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模仿艺术
·马策
《谎言的衰落》，（英）奥斯卡·王尔德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版，39，80元
奥斯卡·王尔德，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文艺运动大师。源于拉斐尔前派画家和印象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灵感启示，王尔德的美学原则，最著名的一条恐怕就是生活模仿艺术。他反对自然而重艺术之美，认为自然是粗俗的、单调的，是一种“未完成式的现存状态”，自然的不完美恰好为艺术预留了巨大的创造空间。在理解他的艺术批评之前，不妨先观赏一下他的行为美学。
走进王尔德的书斋，就走进了诗文、名画和宝石的艺术世界。他穿着“奇装异服”出行，游手好闲，风流倜傥，像个纨绔子弟，更像个艺术至上的花花公子派。在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王尔德将田野上的石竹和菊花染上绿色，再别上胸襟。他不喜欢太艳丽的自然颜色。不过，他最喜欢佩戴的还是一朵小向日葵（肯定也经过着色处理），这几乎成了他胸襟上的标志。他还频频出入夜总会和沙龙，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深得女士们宠爱。他的幻美姿态，成了伦敦的眩目风景，据说，当年整个伦敦贵族阶层都竞相模仿王尔德。这个伟大的唯美主义者，还请来裁缝师，用上好的料子，为他家旁边的一个乞丐做了一套衣服。衣服做好时，王尔德甚至用粉笔标示出衣服的缺憾之处。从此以后，他家的窗户下站着的是一位衣着华贵的老人，乞丐不再惹怒他的趣味了。“甚
至连贫穷也应该是美丽的”，他这样说道。另有记载表明，他还去美国巡回演讲，所到之处，无不为崇拜者追逐，他不得不雇佣两个秘书，一个负责为他签名，一个负责帮他应付女性仰慕者，她们都想要一根王尔德的头发留作纪念。
王尔德沉浸在唯美中，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着美而展开，他以美的王子自居，美已渗入他的骨髓，世界似乎不再忧伤。在陈腐、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他的行为（尤其是他的同性恋）真可谓离经叛道，而他的思想在百年之后依然具有颠覆性。“美是象征的象征。美揭示了一切，因为他从不表达。当它向我们展现它自身时，它向我们展现了整个色彩炽烈的世界。最高的艺术拒绝人类精神的负担，它从一种新媒介或新鲜素材中所得到的东西，要多于它从所有的艺术狂热、崇高激情或任何一次人类意识的伟大觉醒中所获得的东西。它沿着自身的谱系纯正地延续。它不象征任何时代，而时代却是它的象征。正是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美……”上面这段话，见于他的艺术批评文选《谎言的衰落》。这本文选奠定了他唯美主义大师的地位。书中的六篇文论无一不涉及到他对唯美主义原则的维护。透过他充沛、奢华、丰盈、浪漫的抒情性文字，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在唯美世界中漫游并梦想着的王尔德。他广博的学识、深刻的洞见和叛逆的批评，展示了那个虚伪时代难能可贵的自由之思。再没有比他更前卫、更先锋的了。
谎言就是虚构，就是想象。在《谎言的衰落》一文中，王尔德宣告，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现实主义全盘失败。他认为，左拉的自然（现实）
主义缺乏想象力；甚至莎士比亚也不无缺陷，他太热中于生活的直接体验，而且借用了生活本身的表白方式，他忘了，艺术一旦放弃了虚构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他因此得出自己的美学信条：艺术除了自己以外从不表达任何东西；所有坏的艺术都是重返了生活和自然，并把它们抬升到理想的结果；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撒谎，对不真实的美妙事物的讲述，是艺术的正当目的。王尔德能够信手拈来地自由引证古希腊作品，自古希腊“艺术模仿说”以来，“生活模仿艺术”的理论还从未被提出过。但在王尔德看来，“杰出的艺术家创造出新的典型，生活就试着去模仿他”，在世界美学史上，他自己就是个身体力行的模仿艺术的典范，从而使生活和艺术水乳交融。生活中的模仿本能，就在于生活的自觉目标是寻求表达，而艺术家提供了某些美妙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生活就可以展现自己的潜能。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是，外在的自然也在模仿艺术——王尔德说，这是自然的魅力之谜，也解释了自然的弱点。
《笔杆子、画笔和毒药》是一篇人物传略，传主温莱特既是诗人、画家、艺术评论家，又是个狡猾隐秘的投毒犯。王尔德借此将艺术之美从道德领域拯救出来。在那个道学家横行的年代，这肯定是“政治不正确”的，但他坚持认为“内在的美德不是艺术的真正基础”，他批判的正是宽恕罪犯而不原谅梦想家的社会现状。
在《作为艺家的批评家》（之一、之二）中，王尔德表现出对古希腊人的心智的热烈向往，以对话体例探讨批评是“创作中的创作”，纠正
了批评低于创造的俗见，批评家无所事事又无所不谈。最高的批评是针对灵魂的，它比创作更富有创造性，批评家的主要目标是剥离对象指向美本身。艺术不同于伦理，批评家的品质既不是公正超然，也不是理性、真诚，而是对美和美留给我们的各种印象高度敏感的气质。王尔德激赏彼时在英格兰兴起的装饰艺术运动，对运动主将拉斐尔前派著名画家和设计师莫里斯颇为认同。
