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天下第一奇书——《天怒》
——悼著名反腐纪实类小说作家陈放
近日闲来无事，随便翻了一些杂书，发现其中一本与众不同，书皮已略显陈旧，黑色的封面外皮脱落的不得不用报纸作书皮包在外面，翻开一看，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两个大字：天怒。我心里想既然是用黑色作为书的封面，莫非里面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再仔细一看介绍，是一本描写“当今官场”的书，心想可能是什么“为官三十六计、四十八招、七十二式”的禁书吧，应该有点儿年头了。书的作者是方文，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那是他的笔名，真名是陈放，出生于1944年，殁于1995年11月19日，黑龙江哈尔滨人。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迫害达12年之久，1978年平反后任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大型期刊《华人世界》主编，人民日报与香港星岛日报合资文化刊物《星光月刊》常务副总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 （摘自“八斗文学”网站： http://www.8dou.net/html/writershow_4434.shtml，2007年2月14日登录）
一．读后随感
《天怒》这部书我是连夜读完的，而当我读完时，天儿已经渐亮了。但是，仍旧伏在床上，靠着手机发出的微弱光茫看完这部小说的我，面对着眼前这部著作，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我顿时就陷入了一种无限的沉思„„
到底在思什么？
我也说不清，但是我可以清楚的记得当时读完后的第一感受就是：这本书写的真是太“真实”了！我感觉我简直激动的快要落泪了！什么是天下第一奇书？这——就是天下第一奇书！
刚开始读时，我本来以为《天怒》可能只是一本腐朽的俗套的官场纪实作品而已，但是我读完了才发现当初的思考是多么的荒谬和庸俗！小说作者，站在一个普通平民的视角，以一颗平常百姓的心，通过对一系列故事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他以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民对于“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于“清正廉洁”的无限渴望。小说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所谓的国家公务员，所谓的人民公仆们的丑恶嘴脸和阳奉阴违，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像陈虎、陶素玲、焦小玉、方工等一大批正义的人民检察官和共产党员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主动请缨、迎难而上、弃而不舍的崇高精神！到现在，我还记着书中一个重要人物、一个因公殉职的女检察官陶素玲，在案件勘察现场，拿着手中的万宝路香烟，对书中主人公陈虎说的那句话：
“„„你今天要是能有收获，就当奖杯发给你„„”
可是„„陶素玲同志刚说完这句话不久，就由于犯罪分子的阴谋诡计而永远、永远、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身为女检察官的她，才年仅26岁„„
26岁——这是一个多么如花似水的年龄啊！当许多这个年龄的女孩还在读书、找工作、谈恋爱、生孩子，为自己的前途奔波，尽情的享受生命和生活的美好时，她——一个普通的女检察官，却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用一个普通的人民检察官的生命捍卫了帽子上国徽的尊严！
面对着书中这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人物，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感人事迹触动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和难以预料的困难时所表现出的淡定自若和顽强意志，太值得我用一辈子来学习了。所以，相比之下，想一想自己现在的困难和挫折，真的太狭隘、太微不足道、太不值一提了！
二．小说背景
《天怒》这部小说第一稿写于1995年12月至1996年元旦5日，第二稿在第一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写于1996年5月15日至1996年6月15日。众所周知，1995年4月，中国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突然饮弹身亡，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因王宝森案件引咎辞职。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其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摘自“正义网”网站：http://www.jcrb.com/zyw/n1/ca6856.htm，2007年2月14日登录） 从时间上看，小说正好写于陈希同腐化案案发七个月后，由此，我们不禁猜想：此书难道与陈希同案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另外，从内容上看，《天怒》整部小说恰恰是以某市常务副市长何启章突然死亡为开篇拉开的一场尖锐复杂的反腐斗争的大幕，并且小说中许多情节与当年北京市陈希同、王宝森腐化案非常相似，比如陈希同之子陈小同，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偷将外宾送给北京市的礼物带出市政府私自销赃的情节，书中也有类似详细的描述，除此之外，书中还谈到了某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秘书郝相寿畏罪潜逃至拉美地区的情节，后来陈希同、王宝森案的侦查结果也几乎验证了书中早有的预测。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天怒》正是以当年北京市陈希同、王宝森案为背景而展开叙述的长篇小说。本书故事曲折、情节紧张、案中有案，环环相扣，既生动塑造了纪检、检察等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英雄形像，又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腐败分子的复杂性格和剖析了他们如何走上犯罪之路。本书达到了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完美的审美价值的统一。一问世就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同时，我们也不禁要问：作者能够在《天怒》这部小说中有这么多关于所谓的“官场潜规则”的详细描述，恐怕不可能全都是作者想象的结果，他应该和当时北京市的领导层和官场有一定的接触吧？！
