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不合作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颇有所闻。那么，什么叫不合作，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不合作？借此，我愿直抒己见。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两个问题：
首先是基拉法问题，印度的穆斯林为此心如刀割。英国首相经过深思熟虑的、以英国名义许下的诺言已陷入泥潭。由于印度穆斯林的努力，并经英国政府斟酌再三后作出的许诺，现已化为乌有，伟大的伊斯兰宗教正处于危险之中。
穆斯林教徒们坚持认为——我敢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不列颠不履行诺言，他们对不列颠就不可能有真心实意和忠诚。如果让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忠诚于与不列颠的关系还是忠诚于他的信仰和穆罕默德之间作出抉择，他会不加思索地作出抉择一一他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抉择。
穆斯林们直言不讳地、公开而又体面地向全世界声明，如果不列颠的部长们和不列颠民族违背诺言，不想尊重居住在印度、信奉伊斯兰教的7000万臣民的感情，就可能失去穆斯林对他们的忠诚。然而，这对其他印度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是否要与穆斯林同胞一起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只有当政府保护你们自尊心的时候，合作才是你们一的职责。同样，党政府不但不保护你，反而剥夺你的尊严时，不合作就是你的天职。这就是不合作之真谛。
们这样做，你们便抓住了向穆斯林同胞表达友好亲善和深情厚谊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证明你们多年来所说的话：穆斯林是印度教的兄弟。如果印度教徒认为，你们同穆斯林的兄弟般的血肉情谊胜于同英国人的关系，如果你们发现穆斯林的要求是公正的，是出自真挚的感情的，是伟大的宗教情感，那么我要提醒你们，只要他们的事业依然是正义的，为达到最终目标而做的一切是正义的、体面的、无损于印度的，你们就要对穆斯林一帮到底，别无选择。印度的穆斯林已经接受了这些简单的条件。这是在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接受印度教徒提供的援助，可以永远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他们的事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正义的时候，才决定接受同伴伸出的援助之手的。然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将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欧洲所有基督教列强面前，并向后者表明，尽管印度还很懦弱，但她还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自尊，并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信仰和自尊而献身。
基拉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还有一个旁遮普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问题像旁遮普问题那样令印度心碎。我并非没有考虑到1857年暴动，印度在暴动期间曾蒙受极大的痛苦。然而，在通过《罗拉特法案》期间和此后所遭受的凌辱，在印度史上却是空前的。因为，在同旁遮普暴力事件有关的问题上，你要求从英国那里得到公正，但你不得不寻求得到这种公正的途径和方法。无论是上议院、下议院，还是印度总督和蒙塔古先生，谁不知道印度在基拉法和旁遮普问题上的感情。但在议会两院的辩论中，蒙塔古先生和总督大人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向你证实，他们谁愿意给予属于印度并为印度所急需的公正呢？我建议，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设法摆脱这一困境。
除非我们使自己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平起平坐，除非我们从他们手中获得自尊，否则我们同他们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互相联系和友好交往。因而，我敢于提出这个绝妙的而又无可辩驳的不合作办法。
有人告诉我，不合作违反宪法。
我敢否认这是违反宪法的。相反，我确信，不合作是正义的，是一条宗教原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力，它完全符合宪法。一位不列颠帝国的狂热推崇者曾说过，在不列颠的宪法里，甚至连一场成功的叛乱也是全然合法的。他还列举了一些令我无法否认的历史事件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要叛乱就其通常含意是指用暴力手段夺取公正，我认为无论成败都是不合法的。相反，我反复向我的同胞言明，暴力行为不管能给欧洲带来什么，绝不适合印度。
我的兄弟和朋友肖卡特·阿里相信暴力方法。如果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抽出利剑去反击不列颠帝国，我知道他有男子汉的勇气，他能够看清应该向不列颠帝国宣战。然而，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认识到暴力手段不适合于印度，于是他站到我一边，接受了我的微薄援助并保证：只要与我在一起，只要相信这个道理，他就永远不会有对任何一个英国人，甚至对地球上任何人施行暴力的念头。此时此刻我要告诉你们，他言必行，行必果，始终虔诚地信守诺言。在此我能作证，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同时，我要求印度接受这一计划。我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英属印度的战士行列中，没有哪个人胜过肖卡特·阿里。当剑出鞘的一刻来临，如果确实来临的话，你们会发现他会抽出利剑，而我就会隐退到印度斯坦的丛林深处。一旦印度接受利剑的信条，我将结束作为印度人的生命。因为我相信印度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因为我相信几百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告诉印度先辈们，人类的公正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真正的公正是建立在自我牺牲、道义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上。我对此忠贞不渝，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信念。为此，我告诉你们，我的朋友在相信暴力的同时，也相信非暴力是弱者的一种武器。我相信，一个最坚强的战士才敢于手无寸铁、赤裸着胸膛面对敌人而死。这就是不合作的非暴力的关键所在。因而，我敢向睿智的同胞们说，只要坚持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这种不合作主义就没有什么违反宪法之处。