王尔德赞同这种观点：衣服的品质在于它的表现性。出于为自己奇幻的穿戴壮胆或自我辩护，他钻研人类服饰史，据说成了有名的服饰专家。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中华丽服饰的《面具的真理》，可视作这方面的成果。该文同样持唯美立场，坚信艺术的目标就是实现自身的完美。他的华丽戏装的理念是，“以真理的幻象为手段，以美的幻象为结果”。
在王尔德看来，艺术是一种激烈的个人主义模式，甚至是唯一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一文中，他宁可扮演煽动者的角色，鼓舞人们去偷窃，认为行善是有害的——他抨击私有制对个人心智和自由个性的腐蚀，从而导致艺术的堕落，而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通往个人主义的，而且是一种“通过欢乐来表现自己的个人主义”。他还认为，最适合艺术家的统治形式就是无政府的统治形式。他对乌托邦更是心向往之：“一副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根本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遗漏了一个国度，而人类总在那里登陆。”这种思想出自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一点都不奇怪。他说，“新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新的希腊精神。”
在欧洲艺术史上，有两个反叛主义的天才人物。一个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光芒万丈的少年通灵者。一个就是“戴天鹅绒贝蕾帽的安提努厄斯（古罗马美男子）”的王尔德。他们恰好都诞生于1854年。兰波曾在巴黎的贵夫沙龙里醉酒，甚至站在桌子上当众撒尿并朗诵诗歌，19岁以前就完成了他不朽的诗篇，然后远赴非洲贩卖军火、黄金和象牙，30出头在沙漠里死于腿部坏疽。王尔德则因同性恋“有伤风化”被叛入狱，美陨落了，他的时代果然不能原谅梦想家。他出狱后不久自愿流亡，1900年死于巴黎。他和兰波曾经在伦敦和巴黎遥相呼应，共同制造了那个时代最为绚烂的文学神话。“上帝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社会地位、才气，并富有挑战知识。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让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费思猜疑。”——王尔德在狱中曾经这样自我评价。
2004，8，23
生活模仿艺术
·马策
《谎言的衰落》，（英）奥斯卡·王尔德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版，39，80元
奥斯卡·王尔德，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文艺运动大师。源于拉斐尔前派画家和印象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灵感启示，王尔德的美学原则，最著名的一条恐怕就是生活模仿艺术。他反对自然而重艺术之美，认为自然是粗俗的、单调的，是一种“未完成式的现存状态”，自然的不完美恰好为艺术预留了巨大的创造空间。在理解他的艺术批评之前，不妨先观赏一下他的行为美学。
走进王尔德的书斋，就走进了诗文、名画和宝石的艺术世界。他穿着“奇装异服”出行，游手好闲，风流倜傥，像个纨绔子弟，更像个艺术至上的花花公子派。在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王尔德将田野上的石竹和菊花染上绿色，再别上胸襟。他不喜欢太艳丽的自然颜色。不过，他最喜欢佩戴的还是一朵小向日葵（肯定也经过着色处理），这几乎成了他胸襟上的标志。他还频频出入夜总会和沙龙，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深得女士们宠爱。他的幻美姿态，成了伦敦的眩目风景，据说，当年整个伦敦贵族阶层都竞相模仿王尔德。这个伟大的唯美主义者，还请来裁缝师，用上好的料子，为他家旁边的一个乞丐做了一套衣服。衣服做好时，王尔德甚至用粉笔标示出衣服的缺憾之处。从此以后，他家的窗户下站着的是一位衣着华贵的老人，乞丐不再惹怒他的趣味了。“甚
至连贫穷也应该是美丽的”，他这样说道。另有记载表明，他还去美国巡回演讲，所到之处，无不为崇拜者追逐，他不得不雇佣两个秘书，一个负责为他签名，一个负责帮他应付女性仰慕者，她们都想要一根王尔德的头发留作纪念。
王尔德沉浸在唯美中，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着美而展开，他以美的王子自居，美已渗入他的骨髓，世界似乎不再忧伤。在陈腐、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他的行为（尤其是他的同性恋）真可谓离经叛道，而他的思想在百年之后依然具有颠覆性。“美是象征的象征。美揭示了一切，因为他从不表达。当它向我们展现它自身时，它向我们展现了整个色彩炽烈的世界。最高的艺术拒绝人类精神的负担，它从一种新媒介或新鲜素材中所得到的东西，要多于它从所有的艺术狂热、崇高激情或任何一次人类意识的伟大觉醒中所获得的东西。它沿着自身的谱系纯正地延续。它不象征任何时代，而时代却是它的象征。正是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美……”上面这段话，见于他的艺术批评文选《谎言的衰落》。这本文选奠定了他唯美主义大师的地位。书中的六篇文论无一不涉及到他对唯美主义原则的维护。透过他充沛、奢华、丰盈、浪漫的抒情性文字，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在唯美世界中漫游并梦想着的王尔德。他广博的学识、深刻的洞见和叛逆的批评，展示了那个虚伪时代难能可贵的自由之思。再没有比他更前卫、更先锋的了。
