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晋商企业家精神与晋商文化

  【摘 要】企业家精神是近年来学者们探讨的热点,本文从晋商历史去理解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根据晋商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认为晋商文化是晋商是企业家精神的生成环境。

  【关键词】晋商;企业家精神;文化

  1.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是今年来学者们探讨的热点。

  学者们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个性特征(米勒,1983),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行动(德鲁克,2007),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克服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种力量(奈特,1921)。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并无统一说法,但是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企业家的创业及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源泉(李政,2010)[1]。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企业家精神越活跃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也较高(吴向鹏,高波2007)[2]。

  2.晋商的企业家精神

  明清时期,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是山西。“海内最富”,是山西曾经的荣誉。但是从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上来讲,山西并没有优势,那么明清时期的山西省为什么能够成为海内最富呢?本文认为晋商的创业及创新活动是推动山西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晋商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则是真正的发动机。

  晋商的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为:第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山西大地贫瘠,生物鲜少,自然环境的欠佳一定程度上逼迫山西农民将眼光放得更远,不再依赖于贫瘠的土地,而是悉心寻求,勇敢地“走西口”,去创造口外的一片天地。例如山西榆次常家的常立仁21岁“随叔营商业去而服贾……辛苦跋涉,往来恒数千里”,“出外塞北、辽东,每多岁月;入张城时,大雪没马胫,东出昌图,日行百里,饕风虐雪,沿路无人烟,时车帷敝不周,寒益甚,以诸肆事方急,不敢息,至则日夜焦虑,以期尽善,致疾数次”[3]。“走西口”走出了一批伟大的晋商乔贵发等,走出了晋商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第二,晋商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表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例如晋商首创人身顶股制,按照个人才能、资历与业绩来确定身股的价值,勿需出资本只需以身股的份额所顶的数量股份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将商号的经营与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大大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晋商首创山西票号,使不同地域间的资金可以更快地调拨,实现了地域间的商务流通更快更安全,也同时把其自身业务从商业领域拓展到了金融领域,并逐渐走向“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的巅峰;晋商首创东掌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进行了分离,大东家与掌柜成为委托-代理的关系,这种放权行为体现了大东家对掌柜的信任,使掌柜可以尽情施展才华,为大东家谋取利益[4]。

  3.晋商文化---企业家精神的生成环境

  企业家精神从何而来?为什么山西省具有如此丰厚的企业家资源,而且这些企业家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本文根据晋商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认为晋商文化哺育了晋商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晋商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商建业。晋商突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认为经商业贾同样能够实现人生价值。当地十分推崇“学而优则商”,这主要是由于从商相较于仕途是相对容易成功的路径,明清时期科举维艰呈现“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的局面。此外,山西豪商大贾的纷纷涌现,在当地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让跟多的人愿意追随从商的队旅。

  第二,审时度势。山西商人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信息,及时抓住贸易时机,做出快速的决策。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是明初的“开中法”,晋商通过运输军需物资领取“盐引”,凭“盐引”领盐,再到官府规定的销盐区售卖而获利。二是民族贸易。清政府由于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不再限制中俄边境线上的对外贸易,东南沿海地带却海禁森严,因此中国大陆形成了西北开放东南封闭的贸易格局。晋商看准时机,北上与俄进行陆路贸易,例如在福建采购并加工包装砖茶运往恰克图销售,商人不必缴税(直到咸丰元年),故积累了大量财富。三是军需贸易。清统一内外蒙古,晋商搞军需贸易,垄断松沈、内外蒙市场。

  第三,诚信守义。关羽祖籍山西解县,一生“敦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是诚信忠义的化身。晋商尊奉乡人关公,以关公的“诚信守义”来规范商业行为,坚持“不取不义之财”、“以义制利”,重视商业信誉,民谚有“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晋商史中有许多有名的有关诚信仁义的故事,例如祁县乔家的“胡麻油”故事,经手伙计为谋厚利,在油中搀假。掌柜发现后,当即辞掉伙计,将整批油倒掉重装,并连夜写出告示收回售出的掺假油或对顾客补差额以示赔罪。再如光绪年间最为兴盛的大德通票号的“贬值事件”,由于1931年战乱造成晋钞严重贬值,兑换率约25:1。当时,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大德通票号非但没有趁火打劫,还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在存款户取存款时,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维护了大德通票号的信誉。