对于这个疑问，我们首先可以看一看作者的背景情况，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作者陈放在1978年平反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大型期刊《华人世界》主编，人民日报与香港星岛日报合资文化刊物《星光月刊》常务副总编。应该讲，这些期刊或刊物显然是党的喉舌之一，作者作为这些期刊的领导，也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与高层或政坛来往，有来往也必然就会有所见识和体验，想必这些应当就是作者能够提取如此生动、真实的素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作者生前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民族正义感和对公正的呼吁。作家的良心促使我去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写这本书承受的内在精神压力比较大，因为这样高层的政治斗争，建国以来没有人写过。九五年五月陈希同案件曝光，六月份我开始写这本，十月份写完，但是对材料的占有是在案件发生之前。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的北京，而是综合了所有的案件。北京的案子作为素材的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我朋友很多，包括北京市政府的朋友，我曾和陈希同，陈小同一起吃过饭。几十年，一直在政治圈里生活，对圈内的各色人物都很熟悉，了解政府的运作，办公程序是什么样的，这是能够写出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国内的作家们反映，纯粹的作家写不出这本书的，因为作家不熟悉体制内的生活，没有长期政治生活的丰厚积累。朋友之间的谈话提供了一些案件的背景和细节，但是这些都是只言片语，没有积累是写不了的。对我来说，有一点材料，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必然怎么发展，书里的情有些是书出版之后被证实的，有些是到目前也可能是上个月刚刚被确认有此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把握。办案的检查官也在研究这本书，这本书的产生有点奇迹，属于非正常，不断被新发现的证据所证明，好像我就是成员之一似的，与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包括罪犯。要不怎么知道他们跑到拉美呢？罪犯跑到拉美我是有推理的，因为美国、日本、欧洲都不能去，全世界窝藏罪犯的地点只有一个就是拉美，事实证明他们就是跑到拉美去了。我跟那个逃跑的人认识。作者的预言性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只要是建立在科学和人性的基础上，有时虚构就是一种预言，很多作家是可以破案的。” （摘自“网大”网站：http://culture.netbig.com/topic/935/20000803/49608.htm，2007年3月3日登录）
三．思想解读
《天怒》是一部反腐纪实类小说，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反腐故事深入浅出的细
致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当今官场部分官员们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所表现出的许多复杂的心态和扭曲的心理，很有代表意义，也很有心理学、政治学、腐败学、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价值。那么，书读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来解答了。这就是如何看待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
对于当今官场的众生百态，《天怒》里面有许多精辟的对话、经典的理论和深入的剖析，在此，我并不想长篇累牍的讲道理、说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上面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对书中某些案例的研究和分析阐明我的观点，这样读起来也不会太过于枯燥和乏味。当然，本人声明，以下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完全客观，希望大家能多提宝贵意见。
《天怒》读书笔记加个人分析：
1、“申请？你们能接待吗？一句‘无可奉告’就把我们打发了！”(p2) 这句话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记者说的，当时反贪局长周森林刚从外面回来走出车门，结果一下被记者们围了上来，与周森林同时下车的姑娘陶素玲用力拨开伸到嘴边的话筒大声说：“记者同志们，请让开，周局长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你们要采访，请按组织程序向市委提出申请。让开！请让开！”，周森林板着面孔说：“现在确实是无可奉告，我要开回去，请同志们不要妨碍公务！”最后，记者们被周围的警卫驱散了，也没有采访成功。