谎言就是虚构，就是想象。在《谎言的衰落》一文中，王尔德宣告，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现实主义全盘失败。他认为，左拉的自然（现实）
主义缺乏想象力；甚至莎士比亚也不无缺陷，他太热中于生活的直接体验，而且借用了生活本身的表白方式，他忘了，艺术一旦放弃了虚构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他因此得出自己的美学信条：艺术除了自己以外从不表达任何东西；所有坏的艺术都是重返了生活和自然，并把它们抬升到理想的结果；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撒谎，对不真实的美妙事物的讲述，是艺术的正当目的。王尔德能够信手拈来地自由引证古希腊作品，自古希腊“艺术模仿说”以来，“生活模仿艺术”的理论还从未被提出过。但在王尔德看来，“杰出的艺术家创造出新的典型，生活就试着去模仿他”，在世界美学史上，他自己就是个身体力行的模仿艺术的典范，从而使生活和艺术水乳交融。生活中的模仿本能，就在于生活的自觉目标是寻求表达，而艺术家提供了某些美妙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生活就可以展现自己的潜能。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是，外在的自然也在模仿艺术——王尔德说，这是自然的魅力之谜，也解释了自然的弱点。
《笔杆子、画笔和毒药》是一篇人物传略，传主温莱特既是诗人、画家、艺术评论家，又是个狡猾隐秘的投毒犯。王尔德借此将艺术之美从道德领域拯救出来。在那个道学家横行的年代，这肯定是“政治不正确”的，但他坚持认为“内在的美德不是艺术的真正基础”，他批判的正是宽恕罪犯而不原谅梦想家的社会现状。
在《作为艺家的批评家》（之一、之二）中，王尔德表现出对古希腊人的心智的热烈向往，以对话体例探讨批评是“创作中的创作”，纠正
了批评低于创造的俗见，批评家无所事事又无所不谈。最高的批评是针对灵魂的，它比创作更富有创造性，批评家的主要目标是剥离对象指向美本身。艺术不同于伦理，批评家的品质既不是公正超然，也不是理性、真诚，而是对美和美留给我们的各种印象高度敏感的气质。王尔德激赏彼时在英格兰兴起的装饰艺术运动，对运动主将拉斐尔前派著名画家和设计师莫里斯颇为认同。
王尔德赞同这种观点：衣服的品质在于它的表现性。出于为自己奇幻的穿戴壮胆或自我辩护，他钻研人类服饰史，据说成了有名的服饰专家。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中华丽服饰的《面具的真理》，可视作这方面的成果。该文同样持唯美立场，坚信艺术的目标就是实现自身的完美。他的华丽戏装的理念是，“以真理的幻象为手段，以美的幻象为结果”。
在王尔德看来，艺术是一种激烈的个人主义模式，甚至是唯一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一文中，他宁可扮演煽动者的角色，鼓舞人们去偷窃，认为行善是有害的——他抨击私有制对个人心智和自由个性的腐蚀，从而导致艺术的堕落，而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通往个人主义的，而且是一种“通过欢乐来表现自己的个人主义”。他还认为，最适合艺术家的统治形式就是无政府的统治形式。他对乌托邦更是心向往之：“一副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根本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遗漏了一个国度，而人类总在那里登陆。”这种思想出自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一点都不奇怪。他说，“新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新的希腊精神。”
在欧洲艺术史上，有两个反叛主义的天才人物。一个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光芒万丈的少年通灵者。一个就是“戴天鹅绒贝蕾帽的安提努厄斯（古罗马美男子）”的王尔德。他们恰好都诞生于1854年。兰波曾在巴黎的贵夫沙龙里醉酒，甚至站在桌子上当众撒尿并朗诵诗歌，19岁以前就完成了他不朽的诗篇，然后远赴非洲贩卖军火、黄金和象牙，30出头在沙漠里死于腿部坏疽。王尔德则因同性恋“有伤风化”被叛入狱，美陨落了，他的时代果然不能原谅梦想家。他出狱后不久自愿流亡，1900年死于巴黎。他和兰波曾经在伦敦和巴黎遥相呼应，共同制造了那个时代最为绚烂的文学神话。“上帝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社会地位、才气，并富有挑战知识。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让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费思猜疑。”——王尔德在狱中曾经这样自我评价。
2004，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