  第四,和气为贵。“和”是晋商长期遵循的商业行为准则,晋商与同行之间提倡平等竞争,又相互关照。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迅速打开局面,往往是由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晋商以地缘乡土关系为基础,以关圣为共同伦理取向,以会馆为维系纽带,将各大地域性的商业集团连接起来,彼此之间讲义气、讲帮靠,形成一种商业大气候,不仅商号之间友好相处,而且左右逢源。无论是朋合营利的方式,“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还是之后的东伙制“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都证明了商号之间相互提携,同舟共济的合作观念。

  第五,重视人格,扶困济危。晋商大都追求高尚人格,乐善好施,扶贫救危。例如光绪三年的山西等省由于大旱导致灾民遍地,祁县乔家规定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同时在街上设锅施粥以赈灾民。榆次常家在捐银3万两后,又“以工代赈”的名义修建戏楼,只需村民搬一块砖就可以管其一顿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楼也修了三年。当国家遇难,民族危亡之时,晋商关心国家社稷,慷慨解囊,大捐军饷。如康熙年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范毓宾自费办售军粮,辗转沙漠万里,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节约国费以亿两计,由于敌袭所遭受的损失全部一人承担,为平定叛乱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4.结语

  晋商能够发展基业长达500年之久,是与其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的,而其企业家精神则来源于晋商文化的哺育。晋商因勇敢创业及不断创新而开创商业格局,因其高尚的道德伦理文化而维系成功,二者相得益彰。从晋商的成功史可以看出文化的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可以借鉴晋商文化,汲取其精华,与时代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培育企业家精神。

  参考文献:

  [1]李政.创业型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策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吴向鹏,高波.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6):74-80.

  [3]白明东.晋商常家商业伦理的基本特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

  139-141.

  [4]张志文.创新机制变化与明清晋商的兴衰[J].商业时代,2009(10):122-124.

  作者简介:叶宏球(1987-),男,江西九江人,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企业家精神是近年来学者们探讨的热点,本文从晋商历史去理解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根据晋商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认为晋商文化是晋商是企业家精神的生成环境。

  【关键词】晋商;企业家精神;文化

  1.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是今年来学者们探讨的热点。

  学者们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个性特征(米勒,1983),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行动(德鲁克,2007),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克服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种力量(奈特,1921)。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并无统一说法,但是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企业家的创业及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源泉(李政,2010)[1]。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企业家精神越活跃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也较高(吴向鹏,高波2007)[2]。

  2.晋商的企业家精神

  明清时期,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是山西。“海内最富”,是山西曾经的荣誉。但是从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上来讲,山西并没有优势,那么明清时期的山西省为什么能够成为海内最富呢?本文认为晋商的创业及创新活动是推动山西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晋商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则是真正的发动机。

  晋商的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为:第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山西大地贫瘠,生物鲜少,自然环境的欠佳一定程度上逼迫山西农民将眼光放得更远,不再依赖于贫瘠的土地,而是悉心寻求,勇敢地“走西口”,去创造口外的一片天地。例如山西榆次常家的常立仁21岁“随叔营商业去而服贾……辛苦跋涉,往来恒数千里”,“出外塞北、辽东,每多岁月;入张城时,大雪没马胫,东出昌图,日行百里,饕风虐雪,沿路无人烟,时车帷敝不周,寒益甚,以诸肆事方急,不敢息,至则日夜焦虑,以期尽善,致疾数次”[3]。“走西口”走出了一批伟大的晋商乔贵发等,走出了晋商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第二,晋商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表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例如晋商首创人身顶股制,按照个人才能、资历与业绩来确定身股的价值,勿需出资本只需以身股的份额所顶的数量股份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将商号的经营与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大大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晋商首创山西票号,使不同地域间的资金可以更快地调拨,实现了地域间的商务流通更快更安全,也同时把其自身业务从商业领域拓展到了金融领域,并逐渐走向“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的巅峰;晋商首创东掌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进行了分离,大东家与掌柜成为委托-代理的关系,这种放权行为体现了大东家对掌柜的信任,使掌柜可以尽情施展才华,为大东家谋取利益[4]。

