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申请书，又称入党申请报告，是要求入党的人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提出的一种书面材料。入党申请书标志着申请人经过了郑重思考，向党组织表明自己有入党的志愿和要求，使党组织了解申请人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便于党组织对申请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教育、考察，同时也是党组织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每一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写好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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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巨变，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第一位伟大人物。但是，辛亥革命因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失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军阀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连年混战，国家处于长期的动乱和分裂之中，中国迫切地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成长和壮大，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达到200万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加剧。这种现状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找新的出路，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这场革命风暴到来的预兆和前奏。虽然初期新文化运动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思想文化运动，但是它以民主与科学为基本口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最深刻的影响，就是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会议竟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六三”大逮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主要斗争形式是学生罢课；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斗争形式由学生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迫于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历将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准备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要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必须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集中力量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同时，也在努力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命纲领，以指导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2年7月16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2名，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并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的。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的罢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在农民运动方面，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由南向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而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的来临，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五卅运动波及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掌握权力的人物，而这时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表明革命形势虽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危机。
北伐战争与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革命战争，它打击的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军阀，他们10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受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迫切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他们英勇善战，获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使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向前推进。1927年初，北伐军先后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当北伐军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党没有能够采取应付突发事变的正确措施。结果，蒋介石反动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新的军阀统治，持续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党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所有这些，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斗争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背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疯狂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夏明翰等一批党的活动家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急剧减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在形势异常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自己掌握和影响下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爆发不久，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八七会议”后，许多地方党组织为之振奋，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改变原定部署，毅然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部队转入农村，在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形势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作出了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六大后，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密切结合的。红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并以土地革命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支持革命战争的进行。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实践，到1931年，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到1930年的上半年，党在领导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经过经验的积累，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革命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1928年至1930年年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著作，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党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八七会议”后，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这条错误路线到1928年4月基本结束，这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奋斗中遭受的第一次挫折。1929年下半年，随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错误第二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到很大损失。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被纠正不久，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又形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这一统治长达四年之久，曾经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政治上，否认“九一八”事变
后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以及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没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主张打倒一切，否认联合。2、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土地政策，这种超越革命阶段的土地政策，给根据地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3、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4、军事上，放弃过去反“围剿”战争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错误的战争指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5、革命道路上，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否认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在此前后，除陕甘、川陕两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
遵义会议与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开始长征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进军途中，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党领导各路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战胜了自然条件的险恶，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1935年10月，中央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同陕北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今属宁夏）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奠定了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的围剿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华北的侵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策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于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对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努力，实现了与张、杨之间的合作。华北事变(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虽然也发生了变化，但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项承诺。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关键，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
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入党申请书，又称入党申请报告，是要求入党的人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提出的一种书面材料。入党申请书标志着申请人经过了郑重思考，向党组织表明自己有入党的志愿和要求，使党组织了解申请人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便于党组织对申请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教育、考察，同时也是党组织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每一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写好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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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巨变，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第一位伟大人物。但是，辛亥革命因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失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军阀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连年混战，国家处于长期的动乱和分裂之中，中国迫切地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成长和壮大，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达到200万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加剧。这种现状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找新的出路，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这场革命风暴到来的预兆和前奏。虽然初期新文化运动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思想文化运动，但是它以民主与科学为基本口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最深刻的影响，就是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会议竟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六三”大逮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主要斗争形式是学生罢课；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斗争形式由学生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迫于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历将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准备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要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必须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集中力量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同时，也在努力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命纲领，以指导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2年7月16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2名，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并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的。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的罢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在农民运动方面，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由南向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而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的来临，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五卅运动波及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掌握权力的人物，而这时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表明革命形势虽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危机。
北伐战争与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革命战争，它打击的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军阀，他们10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受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迫切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他们英勇善战，获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使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向前推进。1927年初，北伐军先后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当北伐军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党没有能够采取应付突发事变的正确措施。结果，蒋介石反动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新的军阀统治，持续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党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所有这些，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斗争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背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疯狂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夏明翰等一批党的活动家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急剧减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在形势异常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自己掌握和影响下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爆发不久，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八七会议”后，许多地方党组织为之振奋，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改变原定部署，毅然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部队转入农村，在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形势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作出了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六大后，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密切结合的。红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并以土地革命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支持革命战争的进行。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实践，到1931年，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到1930年的上半年，党在领导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经过经验的积累，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革命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1928年至1930年年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著作，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党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八七会议”后，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这条错误路线到1928年4月基本结束，这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奋斗中遭受的第一次挫折。1929年下半年，随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错误第二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到很大损失。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被纠正不久，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又形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这一统治长达四年之久，曾经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政治上，否认“九一八”事变
后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以及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没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主张打倒一切，否认联合。2、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土地政策，这种超越革命阶段的土地政策，给根据地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3、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4、军事上，放弃过去反“围剿”战争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错误的战争指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5、革命道路上，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否认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在此前后，除陕甘、川陕两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
遵义会议与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开始长征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进军途中，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党领导各路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战胜了自然条件的险恶，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1935年10月，中央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同陕北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今属宁夏）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奠定了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的围剿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华北的侵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策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于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对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努力，实现了与张、杨之间的合作。华北事变(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虽然也发生了变化，但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项承诺。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关键，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
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