书读到这里，真的感觉非常别扭，我们的新闻记者们履行他们的职责采访我们的国家公务人员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要阻挡呢？还动不动的就动用警卫，有那个必要吗？这个现象恐怕不是小说杜撰，想必也是现在采访的实际情况吧。那么它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它反映出我们的政府与大众传媒还不能或至少是不善于与媒体和大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政府的大官小官们，把自己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看成是“机密”，不向外界透露一丁点儿。他们总是喜欢看着领导的眼色、听者领导的吩咐、揣摩领导的心思，拍着领导的马屁。最后，把本来简单的“政治”搞得特别神秘，好像谁在这方面做得好，就说明谁在政治上有悟性，谁就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并前途远大似的。哎，最终受苦的还不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嘛。我们的新闻记者连采访都要受到如此多的限制，甚至还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说什么“妨碍公务”，怎么可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如果什么都要向上面请示并批准了才能采访，又怎么可能进行及时地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又何在呢？就算是批准了，那些早已经安排好了的采访，又有什么意义，做给谁看得呢？当然，就更不用提什么所谓的“新闻监督”了！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
2、新闻联播与政治气候。(p11—p12)
反贪局处长陈虎把电视频道调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节目，看了一会儿后关上。他问他的助手陶素玲说“你注意到没有，本市新闻和中央台的新闻
联播还有新闻30分，有什么区别？看出什么门道没有？”陶素玲感到非常疑惑，没有答出来，陈虎继续说道：“自何市长出事后，从焦书记到一般市委委员频频在市新闻节目曝光，今天接见，明天发奖，后天大会，出现频率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呢，竟然连一条我市的新闻也没播过。以往，每天差不多都会播一条，有时甚至是两条。焦书记的形象在新闻联播出现过两次，但两次都是他参加中央的活动。玲玲，你不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吗？”
陶素玲还是感到疑惑，陈虎解释说：
“中国的报纸、新闻、电视，学问大啦！谁的名字排前，谁的名字排后，谁的活动用几号字见报，发表在第几版，以及电视新闻的出场频率，是否用半身近景的特写，都是政治气候的直接反映。关起门来说，我觉得中央对焦书记已经有了看法，中央掌握的情况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但你要是会看新闻会看报，能感觉出来一些东西，感觉到微妙的变化。”
我当时读到这里，感到这官场还真是“深似海”啊!里面的“道道”太多了，简直一辈子也学不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普通的新闻，一个普通的报道，非搞得就跟载人航天似的，什么“谁的名字排前，谁的名字排后，谁的活动用几号字见报，发表在第几版，以及电视新闻的出场频率，是否用半身近景的特写”，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非要插入许许多多的“技术参数”，真是读起来乏味枯燥得很！人民日报如果这样办下去的话，恐怕以后没有人爱看了，即使要看也得随身带个高级翻译。由此，我在想：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的新闻记者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去让他们自己、创造自己发挥呢？国家能不能少一些控制、少一些不必要的监管？
但是，说到这里，以上的分析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这么一搞，就把政治搞得太过神秘了。这样，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公众就会感觉政治是个深不可测的学问而不敢轻易接触，长此以往，公众就会变得远离政治和漠视政治，因为谁都觉得深可谁又都弄不明白，谁也不敢冒然去碰它，免得让自己下不了台。最后，公众就会慢慢的不信任这个政治而远离这个政治了。如果公众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文明又怎么可能实现呢？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就拿有些地区的选举来说，虽然贴着“珍惜民主权力，投好庄严一票”之类的标语，可是公众们是怎么想的呢？我不说别人，我身边就有相当一部人根本不重视我们的政治选举，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来参与，因为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个选举是假的。另一方面，某些利益熏心的人可能怀着邪恶的动机而利用政治的这种神秘性，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行为不会轻易被大众和检查机关发现，所以便会更加放心大胆的搞贪污腐败。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认为我们的政治应当公开化，应当透明化才能叫政治文明，否则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政治权术。
3、焦腾远的秘书沈石聆听郝相寿谈“秘书经”。（p48—p51）
焦腾远的秘书沈石与焦腾远原秘书、现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在市委机要室喝茶、抽烟。郝相寿给他总结了一下“秘书经”，最后，沈石自己又领悟出了一条秘书经。