请问，我对不列颠政府说“我拒绝为你服务”，难道这违反宪法？难道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席先生恭敬地辞去所有政府授的官衔也违反宪法？
难道家长从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的学校领回自己的孩子也违反宪法？难道一个律师说“只要法律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我的地位，我就不再拥护法律”违反宪法？难道一个文职人员或法官指出：“我拒绝为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服务”也违反宪法？再请问，如果一位警察或一位士兵，当他知道自己是被征来效忠于迫害自己同胞的政府时，提出辞呈也违反宪法？如果我到克里希纳河畔对一位农民说“假如政府不是用你的税款来提高你的地位，相反地在削弱你的地位，你交税是不明智的”，难道这也违反宪法？我确信并敢于指出，这没有违反宪法，根本没有！况且，我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并没有人提出过疑义。在盖拉，我曾在七十万农民中间工作过，他们停止了交税，整个印度都支持我。没有谁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在我提出的一整套不合作计划中，无一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我敢说，在这个违反宪法的政府中间，在这个已经庄严地制定了宪法的国度里确有严重的违反宪法的行为——使印度成为一个懦弱的民族，只得在地上爬行，让印度人民忍受强加于她的侮辱才是严重的违反宪法；让7000万印度穆斯林屈从于对他们的宗教施行不道德的暴力才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宪法；让整个印度麻木不仁地同一个践踏旁遮普尊严的非正义的政府合作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同胞们，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尊严，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世代相传的高尚传统的后裔和维护者，你们不支持不合作立场就是违反宪法，同这样一个变得如此非正义的政府合作就是违反宪法。我不是一个反英主义者，不是一个反不列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反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反对虚伪，反对欺骗，反对不公。这个政府坚持非正义一天，就会视我为敌一天——把我视为死敌。在阿姆利则的国会上——我对你们开诚布公——我曾跪在你们中的一些人面前，恳求你们同这
有关不合作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颇有所闻。那么，什么叫不合作，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不合作？借此，我愿直抒己见。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两个问题：
首先是基拉法问题，印度的穆斯林为此心如刀割。英国首相经过深思熟虑的、以英国名义许下的诺言已陷入泥潭。由于印度穆斯林的努力，并经英国政府斟酌再三后作出的许诺，现已化为乌有，伟大的伊斯兰宗教正处于危险之中。
穆斯林教徒们坚持认为——我敢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不列颠不履行诺言，他们对不列颠就不可能有真心实意和忠诚。如果让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忠诚于与不列颠的关系还是忠诚于他的信仰和穆罕默德之间作出抉择，他会不加思索地作出抉择一一他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抉择。
穆斯林们直言不讳地、公开而又体面地向全世界声明，如果不列颠的部长们和不列颠民族违背诺言，不想尊重居住在印度、信奉伊斯兰教的7000万臣民的感情，就可能失去穆斯林对他们的忠诚。然而，这对其他印度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是否要与穆斯林同胞一起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只有当政府保护你们自尊心的时候，合作才是你们一的职责。同样，党政府不但不保护你，反而剥夺你的尊严时，不合作就是你的天职。这就是不合作之真谛。
们这样做，你们便抓住了向穆斯林同胞表达友好亲善和深情厚谊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证明你们多年来所说的话：穆斯林是印度教的兄弟。如果印度教徒认为，你们同穆斯林的兄弟般的血肉情谊胜于同英国人的关系，如果你们发现穆斯林的要求是公正的，是出自真挚的感情的，是伟大的宗教情感，那么我要提醒你们，只要他们的事业依然是正义的，为达到最终目标而做的一切是正义的、体面的、无损于印度的，你们就要对穆斯林一帮到底，别无选择。印度的穆斯林已经接受了这些简单的条件。这是在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接受印度教徒提供的援助，可以永远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他们的事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正义的时候，才决定接受同伴伸出的援助之手的。然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将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欧洲所有基督教列强面前，并向后者表明，尽管印度还很懦弱，但她还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自尊，并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信仰和自尊而献身。