  3.晋商文化---企业家精神的生成环境

  企业家精神从何而来?为什么山西省具有如此丰厚的企业家资源,而且这些企业家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本文根据晋商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认为晋商文化哺育了晋商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晋商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商建业。晋商突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认为经商业贾同样能够实现人生价值。当地十分推崇“学而优则商”,这主要是由于从商相较于仕途是相对容易成功的路径,明清时期科举维艰呈现“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的局面。此外,山西豪商大贾的纷纷涌现,在当地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让跟多的人愿意追随从商的队旅。

  第二,审时度势。山西商人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信息,及时抓住贸易时机,做出快速的决策。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是明初的“开中法”,晋商通过运输军需物资领取“盐引”,凭“盐引”领盐,再到官府规定的销盐区售卖而获利。二是民族贸易。清政府由于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不再限制中俄边境线上的对外贸易,东南沿海地带却海禁森严,因此中国大陆形成了西北开放东南封闭的贸易格局。晋商看准时机,北上与俄进行陆路贸易,例如在福建采购并加工包装砖茶运往恰克图销售,商人不必缴税(直到咸丰元年),故积累了大量财富。三是军需贸易。清统一内外蒙古,晋商搞军需贸易,垄断松沈、内外蒙市场。

  第三,诚信守义。关羽祖籍山西解县,一生“敦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是诚信忠义的化身。晋商尊奉乡人关公,以关公的“诚信守义”来规范商业行为,坚持“不取不义之财”、“以义制利”,重视商业信誉,民谚有“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晋商史中有许多有名的有关诚信仁义的故事,例如祁县乔家的“胡麻油”故事,经手伙计为谋厚利,在油中搀假。掌柜发现后,当即辞掉伙计,将整批油倒掉重装,并连夜写出告示收回售出的掺假油或对顾客补差额以示赔罪。再如光绪年间最为兴盛的大德通票号的“贬值事件”,由于1931年战乱造成晋钞严重贬值,兑换率约25:1。当时,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大德通票号非但没有趁火打劫,还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在存款户取存款时,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维护了大德通票号的信誉。

  第四,和气为贵。“和”是晋商长期遵循的商业行为准则,晋商与同行之间提倡平等竞争,又相互关照。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迅速打开局面,往往是由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晋商以地缘乡土关系为基础,以关圣为共同伦理取向,以会馆为维系纽带,将各大地域性的商业集团连接起来,彼此之间讲义气、讲帮靠,形成一种商业大气候,不仅商号之间友好相处,而且左右逢源。无论是朋合营利的方式,“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还是之后的东伙制“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都证明了商号之间相互提携,同舟共济的合作观念。

  第五,重视人格,扶困济危。晋商大都追求高尚人格,乐善好施,扶贫救危。例如光绪三年的山西等省由于大旱导致灾民遍地,祁县乔家规定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同时在街上设锅施粥以赈灾民。榆次常家在捐银3万两后,又“以工代赈”的名义修建戏楼,只需村民搬一块砖就可以管其一顿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楼也修了三年。当国家遇难,民族危亡之时,晋商关心国家社稷,慷慨解囊,大捐军饷。如康熙年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范毓宾自费办售军粮,辗转沙漠万里,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节约国费以亿两计,由于敌袭所遭受的损失全部一人承担,为平定叛乱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4.结语

  晋商能够发展基业长达500年之久,是与其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的,而其企业家精神则来源于晋商文化的哺育。晋商因勇敢创业及不断创新而开创商业格局,因其高尚的道德伦理文化而维系成功,二者相得益彰。从晋商的成功史可以看出文化的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可以借鉴晋商文化,汲取其精华,与时代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培育企业家精神。

  参考文献:

  [1]李政.创业型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策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吴向鹏,高波.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6):74-80.

  [3]白明东.晋商常家商业伦理的基本特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

  139-141.

  [4]张志文.创新机制变化与明清晋商的兴衰[J].商业时代,2009(10):122-124.

  作者简介:叶宏球(1987-),男,江西九江人,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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