第一条：先奏后斩；这比较好理解，就是大事要请示后再处理，出了事，与秘书无关。这是做秘书的最常用的方法。
第二条：先斩后奏；这就需要秘书本人有一定的勇气和准确的判断力。遇事先请示，固然好。但有些事情，你请示了领导，但领导不变表态，你请示了，等于给领导出了个难题。比如接到了一封举报信，这封举报信是举报领导子女的，如果拿着举报信给领导汇报，领导就会非常尴尬，很难表态，按照党性原则，应该批复你调查，或者转到有关部门处理，但他心里愿意这样做吗？肯定不愿意，因为那毕竟是他的子女。所以处理这类事，秘书就要自作主张，把信扣下，然后找个适当的机会，轻描淡写的提一提，领导心里就有了数，把你列入了自己人的行列，记住了你的忠心。但这条不能乱用，只能在领导遇到尴尬问题时才能用。乱用，就是目无领导。
第三条：斩而不奏；就是指有些事情，秘书自己做了最好不要告诉领导。比如领导不在家时送了两条烟，这件事即使不说，领导早晚也会知道，但如果说了，等于让领导落了个受贿的嫌疑。所以像这种事情都应当斩而不奏才是。
第四条：奏而不斩；这条指的是有些事情向领导请示，领导也批复了，但如果领导批复的很勉强，其实领导心里并不真想办此事，但又不得不同意，做秘书的就应当来个奏而不斩，拖下去不办，将来有人查，领导可以说我已经交办了，没办是秘书的责任，这也算是为领导分忧。
读了“秘书经”，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官场是如此的深奥！想不到一个当秘书的竟然也有这么多的“经”。看来行政能力也不是单纯从书本上就能学得，还必须得在实践中磨炼一下才行，否则，真的不能理解这些东西，即使理解了也很难运用的随心所欲。
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p69）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赵五州的父亲赵太极于临刑前写给陈虎检察官的最后一句话。同时，这也是写给所有善良勇敢的反腐战士们的最后一句话。它高度的概括了反腐败的原因和目的。正所谓：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5、“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悼念黎尚民同志（p173） 说得好啊！“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能堪“英雄”二字？！寥寥数人耳。陈虎写这句话一是为了悼念黎尚民同志，二来也是为了自勉，我也照猫画虎，抄录于此，自勉一下吧。
6、“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
（p176）
同样是我欣赏的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一种心态，耐得住寂寞也是一种能力。
7、计算机公司经理的“腐败双重性格论”。（p248—p249）
计算机公司经理的“腐败双重性格论”是指腐败虽然破坏了正常的国家权力运转体系，但是它也有有益的一面，那就是它可以稳定社会的结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套理论是在荒谬不过的了
8、郝相寿的“反腐败不可能彻底论”。（p282—p284）
评天下第一奇书——《天怒》
——悼著名反腐纪实类小说作家陈放
近日闲来无事，随便翻了一些杂书，发现其中一本与众不同，书皮已略显陈旧，黑色的封面外皮脱落的不得不用报纸作书皮包在外面，翻开一看，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两个大字：天怒。我心里想既然是用黑色作为书的封面，莫非里面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再仔细一看介绍，是一本描写“当今官场”的书，心想可能是什么“为官三十六计、四十八招、七十二式”的禁书吧，应该有点儿年头了。书的作者是方文，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那是他的笔名，真名是陈放，出生于1944年，殁于1995年11月19日，黑龙江哈尔滨人。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迫害达12年之久，1978年平反后任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大型期刊《华人世界》主编，人民日报与香港星岛日报合资文化刊物《星光月刊》常务副总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 （摘自“八斗文学”网站： http://www.8dou.net/html/writershow_4434.shtml，2007年2月14日登录）
一．读后随感
《天怒》这部书我是连夜读完的，而当我读完时，天儿已经渐亮了。但是，仍旧伏在床上，靠着手机发出的微弱光茫看完这部小说的我，面对着眼前这部著作，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我顿时就陷入了一种无限的沉思„„
到底在思什么？
我也说不清，但是我可以清楚的记得当时读完后的第一感受就是：这本书写的真是太“真实”了！我感觉我简直激动的快要落泪了！什么是天下第一奇书？这——就是天下第一奇书！
刚开始读时，我本来以为《天怒》可能只是一本腐朽的俗套的官场纪实作品而已，但是我读完了才发现当初的思考是多么的荒谬和庸俗！小说作者，站在一个普通平民的视角，以一颗平常百姓的心，通过对一系列故事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他以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民对于“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于“清正廉洁”的无限渴望。小说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所谓的国家公务员，所谓的人民公仆们的丑恶嘴脸和阳奉阴违，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像陈虎、陶素玲、焦小玉、方工等一大批正义的人民检察官和共产党员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主动请缨、迎难而上、弃而不舍的崇高精神！到现在，我还记着书中一个重要人物、一个因公殉职的女检察官陶素玲，在案件勘察现场，拿着手中的万宝路香烟，对书中主人公陈虎说的那句话：
