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花与刀》心得
高一体育 孙伟杰
《菊花与刀》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作品，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约，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报告，后来该报告为美国治理战后日本的政策的基础理论。1946年经过作者整理出版。书中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细致入微的观察方法，深入浅出的表述语言，融思想与趣味为一体，说本书是“了解日本民族的最佳读本”绝非虚言。
日本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样东西：菊花和刀。菊花是皇室的标志，代表着美和艺术；刀代表着荣誉和忠诚。因此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十分复杂个性的民族。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野蛮又文雅，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并且这些矛盾的特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本人对日本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囫囵吞枣之余，看了本书附录“评价与批判”对于川岛武宜给与的提纲性的分析，受益匪浅。川岛认为书中第二章“战后的日本人”第四章“明治维新”第十三章“投降以来的日本人”不重要，这也印证了日本特别是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顽固”立场。
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些章节非常的具有现实意义，她通过具体的事实分析了日本战后的心态，给战后的美国人更加直观的认识，从而把握日本的动向和行动，通过这一点，也印证了作者方法论的正确。作者通过人类活动中的文化素材比较，得出共性和差异。她认为完全依靠本民族对自身的思想行动的认识是盲目和不现实的。每个民族观察生活的透镜是不一样的，
人们很难意识到自身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开看待事物。这就好像一个外科大夫很少能自己给自己做手术一样。她要求对民族差异进行对比，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气度——正视历史的耻辱，坦然面对现实的差距。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真实的事实资料来比较文化的差异，主要是西方的和日本的对比，这给我们的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毕竟中日文化之间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世界人权天定这是不可亵渎的法则，但日本统治与服从都是由报恩的义务构成，恩不是德，但报恩是德。这也从另一面肯定了人作用，只是这种义务不是主观加以履行的而是带有外在的强制性。
我们普遍认为社会的不稳定都来自于各阶层的不平等，中国历来大王变换之旗由于各个阶级的矛盾激化形成。但日本的很少发生朝廷的更迭，天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原因却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世袭等级身份，日本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家族之上，日本人的行动规则也是建筑在家族制度之上，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源于等级制度，大家默认自己的“圈子”各守本分，支撑着繁琐的社会生活。大家都知道日本从7世纪开始就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入本国，但他们没有引入中国没有世袭等级的生活方式，这与他们学习中国的制度的目的不同和与东晋南北朝后中国士族阶层的没落有着主客观上的原因吧。
日本是个受儒家传统浸染的国家，忠义孝悌在日本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当日本人说“我得到了某人的恩惠”他的意思就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的重担”。这种报恩的义务是无限的，从无限中产生了从属、依附的关系。从另一层人身结合的关系范围中说是统治者所付一定的道德义务，而不是“人所付的一般道德义务”。
“仁”是中国的道德标准的本质，它维系了中国的各种人际关系，它是“忠”“孝”的前提。但在日本人的眼里它没有那么突出。它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甚至被用在鸡鸣狗盗者间的利益关系上，“行仁义”成了下九流的道德规范。我认为，孔孟理论在董仲舒以后就不是原来的孔孟之道，它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它到了二程和朱熹发展趋于成熟。日本的唐宋时期的来访学者，也正是看到了“仁”已经不是孔孟原来意义上的“仁”。一方面说明程朱理学虽然确定了它的思想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力还没有显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学者学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辩证吸收中国文化的传统。
作者的陈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是“恩”为主的关系还是“仁”为主的关系，它们都是一种伦理的社会关系，并不存在契约的束缚，它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我们现在多提倡竞争机制，当然这是好的，但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会产生不安定的情绪。竞争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再注视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是拼命的维持自己现在的既得利益——攻击同类，攻守同盟，损人利己都会时刻爆发。怎样建立一个和谐又有竞争的环境，这才是我们需要弄明白和探讨的问题。
人类的文化系统中，有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和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基督文化属于最恶感为基调的文化，人的罪恶要不断地通过自身的赎罪、坦白来释放心身的压力。以耻辱感为主要基调的文化中，人们对引起的罪恶行动感到懊恼，它不能用赎罪和倾吐来减轻压力，他们有庆祝的仪式而没有赎罪的仪式，日本的文化就属于后者。它必须需要外力来约束历来行善而不是来自内心。了解这一点的目的在于，我们不是对日本的以前对周
边各国带来的伤害找理论依据，而是对着日本现实中的一些政治作为。比如，掩盖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等种种丑行，应该给与充分的反映和约束。 菊花与刀，两个截然不同的象征融入在一起，造就了它的精致，它的个性鲜明。作者这样写道：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有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新加坡前总理、资政李光耀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论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的道德世界不可能通过外部世界的矛盾来达到内在的统一，道德不是自主性的自律性的精神世界，它是由他律性的外部强制力得以保障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菊花与刀》依然给我们巨大的启示，这说明民族的个性有着它自身的稳定性。我们认识日本，也以之为鉴，就会正视自己的发展，给我们的行动披上沉静的理性光辉。