基拉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还有一个旁遮普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问题像旁遮普问题那样令印度心碎。我并非没有考虑到1857年暴动，印度在暴动期间曾蒙受极大的痛苦。然而，在通过《罗拉特法案》期间和此后所遭受的凌辱，在印度史上却是空前的。因为，在同旁遮普暴力事件有关的问题上，你要求从英国那里得到公正，但你不得不寻求得到这种公正的途径和方法。无论是上议院、下议院，还是印度总督和蒙塔古先生，谁不知道印度在基拉法和旁遮普问题上的感情。但在议会两院的辩论中，蒙塔古先生和总督大人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向你证实，他们谁愿意给予属于印度并为印度所急需的公正呢？我建议，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设法摆脱这一困境。
除非我们使自己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平起平坐，除非我们从他们手中获得自尊，否则我们同他们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互相联系和友好交往。因而，我敢于提出这个绝妙的而又无可辩驳的不合作办法。
有人告诉我，不合作违反宪法。
我敢否认这是违反宪法的。相反，我确信，不合作是正义的，是一条宗教原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力，它完全符合宪法。一位不列颠帝国的狂热推崇者曾说过，在不列颠的宪法里，甚至连一场成功的叛乱也是全然合法的。他还列举了一些令我无法否认的历史事件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要叛乱就其通常含意是指用暴力手段夺取公正，我认为无论成败都是不合法的。相反，我反复向我的同胞言明，暴力行为不管能给欧洲带来什么，绝不适合印度。
我的兄弟和朋友肖卡特·阿里相信暴力方法。如果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抽出利剑去反击不列颠帝国，我知道他有男子汉的勇气，他能够看清应该向不列颠帝国宣战。然而，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认识到暴力手段不适合于印度，于是他站到我一边，接受了我的微薄援助并保证：只要与我在一起，只要相信这个道理，他就永远不会有对任何一个英国人，甚至对地球上任何人施行暴力的念头。此时此刻我要告诉你们，他言必行，行必果，始终虔诚地信守诺言。在此我能作证，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同时，我要求印度接受这一计划。我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英属印度的战士行列中，没有哪个人胜过肖卡特·阿里。当剑出鞘的一刻来临，如果确实来临的话，你们会发现他会抽出利剑，而我就会隐退到印度斯坦的丛林深处。一旦印度接受利剑的信条，我将结束作为印度人的生命。因为我相信印度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因为我相信几百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告诉印度先辈们，人类的公正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真正的公正是建立在自我牺牲、道义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上。我对此忠贞不渝，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信念。为此，我告诉你们，我的朋友在相信暴力的同时，也相信非暴力是弱者的一种武器。我相信，一个最坚强的战士才敢于手无寸铁、赤裸着胸膛面对敌人而死。这就是不合作的非暴力的关键所在。因而，我敢向睿智的同胞们说，只要坚持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这种不合作主义就没有什么违反宪法之处。
请问，我对不列颠政府说“我拒绝为你服务”，难道这违反宪法？难道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席先生恭敬地辞去所有政府授的官衔也违反宪法？
难道家长从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的学校领回自己的孩子也违反宪法？难道一个律师说“只要法律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我的地位，我就不再拥护法律”违反宪法？难道一个文职人员或法官指出：“我拒绝为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服务”也违反宪法？再请问，如果一位警察或一位士兵，当他知道自己是被征来效忠于迫害自己同胞的政府时，提出辞呈也违反宪法？如果我到克里希纳河畔对一位农民说“假如政府不是用你的税款来提高你的地位，相反地在削弱你的地位，你交税是不明智的”，难道这也违反宪法？我确信并敢于指出，这没有违反宪法，根本没有！况且，我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并没有人提出过疑义。在盖拉，我曾在七十万农民中间工作过，他们停止了交税，整个印度都支持我。没有谁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在我提出的一整套不合作计划中，无一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我敢说，在这个违反宪法的政府中间，在这个已经庄严地制定了宪法的国度里确有严重的违反宪法的行为——使印度成为一个懦弱的民族，只得在地上爬行，让印度人民忍受强加于她的侮辱才是严重的违反宪法；让7000万印度穆斯林屈从于对他们的宗教施行不道德的暴力才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宪法；让整个印度麻木不仁地同一个践踏旁遮普尊严的非正义的政府合作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同胞们，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尊严，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世代相传的高尚传统的后裔和维护者，你们不支持不合作立场就是违反宪法，同这样一个变得如此非正义的政府合作就是违反宪法。我不是一个反英主义者，不是一个反不列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反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反对虚伪，反对欺骗，反对不公。这个政府坚持非正义一天，就会视我为敌一天——把我视为死敌。在阿姆利则的国会上——我对你们开诚布公——我曾跪在你们中的一些人面前，恳求你们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