“„„你今天要是能有收获，就当奖杯发给你„„”
可是„„陶素玲同志刚说完这句话不久，就由于犯罪分子的阴谋诡计而永远、永远、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身为女检察官的她，才年仅26岁„„
26岁——这是一个多么如花似水的年龄啊！当许多这个年龄的女孩还在读书、找工作、谈恋爱、生孩子，为自己的前途奔波，尽情的享受生命和生活的美好时，她——一个普通的女检察官，却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用一个普通的人民检察官的生命捍卫了帽子上国徽的尊严！
面对着书中这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人物，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感人事迹触动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和难以预料的困难时所表现出的淡定自若和顽强意志，太值得我用一辈子来学习了。所以，相比之下，想一想自己现在的困难和挫折，真的太狭隘、太微不足道、太不值一提了！
二．小说背景
《天怒》这部小说第一稿写于1995年12月至1996年元旦5日，第二稿在第一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写于1996年5月15日至1996年6月15日。众所周知，1995年4月，中国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突然饮弹身亡，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因王宝森案件引咎辞职。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其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摘自“正义网”网站：http://www.jcrb.com/zyw/n1/ca6856.htm，2007年2月14日登录） 从时间上看，小说正好写于陈希同腐化案案发七个月后，由此，我们不禁猜想：此书难道与陈希同案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另外，从内容上看，《天怒》整部小说恰恰是以某市常务副市长何启章突然死亡为开篇拉开的一场尖锐复杂的反腐斗争的大幕，并且小说中许多情节与当年北京市陈希同、王宝森腐化案非常相似，比如陈希同之子陈小同，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偷将外宾送给北京市的礼物带出市政府私自销赃的情节，书中也有类似详细的描述，除此之外，书中还谈到了某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秘书郝相寿畏罪潜逃至拉美地区的情节，后来陈希同、王宝森案的侦查结果也几乎验证了书中早有的预测。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天怒》正是以当年北京市陈希同、王宝森案为背景而展开叙述的长篇小说。本书故事曲折、情节紧张、案中有案，环环相扣，既生动塑造了纪检、检察等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英雄形像，又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腐败分子的复杂性格和剖析了他们如何走上犯罪之路。本书达到了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完美的审美价值的统一。一问世就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同时，我们也不禁要问：作者能够在《天怒》这部小说中有这么多关于所谓的“官场潜规则”的详细描述，恐怕不可能全都是作者想象的结果，他应该和当时北京市的领导层和官场有一定的接触吧？！
对于这个疑问，我们首先可以看一看作者的背景情况，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作者陈放在1978年平反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大型期刊《华人世界》主编，人民日报与香港星岛日报合资文化刊物《星光月刊》常务副总编。应该讲，这些期刊或刊物显然是党的喉舌之一，作者作为这些期刊的领导，也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与高层或政坛来往，有来往也必然就会有所见识和体验，想必这些应当就是作者能够提取如此生动、真实的素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作者生前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民族正义感和对公正的呼吁。作家的良心促使我去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写这本书承受的内在精神压力比较大，因为这样高层的政治斗争，建国以来没有人写过。九五年五月陈希同案件曝光，六月份我开始写这本，十月份写完，但是对材料的占有是在案件发生之前。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的北京，而是综合了所有的案件。北京的案子作为素材的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我朋友很多，包括北京市政府的朋友，我曾和陈希同，陈小同一起吃过饭。几十年，一直在政治圈里生活，对圈内的各色人物都很熟悉，了解政府的运作，办公程序是什么样的，这是能够写出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国内的作家们反映，纯粹的作家写不出这本书的，因为作家不熟悉体制内的生活，没有长期政治生活的丰厚积累。朋友之间的谈话提供了一些案件的背景和细节，但是这些都是只言片语，没有积累是写不了的。对我来说，有一点材料，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必然怎么发展，书里的情有些是书出版之后被证实的，有些是到目前也可能是上个月刚刚被确认有此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把握。办案的检查官也在研究这本书，这本书的产生有点奇迹，属于非正常，不断被新发现的证据所证明，好像我就是成员之一似的，与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包括罪犯。要不怎么知道他们跑到拉美呢？罪犯跑到拉美我是有推理的，因为美国、日本、欧洲都不能去，全世界窝藏罪犯的地点只有一个就是拉美，事实证明他们就是跑到拉美去了。我跟那个逃跑的人认识。作者的预言性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只要是建立在科学和人性的基础上，有时虚构就是一种预言，很多作家是可以破案的。” （摘自“网大”网站：http://culture.netbig.com/topic/935/20000803/49608.htm，2007年3月3日登录）
