孔子本人在音樂方面就有很高的造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如果說孔子的“禮”代表的是規範性、理性的一面，那麽“樂”則代表了藝術性、感性的一面。禮與樂之間的關係，與禮與仁之間的
關係其實是有相同之處的。只有“樂”而沒有“禮”，只有藝術性的一面而沒有規範性，難免會落入淫靡；只有“禮”而沒有“樂”，只有規範性的一面而沒有藝術性的一面，那麽將會成爲枯燥的倫理説教，難免引起民衆的反感。所以，孔子在強調“禮”的同時也注重“樂”，以期達到二者的平衡。希望能通過禮樂教化，來陶冶學生的性情，完善人格修養。
孔子在衆多的樂中尤其推崇韶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衞靈公》）爲什麽孔子如此推崇《韶》呢？其實者和孔子對於“禮”的態度有緊密的聯係。上文已經很詳細地講過孔子對於“禮”不僅強調其形式，更強調“禮”的内在精神。在“樂”的方面孔子同樣是這樣要求的，而韶樂恰恰最能滿足這一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韶》在孔子眼裏是盡善盡美的表現，善的是它的内容，美的是它的形式。作爲聖王之樂的《韶》在美的形式下蘊含了本質上善的精神。由此可知，孔子對禮和樂的要求都不僅是形式上的，而是重視禮樂精神對人民的感化作用。所以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不僅僅是玉帛，樂不僅僅是鐘鼓，禮樂真正的價值不僅在於其外表形式，而更在其内在的精神。而這種内在精神也就是上文說過的“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作爲外在形式的禮樂，必須以内在精神的仁爲基礎。可以說仁是禮樂的根本，是禮樂的核心，也是踐行禮樂的前提。
既然禮樂具有仁的内涵，其作用自然不能小覷。孔子說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由此可見，孔子是將學習“樂”看作人格修養的最後一步。“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論語·憲問》）要成爲一個“成人”，也就是人世間的全才，有了智、不欲、勇、藝這四樣還不夠，還必須“文之以禮樂”才能勉強算得上是“成人”。“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恭、慎、勇、直在孔子看來都是美德，但是這些美德要是缺少了禮就會不完美，變得有缺陷。所以，孔子認爲要使人的人格修養完善，就必須對其進行禮與樂的教育。
禮樂教化的作用不僅僅只體現在個人修養上，孔子認爲推行禮樂教化對於政治局面的穩定也有很好的效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禮樂制度不建立起來，連刑罰就會不合理，老百姓就會不知道該怎樣做。那麽反過來，“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統治者要是講求禮樂的話，就不會有老百姓不尊重他。“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憲問》）統治者要是講求禮樂的話，老百姓就會聽話。禮樂教化的治世功能在這裡是孔子說的是再明白不過了。
綜上所述，禮與樂是孔子學説中非常重要的兩個範疇。它們不僅體現了孔子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實踐的理想，也體現了孔子所認爲達到這種理想境界的方法。
參考書目：
1．《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北京：中華書局，2007
2．《論語別裁》，南怀瑾，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論語譯註》，楊伯峻，北京：中華書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