读《菊花与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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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刀》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作品，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约，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报告，后来该报告为美国治理战后日本的政策的基础理论。1946年经过作者整理出版。书中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细致入微的观察方法，深入浅出的表述语言，融思想与趣味为一体，说本书是“了解日本民族的最佳读本”绝非虚言。
日本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样东西：菊花和刀。菊花是皇室的标志，代表着美和艺术；刀代表着荣誉和忠诚。因此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十分复杂个性的民族。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野蛮又文雅，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并且这些矛盾的特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本人对日本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囫囵吞枣之余，看了本书附录“评价与批判”对于川岛武宜给与的提纲性的分析，受益匪浅。川岛认为书中第二章“战后的日本人”第四章“明治维新”第十三章“投降以来的日本人”不重要，这也印证了日本特别是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顽固”立场。
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些章节非常的具有现实意义，她通过具体的事实分析了日本战后的心态，给战后的美国人更加直观的认识，从而把握日本的动向和行动，通过这一点，也印证了作者方法论的正确。作者通过人类活动中的文化素材比较，得出共性和差异。她认为完全依靠本民族对自身的思想行动的认识是盲目和不现实的。每个民族观察生活的透镜是不一样的，
人们很难意识到自身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开看待事物。这就好像一个外科大夫很少能自己给自己做手术一样。她要求对民族差异进行对比，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气度——正视历史的耻辱，坦然面对现实的差距。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真实的事实资料来比较文化的差异，主要是西方的和日本的对比，这给我们的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毕竟中日文化之间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世界人权天定这是不可亵渎的法则，但日本统治与服从都是由报恩的义务构成，恩不是德，但报恩是德。这也从另一面肯定了人作用，只是这种义务不是主观加以履行的而是带有外在的强制性。
我们普遍认为社会的不稳定都来自于各阶层的不平等，中国历来大王变换之旗由于各个阶级的矛盾激化形成。但日本的很少发生朝廷的更迭，天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原因却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世袭等级身份，日本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家族之上，日本人的行动规则也是建筑在家族制度之上，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源于等级制度，大家默认自己的“圈子”各守本分，支撑着繁琐的社会生活。大家都知道日本从7世纪开始就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入本国，但他们没有引入中国没有世袭等级的生活方式，这与他们学习中国的制度的目的不同和与东晋南北朝后中国士族阶层的没落有着主客观上的原因吧。
日本是个受儒家传统浸染的国家，忠义孝悌在日本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当日本人说“我得到了某人的恩惠”他的意思就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的重担”。这种报恩的义务是无限的，从无限中产生了从属、依附的关系。从另一层人身结合的关系范围中说是统治者所付一定的道德义务，而不是“人所付的一般道德义务”。
“仁”是中国的道德标准的本质，它维系了中国的各种人际关系，它是“忠”“孝”的前提。但在日本人的眼里它没有那么突出。它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甚至被用在鸡鸣狗盗者间的利益关系上，“行仁义”成了下九流的道德规范。我认为，孔孟理论在董仲舒以后就不是原来的孔孟之道，它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它到了二程和朱熹发展趋于成熟。日本的唐宋时期的来访学者，也正是看到了“仁”已经不是孔孟原来意义上的“仁”。一方面说明程朱理学虽然确定了它的思想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力还没有显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学者学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辩证吸收中国文化的传统。
作者的陈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是“恩”为主的关系还是“仁”为主的关系，它们都是一种伦理的社会关系，并不存在契约的束缚，它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我们现在多提倡竞争机制，当然这是好的，但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会产生不安定的情绪。竞争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再注视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是拼命的维持自己现在的既得利益——攻击同类，攻守同盟，损人利己都会时刻爆发。怎样建立一个和谐又有竞争的环境，这才是我们需要弄明白和探讨的问题。
人类的文化系统中，有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和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基督文化属于最恶感为基调的文化，人的罪恶要不断地通过自身的赎罪、坦白来释放心身的压力。以耻辱感为主要基调的文化中，人们对引起的罪恶行动感到懊恼，它不能用赎罪和倾吐来减轻压力，他们有庆祝的仪式而没有赎罪的仪式，日本的文化就属于后者。它必须需要外力来约束历来行善而不是来自内心。了解这一点的目的在于，我们不是对日本的以前对周
边各国带来的伤害找理论依据，而是对着日本现实中的一些政治作为。比如，掩盖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等种种丑行，应该给与充分的反映和约束。 菊花与刀，两个截然不同的象征融入在一起，造就了它的精致，它的个性鲜明。作者这样写道：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有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新加坡前总理、资政李光耀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论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的道德世界不可能通过外部世界的矛盾来达到内在的统一，道德不是自主性的自律性的精神世界，它是由他律性的外部强制力得以保障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菊花与刀》依然给我们巨大的启示，这说明民族的个性有着它自身的稳定性。我们认识日本，也以之为鉴，就会正视自己的发展，给我们的行动披上沉静的理性光辉。