三．思想解读
《天怒》是一部反腐纪实类小说，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反腐故事深入浅出的细
致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当今官场部分官员们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所表现出的许多复杂的心态和扭曲的心理，很有代表意义，也很有心理学、政治学、腐败学、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价值。那么，书读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来解答了。这就是如何看待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
对于当今官场的众生百态，《天怒》里面有许多精辟的对话、经典的理论和深入的剖析，在此，我并不想长篇累牍的讲道理、说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上面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对书中某些案例的研究和分析阐明我的观点，这样读起来也不会太过于枯燥和乏味。当然，本人声明，以下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完全客观，希望大家能多提宝贵意见。
《天怒》读书笔记加个人分析：
1、“申请？你们能接待吗？一句‘无可奉告’就把我们打发了！”(p2) 这句话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记者说的，当时反贪局长周森林刚从外面回来走出车门，结果一下被记者们围了上来，与周森林同时下车的姑娘陶素玲用力拨开伸到嘴边的话筒大声说：“记者同志们，请让开，周局长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你们要采访，请按组织程序向市委提出申请。让开！请让开！”，周森林板着面孔说：“现在确实是无可奉告，我要开回去，请同志们不要妨碍公务！”最后，记者们被周围的警卫驱散了，也没有采访成功。
书读到这里，真的感觉非常别扭，我们的新闻记者们履行他们的职责采访我们的国家公务人员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要阻挡呢？还动不动的就动用警卫，有那个必要吗？这个现象恐怕不是小说杜撰，想必也是现在采访的实际情况吧。那么它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它反映出我们的政府与大众传媒还不能或至少是不善于与媒体和大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政府的大官小官们，把自己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看成是“机密”，不向外界透露一丁点儿。他们总是喜欢看着领导的眼色、听者领导的吩咐、揣摩领导的心思，拍着领导的马屁。最后，把本来简单的“政治”搞得特别神秘，好像谁在这方面做得好，就说明谁在政治上有悟性，谁就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并前途远大似的。哎，最终受苦的还不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嘛。我们的新闻记者连采访都要受到如此多的限制，甚至还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说什么“妨碍公务”，怎么可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如果什么都要向上面请示并批准了才能采访，又怎么可能进行及时地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又何在呢？就算是批准了，那些早已经安排好了的采访，又有什么意义，做给谁看得呢？当然，就更不用提什么所谓的“新闻监督”了！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
2、新闻联播与政治气候。(p11—p12)
反贪局处长陈虎把电视频道调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节目，看了一会儿后关上。他问他的助手陶素玲说“你注意到没有，本市新闻和中央台的新闻
联播还有新闻30分，有什么区别？看出什么门道没有？”陶素玲感到非常疑惑，没有答出来，陈虎继续说道：“自何市长出事后，从焦书记到一般市委委员频频在市新闻节目曝光，今天接见，明天发奖，后天大会，出现频率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呢，竟然连一条我市的新闻也没播过。以往，每天差不多都会播一条，有时甚至是两条。焦书记的形象在新闻联播出现过两次，但两次都是他参加中央的活动。玲玲，你不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吗？”
陶素玲还是感到疑惑，陈虎解释说：
“中国的报纸、新闻、电视，学问大啦！谁的名字排前，谁的名字排后，谁的活动用几号字见报，发表在第几版，以及电视新闻的出场频率，是否用半身近景的特写，都是政治气候的直接反映。关起门来说，我觉得中央对焦书记已经有了看法，中央掌握的情况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但你要是会看新闻会看报，能感觉出来一些东西，感觉到微妙的变化。”
