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指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相关实施细则，虽然文件尚未公布，但从会议公报来看，它很明确地提出了在哪些重点领域需要着力推进信息公开，即土地利用规划、拆迁安置、环境治理、扶贫救灾、就业社保等，这些领域是以往最容易产生各种利益纠葛、利益和权利最容易被“截留”的领域，从政府角度说就是官员腐败高发的领域，也是老百姓最有怨气、“上访”反映比较集中的领域。
对于会议确定将在全国选取100个县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何艳玲认为，这说明此前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在基层。应该说，政务公开作为一种倡导的理念，我国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非常具体的细则。现在要做的试点，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突破，希望推动政务公开更加具有操作性。在以前的文件中政务公开更多是一种要求，没有形成可操作的标准和规范，这次提出标准化、规范化是一个进步。
会议还确定，各部门要就本行业本系统主动公开的内容、主体、时限、方式等编制目录并动态更新。何艳玲指出，本质上，这种目录的编制和动态更新还是由部门自己来决定的，这可能会产生公共决策部门化的问题。应注意避免政府部门在政务公开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
何艳玲认为，这些年我国各级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总体上还是有进步的，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市民文化比较浓厚、媒体竞争激烈的地区尤为突出。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开放发展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作为个人和企业决策的参考，形成了一种倒逼政府信息公开的机制。
何艳玲指出，这两年政府在突发事件情况公布上有了一定进步，就是倒逼的结果。这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过去那种“堵”“防”“塞”的方法已经不奏效了，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需要通过更加有效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沟通来达成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
对于政务公开，何艳玲认为，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在法律层面上出台一个统一的、比较详尽的、具体到细目的、可以直接操作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而不能由部门或者地方政府自己决定公开什么信息。
至于建立政务公开效果评估机制，何艳玲指出，这种评估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内部的类似绩效指标考核的评估，另一种是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第三方评估（比如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做的政府信息公开指数测评），后一种尤为重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指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相关实施细则，虽然文件尚未公布，但从会议公报来看，它很明确地提出了在哪些重点领域需要着力推进信息公开，即土地利用规划、拆迁安置、环境治理、扶贫救灾、就业社保等，这些领域是以往最容易产生各种利益纠葛、利益和权利最容易被“截留”的领域，从政府角度说就是官员腐败高发的领域，也是老百姓最有怨气、“上访”反映比较集中的领域。
对于会议确定将在全国选取100个县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何艳玲认为，这说明此前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在基层。应该说，政务公开作为一种倡导的理念，我国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非常具体的细则。现在要做的试点，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突破，希望推动政务公开更加具有操作性。在以前的文件中政务公开更多是一种要求，没有形成可操作的标准和规范，这次提出标准化、规范化是一个进步。
会议还确定，各部门要就本行业本系统主动公开的内容、主体、时限、方式等编制目录并动态更新。何艳玲指出，本质上，这种目录的编制和动态更新还是由部门自己来决定的，这可能会产生公共决策部门化的问题。应注意避免政府部门在政务公开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
何艳玲认为，这些年我国各级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总体上还是有进步的，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市民文化比较浓厚、媒体竞争激烈的地区尤为突出。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开放发展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作为个人和企业决策的参考，形成了一种倒逼政府信息公开的机制。
何艳玲指出，这两年政府在突发事件情况公布上有了一定进步，就是倒逼的结果。这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过去那种“堵”“防”“塞”的方法已经不奏效了，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需要通过更加有效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沟通来达成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
对于政务公开，何艳玲认为，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在法律层面上出台一个统一的、比较详尽的、具体到细目的、可以直接操作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而不能由部门或者地方政府自己决定公开什么信息。
至于建立政务公开效果评估机制，何艳玲指出，这种评估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内部的类似绩效指标考核的评估，另一种是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第三方评估（比如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做的政府信息公开指数测评），后一种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