我当时读到这里，感到这官场还真是“深似海”啊!里面的“道道”太多了，简直一辈子也学不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普通的新闻，一个普通的报道，非搞得就跟载人航天似的，什么“谁的名字排前，谁的名字排后，谁的活动用几号字见报，发表在第几版，以及电视新闻的出场频率，是否用半身近景的特写”，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非要插入许许多多的“技术参数”，真是读起来乏味枯燥得很！人民日报如果这样办下去的话，恐怕以后没有人爱看了，即使要看也得随身带个高级翻译。由此，我在想：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的新闻记者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去让他们自己、创造自己发挥呢？国家能不能少一些控制、少一些不必要的监管？
但是，说到这里，以上的分析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这么一搞，就把政治搞得太过神秘了。这样，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公众就会感觉政治是个深不可测的学问而不敢轻易接触，长此以往，公众就会变得远离政治和漠视政治，因为谁都觉得深可谁又都弄不明白，谁也不敢冒然去碰它，免得让自己下不了台。最后，公众就会慢慢的不信任这个政治而远离这个政治了。如果公众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文明又怎么可能实现呢？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就拿有些地区的选举来说，虽然贴着“珍惜民主权力，投好庄严一票”之类的标语，可是公众们是怎么想的呢？我不说别人，我身边就有相当一部人根本不重视我们的政治选举，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来参与，因为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个选举是假的。另一方面，某些利益熏心的人可能怀着邪恶的动机而利用政治的这种神秘性，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行为不会轻易被大众和检查机关发现，所以便会更加放心大胆的搞贪污腐败。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认为我们的政治应当公开化，应当透明化才能叫政治文明，否则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政治权术。
3、焦腾远的秘书沈石聆听郝相寿谈“秘书经”。（p48—p51）
焦腾远的秘书沈石与焦腾远原秘书、现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在市委机要室喝茶、抽烟。郝相寿给他总结了一下“秘书经”，最后，沈石自己又领悟出了一条秘书经。
第一条：先奏后斩；这比较好理解，就是大事要请示后再处理，出了事，与秘书无关。这是做秘书的最常用的方法。
第二条：先斩后奏；这就需要秘书本人有一定的勇气和准确的判断力。遇事先请示，固然好。但有些事情，你请示了领导，但领导不变表态，你请示了，等于给领导出了个难题。比如接到了一封举报信，这封举报信是举报领导子女的，如果拿着举报信给领导汇报，领导就会非常尴尬，很难表态，按照党性原则，应该批复你调查，或者转到有关部门处理，但他心里愿意这样做吗？肯定不愿意，因为那毕竟是他的子女。所以处理这类事，秘书就要自作主张，把信扣下，然后找个适当的机会，轻描淡写的提一提，领导心里就有了数，把你列入了自己人的行列，记住了你的忠心。但这条不能乱用，只能在领导遇到尴尬问题时才能用。乱用，就是目无领导。
第三条：斩而不奏；就是指有些事情，秘书自己做了最好不要告诉领导。比如领导不在家时送了两条烟，这件事即使不说，领导早晚也会知道，但如果说了，等于让领导落了个受贿的嫌疑。所以像这种事情都应当斩而不奏才是。
第四条：奏而不斩；这条指的是有些事情向领导请示，领导也批复了，但如果领导批复的很勉强，其实领导心里并不真想办此事，但又不得不同意，做秘书的就应当来个奏而不斩，拖下去不办，将来有人查，领导可以说我已经交办了，没办是秘书的责任，这也算是为领导分忧。
读了“秘书经”，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官场是如此的深奥！想不到一个当秘书的竟然也有这么多的“经”。看来行政能力也不是单纯从书本上就能学得，还必须得在实践中磨炼一下才行，否则，真的不能理解这些东西，即使理解了也很难运用的随心所欲。
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p69）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赵五州的父亲赵太极于临刑前写给陈虎检察官的最后一句话。同时，这也是写给所有善良勇敢的反腐战士们的最后一句话。它高度的概括了反腐败的原因和目的。正所谓：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5、“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悼念黎尚民同志（p173） 说得好啊！“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能堪“英雄”二字？！寥寥数人耳。陈虎写这句话一是为了悼念黎尚民同志，二来也是为了自勉，我也照猫画虎，抄录于此，自勉一下吧。
6、“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
（p176）
同样是我欣赏的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一种心态，耐得住寂寞也是一种能力。
7、计算机公司经理的“腐败双重性格论”。（p248—p249）
计算机公司经理的“腐败双重性格论”是指腐败虽然破坏了正常的国家权力运转体系，但是它也有有益的一面，那就是它可以稳定社会的结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套理论是在荒谬不过的了
8、郝相寿的“反腐败不可能彻底论”。（p282—p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